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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坊市制崩溃”为核心的北宋东京城市革命长期被学界用经济史观诠释，该取向将空间视为商品经济征服的对象，忽略空间动员、组织城市革命的作用。媒介地理学对“空间-媒介”辩证关系的分析利于裨补上述缺陷，使物质空间的能动性开显。据此，可将东京空间视为发挥“中介化”作用的媒介，将城市革命视为赋权媒介（可沟通性空间）、集權媒介（区隔性空间）的融合。该过程得益于东京空间的媒介可供性，本质是赋权媒介和集权媒介模糊边界、双向渗透，衍生“共意城市”的空间实践。赋权媒介虽在融合过程中反守为攻，却在共意状态下蜕变为另一种集权媒介，隐蔽地复建空间霸权，使共意城市内卷化，削弱了城市革命的革命性。
关键词：北宋东京城市革命;空间;媒介可供性;媒介融合;共意城市
中图分类号：G206;K244.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21）03-0100-09
施坚雅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序言里提出宋代中国爆发城市革命，并将“坊市分隔制度消灭”称作其核心特质。[1]后续研究中，北宋东京（今开封）因市民率先推倒坊墙、侵街设店、广开夜市、自由流动，被视为中国城市形态范式革命的先驱与“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2]，不啻中国古代城市地理研究之重。李德华将东京开放的街巷称作“古代后期城市规划布局与前期城市规划布局区别的基本特征”[3]。何一民强调东京撤坊代表了“宋代城市的发展趋势……标志着中国城市格局从封闭性古典型向开放性近现代型转化”[4]。但正像施坚雅将城市革命归因于商业溢出城市、贺业钜将坊的解体归因于“商品经济更加繁荣”[5]208一样，经济史观长期主导着学界对东京城市革命成因的诠释，斯塔夫里阿诺斯甚至把城市革命直接定名为“商业革命”[6]，类似观点颇受西方汉学家推崇。国内虽有学者证明东京坊墙崩坏因素复杂，但同样强调“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客观上要求打碎这个枷锁”[7]138。还有学者提倡切换视域，从“空间的视野下考察城市的发展与变化”，但终究对“空间”界定不详，且倡议“中国社会史研究应以社会经济史研究为主”[8]。
诚然，北宋城市商业有“显著的资本主义倾向”，但将东京坊墙崩坏视为“商业兴旺随之而来的必然结果”[9]值得商榷。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曾提出一个著名设问：“城市现实能否被定义为经济增长和生产力的简单结果？它与生产相比只是次要的边缘现实？必不。”他指出，城市现实与作为生产力的科技同等重要，即便不够颠覆生产关系，也模塑后者。[10]这呼应了他在《空间生产》（The Production of Space）中对空间历史的洞见：生产方式转变必产生新空间，但生产方式不是“完成了的全部或封闭的体系”[11]306。反观北宋东京城市革命，市民推倒坊墙、侵街开店是新生产方式催生的经济实践，更是嵌入城市现实的空间实践，它不能脱离空间的可供性（affordances）成为自足的“必然”。而在经济史观的诠释下，经济实践被拔高为超越现存空间、引领时代进化的结构性不可抗力，东京空间被预设为经济实践的背景与猎物——以“远不足以适应发展需求”[5]210的姿态被肢解，这就矮化了东京空间对城市革命的作为。事实上，在百年未绝、全城共谋的城市革命中，东京空间始终是官民双方频繁交换关系流、意见流、信息流的媒介，它有可沟通性、区隔性两种矛盾的可供性：是赋权媒介也是集权媒介，是革命宣传者也是整合阶级的权力装置。它诱导并收编市民的空间实践，使赋权媒介、集权媒介融合互驯，以另一种方式绍述宋廷“祖宗之法”霸权下的城市文脉。
一、作为媒介的东京空间
东京空间何以作为媒介存在？这缘于“空间”对东京社会发挥着媒介作用。列斐伏尔反对将空间视同几何空地的惯习，基于“（社会的）空间是（社会的）产物”这一发现，揭示空间构成要素包含社会再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和为这些关系分配的适宜地点，[11]32它能被概念化为“知觉-筹谋-生活三位一体”（perceived-conceived-lived triad）而非抽象模具[11]40。三位一体源于三种生产过程辩证统一：空间实践，即建设者在既成环境中用物理质料从事生产、再生产，创造“知觉空间”;空间表征，即专业规划者实行概念设计，创造“筹谋空间”;表征空间，即居民通过体验日常图景、文艺活动，对物理空间加以符号化使用，创造“生活空间”。[11]39东京空间之所以是媒介，正因为它在“知觉-筹谋-生活三位一体”各维度都发挥着媒介作用。
尽管“媒介”定义繁多，但媒介化（mediatization）、中介化（mediation）是理解媒介作用的两大逻辑。媒介化是晚近概念，Krotz将其与全球化、个体化、商业化并称为塑造现代社会的四元过程，媒介化常指技术、机构层面的通讯媒体用大众传播影响社会。[12]中介化则偏重物质性，其内涵包括“担任（政治等）冲突各方间的斡旋者、为分离的各方搭关系、用正式方式直接表达原本未表达的关系”，凸显交流过程中运用的人造物和风俗习惯。[13]潘忠党总结学界研究发现，媒介化重时间维度，“构想了一个以媒体技术特性为基础的单一的、线性的历史演变机制”，而中介化这一开放概念有明确空间想象，“令我们想象媒体介入社会生活的多种形态”。[14]本文对东京空间“媒介作用”的理解就是中介化：正因东京空间发挥了不容小觑的中介化作用，所以它理应被视作维系东京社会生活的媒介。
（一）东京筹谋空间的中介化作用
筹谋空间产自空间表征，“与生产关系和它们强加的秩序相联系，从而与知识、符号、代码和前台关系相联系”[11]33。东京前身是码头城市汴州，唐末五代割据于此的地方军阀臣服契丹（如后晋高祖石敬瑭自称“儿皇帝”）且从未完成统一，这使东京与长安、洛阳相比急缺表达皇权专制秩序的符号。北宋太祖太宗兵变篡权、吞并十国后，用建筑图像、城市礼法、祥瑞符号等正式方式生产筹谋空间，以便向军民、遗老、敌国契丹“直接表达原本未表达的关系”的中介化行为持续数代。建隆三年（962），太祖“广皇城东北隅，命有司画洛阳宫殿，按图修之，皇居始壮丽矣”[15]2097;建隆四年（963），卤簿使张昭在东京恢复唐长安“夜警晨严”旧礼的计划获准，理由是“苟无鼓漏之徼巡，何警众多之耳目”[16]1290;景德四年（1007），真宗为转移澶渊之盟后的统治危机，亲手策划天书降临左承天门的“祥瑞”，随后改元“大中祥符”并在左承天门上“诏加‘祥符’二字而增葺之”[15]2097。宋廷将唐两京“象天循礼”的空间秩序奉为理想型，据此改造东京，该势头至仁宗朝仍未消歇：皇祐三年（1051）宰相文彦博撰《皇祐大飨明堂记》，计划在东京复建《周礼》中象征天命的明堂，《玉海》记述仁宗此举意在将真宗自创的“三岁一郊”大礼制度化[17]。宋廷以筹谋空间为媒介，探索建立空间霸权、自证合法性的各种可能。 （二）东京生活空间的中介化作用
异于被霸权操控的筹谋空间，东京生活空间自发生长于表征空间中，“并不总是被编码，既与私密、地下的社会生活相联，又与艺术相联”[11]33。如《东京梦华录》所言：“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18]1伎馆唱词、茶肆说书、街陌谣讴、瓦子百戏等市民文娱组成邻里逸闻讲述网，它与传播机构资源、邻里环境、集体记忆等有形、无形的传播实践文脉共建传播基础结构，成为邻里归属、集体效能感、公民参与之动力。[19]413认同度高的文本经再生产汇聚大量分众，出现“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的传播效果。但就像柳永因“多游狭邪……语不称旨”[20]忤怒仁宗，东京生活空间因充满市民意识形态而倾向反传统，据《宋朝事实类苑》记载：“至今优诨之言，多以长官为笑。”[21]据《渑水燕谈录》记载：“丞相薨于位者，有无名子嘲之。”情节甚至严重到“时出厚赏购捕造谤”[22]。事实上，部分艺人已成操控舆情的意见领袖，如《夷坚志》载神宗、哲宗时代的张山人“其词虽俚，然多颖脱含讥讽，所至皆畏其口，争以酒食钱帛遗之”[23]。《都城纪胜·瓦舍众伎》载东京朝野“最畏小说人”的原因是其“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提破”[24]11。
