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澳門社會人士提出設立“全民博彩公司”，以全民入股的方式，讓所有市民都參與到澳門博彩業發展的成果分享中來，用股份分紅的方式取代當下的現金分享。這一提議引起社會各界熱議：這一提議有何價值？股份分紅能否取代現金分享？與現金分享相比，孰優孰劣？“全民博彩公司”會不會影響到澳門人的價值觀？“全民博彩公司”會不會加劇澳門經濟單一化的格局？帶著這些疑問，本刊有幸邀請到了澳門立法會議員施家倫、澳門大學博彩研究所所長馮家超、澳門理工學院王五一教授、澳門理工學院蘇文欣副教授、澳門幸運博彩職工總會梁孫旭副理事長，及澳門本地市民一起與大家探討“全民博彩公司”是否可行。
1實行“全民博彩公司”，人人做股東，全民所有。
您認爲可行麽？
王五一（澳門理工學院教授）：
——“這個倡議有其正面積極的思想價值，就是，它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思路：把澳門博彩業的發展與澳門市民的利益之间逹成一個水漲船高的‘活的’關係。但在實際運行上，從經營上，管理靈活度上，體制上和其他私人博企难以進行競爭。”
我主要從經濟學角度上來討論這個事情。澳門相關人士提出的全民博彩公司這一倡議，有其正面積極的價值，又因沒有詳細規劃，而留下更多的討論空間。現金分享計劃與其他方面的利益分享都和博彩業有一定的聯繫，但都不是一種直接的水漲船高的關係。正因如此，一方面，澳門居民享受著博彩業發展的成果，另一方面，又對博彩業産生的一些負面的社會效果有所抵制，甚至産生“遊客够多了，遊客再繼續增加，我們就沒法過日子了”等情緒。在這種矛盾中，“由政府出資、人人入股的全民博企”這一概念，帶出了一個嶄新的意義，就是把澳門博彩業的發展與市民的利益逹成水漲船高的關係。某程度上說，遊客越多，博彩業越旺，博彩收入越高，市民所分得的個人利益也會水漲船高而更多，社會對於博彩業的承受力就會越高，澳門社會也就會更和諧。
全民博彩公司由全民所有，全民入股，這種所有制很奇特，並且沒有先例。全民博彩公司與其他私人博企是一個平行競爭的關係，但在實際運行上，從經營上，管理靈活度上，體制上和其他私人博企相比难以競爭。因爲是公營企業，在面對犯罪活動和藏污納垢方面的問題上，容忍度要更低，應当更廉潔，這對企業盈利肯定是有影響的。以現時六間博企年均盈利40至70億澳門元來推算，若全民博企可年收益50至60億澳門元的話，即使百分之百用來分紅，以全澳近60萬居民來分紅利的計算方法，剛好是人均1萬元，這與現時現金分享數額差距不大，给澳門社會带不来多大“驚喜”。
再且，從商業上的可行性來說，全民博彩公司有很多很難操作的問題，如：居民股份是活的還是死的？新生的小孩是不是要分配？老人股份可否賣掉？五十幾萬的公司股東，那股東大會怎麽開？上市問題？年底分不出花紅怎麽辦？等等……何況，博彩业的社會成本是所有博彩公司造成的，理應由所有博企共同買單，而不是由一家全民博彩公司通过股息分红來为整个博彩社會成本買单。
施家倫（第五屆立法會議員）：
——“政府完全有主導權定遊戲規則出來，通過增發一個賭牌，成立“全民博彩公司”，讓澳門居民實現人人做股東，人人分紅的目標。”
政府應該像一個大家庭的家長那樣合理分配財政，有利於更好建設家園，爲市民謀利。澳門政府財政儲備由回歸前的80億元增加到今天的4000億元，而“家長”每一年向外投資2000多億，回報只有1.6%，遠遠追不上通脹。建議政府積穀防飢，學習挪威、新加坡等國家設立全民基金公司，以政府行爲向外投資，如，投資內地、橫琴及周邊小島，甚至投資到本澳龍頭産業——博彩業。
我認爲，全澳市民不可以只淪爲打工者。2011年度六間博企共賺了近1500億元純利潤，但全澳五萬五千名從業人員只支取合共122億元工資連奬金，即8%都不夠，若以毛利潤計，更是低得可憐。我們驕傲的龍頭產業，博企從業員24小時輪更打工，才分得博企純利潤中幾個百分點的工資回報。
政府早前公佈將於2015年研究賭牌續期，相信政府完全有主導權定一個遊戲規則出來，通過增發一個賭牌，成立一間 “全民博彩公司”，讓澳門居民實現人人做股東，人人分紅的目標。
梁孫旭（澳門幸運博彩職工總會副理事長）：
——“政府成立‘全民博彩公司’成本高，經營能力低。不僅會影響市場的平衡，還未必會賺到錢。”
設“全民博彩公司”，政府需理性思考和全面考慮適不適合。從經濟的角度來說，當市場已經出現一個競爭的狀態之後，政府干預會影響市場結構的發展。特區政府持有或半持有的電視台、自來水公司、電力公司、澳門投資發展股份有限公司、澳門機場，等等，無不是成本高、效率低、經營能力弱。政府投資博企公司除了帶來惡性競爭之外，本身的盈利能力一定比六家博企弱。從市民角度來說，由政府打本做生意的模式，賺的是市民的，蝕的是政府的，當然不是壞事，冇人會反對的，但是這符不符合社會整體的利益呢？
另一方面，博彩業是一個特殊行業，而六家博企主要收入都是來自貴賓廳，其客源一般是一些特殊身份的人或企業老闆，往往不願意透露身份，而一間由政府開的博彩公司，會不會令他們擔心身份被洩露呢？澳門曾有一段時期要求客人進入賭場要出示身份證的，但很快就取消了，原因就在此。再且，六家博企都有一個龐大的客戶網絡和經營網絡，政府是沒有這個營運基礎和條件的。其次，娛樂行業其實有很多灰色的地帶存在，政府企業在追求盈利最大化的同時，還要平衡社會效益，不會去“碰”灰色地帶，這些都會導致政府企業的成本高，經營能力低。
馮家超（澳門大學博彩研究所所長）：
——“這種政府投資、人人做股東的模式，情況將更加複雜，不僅會出現韓國模式問題，亦會對六間博企未來的投資及定位有影響。”
