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俄罗斯这块土壤上，有着根深蒂固的封建积淀。从彼得大帝到叶卡捷琳娜女皇，再到斯大林、勃列日涅夫，从这一母体脱胎换骨降生的“民主政体”，必然带有前几代的“遗传基因”。
　　据俄罗斯《新闻时报》的报道，2008年，俄罗斯教育部向学校推出一本《俄罗斯历史（1900～1945）》的教科书。书中对斯大林的评价，发生了一些根本的变化：认为“他是确保国家迈入工业社会的体系的维护者，他是一个濒临战争的国家的领袖”；甚至对斯大林1930年代的“大清洗”，也试图以一种全新诠释为其翻案。斯大林有铁腕作风，不拘泥于西方人道主义的条条框框，行事以实用主义为原则，这一切，都为普京的政治魅力作出了历史的“注解”。
　　俄罗斯人意识到，今天的普京和当年的斯大林有很多相似之处：当年的苏联曾称斯大林为“苏维埃之父”，现在的俄罗斯也发出了普京是“俄罗斯之父”的声音。前段在俄罗斯姑娘中还流传这样的话：“嫁人要嫁普京这样的人”，可见当今俄罗斯社会对普京的个人崇拜程度。
　　2008年3月的俄罗斯总统大选，没有任何悬念地落下帷幕。梅德韦杰夫高票当选，随后任命卸任的总统普京为总理。其实这一切，普京早已设计好了脚本。西方国家对此大多持批评态度，认为这是俄罗斯民主进程的倒退，是权威政治或强人政治的回潮，是对俄宪法的“戏弄”。已获得新闻自由的俄罗斯媒体不再“保持统一的口径”，有报纸发出警惕的呼喊：过度崇拜普京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历史证明：在强国崛起的历史进程中，不可能依靠一个人解决全部问题，这种单一领导人式的政治局面，恰恰是发展中国家的虚弱与不成熟之处。
　　当年，苏联人民把叶利钦选为人民代表时，也曾表现出类似狂热。而叶利钦却有着一个政治家清醒的头脑。他在选举后说：“后来有人将精确统计的选举结果告诉我。有89.6%的选举人投了我的票。当然，这不是一种完全正常的数字。在文明的也就是说在人道的选举中，数字应该更小些。”叶利钦认为这是一种逆反心理的结果：“不是投票赞成叶利钦，而是投票反对旧体制的任命方式。”
　　在冲决斯大林、勃列日涅夫等几代人构筑的堤坝中，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是两个关键性人物。
　　历史的跨度使我们获得了更为广阔的思维空间。在此现实大背景下，回顾作为苏联政治体制改革进程中重要拐点的“十月会议”，琢磨叶利钦与戈尔巴乔夫之间爆发的那场冲突，就有了意味深长的价值。
　　
　　【说出真话，就离真理不远了】
　　1987年的苏共中央十月会议，今天已成为一个历史话题。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叶利钦作了一个让全苏联甚至全世界震惊的发言。此前，叶利钦虽已是苏共政治局候补委员，但在秩序井然的苏联政治舞台上，他仍不过是“聋子的耳朵”。正是这次发言，成为一种转型的标志，成为两个时代的分水岭。叶利钦从此真正登上历史的舞台。
　　在东方出版社发行的《叶利钦自传》中，叶利钦对这次发言做了这样的回忆：
　　后来，我常常问自己，当时，有没有可能采取另一种方式，当时是否必要毫无余地地发起猛攻、迎向冲突，大闹一场，让我的个人生活发生灾难性的变化呢……
　　在苏共中央十月会议之后的二年中，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已经意识到自己的作用——他们不是社会上不起眼的小人物，而是真正的主人。人民已开始向党的官僚主义分子发起了进攻，而那些官僚主义分子不得不战战兢兢地、恐惧地捍卫自己越来越摇摇欲坠的地位。当我明白我该怎样发言的时候，要知道那个时候仍是不能触及最本质的东西，以及那些具体的、高贵的姓氏，别的倒是可以批评……对总书记只能是赞美，只能是陪笑脸……
　　当我向讲台上走去的时候，当然,没想到我的这次发言，将是向前迈进的一步，将会加强公开性，缩小批评的禁区……是的，当时我没考虑过这些。最重要的是，鼓起勇气说出我不能不说出的话。（《叶利钦自传》，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
　　我想，人们大概都不难理解在这种特定情境下，对位高权重之人提出尖锐批评所需要的胆识和勇气。
　　当年，《苏共中央通报》全文刊登了叶利钦的发言，我只援引这份原始记录中的一小部分，看看叶利钦到底说了什么“捅娄子”的话：
