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上海柔性延迟申领退休金政策看似自觉自愿，却难掩各种现实条件的限制，也难以调和不同工种、不同人群的意愿。”
在国家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的大潮下，站在退休路口，退与不退，的确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在上海，在参与试点者、企业管理者、专家型人才、高强度岗位工人间，不同的退休故事因选择道路的不同而各自演绎着。在这里，延迟退休看似自觉自愿，却难掩各种现实条件的限制，也难以调和不同工种、不同人群的意愿。
延退者
“政策刚开始实行时，一个月有几百人办理。”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原新闻发言人鲍淡如说。上海柔性延迟申领养老金政策实行至今，办理人数只有数千人。“由于大环境没有配套政策，柔性延迟申领养老金的政策是受限的，效果不会太大，在出台政策之前我们就有预期。”
在出台柔性延迟申领养老金政策前，上海并没有严格进行强制性退休。“关于退休，原先就是开放的，只是不是用文件开放的，只要企业与个人协商一致就可以。近几年，上海这样的人群已经达到4、5万左右。”
上海柔性延迟申领养老金政策实施的对象，包括具有专业技术职务资格人员，具有技师、高级技师证书的技能人员和企业需要的其他人员，因此这一政策，实际上覆盖了所有企业员工。
据鲍淡如介绍，办理柔性申领养老金的人员中，以高级工程师和紧缺岗位的技工居多，也包括小企业主。而企业的一般职工倾向于返聘，因为这样既可以领养老金，又可以拿到返聘工资。
他认为，企业管理层愿意延迟退休，主要是出于管理效率的考虑。如果他们以返聘形式继续工作，即使从事管理岗位，说话分量或命令效力仍会削弱，管理力度和效率也会打折扣。返聘的雇佣性感觉更强，而延迟退休的职业生涯感更强。“返聘比较不太固定，没有保障。真正想干事业的人倾向于事业生涯的延长，而不是看报酬多少。”
据鲍淡如透露，国企中申请柔性领取养老金的职工并不多，这与外界普遍猜测的“政策是为国企一些领导设计的”并不相符。
“在制定政策时，我们就想到国企人员的参与可能不多，因为国企行政化色彩很浓，受人事关系所在的国资委、组织部两方面制约，所以实际提出申请的也比较少。”
返聘者
2012年，上海退休职工人数为14.3万，鲍淡如便是其中一员。他从上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与新闻发言人的岗位退休后，返聘为上海现代金融职业发展研究所所长，现主要从事公益活动，研究“为消费养老搭建社会公共平台”的课题。
鲍淡如对自己目前的“退休”生活还算认可：“退休以后，再创立社会组织和公益性组织、做研究，不仅能发挥专长为社会服务，还能吸纳年轻人就业、创造就业岗位。”
然而，像鲍淡如一样想要继续发挥余热的退休老人并不多。在上海一家从事军工装备研究的国企，团委负责人苗建新（化名）向《民生周刊》记者透露，该企业规模800人，具有返聘资格的人员达数十位，但目前办理返聘的人员不到10人。
苗建新所说的“具有返聘资格的人员”，其前提条件必须是研究员，并且需要获得企业认可。“曾有一位研究员退休时想要返聘，但企业认为他的身体状况不适合再进行工作，就拒绝了他的要求。”
而在该企业继续“服役”的返聘人员，均不再担任原岗位职务，主要从事技术顾问的工作，为一线领导的决策提供意见或建议，同时也为企业的年轻人解答疑惑。
“对于上海柔性领取养老金的政策我不太了解，也没有职工咨询过相关问题，但在我们公司，返聘已经可以满足职工的需求。” 苗建新说。
延聘者
2012年12月8日，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史研究室主任张志民（化名）到了退休年龄，但他并没有选择退休，而是以延聘方式继续在原单位工作。
张志民是上海社科院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的学科带头人，同时也是该所唯一一名延聘的专家。临退休时，上海社科院希望他能够延聘三年，张志民同意了，“现在每年都要办理一次聘用手续。我们院里延聘人数控制得很少，以前有两个同事打报告要求留下来，院里没同意。”
张志民说，他所从事的工作要求延聘者具有较高的熟练程度。与年轻时相比，他现在的工作并不吃力，正是因为有了知识的积累。