環球博彩公司中，由政府投資、人人做股東的模式是沒有的，至少我沒見過，但近似的博彩經營模式有：公營的加拿大模式，以及公營、私營混合的韓國模式。加拿大博彩公司由政府100%擁有，並委託私人公司管理，政府完全控制博彩發展規模，至今行之有效，這種模式在公有制社會裏是值得學習的。韓國模式與加拿大模式完全不同的是，公營（Seven Luck）、私營並存，都是面向外國遊客市場。但這種韓國模式，不單止市場細，每年博彩毛收入遠低於其應有的規模。而且，至目前止，似乎外界和市場對其的反應都是負面的。 由韓國模式所帶出的一個深層次問題：由於市場上有公有私，政府在監管過程中，必然會在立法、管理、營運上不可避免出現各種角色衝突，以至猜疑及矛盾的產生。引申到澳門這種政府投資、人人做股東的模式，情況將更加複雜，不僅會出現韓國模式的上述問題，亦會對六間博企未來的投資及定位也有影響。而且，花無百日紅，假設他日這間博彩公司因管理不善，或資金管理，或金融風波等而面臨破産，是否市民會變賣資産買單，還是最終由政府動用公帑買單呢？
陳智湧（市民）：
——“我認為可行，而且是很好的政見。這一方案，由於是全民參股，涉及到全民利益，政府採納與否，必須全民表決，然後立法通過才可實行。”
起碼思路是正確的，要看如何實行。這個想法一定會得到澳門廣大市民的支持，因爲其體現了政府是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的理念，用實際的方式把博彩資源回饋給市民。陳明金提出這個理念，體現澳人澳治、民生民享的理念。首先這個概念衝擊到現有財團，會攤分他們現有的利潤，但是利於市民，推行“全民博彩公司”才不會獨厚財團。這一方案，由於是全民參股，涉及到全民利益，政府採納與否，必須全民表決，然後立法通過才可實行。
蘇文欣（澳門理工學院副教授）：
——“對於‘全民博彩公司’這一理念，從政府管治的角度來講，是有所保留的，因爲政府不應該有一個做生意的出發點。”
政府雖然不是經營者，卻通過發牌和政策監管博彩公司，更從博彩業收取巨額稅收，某種程度上，政府也是經營者了。對於“全民博彩公司”這一理念，從政府管治的角度來講，是有所保留的，因爲政府不應該有一個做生意的出發點。現代政府的角色，是應該協調好社會兩大部門：商業和非政府之間的不同利益。若政府傾向一個商業營運公司，從生意行爲上來說，要不斷追求更大盈利，股東才會有錢分，又怎會投放資源在社會公益、公衆利益和社會福利部分呢？ “全民博彩公司”爲了全澳股東的利益，營運者（政府）就要努力推動博彩，以賺取更大的盈利，這樣的話，社會對博彩發展的步伐會接受不了。此外，在制定博彩監管政策上，市民也會要求政府傾斜在全民博彩公司，這樣對其他博企也會不公平。“全民博彩公司”的具體操作上更複雜，如：股權由誰控制？運作上又如何？
施先生（市民）：
——“我認同博彩業也是其投資的一部分。試問，在國情、法律允許之下，只要出發點是好的，是爲廣大市民著想的，社會就可對此進行廣泛探討，而得出一個可行的路徑。”
個人認爲，從全民博彩公司的概念來看，是非常可行的。澳門政府財政盈餘4000億元，怎樣去“錢搵錢”創造更大的經濟效益呢？有社會人士所提出：建議學習新加坡設立投資基金公司，通過投資世界各地而爲市民創造財富。我認同博彩業也是投資基金公司投資的一部分。試問，在國情、法律允許之下，只要是出發點是好的，是爲廣大市民著想的，社會就可對此進行廣泛探討，而得出一個可行的路徑。
2全民博彩公司的股份分紅與現行的現金分享制度相比，孰優孰劣呢？
王五一（澳門理工學院教授）：
——“‘全民博彩公司’這一思路最有價值之處，就是讓澳門居民拿活錢，而現金分享是拿死錢。”
“全民博彩公司”這一思路有價值之處，就是讓澳門居民通過股份分紅拿活錢，等同讓澳門居民有一個預期：今年遊客來的多，明年自己的分紅就會更多。這樣大家對博彩業産生的社會成本的承受力就會提高，澳門社會也就會更和諧。而現在澳門政府的現金分享制度就是拿死錢，雖持續多年，但對於政府明年會否派發，及會派發多少，市民並沒有預期。
施家倫（第五屆立法會議員）：
——“全民基金公司投資全民博彩公司所賺到的財富要爲市民謀福祉，除用作現金分享之外，還可完善其他長遠保障。”
全民基金公司投資全民博彩公司所賺到的財富要爲市民謀福祉，除用作現金分享之外，還可完善其他對澳門人的長遠保障。如：爲下一代建立房屋基金，爲老人家建立退休保障基金，爲澳門人準備一份可往內地香港和外國就醫的醫療保險，等等。
梁孫旭（澳門幸運博彩職工總會副理事長）：
——“股份分紅作爲經濟成果分享這一出發點，很多人都是贊同的，但這個方案未必是一個最好的方案。”
全民博彩公司股份分紅作爲經濟成果分享這一出發點，很多人都是贊同的，但這個方案未必是一個最好的方案。因爲全民博彩公司作爲一項動輒投資數百億的實物投資，隨著周邊市場發生改變時，可能會面對各種經營風險而影響分紅，這些是市場估不到的。而現時的現金分享制度就不同了，政府可因應每年的博彩收入和經濟形勢，靈活地調整分享與否，及分享多少給市民。而且，現金分享相對而言，成本幾乎爲零，對政府和市民雙方都有利。
馮家超（澳門大學博彩研究所所長）：
——“二者取其輕，我情願繼續實行現金分享計劃。”
本人多年以來一直是反對政府派發現金分享，因爲從經濟學角度看，財富由政府庫房轉到市民的口袋，這叫財富轉移效果，過程中並不會增值，公帑作爲公共資源應投放在能産生價值的地方，才叫用得其所。從全民博彩公司的股份分紅來說，不單止是不會産生價值的財富轉移效果問題，更牽涉澳門根基：自由港、市場私有制機制等，這就比“財富轉移”更糟糕。
既然現金分享仍然行之有效，社會上沒有認爲不公平和反對的聲音下，若二者取其輕，我情願繼續實行現金分享計劃。
蘇文欣（澳門理工學院副教授）：
——“現時行之有效的現金分享制度，人人已經是一個股東了，與全民入股沒有多大的區別。”
全民博彩公司的目的，就是希望民衆可以得到更大的博彩回報。現時行之有效的現金分享制度，其實就是政府將博彩稅收的一部分回贈給居民，形式上就類似一間公司派發紅利，意味著政府出現現金回饋方式派股派息的理念，這就等同人人已經是一個股東了，與“全民博彩公司”的區別，就是沒有很清楚的講股東而已。 施先生（市民）：
——“現金分享制度是市民被動接受資助，但是股份分紅是市民主動分享結果。”