（三）东京知觉空间的中介化作用
知觉空间产自空间实践，它可以在建筑、城市规划、城市化、城市日常生活等广泛层次上被观察、描述、分析，这些层次无不统一于城市现实中[11]413。实践具有社會性与物质性，知觉空间亦然，它与筹谋空间、生活空间的辩证互动关系决定了城市现实。筹谋空间、生活空间的生产过程被各怀异志的实践主体把持，双方与知觉空间的耦合伴随矛盾冲突，知觉空间的媒介作用就在于“确保连续性和一定程度的凝聚力”[11]33。尽管筹谋空间、生活空间的生产者殊途同归地凝视着知觉空间，但知觉空间作为一种斡旋媒介绝非中立——它已然凝聚着既存空间。既存空间是历史、具体的生产方式物化，它允许各类新空间实践创造历史，但不是随心所欲创造，而是在特殊且不平等的前提下创造，如列斐伏尔所述：“就社会空间本身和特定社会成员与该空间关系而言，凝聚力暗示有保证的权限范围和具体行动水平。”[11]33这就引出下文对东京空间的媒介可供性分析。
二、东京空间的媒介可供性
Gibson用可供性指“环境向生物主动提供、按规矩提供或配置的无论好坏之物……它暗示环境与生物互补”[25]127，即生物在特定生态位所蕴资源前提下发起各类行动的可能。这些可能先于生物存在且跨越主客对立，既是环境事实也是行为事实，既是生理事实也是心理事实，指向环境、观察者双方。[25]128-129值得强调的是，此处“环境”对应“整个物质世界，包括物理、文化、社会环境”，它启示我们“从生态学角度理解，行为不受知觉者与被知觉者约束，而是知觉有机体与驻栖环境间动态耦合的系统关系”[26]。考察特定环境的可供性有望理解它能/不能支持不同行动的原因，如，东京人可能效仿长安人保存坊市分隔，也可能颠覆它。坊墙之所以在东京被推倒，不是缘于超越特定环境的“进化必然”，而是缘于东京人与具体环境可供性的互驯。东京空间作为“知觉-筹谋-生活三位一体”实则与“环境”同构，三位一体的各维度都有媒介作用，因此，城市革命依据的环境可供性就是东京空间的媒介可供性。稽考史实不难发现，东京空间的媒介可供性可被归结为一对矛盾：可沟通性、区隔性。
（一）可沟通性：趋向赋权媒介的可能
异于周东都由周公“厥既得卜，则经营”[27]、隋唐两京“凡所规画，皆出于（宇文）恺”[28]，北宋东京与其说是制图理性的投射，不如说是自发增殖的杂合体，这在中国古代统一王朝的全国性都城中仅此一例。据《宋会要辑稿》记载：“东京，唐之汴州。梁建为东都，后唐罢之，晋复为东京，国朝因其名。”[29]7319如刘春迎考证：“它不是在有完整的规划和设计下建筑起来的，而是在一个旧城的基础上改建而来的。”[30]这使汴州作为东京城市文脉的“前文本”预设了后者可供性的基元——可沟通性。汴州从县、州到节度使府的进阶过程历时漫长，在此过程中交通起到了关键性的赋权作用。隋运河修筑后，地处南北要冲的汴州坐拥通济渠、汴河、黄河、五丈河、金水河，是隋唐三百年间全国水运枢纽。作为与全国交换物质、能量、信息的开放系统，汴州独具唐两京稀缺的对外可沟通性，其内部空间随之生变：杜甫用“舟车半天下，主客多欢娱。白刃仇不义，黄金倾有无”[31]409反映发达的交通条件促成当地市民以货币为媒介建立社会关系;王建用“水门向晚茶商闹，桥市通宵酒客行”[31]446记述坊市制重要配套制度夜禁的弛懈——这亦体现在韦应物所言的“满席宾常侍，阗街烛夜归”[31]435。唐诗大多描摹汴州知觉空间、生活空间的可沟通性，但筹谋空间同样如此。后周显德二年（955），汴州得到入宋前最大翻修：后周政府在旧城外筑罗城，但罗城中仅官衙由“宫中擘画”，大量空地“任百姓营造”且“街道阔五十步者，许两边人户各于五步内取便种树掘井修盖凉棚，其三十步以下至二十五步者各与三步”[32]。这实则鼓励市民走出封闭坊界、打通公私领域，主动增益坊间的可沟通性，空间本身由此成为政府放权、市民联合的纽带，无异于赋权媒介。入宋后，东京继承并扩大了汴州的对外可沟通性，太宗参知政事张洎称：“汴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富，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15]2321这为东京空间扩大可沟通性、继续向赋权媒介演化提供了可能。
（二）区隔性：趋向集权媒介的可能
五代前，汴州作为远离政治中心、缺乏筹谋空间的码头城市，内外空间少有区隔性。五代间，汴州虽为四代首府，但“五代前后不过五十年，政权转了几次手，开封也几经战乱，破坏大于建设”[33]。因此，东京空间的区隔性并非汴州主动提供，而是迫于皇权按规矩提供。除前文所述各类“象天循礼”之举，宋廷强化阶级区隔的空间实践还有很多，影响最大者是旨在“强干弱枝”的更戍法。据《文献通考》记载：“太祖太宗平一海内，惩累朝藩镇跋扈，尽收天下劲兵列营京畿以备藩卫。”[16]1327这使东京握有唐两京难匹的暴力机器。如果说汴州市民在入宋前被空间赋予了一些自由沟通的权利，那么东京强大的暴力机器则为剥夺这种权利提供了可能，东京空间也因此平添了新的可能，“内外相维，上下相制，等级相轧”[16]1327，趋向集权媒介。这在城管法勾画的筹谋空间里也得到体现。据《宋刑统》记载：“侵巷街阡陌者，杖七十。若种植垦食者，笞五十……主司不禁，与同罪。”此外，“犯夜者笞二十……闭门鼓后，开门鼓前行者皆为犯夜”[34]。可见，区隔坊市、落实夜禁已获暴力机器支持。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太宗“诏张洎改撰京城内外坊名八十余，分定布列，始有雍洛之制”[29]7324。“雍洛之制”即唐两京坊市分隔制，宋廷恢复“雍洛之制”的努力，正是以空间为媒介重申政治霸权、强制执行社会规范、监控环境。如此，东京空间确有强化区隔性、向集权媒介演化的可能。 三、两类媒介融合：城市革命的自组织演进
尽管可沟通性、区隔性作为矛盾双方始终植根于东京，但前者在隋唐五代位居前台，使东京空间以赋权媒介的表象入宋。然而，皇权主导的空间实践令东京空间的区隔性急遽显化，于是集权媒介平地而起。随刑律颁行、张洎恢复雍洛之制、谢德权严惩侵街并“条上衢巷广袤及禁鼓昏晓之制”[15]10165，两类媒介的矛盾似乎以集权媒介胜利而结束，但这显然与“城市革命”最终推倒东京坊墙之实不符。李合群指出：“这里有一个问题：东京坊墙是何时拆除的;如果拆除，作为全城性工程必然兴师动众，为何不见任何官方或私人记载，甚至很少提及坊墙之事。”他考证后得出结论：东京坊市制是在无组织、非官方、缓进状态下“悄无声息地退出了历史舞台”，城市革命至北宋末徽宗征收“侵街房廊钱”才告终。[7]135这说明两类媒介作为矛盾双方没有任何一方强行夷灭另一方，虽有集权媒介后来居上，但集权媒介逐渐以官民都难察觉的方式与赋权媒介融合。那么，曾经非此即彼的两类媒介何以非暴力、非激变地趋于边界模糊、互相浸入、亦此亦彼？
东京城市革命发生于中国古代君权、中央集权臻于严密的成熟阶段，它的发生机制与唐末长安市民在中央集权衰落、城管能力低下时的侵街有本质区别。经济史观倾向于将革命过程刻画为市民阶级“以万马奔腾之势，一举冲毁了古典的坊墙”[5]211，这种大破大立的激进图景明显忽视了具体空间的历史条件以及空间与社会互相生产的辩证关系。事实上，东京城市革命渐进、怀柔、平易逊顺的特性使其更像一场官民间的共意行动——宋廷虽屡颁严旨，但官民纷纷务虚对待，形成某种心照不宣、声气相通的互动。这种“共意”构成东京的空间意识形态，其生产、传播、接受、再生产无不依赖作为媒介的东京空间——“共意”正是两类媒介彼此涵化、互相渗透的融合产物，亦是城市革命自组织演进的证明。
（一）集权媒介向赋权媒介渗透
作为一种空间实践，设东京于汴州本身就是集权媒介向赋权媒介的渗透，宋廷虽极力开发区隔性以便控制市民，却处处受制于汴州既存空间的可供性。汴州长期作为物流集散中心、客运交通枢纽且有“市民自建”传统，其知觉空间处处以如何利于“万国骏奔，四方繁会”自发布局，乃至“人物喧阗，闾巷隘狭……坊市之中邸店有限，工商外至络绎无穷”[35]，这种人口流动性强、人地矛盾尖锐的场域没有为“象天循礼”的空间实践预留太多资源，东京难以实现筹谋空间对知觉空间的全覆盖，难以将稠密互联的民宅强制区隔。尽管宋廷掌握前朝难匹的暴力机器，但如《资治通鉴》所言，强制改建“不顾人言，然仁人不忍为也”[36]。“象天循礼”的空间实践易于强推，但主奴辩证法使宋廷务必借“仁德”之名开展公共关系——否则其霸权无法在生活空间获得合法性。这使得集权媒介向赋权媒介的渗透难以达到预期的“殖民”效果。雍洛之制虽然恢复，但空间可供性的制约使这种恢复不能彻底。围绕改建问题，东京生活空间借意见流、信息流向筹谋空间释放大量负反馈。雍熙二年（985）扩大改建的筹谋因“民多不欲徙”而落空，太宗认为“内城褊隘，诚合开展。拆动居人，朕又不忍”[29]7324;真宗令谢德权强拆引发“群议纷然”，一度“有诏止之”[15]10165。为避免因强行改建丧失民心，宋帝各有妥协，如元丰元年（1078）“开封府请修治京城四壁”，神宗令“留五步为路，其官私屋有碍者免拆”[29]7326，类似妥协使集权媒介的建设过程缺乏持续性、彻底性，东京空间的区隔性由此掺杂大量可沟通性残余，形成了众多介于公私领域之交且紧凑分布的“灰空间”，它们作为赋权媒介的孑遗为城市革命保存了能量。