　　我必须说，那些教训，70年来的那些教训是沉痛的；当然也有成功，对此，米哈依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已谈及过。但同时也有教训，沉重的失败的教训。这些失败是渐渐地出现的，究其原因，是由于没有议会制；是由于只有一个小班子；是由于党的权力全都集中在一个人的手里，是由于这个人拒绝所有的批评。
　　有一点使我十分地不安，这就是政治局内还缺乏那么一种环境，而最近一段时期，明显地出现了一种情况，我可以说，就是对几个政治局委员、几个政治局常委、还有总书记的阿谀奉承……直接批评某个人，面对面地批评，这是对的，是需要的，但不能纵容阿谀奉承，因为它会渐渐地、渐渐地再次变成一种“准则”，个人崇拜。
　　叶利钦说：“在这儿，在中央全会上，面对党的中央委员，这些最可信赖的、最开诚布公的人，可以而且也应该说出心中的一切，一个共产党员必须说的一切。”叶利钦鼓足勇气，说出了埋藏在心中的真话。真话未必就是真理，然而，说出真话，就离真理不远了。
　　也许，在俄罗斯已赢得言说空间、思想空间的今天，叶利钦当年的言论已有点小儿科了，但任何历史的判断，都不应脱离历史辩证法的观点。当年，当叶利钦因此被撤销了政治局候补委员和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之后，卡斯特罗对叶利钦说了这样一句话：“你们行动的条件暂时还没有成熟。你们强大的中央像铁夹一样将什么事情都攥在自己的手里。”
　　叶利钦说：“当时我的发言是对总书记的第一次批评；是第一次尝试在党的会议中心而不是在家里的厨房内背后骂朝廷；也是第一次使已宣布实行的多元论变为现实。”
　　叶利钦成为尝试吃螃蟹的第一人。
　　
　　
　　【违反游戏规则，“黑马”惹恼“伯乐”】
　　但叶利钦此举违背了当时的政治游戏规则。戈尔巴乔夫失去了往日的气度和胸怀，他变得有些怒不可遏甚至暴跳如雷了。
　　叶利钦在自传中对戈尔巴乔夫的反应做了这样的描述：
　　于是，发生了一件突如其来的事情：戈尔巴乔夫忍耐不住，打断会议，气冲冲地疾步走出了会场。这时政治局全体成员和中央书记们一个个都呆坐在那里。不知该如何是好。就这样，大家僵持了大约30分鐘。后来戈尔巴乔夫又走了回来，并开始发表对我的看法。不过，这些看法不是针对我提出的建议，而是对我的人身攻击……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他这时已打定主意要搞掉我这个包袱。因为，我在他那顺从的队伍里显然是个“刺头”。
　　戈尔巴乔夫认为自己一手提携了叶利钦，不能容忍叶利钦如此忘恩负义。
　　正是戈尔巴乔夫提名叶利钦任苏共建筑部部长，通常这个角色是从中央书记中物色人选。自此，叶利钦由偏居一隅的地方诸侯成为中央要员。而当戈尔巴乔夫当上苏共中央总书记之后，又马上把叶利钦提携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首都第一书记位置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充分体现了戈氏对他的信任和重视。
　　另据《戈尔巴乔夫回忆录》记载，当叶利钦大刀阔斧对莫斯科盘根错节的官场进行“手术”时，遇到了顽固的抵制和反击，戈尔巴乔夫力排众议，给了叶利钦坚定的支持。
　　戈尔巴乔夫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的“伯乐相马”，竟演变成“白马非马”的中国式寓言。叶利钦扮演了政坛上反对派的一匹“黑马”。
　　戈尔巴乔夫无疑是开创风气的先驱，这一点连现政权“永远的批判者”索尔仁尼琴也肯定无疑。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中，对当年冲决体制坚冰的情形做了这样的描述：
　　突破禁区异常艰难，每一次都会引起有关部门的强烈抵抗，秘密保有者们的嘟囔埋怨和思想家们的痛苦呻吟，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揭开神秘的帷幕使某些机关受到了“寿终正寝”的威胁——他们的毫无作为和百无一用暴露无遗。然而作为“制度的看门犬”的思想家们并非毫无根据地认为，真相将会动摇对我们的那些教条永远正确的迷信。不仅是一个国王，而是把整个“宫廷”都赤裸裸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正是戈尔巴乔夫的这一做法，打破了勃列日涅夫时代的“批评禁区”，造就了党内批评的空气。然而，当革命革到自己头上的时候，一切都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戈尔巴乔夫也未能“脱俗”，一个人无法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这块生他养他的土地。
