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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上拥有最多海外移民的国家之一。一般认为，目前至少有三千万海外中国人，分布在差不多世界每一个角落。长期以来，海外移民与中国的联系和互动，一直没有停止过。尤其是近二十年来，海外移民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在关于当代中国研究的主流话语当中，很难见到关于海外中国人的讨论。如何认识和建构中国与海外移民社会互动的模式，是一个被普遍忽视的课题。在中国日益崛起成为一个全球性大国的背景下，中国与海外移民的关系也日趋密切和复杂。双方互动关系的性质和走向，将对中国的发展进程产生直接的影响。
近年来，“海归”的出现，再一次引起国人对于海外移民的关注。“海归”，顾名思义，就是从海外回来的中国人。虽然从八十年代开始，国人已经开始陆续走出国门，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海外中国人仍然是《北京人在纽约》般的虚幻故事，除了徒增国人对域外的想象之外，与现实生活似乎并无直接的关联。然而，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海归”的大规模登陆，骤然把海外中国人带到了国人面前。一时间，“海归”成为大小报纸杂志的热点话题，关于“海归”的书籍也纷纷上市，颇为畅销。报道的焦点，最初围绕着“海归”们的创业故事和成功经验，后来又延伸到他们就业和文化适应问题，以及“小海归”和“小小海归”们所面临的困境等。不知不觉中，“海归”一词也从最初一种比较随意的称谓，变成了准官方用语。二○○二年，在“人民网”一篇关于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报道当中，“海归”被列为反映中国在过去五年所取得成绩的关键词之一。
我们知道，无论是欧美各国还是亚洲的日本、韩国和印度，都有不计其数的海外移民。许多人在海外工作或者居住一段时间后，再返回到母国居住。似乎从来没有听说过，在这些国家也有“海归”一说。回来就回来了，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为什么在中国大陆，我们习惯给从海外回来的人，贴上一个特殊的标签，进行猎奇般的报道呢？热闹之余，很少有人问：“为什么我们会使用这个词，而不是别的？”“‘归’为何意？”“海归”与我们所知道的“华侨”等概念有什么不同？尤其是“海归”与“归侨”有何不同？“海归”现象究竟揭示了什么问题呢？
“海归”带来的新问题
在我们关于海外中国人的知识谱系中，有四个基本的概念。一个是“华侨”，即居住在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以外的中国公民；另一个是“华人”，即具有中国血统的外籍人士，如美籍华人、澳大利亚籍华人等。这两类人定居海外，自然是“海外中国人”的主体。第三个概念是“归侨”，即返回中国定居的华侨；最后一个是“侨眷”，即华侨、华人和归侨的眷属，包括他们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兄弟姐妹、祖父母以及孙子女。“归侨”和“侨眷”虽然身居国内，但是由于他们与海外移民具有的特殊联系，也被当作“海外中国人”的一部分。他们被某些学者称为“国内的海外中国人”，或者王赓武所谓的“外华政策”的一部分。
“海归”的出现，给我们原有的中国—海外移民关系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首先，“海归”代表了一种新型的移民类型。我们知道，“海归”是一个涵盖内容特别庞杂的概念，它既包括仍持有中国国籍的原海外留学人员，又包括已经拿到所在国永久居留权的中国人，以及获得所在国国籍的人士。因此，在这里，“归”就具有了多个层次的含义。它的第一种含义指中国公民回到母国，从这个意义上讲，“海归”与传统的“归侨”概念基本相同。第二种“归”指具有海外某国永久居留权的中国籍人士回到中国，在这个含义上，“归”多半是一种暂居。归来者往往会在中国居住一段时间之后，再返回海外。第三种“归”指已经加入外国籍的具有中国血统人士前来中国。就法律身份而言，这与其说是归，不如说是外籍人士的到访了。显然，就后两种意义而言，“海归”同时居住在两个或者多个国家，具有高度的流动性和身份的混杂性。与传统的华侨从海外迁居中国的单向移动相比，他们的迁徙是多向的和变动不居的。因此，“海归”代表了一种崭新的移民类型，它既不属于“国内的海外中国人”，也不属于“国外的海外中国人”，而是处于两者之间。