此外，在既存空间可供性的反作用下，宋廷强化区隔性的空间实践反而无意识地栽培了可沟通性。如，更戍法本为强化皇权独尊、压抑臣民联合，但集结兵卒、调运粮草依赖水陆联运，宋廷不得不拓展东京交通渠道，反而增强了可沟通性，太宗曾对汴河感慨道：“东京养甲兵数十万，居人百万家，天下转漕仰给在此一渠水，朕安得不顾！”[15]2317梁思成考证：入宋后“汴京有穿城水道四，其上桥梁之盛，为其壮观，河街桥市，景象尤为殊异。大者蔡河有桥十一。汴河有桥十三。小者五丈河有桥五，金水河有桥三”[37]。穿城水道、河街桥市既放大了可沟通性，又使城内空间因河网切割而凌乱破碎，不易圍合与封闭监管，较难支撑以内向、规则、有序著称的坊市制。这些交通渠道纷纷成为赋权媒介，削弱着集权媒介营造的区隔性。
坊市制之所以能发挥集权媒介的功能，是因为它依靠并维系着官民间的信息不对称关系——政府以坊市空间为集权媒介，制造区隔性并占据中心节点，用一目了然的区域秩序、公私分明的边界归属、遍布各坊的治安官、“夜警晨严”的制度监视民生、规训民情，防备城市信息系统因熵增（entropy increase）而引发混沌失序。Shannon在《保密系统传播论》中将熵定义为信息传递过程中的不确定、混沌性，若要控制环境、建构利于信息不对称延续的保密系统，就要用转换器（transducer）消除干扰性噪音冗余，“转换器越精细，信息输出结果和保密系统就越接近理想状态”[38]。坊市空间即转换器，彻底实行坊市制的城市（如唐两京）恪守线性传递观：政府对外保密、单向传令、高效识别空间为其输出的监控信息;市民彼此相隔，在高秩序化、低流动性、高可见度情境中接受监控、完成规定动作。坊市空间作为转换器发挥着控制熵增、维护稳定的功能，它必然排斥坊间可沟通性，因为沟通易生变乱，变乱破坏稳态，一个失去稳态的复杂系统无疑不利于单向凝视。只有半封闭于自然环境的天险中、内外信息交换需求低、面积稳定、人口流动性低、人口结构简单、彻底被筹谋空间控遏的城市才能为集权媒介匹配充足的可供性。然而，东京先天带有较多可沟通性残余，后天因建成区面积急遽扩张、拆迁政策妥协、更戍法实施、交通渠道拓展等因素使可沟通性异常发达，引发人口数量、密度、流动性、异质性骤增，催生了复杂的社会问题。如《老学庵笔记》载：“京师沟渠极深广，亡命多匿其中，自名为‘无忧洞’，甚者盗匿妇人……国初至兵兴常有之，虽才尹不能绝也。”[39]发达的可沟通性滋生坊市制无力监控的众多死角。海量信息以交通为信道、以东京为信宿，循环再生产乃至超载，催化城市信息系统熵增而非相反。坊市制建构的封闭、线性传播模式不能处理熵增后信噪比剧减的混沌、突变，无法监测环境、消除不确定性、强制执行社会规范，最终超负荷斡旋以致功能失调，使集权媒介向赋权媒介的渗透失控。 （二）赋权媒介向集权媒介渗透
在宋廷强行开发区隔性的同时，知觉空间中的交通渠道、介于公私领域之交且紧凑分布的“灰空间”和生活空间一并作为赋权媒介，凭借自身固有的可沟通性向集权媒介渗透，该过程即赋权媒介对集权媒介涵化（cultivation）、赋权媒介诱导市民自组织侵街。前者在一定程度上为城市革命消弭官方阻力，后者宣传并“无组织地组织”了城市革命本身。
北宋前，坊市制建构区隔性的关键策略即阶级隔离，体现在将皇室、官僚的私邸公署集于宫城、皇城以远离市民。作为集权媒介，宫城、皇城的传播功能是对内团结统治阶级、建构“礼不下庶民”的阶级认同，对外用社会距离感、建筑等级渲染霸权并自我神秘化，慑服市民令其敬而远之。但东京出自旧城改建，宫城、皇城是宣武军节度使府的翻修，其可供性不足，“没有预先的完整规划和设计，使得中央‘百司’不能集中一地，多分散在里城，杂处于居民区和商业区之间”[40]。被市民包围的除了百司还有宫城。《东京梦华录》记载：东京最繁华的酒店丰乐楼紧邻宫城，“三层相高，五楼相向……第一层下视禁中”，对宫内一览无余[18]16。该情形宋初即存，据《北窗炙輠录》记载：“夜在宫中闻丝竹歌笑之声……宫人曰：此民间酒楼作乐处。”[41]由于官民距离消减，赋权媒介持续涵化东京官僚，培养其市民意识。据《玉壶清话》记载：真宗任开封府尹时与同僚“呼通衢中铁盘市卜一瞽者……揣听声骨，因以为娱”[42]。司马光曾撰《论上元令妇人相扑状》批评仁宗在号称“国家之象魏”的宣德门上令“诸色艺人，各进技艺，赐与银绢……使妇人裸戏于前”[43]。可见，宋帝与市民的物理、心理距离都很接近。另据《梦溪笔谈》记载：“当时侍从文馆士大夫各为燕集，以至市楼酒肆，往往皆供帐为游息之地。”晏殊坦承“臣非不乐燕游者……若有钱亦须往”[44]。《归田录》载：鲁宗道“居在宋门外，俗谓之浴堂巷。有酒肆在其侧，号仁和，酒有名于京师。公往往易服微行，饮于其中”，并赞叹“酒肆百物具备，宾至如归”[45]。官僚市民化的后果如《都城纪胜》所言：“在京城时，甚为士庶放荡不羁之所，亦为子弟流连破坏之地。”[24]8《宋史》亦披露官僚阶级“权豪”是謝德权严惩侵街的一大阻力，原因是其“吝屋室僦资”——贪图侵街所建出租屋的租金[15]10165，可见市民化官僚与市民不仅物理、心理距离接近，还有诸多共同利益。经赋权媒介的涵化，官僚对生活空间的态度从排斥、防范、被动融入到喜闻乐见、主动融入，城市革命的阻力被极大抵消，较多有市民意识的官僚甚至暗中支持。
此外，在赋权媒介涵化下，和官僚朝夕厮混的市民极难敬畏各类区隔官民的礼法，甚至主动“反凝视”官僚。据方汉奇等考证，东京是宋代“非时供报朝廷事宜”“以‘内探录’的名义流传”的小报的发源地。小报泄露机要却屡禁不止的原因是官民经空间中介而异常接近，市民线人无处不在并伺机渗入集权媒介——除了与市民传播者里应外合的内探、省探、衙探外，“出入宫禁的‘师尼之辈’、‘国亲之臣’和‘诸路劄探人’也是‘小报’新闻的重要提供者”[46]。这使宋廷在东京市民“反凝视”下祛魅，集权媒介经营的区隔性遭到挑衅。《文献通考》载：宋帝出行所用卤簿极尽繁奢，规格最低的銮驾亦需七千扈从，但旨在传播皇威的卤簿仅适于宽敞、工整、便于清道警跸的知觉空间，这与东京显然不符。宋帝遂简化卤簿，东京市民肆意混入卤簿起哄，史称：
侍从及百官属，下至厮役，皆杂行其道中。步辇之后，但以亲事官百余人执挝以殿，谓之禁卫。诸班劲骑颇与乘舆相远，而士庶观者率随扈从之人夹道驰走，喧呼不禁。所过有旗亭市楼，垂帘外蔽，士民凭高下瞰，莫为严惮。逻司街使恬不呵止，威令弛阙，玩习为常。[16]1063
市民越轨之所以难禁，很大程度源自东京空间可沟通性异常发达，坊市空间无法成为有效清除环境熵的转换器，越轨者如游牧民流动聚散、难于监测，宋廷被迫和众多反凝视者混居并互相凝视，这进一步助长了反凝视者的越轨心态，宋小说中各类“京师泼皮破落户”即典型的越轨意象。市民对“天子”尚如此，遑论公卿。据《国老谈苑》记载，宰相王旦“自中书还第，路由潘氏旗亭，有狂生号王行者在其上，指旦大呼曰‘百姓困旱，焦劳极矣，相公端受重禄，心得安邪？’遂以所持经掷旦，正中于首”[47]。凡此种种，无不呼应前文对东京生活空间“反传统”的论证。不难推论，在百年未绝、全城参与的城市革命中，东京既存的、新生的可沟通空间作为赋权媒介扮演着动员市民“知法犯法”、自组织侵街的宣传者。尽管礼法、暴力机器长久存在，但东京可沟通性空间作为赋权媒介，给予市民不约而同侵街的集体效能感（collective efficacy），即“市民对彼此参加解决邻里问题过程的意愿和信心，即‘我们’能做我们想或必须做的事”[19]413。集体效能感在宋初已萌发。天禧三年（1019）出台的“坊廓户单独列籍定等”政策在中国首次区分城乡户口，城墙成为东京市民想象“我们”和“他们”的符号，源于城市意象的身份认同达到空前。随后，更强烈的集体效能感由官民在知觉空间、生活空间互相凝视的结构化实践中产生，通过日复一日的循环操演沉淀为市民的实践意识，又经生活空间的逸闻讲述系统传播、再生产并网状扩散，最终使市民敢于“奢侈则长人精神”，用侵街破坊一系列空间实践宣示经济诉求。倘若仅仅具备“理性人”的经济诉求而缺乏集体效能感，那么东京城市革命被“无组织地组织”并取胜是不可想象的。经济史观正是将东京市民视为超越具体空间可供性的“理性人”，才极大忽略空间作为媒介对生产、传播集体效能感的重要价值。
（三）共意城市：媒介融合的产物