“做社会科学最好的年龄是50到65岁。”延聘后，张志民不再从事行政工作，只承担科研和教学，目前负责指导4个博士研究生。“以前做研究生部主任时很辛苦，吃不消。现在没有行政负担，工作做到65岁绝对没有问题。”
2014年，张志民在上海市地矿局担任负责人的弟弟即将退休。与张志民不同的是，弟弟早在两年前就已退居二线。“他现在完全处于退休状态，而我一点退休的感觉都没有。延迟退休就等于在职，一切和原来一模一样。”
张志民目前的工资中，岗位津贴占了很大一部分。“退休后，岗位津贴不计入养老金，收入至少打对折。对于做研究的人来说，喜欢并且还能继续把研究做下去，延迟退休是好的，另外收入也是重要原因。当然，对于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来说，就是另一回事了。”
反对者
对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关于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上海市航天局职工田世春（化名）和同事们都很关注，也很反对。
田世春出生于1954年，19岁开始工作，现在距退休还有一个月时间。何时延退、怎么延退尚在讨论中，田世春深知自己搭不上这趟末班车。
“虽然我不会受到影响，但还是反感延迟退休政策。” 田世春是负责机场修理和计划调度的车间主任，每天工作时长达七个半小时，且工作量非常大。“我年龄大了，身体素质大不如从前，工作难免会力不从心。”
“想要延迟退休的都是在职干部，他们工作强度低、工资待遇高，当然希望在岗位上多呆几年。”田世春说，他身边的同事几乎没有人愿意延迟退休。“现在很多年轻人找不到工作，延迟退休会让就业情况更复杂。”
同样在航天局工作的夏东群（化名）工龄已有40余年，现在距退休还有一年多时间。2010年上海柔性领取养老金政策出台时，由于是自愿申请，他并没有太多关注，“现在我担心延迟退休政策会很快出来，担心明年退不了休。”
夏东群从事的是货物配运方面的工作，对体力要求十分严格。“下班回家要闷两口白酒，第二天才有力气工作。”当《民生周刊》记者问及他对延迟退休的看法时，他说：“到我们一线岗位来体验一下，就知道我们为什么会反对延迟退休了。”
在国家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的大潮下，站在退休路口，退与不退，的确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在上海，在参与试点者、企业管理者、专家型人才、高强度岗位工人间，不同的退休故事因选择道路的不同而各自演绎着。在这里，延迟退休看似自觉自愿，却难掩各种现实条件的限制，也难以调和不同工种、不同人群的意愿。
延退者
“政策刚开始实行时，一个月有几百人办理。”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原新闻发言人鲍淡如说。上海柔性延迟申领养老金政策实行至今，办理人数只有数千人。“由于大环境没有配套政策，柔性延迟申领养老金的政策是受限的，效果不会太大，在出台政策之前我们就有预期。”
在出台柔性延迟申领养老金政策前，上海并没有严格进行强制性退休。“关于退休，原先就是开放的，只是不是用文件开放的，只要企业与个人协商一致就可以。近几年，上海这样的人群已经达到4、5万左右。”
上海柔性延迟申领养老金政策实施的对象，包括具有专业技术职务资格人员，具有技师、高级技师证书的技能人员和企业需要的其他人员，因此这一政策，实际上覆盖了所有企业员工。
据鲍淡如介绍，办理柔性申领养老金的人员中，以高级工程师和紧缺岗位的技工居多，也包括小企业主。而企业的一般职工倾向于返聘，因为这样既可以领养老金，又可以拿到返聘工资。
他认为，企业管理层愿意延迟退休，主要是出于管理效率的考虑。如果他们以返聘形式继续工作，即使从事管理岗位，说话分量或命令效力仍会削弱，管理力度和效率也会打折扣。返聘的雇佣性感觉更强，而延迟退休的职业生涯感更强。“返聘比较不太固定，没有保障。真正想干事业的人倾向于事业生涯的延长，而不是看报酬多少。”
据鲍淡如透露，国企中申请柔性领取养老金的职工并不多，这与外界普遍猜测的“政策是为国企一些领导设计的”并不相符。
“在制定政策时，我们就想到国企人员的参与可能不多，因为国企行政化色彩很浓，受人事关系所在的国资委、组织部两方面制约，所以实际提出申请的也比较少。”