這需要分開來講的。政府在2007年推出現金分享計劃，是有其出發點的。而市民亦希望現金分享計劃可每年延續。不過，在政府的角度來看，需不需要派現金分享？派幾多現金分享？都需要參考當其時的經濟發展而定。即派還是不派的主動權在政府的手上，在市民的層面只是一種被動接受的方式。但是全民博彩公司，市民作爲股東自然有資格分享成果，市民擁有獲得分紅的主動權。直至當全民博彩公司股份分紅行之有效，而取代現今分享計劃，就好似若你有了一架私家車了，就可能不再需要電單車代步了。
陳智湧（市民）：
——“全民博彩公司股份分紅更優，市民可以通過參股分到比現金分享更多的錢。現金分享是政府通過直接稅收收入攤分給市民，實際上是一種向市民退稅的行爲。”
全民博彩公司股份分紅更優，市民可以通過參股分到比現金分享更多的錢。且全民博彩公司股份分紅和現金分享計劃不同，現金分享是政府通過直接稅收收入攤分給市民，實際上是一種向市民退稅的行爲，而全民博彩公司是市民親自參與和經營，會提高市民的積極性，推動社會發展。
3設立全民博彩公司，會對澳門整體社會的價值觀產生甚麼影響？
施家倫（第五屆立法會議員）：
——“澳門是一個賭城，因賭而衍生的病態賭徒問題一直都存在，也是澳門政府一直都需要面對和解決的問題。”
有人講，全民博彩公司屬於全民，等同全民撈賭，我絶對不認同。試問，難道沒這間全民博彩公司的存在，澳門街就不是在撈賭了？難道有了全民博彩公司，就會令全澳病態賭徒多了？澳門是一個賭城，因賭而衍生的病態賭徒問題一直都存在，也是澳門政府一直都需要面對和解決的問題。
馮家超（澳門大學博彩研究所所長）：
——“全民博彩公司肯定會影響到澳門整體社會的價值觀更加扭曲，尤其對後生仔影響最大。”
我在2011年11月就提出了“熊貓心態”（即祇願接收、不願付出，欠缺“共建共享”的心態）之說。2012年我又提出 “熊貓心態”已經處於一個蔓延跡象之說。
現金分享、十五年免費教育、高校生書簿津貼……等等，恐怕將來變成一套無止境的社會福利制度，令本澳社會價值觀扭曲。我覺得這是與博彩有關的，政府博彩稅收高，社會福利自然就高，市民一遇到任何問題，第一時間就想政府出來提供幫助，而不想要通過自己的努力向上流動，更不會想到自己對社會貢獻有多少。
全民博彩公司也肯定會影響到澳門整體社會的價值觀更加扭曲，尤其對後生仔影響最大。
蘇文欣（澳門理工學院副教授）：
——“聽起來好好的一個概念，其實對澳門社會的發展負面多過正面。”
澳門博彩業收入至少有90%以上是從內地遊客賺來的。如果政府開一家全民博彩公司的話，就等同專做內地生意了。10年前或者15年前，澳門本地人基本是不賭的，當時的社會氛圍對於賭博存負面的想法：第一，偏門；第二，會家破人亡。但自2003年賭權開放之後，新的賭場一路開，社會普遍的價值觀念被打破：第一，賭博不是那麽偏門了；第二，認爲這是一份好的工作；第三，年青人不用讀很多書就可以拿到高工資。近十年來，病態賭徒問題越來越多，博彩犯罪也大增，受影響的不單單只有內地人，香港人，澳門社區問題賭博也變得越來越嚴重。此外，隨著博彩從業員人數的上升，一批新中産階級冒起，社會的消費能力大增。例如，現在要買BMW車還需要預訂，因爲買的人實在太多了。人們用這種方式來表達自己的身份象徵，以前是不會有人這樣表現自己的身份象徵的。
聽起來好好的一個概念，其實對澳門社會的發展負面多過正面。
陳智湧（市民）：
——“澳門由來已久就是以賭為生。”
澳門由來已久就是以賭爲生，長期實行博彩業爲主的制度，如今只是多增加一個賭牌，對社會又會有多大的影響？
4設立全民博彩公司，會不會加劇澳門經濟單一化的格局？
王五一（澳門理工學院教授）：
——“澳門經濟單一化和賭場、賭機、賭枱的多少沒有直接關係。”
澳門博彩業的産業規模，不在於賭場的多少，而在於其客源多少及市場多大。一張百家樂賭枱，可以一個人玩，也可以十個人玩，從這個意義上，目前世界上所有的博彩業都是“產能過剩”的。就澳門博彩業目前的“產能”來說，生意規模再翻兩番也沒問題。就是說，即使賭場數目不增加，博彩設備不增加，博彩收益也可以繼續增長的。所以澳門經濟單一化與賭場建多建少沒有直接的“線性相關”。
施家倫（第五屆立法會議員）：
——“我並非主張全民基金公司投資全押在博彩公司上，全民基金公司向外拓展多元投資，可以有地産，可以有旅遊業等等，而博彩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
我並非主張全民基金公司投資全押在博彩公司上，全民基金公司向外拓展多元投資，可以有地産，可以有旅遊業等等，而博彩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全民基金公司投資博彩絶對有利市民，只要建立一套機制透明、商業化管理的完善制度，將來公司的盈利可爲每一位澳門人，甚至澳門人的下一代帶來更長遠的保障。
馮家超（澳門大學博彩研究所所長）：
——“全民博彩公司將不會是一間公司，而只能是一間賭場。想要多元化是不可能的。”
政府投資全民博彩公司，必然出於利益的驅使而成爲一家單一的賭場，肯定會加劇澳門經濟單一化的格局。不僅僅是博彩單一化，而且絶不會是其他六家博彩公司的綜合度假區模式，想要多元化是不可能的。我認爲它將不會是一間公司，而只能是一間賭場。
施先生（市民）：
——“若認爲設立全民博彩公司，就會直接加速經濟單一化，似乎是很明顯地脫離了現實。” 中央將澳門定位爲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特區政府也每年都在推動經濟向多元化發展，但多年來，澳門社會對經濟單一化的憂慮卻是有過之而不及。勿庸置疑，博彩業的蓬勃發展必然會推動博彩業更加獨大，以目前來講，發展經濟多元化之路仍然是模糊的。若認爲設立全民博彩公司，就會直接加速經濟單一化，似乎是很明顯地脫離了現實。
陳智湧（市民）：