综上，东京城市革命虽然在历史上极具“革命性”，却不符合革命常规范式——冲突性运动。若脱离东京空间固有的媒介可供性、缺少被涵化的集权媒介默许，市民极难独立引领“历史进化”，因此，东京城市革命更像麦卡锡等定义的共意性运动（consensus movements）：“它的目标受到了某个地理社区内全体人口的广泛支持，并且在追求社会变迁时，很少或根本没有碰到什么有组织的反对。”[48]314-315这种“广泛支持”的共意状态不是抽象的经济规律硬决定所迫，而是两类空间媒介融合的产物。因此，经济规律与东京城市革命并非前因后果，而是互为因果;城市革命亦非凌驾于空间特殊性之上的历史必然，而是“有亚社会性质的（subsocietal）或地方性的（subnational）。它们可能是以居住区为根据地的，也可能扎根于某个社区的某一部分之中，或者可能扎根于整个社区之中”[48]316。东京城市革命在宋初（甚至更早）即扎根于作为赋权媒介的可沟通性空间中，入宋后，这些赋权媒介在知觉空间中时刻牵制集权媒介、掩护市民越轨，使集权媒介的空间实践“为我所用”;赋权媒介亦在生活空间借邻里逸闻讲述网涵化官僚、增益市民集体效能感，使生活空间与筹谋空间互相浸入，赋权媒介与集权媒介边界消融，东京遂成为共意城市，各方势力以空间为媒介，达成政治、经济、文化诸多领域的重叠共识。尽管共意性运动在太宗、真宗时期偶尔转向冲突性运动，但随着媒介融合的推进，冲突被隐蔽、怀柔地化解;至徽宗时期用“侵街房廊钱”公开售卖侵街权，共意取得最大公约数。 四、复建霸权：共意城市内卷化
城市革命之初，赋权媒介对集权媒介的涵化形成众多市民化官僚，他们对侵街暗中支持、放任默许，显著消弭革命阻力，大量因侵街而生的宅基地涌现东京。随着空间可沟通性的提升，东京人口密度激增，物价飞涨，随之而来的红利却未被广大市民占有。《北宋东京的住宅位置考论》充分揭示了官僚如何凭特权在“即使有钱也很难找到空地建造宅第”时对市民住宅巧取豪夺。此外，共意城市虽为东京市民自由沟通、平等流动破除了许多表层障碍，但“都市空间作为稀缺资源，特别是黄金地段，还是在流动中不断地被富贵之家拥有，而在政治、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的平民和贫民，则被置换到条件较差、房价低廉的城市边缘区域”[49]。可见，由于政治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先天分配不均，即便空间可沟通性异常繁荣、社区流动权加速下放，广大市民仍未实现真正的赋权，反而因缺少各种资本而被逐渐排挤到下位。资本取代了清晰可见的暴力机器，成为复建空间区隔性的隐蔽媒介，这种区隔机制将市民对宋廷的不满分散、转移，规避了宋初集中改建的政策短期内激化矛盾的风险。如果说自由街巷制用可沟通性将集权坊市制“去中心化”，那么市民化官僚、少数市民精英则用各种资本实现了阶级隔离，推动空间权力的“再中心化”。上述过程令共意城市内卷化：表层“空间赋权”掩藏了仍旧缺席的空间正义，赋权媒介成为更加高效地卫护阶级区隔、士庶分化、社会不平等的工具，化作另一种集权媒介，使多数人的“共意”被少数人的“霸权”攻陷。
如史华兹等批判道：共意性群体面临根本矛盾，即广泛的制度支持“无法使普通成员相信他们的贡献是有价值的和必需的”，当共意性运动走向纵深，原本积极的普通成员趋于消极，不再“相信群体行动作为一种策略的可行性”。[50]244-245这亦是东京城市革命后期的问题，即当市民侵街所获利好被市民化官僚、少数市民精英“搭便车”时，东京城市革命自下而上的激进性、反建制性就大打折扣，加之城市革命是以空间为媒介被“无组织地组织”起来的，与典型的共意性运动相比缺乏坚定、统一的领导核心，亦缺乏纲领明确的行动社群，这促使革命主导权从自组织市民流向新型寡头集团：“产生了一个标准的利益群体，它只依靠与政策制定者之间的直接联系，而完全不依靠大规模的动员。”[50]254借“侵街房廊钱”公开售卖侵街权的徽宗貌似巩固了城市革命成果，实则借空间可沟通性之便，与市民化官僚、市民精英等新型寡头实现利益交换，诱导新型寡头在操持赋权媒介的过程中接受安抚与收编，成为协助宋廷复建空间霸权、维护统治秩序的同盟。究其本，“侵街房廊钱”政策非为广大市民所设，而是为占据足够资本、有权与宋廷共享空间霸权的新型寡头所设。这种假赋权之名行集权之实的空间实践，将空间“担任（政治等）冲突各方间的斡旋者”的媒介作用推向保守，实现对宋廷祖宗之法中“事为之防，曲为之制”意识形态的绍述[51]，削弱了城市革命的革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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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赵 玲
The City Revolution as Media Convergence in Dongjing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A Rethinking of History in View of Media Geography
ZHU Zhengde
（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Abstract：For a long time， the view of economic history has dominated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ity revolution in Dongjing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whose principal milestone is "the collapse of segregation system of communities"， viewing the space as prey for commodity economy and ignoring the media effects of space to mobilize and organize the city revolution. Analyses on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space and media in media geography can remedy the defects of the view of economic history， manifesting the initiative of material space. Accordingly， the space of Dongjing can be deemed as media that function as "mediation". Furthermore， the city revolution can be deemed as the convergence of empowered media （communicative space） and centralized media （partitioned space）. Benefiting from the inherent media affordances of Dongjing， the essence of the city revolution which is isomorphic to media convergence is the spatial practice containing the blurred boundary and the relations of mutual domestication between empowered media and centralized media， which resulted in a "consensual city". Although the empowered media gradually managed to counterattack the centralized media during the process of media convergence， it transformed into another centralized media under the state of consensus， concealing the reconstruction of space hegemony and the involution of the consensual city and impairing the revolutionary spirit of city revolution.