目前，在学术界还没有一个恰当的词语来定义“海归”。有人将其称作“新华侨华人”。然而，将“华侨”和“华人”两个概念并用，容易让人混淆两者在国籍界限上的差别，产生“单一的华人散居者”的错觉。这个概念很可能给海外中国人的生存发展带来不利影响，甚至导致历史上所发生的排华悲剧的重演。另外，“新华侨华人”的概念也存在指代不清的问题。它的所谓“新”，究竟指的是海外华人的新一代？新回国的移民？还是刚刚出国的中国人呢？其中的差异，并不容易识别，更容易产生误解。除了“新华侨华人”之外，“新华商”是另一个近来较多出现的词语。然而，这个概念主要以职业分类为基础，显然无法包括为数众多的商业圈之外的“海归”们，也无法被广泛地接受。
其次，“海归”的出现，引发了国人对于双重国籍政策的重新思考。自从一九五五年中国与印尼签订双重国籍协定之后，中国政府明确表示不承认双重国籍。中国公民如果选择加入其他国家的国籍，他们必须放弃中国国籍。反之亦然。因此，很多“海归”由于失去了中国国籍和户口，回到中国以后，在出入境、就业、社会保障、子女入学等方面遇到很多实际困难。他们往往需要花费额外的时间和金钱，去解决没有国籍和户口所带来的不便，而这些不便直接影响到他们在中国的事业发展和家庭安排。因此，近年来，我们听到越来越多来自“海归”以及其他各界的呼声，希望中国政府可以考虑实行双重国籍政策。
最后，“海归”也对外籍人士在中国的永久居留权问题提出了更迫切的要求。与在接受双重国籍上的谨慎态度相比，中国政府在实施永久居留权方面，采取了比较务实和灵活的做法。二○○四年八月，中国的永久居留权制度（俗称“中国绿卡”）正式实行，包括外籍华人在内的所有外国公民，都有权申请在中国的永久居留权。这无疑给那些失去中国国籍的“海归”们带来了很多方便。然而，到目前为止，只有极少数对中国建设具有特殊贡献的人士被批准获得永久居留权。对大多数普通的“海归”来说，要获得这项“殊荣”还有待时日。
“海归”背后的老问题
实际上，海外中国人的大规模回流并不是一个新现象。历史上曾经出现多次海外移民返回中国的大规模迁徙，而最近的一次回国浪潮出现在大约半个世纪之前。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受到新中国诞生的吸引，数十万华侨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和其他阶层的海外移民回到中国，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他们来自世界各地，但以来自东南亚的华侨为主。当时，新中国亟需资金和人才，用以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海外侨汇成为建设资金的重要来源，而回国的华侨青年和知识分子，成为新中国建设所需要的重要人力资源。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杰出贡献的钱学森、李四光、华罗庚、陈宗基、吴恒兴等科学家，以及后来蜚声体坛的王文教、汤仙虎、侯加昌等人，都是这个时期回国的海外华侨。
然而，就整体而言，这些回国的海外移民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逆向的文化震荡”和“回归的危机”。尽管在其他社会环境当中，回归移民也或多或少地面临类似的问题。然而，与其他回归移民不同的是，“归侨”所面临的危机不是来自国内外物质生活水平之间的差距所产生的经济上的困顿，而是认同的困惑。“无论他们怎样努力地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小心翼翼，勤勤恳恳，大多数人都无法改变自己‘华侨’和‘南洋客’的形象……这种来自主流社会的看法,令归侨置于一种身份的空白当中。”建国初期，中国侨务政策的核心是“一视同仁，适当照顾”。这个政策的出发点是好的，希望可以增进归侨对中国的向心力，减少他们在社会适应方面所遇到的困难。然而，这个政策本身存在一个内在的矛盾：“一视同仁”意味着没有差别，而“适当照顾”意味着差别对待，其结果是侨务政策的左右摇摆：归侨在有些时候（例如在五十年代），受到工作和生活上的优待和照顾；而在其他时候（例如在“文革”期间），又受到怀疑、歧视，甚至迫害；改革开放之后，“海外关系”再次成为好东西，“华侨”也一度成为现代性的代名词。总之，他们的命运随着国内政治气候的变迁而忽升忽降。这种政策的波动对“归侨”造成了伤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大批归侨和侨眷黯然离开内地，大部分移居香港和澳门地区。