——“不會，由於是全民參與，會很大程度上讓其他行業水漲船高，所以我看好全民博彩公司對其他行業的推動。”
不會，看現在澳門的模式，旅遊業、會展業和服務業都只是依附博彩業發展，態勢還不錯，再增多一個賭牌，由於是全民參與，會很大程度上讓其他行業水漲船高，所以我看好全民博彩公司對其他行業的推動。
梁孫旭（澳門幸運博彩職工總會副理事長）：
——“連政府都參與經營博彩公司，肯定會加重澳門經濟的單一化。”
澳門的博彩歷史悠久，博彩業一直是政府依賴的産業。但是百多年以來，政府都沒有直接經營博彩業，就是因爲博彩業有它的特殊性，政府不方便介入其中。連政府都參與經營博彩公司，肯定會加重澳門經濟的單一化的。這樣既不利政府的形象，也不利澳門的多元化經濟發展定位，而且對於日後社會的發展也是不利的。
蘇文欣（澳門理工學院副教授）：
——“澳門會從一個賭城變成一個賭場。”
設立全民博彩公司，澳門會由一個賭城變成一個賭場。政府講的是全民的利益，公司講的是股東的利益，當股東等於全民的時候，這個利益就是經濟收益的利益。作爲全民博彩公司股東來講，最關心的是怎樣讓公司的收益最大化？對於同一行業的競爭者需不需要趕走？會否去投資其他未知能否帶來收益的文化産業？最終將會逹致整個社會，只有博彩文化、博彩産業才會有人投資。
5您對“全民博彩公司”這一概念，有什麽建議？
王五一（澳門理工學院教授）：
——“由這一概念所啓發而得出的一新思路：讓全澳居民從博彩業拿活錢，而不是拿死錢。”
全民博彩企公司的概念，就是將現金分享的死錢改變爲股份這一活錢，這正是“全民博彩公司”這一概念所帶來的積極意義及其價值所在。由這一概念所啓發而得出的一新思路：讓全澳居民從全澳博彩收入中拿活錢，而不是拿死錢。要落實這一思路其實很簡單，就是由特區政府通過立法明確每年由博彩收入中抽一個合適的百分點來回饋社會，以逹到讓居民拿活錢的目的。
蘇文欣（澳門理工學院副教授）：
——“全民博彩可提高市民的認知權，也可給市民增加權利。”
由社會人士提出的全民博彩公司這個概念，經過演化作：人人是股東及有股東利益的話，這是不錯的。我是贊同“人人做股東”的這個想法的。通過這個概念提高市民的這種認知，也可給市民增加權利。政府好比一間公司，公司的股東是有發言權的，是可以炒掉公司CEO的。從理論層面講，居民本來就是澳門的股東，只不過一直都沒有人提這個說法。
梁孫旭（澳門幸運博彩職工總會副理事長）：
——“沒有必要開設一家全民博彩公司。建議政府通過一個機制調升博彩稅率，讓市民的經濟成果分享與博彩業的收入直接掛鉤。”
我覺得沒有必要開設一家全民博彩公司。建議政府通過一個機制調升博彩稅率，讓市民的經濟成果分享與博彩業的收入直接掛鈎。以每年逾3000億的博彩毛收入來講，若增加5%稅率的話，平均每人可分3萬多。如果將這筆增加的稅收興建經濟成果房屋，讓全澳居民每一個家團有條件申請，或者常規性注入社保基金，對市民來說是更全面的長遠保障，比一次性派發現金分紅更好，更是無往而不利的。
陳智湧（市民）：
——“首先要借新加坡之法，規定不能市民參賭。逐步由現金分享計劃推向多選，讓市民選擇繼續領現金分享或者參與股東。”
如果能落實，首先要借新加坡之法，規定不能市民參賭。在利潤分享方面要推行30%分享，70%用於再投資，再投資要涉及各方面産業，例如橫琴島相關投資，爲市民謀取除博彩業之外更多的利益。再者，當從“全民”的模式實行穩定後，把投資延伸到股市，推行全民股票。逐步由現金分享計劃推向多選，讓市民選擇繼續領現金分享或者參與股東。
馮家超（澳門大學博彩研究所所長）：
——“我建議借鑒新加坡政府的淡馬錫基金公司或者內地的中投，政府設立一個基金公司，向國際招聘精英人才管理。”
我建議借鑒新加坡政府的淡馬錫基金公司或者內地的中投，政府設立一個基金公司，向國際招聘精英人才管理。現在政府財政盈餘4000億，“錢搵錢”向其他國家或內地投資，才是長治久安的辦法。而且，六間博彩公司不斷向政府提供“現金牛”，並且行之有效，政府可分散風險而將基金投向澳門境外，而不需再投資博彩業。再且，政府可學習新加坡國家爲每一位市民設一個中央戶口，每年將基金公司所賺的一部分錢注入市民戶口中，供市民因應人生的不同階段使用，這遠遠較股份分紅或現金分享來得有意義。
結 語：
探討“全民博彩公司”是否可行，絕大多數受訪者都認爲該提議是非常有積極價值的。如理工學院王五一教授就談到：“這個倡議有其正面積極的價值，它把澳門博彩業的發展與澳門市民的利益逹成一個水漲船高的‘活的’關係。”這也是大多數受訪者對它以“爲民謀利”爲出發點做出了肯定的原因。但是對於其具體能否實行，受訪者大多數認爲不可行。如澳門幸運博彩職工總會梁孫旭副理事長所言：“政府成立‘全民博彩公司’成本高，經營能力低。不僅會影響市場的平衡，還未必會賺到錢。”而澳門大學博彩研究所馮家超所長也表示自己的擔憂：“由於市場上有公有私，政府在監管過程中，必然會在立法、管理、營運上不可避免出現各種角色衝突，以至猜疑及矛盾的産生。”蘇文欣副教授也認為：“在制定博彩監管政策上，市民也會要求政府傾斜在全民博彩公司，這樣對其他博企也會不公平。”綜觀大多受訪者都傳達了操作上不容樂觀之意。但也有表示對此提議有信心的，如市民施先生就談到：“在國情和法律允許之下，只要是出發點是好的，是爲廣大市民著想的，社會就可對此進行廣泛探討，而得出一個可行的路徑。”市民陳智湧先生也認為：“可行，而且是很好的政見。但是這一方案，由於是全民參股，涉及到全民利益，政府採納與否，必須全民表決，然後立法通過才可實行。”
可行與否自有其一定道理，但本刊認爲不論“全民博彩公司”能否可行，它給了當下澳門社會一個史無前有的前瞻性政治理念，給了澳門人一個認識自己，反思自己的機會。博彩行業是澳門的龍頭産業，是澳門政府賴以為生的唯一產業，但是它也是造成當前澳門經濟單一化的罪魁禍首。衆所周知，任何一個經濟體制單一化的社會，總會有那麼一天“牽一髮而動全身”引發重大經濟危機甚至社會危機的潛在隱憂。而且，只要這種經濟格局繼續存在，就會有如定時炸彈，不知幾時爆發！