Key words： city revolution in Dongjing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space; media affordances; media convergence; consensual city
关键词：北宋东京城市革命;空间;媒介可供性;媒介融合;共意城市
中图分类号：G206;K244.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21）03-0100-09
施坚雅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序言里提出宋代中国爆发城市革命，并将“坊市分隔制度消灭”称作其核心特质。[1]后续研究中，北宋东京（今开封）因市民率先推倒坊墙、侵街设店、广开夜市、自由流动，被视为中国城市形态范式革命的先驱与“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2]，不啻中国古代城市地理研究之重。李德华将东京开放的街巷称作“古代后期城市规划布局与前期城市规划布局区别的基本特征”[3]。何一民强调东京撤坊代表了“宋代城市的发展趋势……标志着中国城市格局从封闭性古典型向开放性近现代型转化”[4]。但正像施坚雅将城市革命归因于商业溢出城市、贺业钜将坊的解体归因于“商品经济更加繁荣”[5]208一样，经济史观长期主导着学界对东京城市革命成因的诠释，斯塔夫里阿诺斯甚至把城市革命直接定名为“商业革命”[6]，类似观点颇受西方汉学家推崇。国内虽有学者证明东京坊墙崩坏因素复杂，但同样强调“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客观上要求打碎这个枷锁”[7]138。还有学者提倡切换视域，从“空间的视野下考察城市的发展与变化”，但终究对“空间”界定不详，且倡议“中国社会史研究应以社会经济史研究为主”[8]。
诚然，北宋城市商业有“显著的资本主义倾向”，但将东京坊墙崩坏视为“商业兴旺随之而来的必然结果”[9]值得商榷。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曾提出一个著名设问：“城市现实能否被定义为经济增长和生产力的简单结果？它与生产相比只是次要的边缘现实？必不。”他指出，城市现实与作为生产力的科技同等重要，即便不够颠覆生产关系，也模塑后者。[10]这呼应了他在《空间生产》（The Production of Space）中对空间历史的洞见：生产方式转变必产生新空间，但生产方式不是“完成了的全部或封闭的体系”[11]306。反观北宋东京城市革命，市民推倒坊墙、侵街开店是新生产方式催生的经济实践，更是嵌入城市现实的空间实践，它不能脱离空间的可供性（affordances）成为自足的“必然”。而在经济史观的诠释下，经济实践被拔高为超越现存空间、引领时代进化的结构性不可抗力，东京空间被预设为经济实践的背景与猎物——以“远不足以适应发展需求”[5]210的姿态被肢解，这就矮化了东京空间对城市革命的作为。事实上，在百年未绝、全城共谋的城市革命中，东京空间始终是官民双方频繁交换关系流、意见流、信息流的媒介，它有可沟通性、区隔性两种矛盾的可供性：是赋权媒介也是集权媒介，是革命宣传者也是整合阶级的权力装置。它诱导并收编市民的空间实践，使赋权媒介、集权媒介融合互驯，以另一种方式绍述宋廷“祖宗之法”霸权下的城市文脉。
一、作为媒介的东京空间
东京空间何以作为媒介存在？这缘于“空间”对东京社会发挥着媒介作用。列斐伏尔反对将空间视同几何空地的惯习，基于“（社会的）空间是（社会的）产物”这一发现，揭示空间构成要素包含社会再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和为这些关系分配的适宜地点，[11]32它能被概念化为“知觉-筹谋-生活三位一体”（perceived-conceived-lived triad）而非抽象模具[11]40。三位一体源于三种生产过程辩证统一：空间实践，即建设者在既成环境中用物理质料从事生产、再生产，创造“知觉空间”;空间表征，即专业规划者实行概念设计，创造“筹谋空间”;表征空间，即居民通过体验日常图景、文艺活动，对物理空间加以符号化使用，创造“生活空间”。[11]39东京空间之所以是媒介，正因为它在“知觉-筹谋-生活三位一体”各维度都发挥着媒介作用。
尽管“媒介”定义繁多，但媒介化（mediatization）、中介化（mediation）是理解媒介作用的两大逻辑。媒介化是晚近概念，Krotz将其与全球化、个体化、商业化并称为塑造现代社会的四元过程，媒介化常指技术、机构层面的通讯媒体用大众传播影响社会。[12]中介化则偏重物质性，其内涵包括“担任（政治等）冲突各方间的斡旋者、为分离的各方搭关系、用正式方式直接表达原本未表达的关系”，凸显交流过程中运用的人造物和风俗习惯。[13]潘忠党总结学界研究发现，媒介化重时间维度，“构想了一个以媒体技术特性为基础的单一的、线性的历史演变机制”，而中介化这一开放概念有明确空间想象，“令我们想象媒体介入社会生活的多种形态”。[14]本文对东京空间“媒介作用”的理解就是中介化：正因东京空间发挥了不容小觑的中介化作用，所以它理应被视作维系东京社会生活的媒介。
（一）东京筹谋空间的中介化作用
筹谋空间产自空间表征，“与生产关系和它们强加的秩序相联系，从而与知识、符号、代码和前台关系相联系”[11]33。东京前身是码头城市汴州，唐末五代割据于此的地方军阀臣服契丹（如后晋高祖石敬瑭自称“儿皇帝”）且从未完成统一，这使东京与长安、洛阳相比急缺表达皇权专制秩序的符号。北宋太祖太宗兵变篡权、吞并十国后，用建筑图像、城市礼法、祥瑞符号等正式方式生产筹谋空间，以便向军民、遗老、敌国契丹“直接表达原本未表达的关系”的中介化行为持续数代。建隆三年（962），太祖“广皇城东北隅，命有司画洛阳宫殿，按图修之，皇居始壮丽矣”[15]2097;建隆四年（963），卤簿使张昭在东京恢复唐长安“夜警晨严”旧礼的计划获准，理由是“苟无鼓漏之徼巡，何警众多之耳目”[16]1290;景德四年（1007），真宗为转移澶渊之盟后的统治危机，亲手策划天书降临左承天门的“祥瑞”，随后改元“大中祥符”并在左承天门上“诏加‘祥符’二字而增葺之”[15]2097。宋廷将唐两京“象天循礼”的空间秩序奉为理想型，据此改造东京，该势头至仁宗朝仍未消歇：皇祐三年（1051）宰相文彦博撰《皇祐大飨明堂记》，计划在东京复建《周礼》中象征天命的明堂，《玉海》记述仁宗此举意在将真宗自创的“三岁一郊”大礼制度化[17]。宋廷以筹谋空间为媒介，探索建立空间霸权、自证合法性的各种可能。 （二）东京生活空间的中介化作用
异于被霸权操控的筹谋空间，东京生活空间自发生长于表征空间中，“并不总是被编码，既与私密、地下的社会生活相联，又与艺术相联”[11]33。如《东京梦华录》所言：“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18]1伎馆唱词、茶肆说书、街陌谣讴、瓦子百戏等市民文娱组成邻里逸闻讲述网，它与传播机构资源、邻里环境、集体记忆等有形、无形的传播实践文脉共建传播基础结构，成为邻里归属、集体效能感、公民参与之动力。[19]413认同度高的文本经再生产汇聚大量分众，出现“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的传播效果。但就像柳永因“多游狭邪……语不称旨”[20]忤怒仁宗，东京生活空间因充满市民意识形态而倾向反传统，据《宋朝事实类苑》记载：“至今优诨之言，多以长官为笑。”[21]据《渑水燕谈录》记载：“丞相薨于位者，有无名子嘲之。”情节甚至严重到“时出厚赏购捕造谤”[22]。事实上，部分艺人已成操控舆情的意见领袖，如《夷坚志》载神宗、哲宗时代的张山人“其词虽俚，然多颖脱含讥讽，所至皆畏其口，争以酒食钱帛遗之”[23]。《都城纪胜·瓦舍众伎》载东京朝野“最畏小说人”的原因是其“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提破”[24]11。
（三）东京知觉空间的中介化作用
知觉空间产自空间实践，它可以在建筑、城市规划、城市化、城市日常生活等广泛层次上被观察、描述、分析，这些层次无不统一于城市现实中[11]413。实践具有社會性与物质性，知觉空间亦然，它与筹谋空间、生活空间的辩证互动关系决定了城市现实。筹谋空间、生活空间的生产过程被各怀异志的实践主体把持，双方与知觉空间的耦合伴随矛盾冲突，知觉空间的媒介作用就在于“确保连续性和一定程度的凝聚力”[11]33。尽管筹谋空间、生活空间的生产者殊途同归地凝视着知觉空间，但知觉空间作为一种斡旋媒介绝非中立——它已然凝聚着既存空间。既存空间是历史、具体的生产方式物化，它允许各类新空间实践创造历史，但不是随心所欲创造，而是在特殊且不平等的前提下创造，如列斐伏尔所述：“就社会空间本身和特定社会成员与该空间关系而言，凝聚力暗示有保证的权限范围和具体行动水平。”[11]33这就引出下文对东京空间的媒介可供性分析。