返聘者
2012年，上海退休职工人数为14.3万，鲍淡如便是其中一员。他从上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与新闻发言人的岗位退休后，返聘为上海现代金融职业发展研究所所长，现主要从事公益活动，研究“为消费养老搭建社会公共平台”的课题。
鲍淡如对自己目前的“退休”生活还算认可：“退休以后，再创立社会组织和公益性组织、做研究，不仅能发挥专长为社会服务，还能吸纳年轻人就业、创造就业岗位。”
然而，像鲍淡如一样想要继续发挥余热的退休老人并不多。在上海一家从事军工装备研究的国企，团委负责人苗建新（化名）向《民生周刊》记者透露，该企业规模800人，具有返聘资格的人员达数十位，但目前办理返聘的人员不到10人。
苗建新所说的“具有返聘资格的人员”，其前提条件必须是研究员，并且需要获得企业认可。“曾有一位研究员退休时想要返聘，但企业认为他的身体状况不适合再进行工作，就拒绝了他的要求。”
而在该企业继续“服役”的返聘人员，均不再担任原岗位职务，主要从事技术顾问的工作，为一线领导的决策提供意见或建议，同时也为企业的年轻人解答疑惑。
“对于上海柔性领取养老金的政策我不太了解，也没有职工咨询过相关问题，但在我们公司，返聘已经可以满足职工的需求。” 苗建新说。
延聘者
2012年12月8日，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史研究室主任张志民（化名）到了退休年龄，但他并没有选择退休，而是以延聘方式继续在原单位工作。
张志民是上海社科院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的学科带头人，同时也是该所唯一一名延聘的专家。临退休时，上海社科院希望他能够延聘三年，张志民同意了，“现在每年都要办理一次聘用手续。我们院里延聘人数控制得很少，以前有两个同事打报告要求留下来，院里没同意。”
张志民说，他所从事的工作要求延聘者具有较高的熟练程度。与年轻时相比，他现在的工作并不吃力，正是因为有了知识的积累。
“做社会科学最好的年龄是50到65岁。”延聘后，张志民不再从事行政工作，只承担科研和教学，目前负责指导4个博士研究生。“以前做研究生部主任时很辛苦，吃不消。现在没有行政负担，工作做到65岁绝对没有问题。”
2014年，张志民在上海市地矿局担任负责人的弟弟即将退休。与张志民不同的是，弟弟早在两年前就已退居二线。“他现在完全处于退休状态，而我一点退休的感觉都没有。延迟退休就等于在职，一切和原来一模一样。”
张志民目前的工资中，岗位津贴占了很大一部分。“退休后，岗位津贴不计入养老金，收入至少打对折。对于做研究的人来说，喜欢并且还能继续把研究做下去，延迟退休是好的，另外收入也是重要原因。当然，对于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来说，就是另一回事了。”
反对者
对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关于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上海市航天局职工田世春（化名）和同事们都很关注，也很反对。
田世春出生于1954年，19岁开始工作，现在距退休还有一个月时间。何时延退、怎么延退尚在讨论中，田世春深知自己搭不上这趟末班车。
“虽然我不会受到影响，但还是反感延迟退休政策。” 田世春是负责机场修理和计划调度的车间主任，每天工作时长达七个半小时，且工作量非常大。“我年龄大了，身体素质大不如从前，工作难免会力不从心。”
“想要延迟退休的都是在职干部，他们工作强度低、工资待遇高，当然希望在岗位上多呆几年。”田世春说，他身边的同事几乎没有人愿意延迟退休。“现在很多年轻人找不到工作，延迟退休会让就业情况更复杂。”
同样在航天局工作的夏东群（化名）工龄已有40余年，现在距退休还有一年多时间。2010年上海柔性领取养老金政策出台时，由于是自愿申请，他并没有太多关注，“现在我担心延迟退休政策会很快出来，担心明年退不了休。”
夏东群从事的是货物配运方面的工作，对体力要求十分严格。“下班回家要闷两口白酒，第二天才有力气工作。”当《民生周刊》记者问及他对延迟退休的看法时，他说：“到我们一线岗位来体验一下，就知道我们为什么会反对延迟退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