　　叶利钦在他的《自传》中，对于自己的“反叛”行为，作出另一种诠释：
　　后来我常常想，为什么戈尔巴乔夫偏偏选中了我呢？也许，他考虑我曾经领导全国一个大的党组织好几十年，有这方面的经验；并且我还抓过很长时间的生产工作……再有他了解我的性格，相信我能斩断过去的乱麻，知道我有着顽强的性格，也有勇气，会同黑手党作斗争；此外，我还能根本更新干部队伍——这一切他事先都考虑到了。这样我也许是能实现他既定目标的最佳人选。我很清楚，自己是被起用来打垮格里申一派的。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有66%的州党委第一书记被撤换。无论是对我，还是对戈尔巴乔夫来说，除了换掉那些已经成为改革道路上“绊脚石”的人这个办法以外，我们俩人都是别无选择。这些人是停滞时期过来的，权力对他们来说，只是实现自己私利和捞取名利的工具而已。（《叶利钦自传》，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
　　对叶利钦而言，不是戈尔巴乔夫这个“伯乐”相中了他这匹千里马，而是各路诸侯希望拥戴一位“明主”。但他们最终失望地发现：“城头变换大王旗”的结果，仍然是“换汤不换药”。
　　
　　【一山不容二虎】
　　在俄罗斯这块土壤上，也许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的这场龙争虎斗，还有着更为敏感且更为深刻的思想文化根源。
　　在叶利钦的《自传》中，我看到了这样的阐述：
　　我一生中从未受人支配过。比如说，我就从来没有做过副手。起初，虽然不是副局长，但是工段长，虽然不是托拉斯的主席、副主席，但却是一个局的局长。由于这个原因，我已经习惯于独立自主地做出决定。而在这儿，在中央等级森严要绝对服从上级。一切都要严格执行，不管任何时候都要表现出殷勤。当然对我这个不受拘束、自尊的性格来说，这是一种严峻的考验。
　　《自传》中，类似的情绪时有流露，这大概颇能反映出叶利钦的潜意识吧？
　　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注定了人们对塔尖的觊觎是你死我活的争斗。一方面，一将功成万骨枯；另一方面，为了权力的巩固，又不断上演着“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悲剧。
　　作为戈尔巴乔夫主要助手的瓦・博尔金在《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扎伊科夫接替了叶利钦的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这并没有把该市的情绪平息下去，莫斯科新领导人的性格相当软弱，经验不丰富，这显然对事情不利。不久，许多人又怀念起办事果断的叶利钦。
　　从此，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之间的斗争已经明朗化了……叶利钦在人民中的威信越高，戈尔巴乔夫心里越紧张，现在他认为这位新部长是政治上最危险的敌人。
　　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这场争斗，从另一层面说正应了那句老话：一山不容二虎。“功盖天下者不赏，勇略震主者身危”，这种悲剧现象在历史上不断重演。我们所能看到的全是“零和博弈”：你赢就意味着我彻底完蛋，我赢为了巩固胜利果实，就得“斩草除根”以绝后患。在非民主政治的博弈中，不存在民主体制的“双赢”，只有“赢家通吃”。这种思维左右了政治人物的走向。
　　这种对峙场面，让人联想起苏联的那部电影——《谁都不想死》。
　　
　　【“這就是改革的总司令部”】
　　叶利钦在《自传》中，描写了政治局的同志们：
　　葛洛米柯，政治局委员，最高苏维埃主席。葛洛米柯是个很奇怪的角色：他好像存在，也做着某些工作，会见某个人物，发表一些讲话，但实际上似乎谁也不需要他……他常常在政治局会议上突然说出这样的话：“同志们，你们知道不知道，那个城市没有肉卖啦！”他的这类话常使会场上的人哑然失笑——早就到处没有肉卖了。对此所有与会者都了如指掌……