二、东京空间的媒介可供性
Gibson用可供性指“环境向生物主动提供、按规矩提供或配置的无论好坏之物……它暗示环境与生物互补”[25]127，即生物在特定生态位所蕴资源前提下发起各类行动的可能。这些可能先于生物存在且跨越主客对立，既是环境事实也是行为事实，既是生理事实也是心理事实，指向环境、观察者双方。[25]128-129值得强调的是，此处“环境”对应“整个物质世界，包括物理、文化、社会环境”，它启示我们“从生态学角度理解，行为不受知觉者与被知觉者约束，而是知觉有机体与驻栖环境间动态耦合的系统关系”[26]。考察特定环境的可供性有望理解它能/不能支持不同行动的原因，如，东京人可能效仿长安人保存坊市分隔，也可能颠覆它。坊墙之所以在东京被推倒，不是缘于超越特定环境的“进化必然”，而是缘于东京人与具体环境可供性的互驯。东京空间作为“知觉-筹谋-生活三位一体”实则与“环境”同构，三位一体的各维度都有媒介作用，因此，城市革命依据的环境可供性就是东京空间的媒介可供性。稽考史实不难发现，东京空间的媒介可供性可被归结为一对矛盾：可沟通性、区隔性。
（一）可沟通性：趋向赋权媒介的可能
异于周东都由周公“厥既得卜，则经营”[27]、隋唐两京“凡所规画，皆出于（宇文）恺”[28]，北宋东京与其说是制图理性的投射，不如说是自发增殖的杂合体，这在中国古代统一王朝的全国性都城中仅此一例。据《宋会要辑稿》记载：“东京，唐之汴州。梁建为东都，后唐罢之，晋复为东京，国朝因其名。”[29]7319如刘春迎考证：“它不是在有完整的规划和设计下建筑起来的，而是在一个旧城的基础上改建而来的。”[30]这使汴州作为东京城市文脉的“前文本”预设了后者可供性的基元——可沟通性。汴州从县、州到节度使府的进阶过程历时漫长，在此过程中交通起到了关键性的赋权作用。隋运河修筑后，地处南北要冲的汴州坐拥通济渠、汴河、黄河、五丈河、金水河，是隋唐三百年间全国水运枢纽。作为与全国交换物质、能量、信息的开放系统，汴州独具唐两京稀缺的对外可沟通性，其内部空间随之生变：杜甫用“舟车半天下，主客多欢娱。白刃仇不义，黄金倾有无”[31]409反映发达的交通条件促成当地市民以货币为媒介建立社会关系;王建用“水门向晚茶商闹，桥市通宵酒客行”[31]446记述坊市制重要配套制度夜禁的弛懈——这亦体现在韦应物所言的“满席宾常侍，阗街烛夜归”[31]435。唐诗大多描摹汴州知觉空间、生活空间的可沟通性，但筹谋空间同样如此。后周显德二年（955），汴州得到入宋前最大翻修：后周政府在旧城外筑罗城，但罗城中仅官衙由“宫中擘画”，大量空地“任百姓营造”且“街道阔五十步者，许两边人户各于五步内取便种树掘井修盖凉棚，其三十步以下至二十五步者各与三步”[32]。这实则鼓励市民走出封闭坊界、打通公私领域，主动增益坊间的可沟通性，空间本身由此成为政府放权、市民联合的纽带，无异于赋权媒介。入宋后，东京继承并扩大了汴州的对外可沟通性，太宗参知政事张洎称：“汴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富，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15]2321这为东京空间扩大可沟通性、继续向赋权媒介演化提供了可能。
（二）区隔性：趋向集权媒介的可能
五代前，汴州作为远离政治中心、缺乏筹谋空间的码头城市，内外空间少有区隔性。五代间，汴州虽为四代首府，但“五代前后不过五十年，政权转了几次手，开封也几经战乱，破坏大于建设”[33]。因此，东京空间的区隔性并非汴州主动提供，而是迫于皇权按规矩提供。除前文所述各类“象天循礼”之举，宋廷强化阶级区隔的空间实践还有很多，影响最大者是旨在“强干弱枝”的更戍法。据《文献通考》记载：“太祖太宗平一海内，惩累朝藩镇跋扈，尽收天下劲兵列营京畿以备藩卫。”[16]1327这使东京握有唐两京难匹的暴力机器。如果说汴州市民在入宋前被空间赋予了一些自由沟通的权利，那么东京强大的暴力机器则为剥夺这种权利提供了可能，东京空间也因此平添了新的可能，“内外相维，上下相制，等级相轧”[16]1327，趋向集权媒介。这在城管法勾画的筹谋空间里也得到体现。据《宋刑统》记载：“侵巷街阡陌者，杖七十。若种植垦食者，笞五十……主司不禁，与同罪。”此外，“犯夜者笞二十……闭门鼓后，开门鼓前行者皆为犯夜”[34]。可见，区隔坊市、落实夜禁已获暴力机器支持。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太宗“诏张洎改撰京城内外坊名八十余，分定布列，始有雍洛之制”[29]7324。“雍洛之制”即唐两京坊市分隔制，宋廷恢复“雍洛之制”的努力，正是以空间为媒介重申政治霸权、强制执行社会规范、监控环境。如此，东京空间确有强化区隔性、向集权媒介演化的可能。 三、两类媒介融合：城市革命的自组织演进
尽管可沟通性、区隔性作为矛盾双方始终植根于东京，但前者在隋唐五代位居前台，使东京空间以赋权媒介的表象入宋。然而，皇权主导的空间实践令东京空间的区隔性急遽显化，于是集权媒介平地而起。随刑律颁行、张洎恢复雍洛之制、谢德权严惩侵街并“条上衢巷广袤及禁鼓昏晓之制”[15]10165，两类媒介的矛盾似乎以集权媒介胜利而结束，但这显然与“城市革命”最终推倒东京坊墙之实不符。李合群指出：“这里有一个问题：东京坊墙是何时拆除的;如果拆除，作为全城性工程必然兴师动众，为何不见任何官方或私人记载，甚至很少提及坊墙之事。”他考证后得出结论：东京坊市制是在无组织、非官方、缓进状态下“悄无声息地退出了历史舞台”，城市革命至北宋末徽宗征收“侵街房廊钱”才告终。[7]135这说明两类媒介作为矛盾双方没有任何一方强行夷灭另一方，虽有集权媒介后来居上，但集权媒介逐渐以官民都难察觉的方式与赋权媒介融合。那么，曾经非此即彼的两类媒介何以非暴力、非激变地趋于边界模糊、互相浸入、亦此亦彼？
东京城市革命发生于中国古代君权、中央集权臻于严密的成熟阶段，它的发生机制与唐末长安市民在中央集权衰落、城管能力低下时的侵街有本质区别。经济史观倾向于将革命过程刻画为市民阶级“以万马奔腾之势，一举冲毁了古典的坊墙”[5]211，这种大破大立的激进图景明显忽视了具体空间的历史条件以及空间与社会互相生产的辩证关系。事实上，东京城市革命渐进、怀柔、平易逊顺的特性使其更像一场官民间的共意行动——宋廷虽屡颁严旨，但官民纷纷务虚对待，形成某种心照不宣、声气相通的互动。这种“共意”构成东京的空间意识形态，其生产、传播、接受、再生产无不依赖作为媒介的东京空间——“共意”正是两类媒介彼此涵化、互相渗透的融合产物，亦是城市革命自组织演进的证明。
（一）集权媒介向赋权媒介渗透
作为一种空间实践，设东京于汴州本身就是集权媒介向赋权媒介的渗透，宋廷虽极力开发区隔性以便控制市民，却处处受制于汴州既存空间的可供性。汴州长期作为物流集散中心、客运交通枢纽且有“市民自建”传统，其知觉空间处处以如何利于“万国骏奔，四方繁会”自发布局，乃至“人物喧阗，闾巷隘狭……坊市之中邸店有限，工商外至络绎无穷”[35]，这种人口流动性强、人地矛盾尖锐的场域没有为“象天循礼”的空间实践预留太多资源，东京难以实现筹谋空间对知觉空间的全覆盖，难以将稠密互联的民宅强制区隔。尽管宋廷掌握前朝难匹的暴力机器，但如《资治通鉴》所言，强制改建“不顾人言，然仁人不忍为也”[36]。“象天循礼”的空间实践易于强推，但主奴辩证法使宋廷务必借“仁德”之名开展公共关系——否则其霸权无法在生活空间获得合法性。这使得集权媒介向赋权媒介的渗透难以达到预期的“殖民”效果。雍洛之制虽然恢复，但空间可供性的制约使这种恢复不能彻底。围绕改建问题，东京生活空间借意见流、信息流向筹谋空间释放大量负反馈。雍熙二年（985）扩大改建的筹谋因“民多不欲徙”而落空，太宗认为“内城褊隘，诚合开展。拆动居人，朕又不忍”[29]7324;真宗令谢德权强拆引发“群议纷然”，一度“有诏止之”[15]10165。为避免因强行改建丧失民心，宋帝各有妥协，如元丰元年（1078）“开封府请修治京城四壁”，神宗令“留五步为路，其官私屋有碍者免拆”[29]7326，类似妥协使集权媒介的建设过程缺乏持续性、彻底性，东京空间的区隔性由此掺杂大量可沟通性残余，形成了众多介于公私领域之交且紧凑分布的“灰空间”，它们作为赋权媒介的孑遗为城市革命保存了能量。