近年来，“海归”的出现，再一次引起国人对于海外移民的关注。“海归”，顾名思义，就是从海外回来的中国人。虽然从八十年代开始，国人已经开始陆续走出国门，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海外中国人仍然是《北京人在纽约》般的虚幻故事，除了徒增国人对域外的想象之外，与现实生活似乎并无直接的关联。然而，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海归”的大规模登陆，骤然把海外中国人带到了国人面前。一时间，“海归”成为大小报纸杂志的热点话题，关于“海归”的书籍也纷纷上市，颇为畅销。报道的焦点，最初围绕着“海归”们的创业故事和成功经验，后来又延伸到他们就业和文化适应问题，以及“小海归”和“小小海归”们所面临的困境等。不知不觉中，“海归”一词也从最初一种比较随意的称谓，变成了准官方用语。二○○二年，在“人民网”一篇关于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报道当中，“海归”被列为反映中国在过去五年所取得成绩的关键词之一。
我们知道，无论是欧美各国还是亚洲的日本、韩国和印度，都有不计其数的海外移民。许多人在海外工作或者居住一段时间后，再返回到母国居住。似乎从来没有听说过，在这些国家也有“海归”一说。回来就回来了，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为什么在中国大陆，我们习惯给从海外回来的人，贴上一个特殊的标签，进行猎奇般的报道呢？热闹之余，很少有人问：“为什么我们会使用这个词，而不是别的？”“‘归’为何意？”“海归”与我们所知道的“华侨”等概念有什么不同？尤其是“海归”与“归侨”有何不同？“海归”现象究竟揭示了什么问题呢？
“海归”带来的新问题
在我们关于海外中国人的知识谱系中，有四个基本的概念。一个是“华侨”，即居住在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以外的中国公民；另一个是“华人”，即具有中国血统的外籍人士，如美籍华人、澳大利亚籍华人等。这两类人定居海外，自然是“海外中国人”的主体。第三个概念是“归侨”，即返回中国定居的华侨；最后一个是“侨眷”，即华侨、华人和归侨的眷属，包括他们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兄弟姐妹、祖父母以及孙子女。“归侨”和“侨眷”虽然身居国内，但是由于他们与海外移民具有的特殊联系，也被当作“海外中国人”的一部分。他们被某些学者称为“国内的海外中国人”，或者王赓武所谓的“外华政策”的一部分。
“海归”的出现，给我们原有的中国—海外移民关系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首先，“海归”代表了一种新型的移民类型。我们知道，“海归”是一个涵盖内容特别庞杂的概念，它既包括仍持有中国国籍的原海外留学人员，又包括已经拿到所在国永久居留权的中国人，以及获得所在国国籍的人士。因此，在这里，“归”就具有了多个层次的含义。它的第一种含义指中国公民回到母国，从这个意义上讲，“海归”与传统的“归侨”概念基本相同。第二种“归”指具有海外某国永久居留权的中国籍人士回到中国，在这个含义上，“归”多半是一种暂居。归来者往往会在中国居住一段时间之后，再返回海外。第三种“归”指已经加入外国籍的具有中国血统人士前来中国。就法律身份而言，这与其说是归，不如说是外籍人士的到访了。显然，就后两种意义而言，“海归”同时居住在两个或者多个国家，具有高度的流动性和身份的混杂性。与传统的华侨从海外迁居中国的单向移动相比，他们的迁徙是多向的和变动不居的。因此，“海归”代表了一种崭新的移民类型，它既不属于“国内的海外中国人”，也不属于“国外的海外中国人”，而是处于两者之间。