毫無疑問，對澳門社會而言，“和諧和共享”二者是共生共存的政治元素，二者不可缺一。由澳門社會人士所提出的設立全民基金公司及全民博彩公司的政治理念，旨在：建立財富保值增值且全民共享的福利制度，更好地確保居民分享經濟發展成果。從這個層面而言，它確實帶給澳門人一個“共產”的美好願望！這一點是非常值得讚許的。
1實行“全民博彩公司”，人人做股東，全民所有。
您認爲可行麽？
王五一（澳門理工學院教授）：
——“這個倡議有其正面積極的思想價值，就是，它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思路：把澳門博彩業的發展與澳門市民的利益之间逹成一個水漲船高的‘活的’關係。但在實際運行上，從經營上，管理靈活度上，體制上和其他私人博企难以進行競爭。”
我主要從經濟學角度上來討論這個事情。澳門相關人士提出的全民博彩公司這一倡議，有其正面積極的價值，又因沒有詳細規劃，而留下更多的討論空間。現金分享計劃與其他方面的利益分享都和博彩業有一定的聯繫，但都不是一種直接的水漲船高的關係。正因如此，一方面，澳門居民享受著博彩業發展的成果，另一方面，又對博彩業産生的一些負面的社會效果有所抵制，甚至産生“遊客够多了，遊客再繼續增加，我們就沒法過日子了”等情緒。在這種矛盾中，“由政府出資、人人入股的全民博企”這一概念，帶出了一個嶄新的意義，就是把澳門博彩業的發展與市民的利益逹成水漲船高的關係。某程度上說，遊客越多，博彩業越旺，博彩收入越高，市民所分得的個人利益也會水漲船高而更多，社會對於博彩業的承受力就會越高，澳門社會也就會更和諧。
全民博彩公司由全民所有，全民入股，這種所有制很奇特，並且沒有先例。全民博彩公司與其他私人博企是一個平行競爭的關係，但在實際運行上，從經營上，管理靈活度上，體制上和其他私人博企相比难以競爭。因爲是公營企業，在面對犯罪活動和藏污納垢方面的問題上，容忍度要更低，應当更廉潔，這對企業盈利肯定是有影響的。以現時六間博企年均盈利40至70億澳門元來推算，若全民博企可年收益50至60億澳門元的話，即使百分之百用來分紅，以全澳近60萬居民來分紅利的計算方法，剛好是人均1萬元，這與現時現金分享數額差距不大，给澳門社會带不来多大“驚喜”。
再且，從商業上的可行性來說，全民博彩公司有很多很難操作的問題，如：居民股份是活的還是死的？新生的小孩是不是要分配？老人股份可否賣掉？五十幾萬的公司股東，那股東大會怎麽開？上市問題？年底分不出花紅怎麽辦？等等……何況，博彩业的社會成本是所有博彩公司造成的，理應由所有博企共同買單，而不是由一家全民博彩公司通过股息分红來为整个博彩社會成本買单。
施家倫（第五屆立法會議員）：
——“政府完全有主導權定遊戲規則出來，通過增發一個賭牌，成立“全民博彩公司”，讓澳門居民實現人人做股東，人人分紅的目標。”
政府應該像一個大家庭的家長那樣合理分配財政，有利於更好建設家園，爲市民謀利。澳門政府財政儲備由回歸前的80億元增加到今天的4000億元，而“家長”每一年向外投資2000多億，回報只有1.6%，遠遠追不上通脹。建議政府積穀防飢，學習挪威、新加坡等國家設立全民基金公司，以政府行爲向外投資，如，投資內地、橫琴及周邊小島，甚至投資到本澳龍頭産業——博彩業。
我認爲，全澳市民不可以只淪爲打工者。2011年度六間博企共賺了近1500億元純利潤，但全澳五萬五千名從業人員只支取合共122億元工資連奬金，即8%都不夠，若以毛利潤計，更是低得可憐。我們驕傲的龍頭產業，博企從業員24小時輪更打工，才分得博企純利潤中幾個百分點的工資回報。
政府早前公佈將於2015年研究賭牌續期，相信政府完全有主導權定一個遊戲規則出來，通過增發一個賭牌，成立一間 “全民博彩公司”，讓澳門居民實現人人做股東，人人分紅的目標。
梁孫旭（澳門幸運博彩職工總會副理事長）：
——“政府成立‘全民博彩公司’成本高，經營能力低。不僅會影響市場的平衡，還未必會賺到錢。”
設“全民博彩公司”，政府需理性思考和全面考慮適不適合。從經濟的角度來說，當市場已經出現一個競爭的狀態之後，政府干預會影響市場結構的發展。特區政府持有或半持有的電視台、自來水公司、電力公司、澳門投資發展股份有限公司、澳門機場，等等，無不是成本高、效率低、經營能力弱。政府投資博企公司除了帶來惡性競爭之外，本身的盈利能力一定比六家博企弱。從市民角度來說，由政府打本做生意的模式，賺的是市民的，蝕的是政府的，當然不是壞事，冇人會反對的，但是這符不符合社會整體的利益呢？
另一方面，博彩業是一個特殊行業，而六家博企主要收入都是來自貴賓廳，其客源一般是一些特殊身份的人或企業老闆，往往不願意透露身份，而一間由政府開的博彩公司，會不會令他們擔心身份被洩露呢？澳門曾有一段時期要求客人進入賭場要出示身份證的，但很快就取消了，原因就在此。再且，六家博企都有一個龐大的客戶網絡和經營網絡，政府是沒有這個營運基礎和條件的。其次，娛樂行業其實有很多灰色的地帶存在，政府企業在追求盈利最大化的同時，還要平衡社會效益，不會去“碰”灰色地帶，這些都會導致政府企業的成本高，經營能力低。
馮家超（澳門大學博彩研究所所長）：
——“這種政府投資、人人做股東的模式，情況將更加複雜，不僅會出現韓國模式問題，亦會對六間博企未來的投資及定位有影響。”
環球博彩公司中，由政府投資、人人做股東的模式是沒有的，至少我沒見過，但近似的博彩經營模式有：公營的加拿大模式，以及公營、私營混合的韓國模式。加拿大博彩公司由政府100%擁有，並委託私人公司管理，政府完全控制博彩發展規模，至今行之有效，這種模式在公有制社會裏是值得學習的。韓國模式與加拿大模式完全不同的是，公營（Seven Luck）、私營並存，都是面向外國遊客市場。但這種韓國模式，不單止市場細，每年博彩毛收入遠低於其應有的規模。而且，至目前止，似乎外界和市場對其的反應都是負面的。 由韓國模式所帶出的一個深層次問題：由於市場上有公有私，政府在監管過程中，必然會在立法、管理、營運上不可避免出現各種角色衝突，以至猜疑及矛盾的產生。引申到澳門這種政府投資、人人做股東的模式，情況將更加複雜，不僅會出現韓國模式的上述問題，亦會對六間博企未來的投資及定位也有影響。而且，花無百日紅，假設他日這間博彩公司因管理不善，或資金管理，或金融風波等而面臨破産，是否市民會變賣資産買單，還是最終由政府動用公帑買單呢？