此外，在既存空间可供性的反作用下，宋廷强化区隔性的空间实践反而无意识地栽培了可沟通性。如，更戍法本为强化皇权独尊、压抑臣民联合，但集结兵卒、调运粮草依赖水陆联运，宋廷不得不拓展东京交通渠道，反而增强了可沟通性，太宗曾对汴河感慨道：“东京养甲兵数十万，居人百万家，天下转漕仰给在此一渠水，朕安得不顾！”[15]2317梁思成考证：入宋后“汴京有穿城水道四，其上桥梁之盛，为其壮观，河街桥市，景象尤为殊异。大者蔡河有桥十一。汴河有桥十三。小者五丈河有桥五，金水河有桥三”[37]。穿城水道、河街桥市既放大了可沟通性，又使城内空间因河网切割而凌乱破碎，不易圍合与封闭监管，较难支撑以内向、规则、有序著称的坊市制。这些交通渠道纷纷成为赋权媒介，削弱着集权媒介营造的区隔性。
坊市制之所以能发挥集权媒介的功能，是因为它依靠并维系着官民间的信息不对称关系——政府以坊市空间为集权媒介，制造区隔性并占据中心节点，用一目了然的区域秩序、公私分明的边界归属、遍布各坊的治安官、“夜警晨严”的制度监视民生、规训民情，防备城市信息系统因熵增（entropy increase）而引发混沌失序。Shannon在《保密系统传播论》中将熵定义为信息传递过程中的不确定、混沌性，若要控制环境、建构利于信息不对称延续的保密系统，就要用转换器（transducer）消除干扰性噪音冗余，“转换器越精细，信息输出结果和保密系统就越接近理想状态”[38]。坊市空间即转换器，彻底实行坊市制的城市（如唐两京）恪守线性传递观：政府对外保密、单向传令、高效识别空间为其输出的监控信息;市民彼此相隔，在高秩序化、低流动性、高可见度情境中接受监控、完成规定动作。坊市空间作为转换器发挥着控制熵增、维护稳定的功能，它必然排斥坊间可沟通性，因为沟通易生变乱，变乱破坏稳态，一个失去稳态的复杂系统无疑不利于单向凝视。只有半封闭于自然环境的天险中、内外信息交换需求低、面积稳定、人口流动性低、人口结构简单、彻底被筹谋空间控遏的城市才能为集权媒介匹配充足的可供性。然而，东京先天带有较多可沟通性残余，后天因建成区面积急遽扩张、拆迁政策妥协、更戍法实施、交通渠道拓展等因素使可沟通性异常发达，引发人口数量、密度、流动性、异质性骤增，催生了复杂的社会问题。如《老学庵笔记》载：“京师沟渠极深广，亡命多匿其中，自名为‘无忧洞’，甚者盗匿妇人……国初至兵兴常有之，虽才尹不能绝也。”[39]发达的可沟通性滋生坊市制无力监控的众多死角。海量信息以交通为信道、以东京为信宿，循环再生产乃至超载，催化城市信息系统熵增而非相反。坊市制建构的封闭、线性传播模式不能处理熵增后信噪比剧减的混沌、突变，无法监测环境、消除不确定性、强制执行社会规范，最终超负荷斡旋以致功能失调，使集权媒介向赋权媒介的渗透失控。 （二）赋权媒介向集权媒介渗透
在宋廷强行开发区隔性的同时，知觉空间中的交通渠道、介于公私领域之交且紧凑分布的“灰空间”和生活空间一并作为赋权媒介，凭借自身固有的可沟通性向集权媒介渗透，该过程即赋权媒介对集权媒介涵化（cultivation）、赋权媒介诱导市民自组织侵街。前者在一定程度上为城市革命消弭官方阻力，后者宣传并“无组织地组织”了城市革命本身。
北宋前，坊市制建构区隔性的关键策略即阶级隔离，体现在将皇室、官僚的私邸公署集于宫城、皇城以远离市民。作为集权媒介，宫城、皇城的传播功能是对内团结统治阶级、建构“礼不下庶民”的阶级认同，对外用社会距离感、建筑等级渲染霸权并自我神秘化，慑服市民令其敬而远之。但东京出自旧城改建，宫城、皇城是宣武军节度使府的翻修，其可供性不足，“没有预先的完整规划和设计，使得中央‘百司’不能集中一地，多分散在里城，杂处于居民区和商业区之间”[40]。被市民包围的除了百司还有宫城。《东京梦华录》记载：东京最繁华的酒店丰乐楼紧邻宫城，“三层相高，五楼相向……第一层下视禁中”，对宫内一览无余[18]16。该情形宋初即存，据《北窗炙輠录》记载：“夜在宫中闻丝竹歌笑之声……宫人曰：此民间酒楼作乐处。”[41]由于官民距离消减，赋权媒介持续涵化东京官僚，培养其市民意识。据《玉壶清话》记载：真宗任开封府尹时与同僚“呼通衢中铁盘市卜一瞽者……揣听声骨，因以为娱”[42]。司马光曾撰《论上元令妇人相扑状》批评仁宗在号称“国家之象魏”的宣德门上令“诸色艺人，各进技艺，赐与银绢……使妇人裸戏于前”[43]。可见，宋帝与市民的物理、心理距离都很接近。另据《梦溪笔谈》记载：“当时侍从文馆士大夫各为燕集，以至市楼酒肆，往往皆供帐为游息之地。”晏殊坦承“臣非不乐燕游者……若有钱亦须往”[44]。《归田录》载：鲁宗道“居在宋门外，俗谓之浴堂巷。有酒肆在其侧，号仁和，酒有名于京师。公往往易服微行，饮于其中”，并赞叹“酒肆百物具备，宾至如归”[45]。官僚市民化的后果如《都城纪胜》所言：“在京城时，甚为士庶放荡不羁之所，亦为子弟流连破坏之地。”[24]8《宋史》亦披露官僚阶级“权豪”是謝德权严惩侵街的一大阻力，原因是其“吝屋室僦资”——贪图侵街所建出租屋的租金[15]10165，可见市民化官僚与市民不仅物理、心理距离接近，还有诸多共同利益。经赋权媒介的涵化，官僚对生活空间的态度从排斥、防范、被动融入到喜闻乐见、主动融入，城市革命的阻力被极大抵消，较多有市民意识的官僚甚至暗中支持。
此外，在赋权媒介涵化下，和官僚朝夕厮混的市民极难敬畏各类区隔官民的礼法，甚至主动“反凝视”官僚。据方汉奇等考证，东京是宋代“非时供报朝廷事宜”“以‘内探录’的名义流传”的小报的发源地。小报泄露机要却屡禁不止的原因是官民经空间中介而异常接近，市民线人无处不在并伺机渗入集权媒介——除了与市民传播者里应外合的内探、省探、衙探外，“出入宫禁的‘师尼之辈’、‘国亲之臣’和‘诸路劄探人’也是‘小报’新闻的重要提供者”[46]。这使宋廷在东京市民“反凝视”下祛魅，集权媒介经营的区隔性遭到挑衅。《文献通考》载：宋帝出行所用卤簿极尽繁奢，规格最低的銮驾亦需七千扈从，但旨在传播皇威的卤簿仅适于宽敞、工整、便于清道警跸的知觉空间，这与东京显然不符。宋帝遂简化卤簿，东京市民肆意混入卤簿起哄，史称：
侍从及百官属，下至厮役，皆杂行其道中。步辇之后，但以亲事官百余人执挝以殿，谓之禁卫。诸班劲骑颇与乘舆相远，而士庶观者率随扈从之人夹道驰走，喧呼不禁。所过有旗亭市楼，垂帘外蔽，士民凭高下瞰，莫为严惮。逻司街使恬不呵止，威令弛阙，玩习为常。[16]1063
市民越轨之所以难禁，很大程度源自东京空间可沟通性异常发达，坊市空间无法成为有效清除环境熵的转换器，越轨者如游牧民流动聚散、难于监测，宋廷被迫和众多反凝视者混居并互相凝视，这进一步助长了反凝视者的越轨心态，宋小说中各类“京师泼皮破落户”即典型的越轨意象。市民对“天子”尚如此，遑论公卿。据《国老谈苑》记载，宰相王旦“自中书还第，路由潘氏旗亭，有狂生号王行者在其上，指旦大呼曰‘百姓困旱，焦劳极矣，相公端受重禄，心得安邪？’遂以所持经掷旦，正中于首”[47]。凡此种种，无不呼应前文对东京生活空间“反传统”的论证。不难推论，在百年未绝、全城参与的城市革命中，东京既存的、新生的可沟通空间作为赋权媒介扮演着动员市民“知法犯法”、自组织侵街的宣传者。尽管礼法、暴力机器长久存在，但东京可沟通性空间作为赋权媒介，给予市民不约而同侵街的集体效能感（collective efficacy），即“市民对彼此参加解决邻里问题过程的意愿和信心，即‘我们’能做我们想或必须做的事”[19]413。集体效能感在宋初已萌发。天禧三年（1019）出台的“坊廓户单独列籍定等”政策在中国首次区分城乡户口，城墙成为东京市民想象“我们”和“他们”的符号，源于城市意象的身份认同达到空前。随后，更强烈的集体效能感由官民在知觉空间、生活空间互相凝视的结构化实践中产生，通过日复一日的循环操演沉淀为市民的实践意识，又经生活空间的逸闻讲述系统传播、再生产并网状扩散，最终使市民敢于“奢侈则长人精神”，用侵街破坊一系列空间实践宣示经济诉求。倘若仅仅具备“理性人”的经济诉求而缺乏集体效能感，那么东京城市革命被“无组织地组织”并取胜是不可想象的。经济史观正是将东京市民视为超越具体空间可供性的“理性人”，才极大忽略空间作为媒介对生产、传播集体效能感的重要价值。
（三）共意城市：媒介融合的产物