目前，在学术界还没有一个恰当的词语来定义“海归”。有人将其称作“新华侨华人”。然而，将“华侨”和“华人”两个概念并用，容易让人混淆两者在国籍界限上的差别，产生“单一的华人散居者”的错觉。这个概念很可能给海外中国人的生存发展带来不利影响，甚至导致历史上所发生的排华悲剧的重演。另外，“新华侨华人”的概念也存在指代不清的问题。它的所谓“新”，究竟指的是海外华人的新一代？新回国的移民？还是刚刚出国的中国人呢？其中的差异，并不容易识别，更容易产生误解。除了“新华侨华人”之外，“新华商”是另一个近来较多出现的词语。然而，这个概念主要以职业分类为基础，显然无法包括为数众多的商业圈之外的“海归”们，也无法被广泛地接受。
其次，“海归”的出现，引发了国人对于双重国籍政策的重新思考。自从一九五五年中国与印尼签订双重国籍协定之后，中国政府明确表示不承认双重国籍。中国公民如果选择加入其他国家的国籍，他们必须放弃中国国籍。反之亦然。因此，很多“海归”由于失去了中国国籍和户口，回到中国以后，在出入境、就业、社会保障、子女入学等方面遇到很多实际困难。他们往往需要花费额外的时间和金钱，去解决没有国籍和户口所带来的不便，而这些不便直接影响到他们在中国的事业发展和家庭安排。因此，近年来，我们听到越来越多来自“海归”以及其他各界的呼声，希望中国政府可以考虑实行双重国籍政策。
最后，“海归”也对外籍人士在中国的永久居留权问题提出了更迫切的要求。与在接受双重国籍上的谨慎态度相比，中国政府在实施永久居留权方面，采取了比较务实和灵活的做法。二○○四年八月，中国的永久居留权制度（俗称“中国绿卡”）正式实行，包括外籍华人在内的所有外国公民，都有权申请在中国的永久居留权。这无疑给那些失去中国国籍的“海归”们带来了很多方便。然而，到目前为止，只有极少数对中国建设具有特殊贡献的人士被批准获得永久居留权。对大多数普通的“海归”来说，要获得这项“殊荣”还有待时日。
“海归”背后的老问题
实际上，海外中国人的大规模回流并不是一个新现象。历史上曾经出现多次海外移民返回中国的大规模迁徙，而最近的一次回国浪潮出现在大约半个世纪之前。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受到新中国诞生的吸引，数十万华侨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和其他阶层的海外移民回到中国，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他们来自世界各地，但以来自东南亚的华侨为主。当时，新中国亟需资金和人才，用以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海外侨汇成为建设资金的重要来源，而回国的华侨青年和知识分子，成为新中国建设所需要的重要人力资源。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杰出贡献的钱学森、李四光、华罗庚、陈宗基、吴恒兴等科学家，以及后来蜚声体坛的王文教、汤仙虎、侯加昌等人，都是这个时期回国的海外华侨。
然而，就整体而言，这些回国的海外移民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逆向的文化震荡”和“回归的危机”。尽管在其他社会环境当中，回归移民也或多或少地面临类似的问题。然而，与其他回归移民不同的是，“归侨”所面临的危机不是来自国内外物质生活水平之间的差距所产生的经济上的困顿，而是认同的困惑。“无论他们怎样努力地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小心翼翼，勤勤恳恳，大多数人都无法改变自己‘华侨’和‘南洋客’的形象……这种来自主流社会的看法,令归侨置于一种身份的空白当中。”建国初期，中国侨务政策的核心是“一视同仁，适当照顾”。这个政策的出发点是好的，希望可以增进归侨对中国的向心力，减少他们在社会适应方面所遇到的困难。然而，这个政策本身存在一个内在的矛盾：“一视同仁”意味着没有差别，而“适当照顾”意味着差别对待，其结果是侨务政策的左右摇摆：归侨在有些时候（例如在五十年代），受到工作和生活上的优待和照顾；而在其他时候（例如在“文革”期间），又受到怀疑、歧视，甚至迫害；改革开放之后，“海外关系”再次成为好东西，“华侨”也一度成为现代性的代名词。总之，他们的命运随着国内政治气候的变迁而忽升忽降。这种政策的波动对“归侨”造成了伤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大批归侨和侨眷黯然离开内地，大部分移居香港和澳门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