陳智湧（市民）：
——“我認為可行，而且是很好的政見。這一方案，由於是全民參股，涉及到全民利益，政府採納與否，必須全民表決，然後立法通過才可實行。”
起碼思路是正確的，要看如何實行。這個想法一定會得到澳門廣大市民的支持，因爲其體現了政府是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的理念，用實際的方式把博彩資源回饋給市民。陳明金提出這個理念，體現澳人澳治、民生民享的理念。首先這個概念衝擊到現有財團，會攤分他們現有的利潤，但是利於市民，推行“全民博彩公司”才不會獨厚財團。這一方案，由於是全民參股，涉及到全民利益，政府採納與否，必須全民表決，然後立法通過才可實行。
蘇文欣（澳門理工學院副教授）：
——“對於‘全民博彩公司’這一理念，從政府管治的角度來講，是有所保留的，因爲政府不應該有一個做生意的出發點。”
政府雖然不是經營者，卻通過發牌和政策監管博彩公司，更從博彩業收取巨額稅收，某種程度上，政府也是經營者了。對於“全民博彩公司”這一理念，從政府管治的角度來講，是有所保留的，因爲政府不應該有一個做生意的出發點。現代政府的角色，是應該協調好社會兩大部門：商業和非政府之間的不同利益。若政府傾向一個商業營運公司，從生意行爲上來說，要不斷追求更大盈利，股東才會有錢分，又怎會投放資源在社會公益、公衆利益和社會福利部分呢？ “全民博彩公司”爲了全澳股東的利益，營運者（政府）就要努力推動博彩，以賺取更大的盈利，這樣的話，社會對博彩發展的步伐會接受不了。此外，在制定博彩監管政策上，市民也會要求政府傾斜在全民博彩公司，這樣對其他博企也會不公平。“全民博彩公司”的具體操作上更複雜，如：股權由誰控制？運作上又如何？
施先生（市民）：
——“我認同博彩業也是其投資的一部分。試問，在國情、法律允許之下，只要出發點是好的，是爲廣大市民著想的，社會就可對此進行廣泛探討，而得出一個可行的路徑。”
個人認爲，從全民博彩公司的概念來看，是非常可行的。澳門政府財政盈餘4000億元，怎樣去“錢搵錢”創造更大的經濟效益呢？有社會人士所提出：建議學習新加坡設立投資基金公司，通過投資世界各地而爲市民創造財富。我認同博彩業也是投資基金公司投資的一部分。試問，在國情、法律允許之下，只要是出發點是好的，是爲廣大市民著想的，社會就可對此進行廣泛探討，而得出一個可行的路徑。
2全民博彩公司的股份分紅與現行的現金分享制度相比，孰優孰劣呢？
王五一（澳門理工學院教授）：
——“‘全民博彩公司’這一思路最有價值之處，就是讓澳門居民拿活錢，而現金分享是拿死錢。”
“全民博彩公司”這一思路有價值之處，就是讓澳門居民通過股份分紅拿活錢，等同讓澳門居民有一個預期：今年遊客來的多，明年自己的分紅就會更多。這樣大家對博彩業産生的社會成本的承受力就會提高，澳門社會也就會更和諧。而現在澳門政府的現金分享制度就是拿死錢，雖持續多年，但對於政府明年會否派發，及會派發多少，市民並沒有預期。
施家倫（第五屆立法會議員）：
——“全民基金公司投資全民博彩公司所賺到的財富要爲市民謀福祉，除用作現金分享之外，還可完善其他長遠保障。”
全民基金公司投資全民博彩公司所賺到的財富要爲市民謀福祉，除用作現金分享之外，還可完善其他對澳門人的長遠保障。如：爲下一代建立房屋基金，爲老人家建立退休保障基金，爲澳門人準備一份可往內地香港和外國就醫的醫療保險，等等。
梁孫旭（澳門幸運博彩職工總會副理事長）：
——“股份分紅作爲經濟成果分享這一出發點，很多人都是贊同的，但這個方案未必是一個最好的方案。”
全民博彩公司股份分紅作爲經濟成果分享這一出發點，很多人都是贊同的，但這個方案未必是一個最好的方案。因爲全民博彩公司作爲一項動輒投資數百億的實物投資，隨著周邊市場發生改變時，可能會面對各種經營風險而影響分紅，這些是市場估不到的。而現時的現金分享制度就不同了，政府可因應每年的博彩收入和經濟形勢，靈活地調整分享與否，及分享多少給市民。而且，現金分享相對而言，成本幾乎爲零，對政府和市民雙方都有利。
馮家超（澳門大學博彩研究所所長）：
——“二者取其輕，我情願繼續實行現金分享計劃。”
本人多年以來一直是反對政府派發現金分享，因爲從經濟學角度看，財富由政府庫房轉到市民的口袋，這叫財富轉移效果，過程中並不會增值，公帑作爲公共資源應投放在能産生價值的地方，才叫用得其所。從全民博彩公司的股份分紅來說，不單止是不會産生價值的財富轉移效果問題，更牽涉澳門根基：自由港、市場私有制機制等，這就比“財富轉移”更糟糕。
既然現金分享仍然行之有效，社會上沒有認爲不公平和反對的聲音下，若二者取其輕，我情願繼續實行現金分享計劃。
蘇文欣（澳門理工學院副教授）：
——“現時行之有效的現金分享制度，人人已經是一個股東了，與全民入股沒有多大的區別。”
全民博彩公司的目的，就是希望民衆可以得到更大的博彩回報。現時行之有效的現金分享制度，其實就是政府將博彩稅收的一部分回贈給居民，形式上就類似一間公司派發紅利，意味著政府出現現金回饋方式派股派息的理念，這就等同人人已經是一個股東了，與“全民博彩公司”的區別，就是沒有很清楚的講股東而已。 施先生（市民）：
——“現金分享制度是市民被動接受資助，但是股份分紅是市民主動分享結果。”
這需要分開來講的。政府在2007年推出現金分享計劃，是有其出發點的。而市民亦希望現金分享計劃可每年延續。不過，在政府的角度來看，需不需要派現金分享？派幾多現金分享？都需要參考當其時的經濟發展而定。即派還是不派的主動權在政府的手上，在市民的層面只是一種被動接受的方式。但是全民博彩公司，市民作爲股東自然有資格分享成果，市民擁有獲得分紅的主動權。直至當全民博彩公司股份分紅行之有效，而取代現今分享計劃，就好似若你有了一架私家車了，就可能不再需要電單車代步了。