综上，东京城市革命虽然在历史上极具“革命性”，却不符合革命常规范式——冲突性运动。若脱离东京空间固有的媒介可供性、缺少被涵化的集权媒介默许，市民极难独立引领“历史进化”，因此，东京城市革命更像麦卡锡等定义的共意性运动（consensus movements）：“它的目标受到了某个地理社区内全体人口的广泛支持，并且在追求社会变迁时，很少或根本没有碰到什么有组织的反对。”[48]314-315这种“广泛支持”的共意状态不是抽象的经济规律硬决定所迫，而是两类空间媒介融合的产物。因此，经济规律与东京城市革命并非前因后果，而是互为因果;城市革命亦非凌驾于空间特殊性之上的历史必然，而是“有亚社会性质的（subsocietal）或地方性的（subnational）。它们可能是以居住区为根据地的，也可能扎根于某个社区的某一部分之中，或者可能扎根于整个社区之中”[48]316。东京城市革命在宋初（甚至更早）即扎根于作为赋权媒介的可沟通性空间中，入宋后，这些赋权媒介在知觉空间中时刻牵制集权媒介、掩护市民越轨，使集权媒介的空间实践“为我所用”;赋权媒介亦在生活空间借邻里逸闻讲述网涵化官僚、增益市民集体效能感，使生活空间与筹谋空间互相浸入，赋权媒介与集权媒介边界消融，东京遂成为共意城市，各方势力以空间为媒介，达成政治、经济、文化诸多领域的重叠共识。尽管共意性运动在太宗、真宗时期偶尔转向冲突性运动，但随着媒介融合的推进，冲突被隐蔽、怀柔地化解;至徽宗时期用“侵街房廊钱”公开售卖侵街权，共意取得最大公约数。 四、复建霸权：共意城市内卷化
城市革命之初，赋权媒介对集权媒介的涵化形成众多市民化官僚，他们对侵街暗中支持、放任默许，显著消弭革命阻力，大量因侵街而生的宅基地涌现东京。随着空间可沟通性的提升，东京人口密度激增，物价飞涨，随之而来的红利却未被广大市民占有。《北宋东京的住宅位置考论》充分揭示了官僚如何凭特权在“即使有钱也很难找到空地建造宅第”时对市民住宅巧取豪夺。此外，共意城市虽为东京市民自由沟通、平等流动破除了许多表层障碍，但“都市空间作为稀缺资源，特别是黄金地段，还是在流动中不断地被富贵之家拥有，而在政治、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的平民和贫民，则被置换到条件较差、房价低廉的城市边缘区域”[49]。可见，由于政治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先天分配不均，即便空间可沟通性异常繁荣、社区流动权加速下放，广大市民仍未实现真正的赋权，反而因缺少各种资本而被逐渐排挤到下位。资本取代了清晰可见的暴力机器，成为复建空间区隔性的隐蔽媒介，这种区隔机制将市民对宋廷的不满分散、转移，规避了宋初集中改建的政策短期内激化矛盾的风险。如果说自由街巷制用可沟通性将集权坊市制“去中心化”，那么市民化官僚、少数市民精英则用各种资本实现了阶级隔离，推动空间权力的“再中心化”。上述过程令共意城市内卷化：表层“空间赋权”掩藏了仍旧缺席的空间正义，赋权媒介成为更加高效地卫护阶级区隔、士庶分化、社会不平等的工具，化作另一种集权媒介，使多数人的“共意”被少数人的“霸权”攻陷。
如史华兹等批判道：共意性群体面临根本矛盾，即广泛的制度支持“无法使普通成员相信他们的贡献是有价值的和必需的”，当共意性运动走向纵深，原本积极的普通成员趋于消极，不再“相信群体行动作为一种策略的可行性”。[50]244-245这亦是东京城市革命后期的问题，即当市民侵街所获利好被市民化官僚、少数市民精英“搭便车”时，东京城市革命自下而上的激进性、反建制性就大打折扣，加之城市革命是以空间为媒介被“无组织地组织”起来的，与典型的共意性运动相比缺乏坚定、统一的领导核心，亦缺乏纲领明确的行动社群，这促使革命主导权从自组织市民流向新型寡头集团：“产生了一个标准的利益群体，它只依靠与政策制定者之间的直接联系，而完全不依靠大规模的动员。”[50]254借“侵街房廊钱”公开售卖侵街权的徽宗貌似巩固了城市革命成果，实则借空间可沟通性之便，与市民化官僚、市民精英等新型寡头实现利益交换，诱导新型寡头在操持赋权媒介的过程中接受安抚与收编，成为协助宋廷复建空间霸权、维护统治秩序的同盟。究其本，“侵街房廊钱”政策非为广大市民所设，而是为占据足够资本、有权与宋廷共享空间霸权的新型寡头所设。这种假赋权之名行集权之实的空间实践，将空间“担任（政治等）冲突各方间的斡旋者”的媒介作用推向保守，实现对宋廷祖宗之法中“事为之防，曲为之制”意识形态的绍述[51]，削弱了城市革命的革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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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赵 玲
The City Revolution as Media Convergence in Dongjing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A Rethinking of History in View of Media Geography
ZHU Zhengde
（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Abstract：For a long time， the view of economic history has dominated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ity revolution in Dongjing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whose principal milestone is "the collapse of segregation system of communities"， viewing the space as prey for commodity economy and ignoring the media effects of space to mobilize and organize the city revolution. Analyses on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space and media in media geography can remedy the defects of the view of economic history， manifesting the initiative of material space. Accordingly， the space of Dongjing can be deemed as media that function as "mediation". Furthermore， the city revolution can be deemed as the convergence of empowered media （communicative space） and centralized media （partitioned space）. Benefiting from the inherent media affordances of Dongjing， the essence of the city revolution which is isomorphic to media convergence is the spatial practice containing the blurred boundary and the relations of mutual domestication between empowered media and centralized media， which resulted in a "consensual city". Although the empowered media gradually managed to counterattack the centralized media during the process of media convergence， it transformed into another centralized media under the state of consensus， concealing the reconstruction of space hegemony and the involution of the consensual city and impairing the revolutionary spirit of city revolution.
Key words： city revolution in Dongjing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space; media affordances; media convergence; consensual c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