陳智湧（市民）：
——“全民博彩公司股份分紅更優，市民可以通過參股分到比現金分享更多的錢。現金分享是政府通過直接稅收收入攤分給市民，實際上是一種向市民退稅的行爲。”
全民博彩公司股份分紅更優，市民可以通過參股分到比現金分享更多的錢。且全民博彩公司股份分紅和現金分享計劃不同，現金分享是政府通過直接稅收收入攤分給市民，實際上是一種向市民退稅的行爲，而全民博彩公司是市民親自參與和經營，會提高市民的積極性，推動社會發展。
3設立全民博彩公司，會對澳門整體社會的價值觀產生甚麼影響？
施家倫（第五屆立法會議員）：
——“澳門是一個賭城，因賭而衍生的病態賭徒問題一直都存在，也是澳門政府一直都需要面對和解決的問題。”
有人講，全民博彩公司屬於全民，等同全民撈賭，我絶對不認同。試問，難道沒這間全民博彩公司的存在，澳門街就不是在撈賭了？難道有了全民博彩公司，就會令全澳病態賭徒多了？澳門是一個賭城，因賭而衍生的病態賭徒問題一直都存在，也是澳門政府一直都需要面對和解決的問題。
馮家超（澳門大學博彩研究所所長）：
——“全民博彩公司肯定會影響到澳門整體社會的價值觀更加扭曲，尤其對後生仔影響最大。”
我在2011年11月就提出了“熊貓心態”（即祇願接收、不願付出，欠缺“共建共享”的心態）之說。2012年我又提出 “熊貓心態”已經處於一個蔓延跡象之說。
現金分享、十五年免費教育、高校生書簿津貼……等等，恐怕將來變成一套無止境的社會福利制度，令本澳社會價值觀扭曲。我覺得這是與博彩有關的，政府博彩稅收高，社會福利自然就高，市民一遇到任何問題，第一時間就想政府出來提供幫助，而不想要通過自己的努力向上流動，更不會想到自己對社會貢獻有多少。
全民博彩公司也肯定會影響到澳門整體社會的價值觀更加扭曲，尤其對後生仔影響最大。
蘇文欣（澳門理工學院副教授）：
——“聽起來好好的一個概念，其實對澳門社會的發展負面多過正面。”
澳門博彩業收入至少有90%以上是從內地遊客賺來的。如果政府開一家全民博彩公司的話，就等同專做內地生意了。10年前或者15年前，澳門本地人基本是不賭的，當時的社會氛圍對於賭博存負面的想法：第一，偏門；第二，會家破人亡。但自2003年賭權開放之後，新的賭場一路開，社會普遍的價值觀念被打破：第一，賭博不是那麽偏門了；第二，認爲這是一份好的工作；第三，年青人不用讀很多書就可以拿到高工資。近十年來，病態賭徒問題越來越多，博彩犯罪也大增，受影響的不單單只有內地人，香港人，澳門社區問題賭博也變得越來越嚴重。此外，隨著博彩從業員人數的上升，一批新中産階級冒起，社會的消費能力大增。例如，現在要買BMW車還需要預訂，因爲買的人實在太多了。人們用這種方式來表達自己的身份象徵，以前是不會有人這樣表現自己的身份象徵的。
聽起來好好的一個概念，其實對澳門社會的發展負面多過正面。
陳智湧（市民）：
——“澳門由來已久就是以賭為生。”
澳門由來已久就是以賭爲生，長期實行博彩業爲主的制度，如今只是多增加一個賭牌，對社會又會有多大的影響？
4設立全民博彩公司，會不會加劇澳門經濟單一化的格局？
王五一（澳門理工學院教授）：
——“澳門經濟單一化和賭場、賭機、賭枱的多少沒有直接關係。”
澳門博彩業的産業規模，不在於賭場的多少，而在於其客源多少及市場多大。一張百家樂賭枱，可以一個人玩，也可以十個人玩，從這個意義上，目前世界上所有的博彩業都是“產能過剩”的。就澳門博彩業目前的“產能”來說，生意規模再翻兩番也沒問題。就是說，即使賭場數目不增加，博彩設備不增加，博彩收益也可以繼續增長的。所以澳門經濟單一化與賭場建多建少沒有直接的“線性相關”。
施家倫（第五屆立法會議員）：
——“我並非主張全民基金公司投資全押在博彩公司上，全民基金公司向外拓展多元投資，可以有地産，可以有旅遊業等等，而博彩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
我並非主張全民基金公司投資全押在博彩公司上，全民基金公司向外拓展多元投資，可以有地産，可以有旅遊業等等，而博彩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全民基金公司投資博彩絶對有利市民，只要建立一套機制透明、商業化管理的完善制度，將來公司的盈利可爲每一位澳門人，甚至澳門人的下一代帶來更長遠的保障。
馮家超（澳門大學博彩研究所所長）：
——“全民博彩公司將不會是一間公司，而只能是一間賭場。想要多元化是不可能的。”
政府投資全民博彩公司，必然出於利益的驅使而成爲一家單一的賭場，肯定會加劇澳門經濟單一化的格局。不僅僅是博彩單一化，而且絶不會是其他六家博彩公司的綜合度假區模式，想要多元化是不可能的。我認爲它將不會是一間公司，而只能是一間賭場。
施先生（市民）：
——“若認爲設立全民博彩公司，就會直接加速經濟單一化，似乎是很明顯地脫離了現實。” 中央將澳門定位爲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特區政府也每年都在推動經濟向多元化發展，但多年來，澳門社會對經濟單一化的憂慮卻是有過之而不及。勿庸置疑，博彩業的蓬勃發展必然會推動博彩業更加獨大，以目前來講，發展經濟多元化之路仍然是模糊的。若認爲設立全民博彩公司，就會直接加速經濟單一化，似乎是很明顯地脫離了現實。
陳智湧（市民）：
——“不會，由於是全民參與，會很大程度上讓其他行業水漲船高，所以我看好全民博彩公司對其他行業的推動。”
不會，看現在澳門的模式，旅遊業、會展業和服務業都只是依附博彩業發展，態勢還不錯，再增多一個賭牌，由於是全民參與，會很大程度上讓其他行業水漲船高，所以我看好全民博彩公司對其他行業的推動。
梁孫旭（澳門幸運博彩職工總會副理事長）：
——“連政府都參與經營博彩公司，肯定會加重澳門經濟的單一化。”
澳門的博彩歷史悠久，博彩業一直是政府依賴的産業。但是百多年以來，政府都沒有直接經營博彩業，就是因爲博彩業有它的特殊性，政府不方便介入其中。連政府都參與經營博彩公司，肯定會加重澳門經濟的單一化的。這樣既不利政府的形象，也不利澳門的多元化經濟發展定位，而且對於日後社會的發展也是不利的。
蘇文欣（澳門理工學院副教授）：
——“澳門會從一個賭城變成一個賭場。”
設立全民博彩公司，澳門會由一個賭城變成一個賭場。政府講的是全民的利益，公司講的是股東的利益，當股東等於全民的時候，這個利益就是經濟收益的利益。作爲全民博彩公司股東來講，最關心的是怎樣讓公司的收益最大化？對於同一行業的競爭者需不需要趕走？會否去投資其他未知能否帶來收益的文化産業？最終將會逹致整個社會，只有博彩文化、博彩産業才會有人投資。
5您對“全民博彩公司”這一概念，有什麽建議？
王五一（澳門理工學院教授）：
——“由這一概念所啓發而得出的一新思路：讓全澳居民從博彩業拿活錢，而不是拿死錢。”
全民博彩企公司的概念，就是將現金分享的死錢改變爲股份這一活錢，這正是“全民博彩公司”這一概念所帶來的積極意義及其價值所在。由這一概念所啓發而得出的一新思路：讓全澳居民從全澳博彩收入中拿活錢，而不是拿死錢。要落實這一思路其實很簡單，就是由特區政府通過立法明確每年由博彩收入中抽一個合適的百分點來回饋社會，以逹到讓居民拿活錢的目的。
蘇文欣（澳門理工學院副教授）：
——“全民博彩可提高市民的認知權，也可給市民增加權利。”
由社會人士提出的全民博彩公司這個概念，經過演化作：人人是股東及有股東利益的話，這是不錯的。我是贊同“人人做股東”的這個想法的。通過這個概念提高市民的這種認知，也可給市民增加權利。政府好比一間公司，公司的股東是有發言權的，是可以炒掉公司CEO的。從理論層面講，居民本來就是澳門的股東，只不過一直都沒有人提這個說法。
梁孫旭（澳門幸運博彩職工總會副理事長）：
——“沒有必要開設一家全民博彩公司。建議政府通過一個機制調升博彩稅率，讓市民的經濟成果分享與博彩業的收入直接掛鉤。”
我覺得沒有必要開設一家全民博彩公司。建議政府通過一個機制調升博彩稅率，讓市民的經濟成果分享與博彩業的收入直接掛鈎。以每年逾3000億的博彩毛收入來講，若增加5%稅率的話，平均每人可分3萬多。如果將這筆增加的稅收興建經濟成果房屋，讓全澳居民每一個家團有條件申請，或者常規性注入社保基金，對市民來說是更全面的長遠保障，比一次性派發現金分紅更好，更是無往而不利的。
陳智湧（市民）：
——“首先要借新加坡之法，規定不能市民參賭。逐步由現金分享計劃推向多選，讓市民選擇繼續領現金分享或者參與股東。”
如果能落實，首先要借新加坡之法，規定不能市民參賭。在利潤分享方面要推行30%分享，70%用於再投資，再投資要涉及各方面産業，例如橫琴島相關投資，爲市民謀取除博彩業之外更多的利益。再者，當從“全民”的模式實行穩定後，把投資延伸到股市，推行全民股票。逐步由現金分享計劃推向多選，讓市民選擇繼續領現金分享或者參與股東。
馮家超（澳門大學博彩研究所所長）：
——“我建議借鑒新加坡政府的淡馬錫基金公司或者內地的中投，政府設立一個基金公司，向國際招聘精英人才管理。”
我建議借鑒新加坡政府的淡馬錫基金公司或者內地的中投，政府設立一個基金公司，向國際招聘精英人才管理。現在政府財政盈餘4000億，“錢搵錢”向其他國家或內地投資，才是長治久安的辦法。而且，六間博彩公司不斷向政府提供“現金牛”，並且行之有效，政府可分散風險而將基金投向澳門境外，而不需再投資博彩業。再且，政府可學習新加坡國家爲每一位市民設一個中央戶口，每年將基金公司所賺的一部分錢注入市民戶口中，供市民因應人生的不同階段使用，這遠遠較股份分紅或現金分享來得有意義。
結 語：
探討“全民博彩公司”是否可行，絕大多數受訪者都認爲該提議是非常有積極價值的。如理工學院王五一教授就談到：“這個倡議有其正面積極的價值，它把澳門博彩業的發展與澳門市民的利益逹成一個水漲船高的‘活的’關係。”這也是大多數受訪者對它以“爲民謀利”爲出發點做出了肯定的原因。但是對於其具體能否實行，受訪者大多數認爲不可行。如澳門幸運博彩職工總會梁孫旭副理事長所言：“政府成立‘全民博彩公司’成本高，經營能力低。不僅會影響市場的平衡，還未必會賺到錢。”而澳門大學博彩研究所馮家超所長也表示自己的擔憂：“由於市場上有公有私，政府在監管過程中，必然會在立法、管理、營運上不可避免出現各種角色衝突，以至猜疑及矛盾的産生。”蘇文欣副教授也認為：“在制定博彩監管政策上，市民也會要求政府傾斜在全民博彩公司，這樣對其他博企也會不公平。”綜觀大多受訪者都傳達了操作上不容樂觀之意。但也有表示對此提議有信心的，如市民施先生就談到：“在國情和法律允許之下，只要是出發點是好的，是爲廣大市民著想的，社會就可對此進行廣泛探討，而得出一個可行的路徑。”市民陳智湧先生也認為：“可行，而且是很好的政見。但是這一方案，由於是全民參股，涉及到全民利益，政府採納與否，必須全民表決，然後立法通過才可實行。”
可行與否自有其一定道理，但本刊認爲不論“全民博彩公司”能否可行，它給了當下澳門社會一個史無前有的前瞻性政治理念，給了澳門人一個認識自己，反思自己的機會。博彩行業是澳門的龍頭産業，是澳門政府賴以為生的唯一產業，但是它也是造成當前澳門經濟單一化的罪魁禍首。衆所周知，任何一個經濟體制單一化的社會，總會有那麼一天“牽一髮而動全身”引發重大經濟危機甚至社會危機的潛在隱憂。而且，只要這種經濟格局繼續存在，就會有如定時炸彈，不知幾時爆發！
毫無疑問，對澳門社會而言，“和諧和共享”二者是共生共存的政治元素，二者不可缺一。由澳門社會人士所提出的設立全民基金公司及全民博彩公司的政治理念，旨在：建立財富保值增值且全民共享的福利制度，更好地確保居民分享經濟發展成果。從這個層面而言，它確實帶給澳門人一個“共產”的美好願望！這一點是非常值得讚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