　　梅德韦杰夫（指瓦季姆・梅德韦杰夫，非现任总统米特里・梅德韦杰夫），中央书记，政治局委员……他的主要特点是听话和缺乏新观点、新思想。戈尔巴乔夫正是看中了他的这个长处，才将他放到那个位置上……很清楚，他现在是凭自己的那点可怜的能力来领导意识形态工作。那么最主要的党报《真理报》，保守力量的喉舌，也就必然不断失去自己的订户……
　　雅科夫列夫，中央书记，政治局委员。他是个非常聪明、头脑健全、能高瞻远瞩的政治家。聆听他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问题时所作的发言，对我来说一直是一种享受。因为他说话简明，对问题的看法非常准确。当然，同我过去的做法一样，他在反对利加乔夫方面比较谨慎，不愿冒险。毫无疑问，他们俩的信念不同，雅科夫列夫所崇尚的社会主义模式与利加乔夫的兵营-集体农庄式的社会主义构想正好相反。但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他们又不得不相处在一起，并且都随着戈尔巴乔夫费力而空泛地谈论政治局的团结。（《叶利钦自传》，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
　　叶利钦在对苏共中央政治局的众生相做出描述后，说了这样一番话：“介绍完我的这些政治局的老同事后，我自己也感到心情沉重。这就是改革的总司令部，这就是党的神经中枢，全国最有才智的人们。我说这些又有什么意义呢？难道还能指望会是别的一些什么人吗？”
　　当年，叶利钦在政治局发言时，面对的就是这样一群人。他说：“难道从这些几乎全是保守派的政治局委员们那儿，我还能指望得到别的反应吗……”“一个接一个发言，大多是蛊惑人心、不顾事实，基本上是一种攻击的调子：这个叶利钦真是坏透了。老是重复那几句话，那几个形容词，那几顶大帽子……当那些似乎与我共事多年、与我亲近、相互关系很好的人纷纷跑上讲台发言的时候，这种背叛行为使我心情无比沉痛……后来我常常想到那次十月会议。我想弄清楚，究竟是什么驱使他们走向讲台，为什么他们不分是非，违背良心，像猎犬一般按主子发出的口令猛扑过来……”
　　叶利钦的《自传》中，描写了因职务而带来的一系列待遇：
　　拍马屁和唯命是从所得到的报酬是享受各种优惠的待遇。如专门的医院、专门的疗养院、漂亮的餐厅和那赛似“皇宫盛宴”的特制佳肴，还有舒适的交通工具。你在职位的阶梯上爬得越高，归你享受的东西就越丰富。你若失去这些东西便会感到更痛苦、更委屈，因而你也就会越来越顺从，工作越加卖劲。一切都是经过精心考虑的：处长虽不享有专用的小汽车，但他有权替自己预定用车；副局长享有一辆专用的“伏尔加”，而局长则有另外一种更好的带有专用电话的“伏尔加”。如果我爬到了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则可享有一切……你完全可以在一个大权独揽的国家里成为那些喜欢大权独揽的人所羡慕的对象。
　　……有趣的是，这一切都不是属于他们自己的。所有最好的东西——别墅、特供物品，与外界隔绝的特供场所——全都属于这个制度。这个制度可以将这些享受赐予你，也能从你手中再夺回来。这个主意就其实质而言是极为精妙的。某个人或叫伊万诺夫，或叫彼得罗夫，这都无关紧要。他沿着官阶上升，最初的时候，这个制度特供给他一定规格的财富；他爬上了一级，就再给他另一类的财富；你爬得越高，你所得到的、专门的生活享受就越多。这样一来，这个叫伊万诺夫的大脑里便充满了一种想法：这一切并不是专门恩赐给他本人的，只是恩赐给他占据的职位的。一旦他不再忠心耿耿、死心塌地为这一制度效劳，它就会将他废黜。取代他的将是彼得罗夫或是别的随便什么人。在这种制度下，没有什么东西是私人财产。（《叶利钦自传》，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
　　俄罗斯著名评论家别林斯基有一名言：“战胜自我所迈出的步伐，哪怕是一小步，也是极其辉煌的。”当叶利钦走上发言的讲台时，他必须做好思想准备：你有决心告别这来之不易的一切吗？
　　
　　【“苹果树上嫁接梨，因为有他才有你”】
　　哈维尔说过这样一番话：“假如社会的支柱是在谎言中生活，那么在真话中生活必然是对它最根本的威胁。正因为如此，这种罪行受到的惩罚比任何其他罪行更严厉。”
　　现在回头看，叶利钦的这一举动显然为他赢得了喝彩和民心。但在当年，叶利钦必然要为他的“离经叛道”付出惨痛的代价。叶利钦回忆：
　　……在政治上我已不存在，政治上我只是一具僵尸……
　　11月9日，由于头疼和心脏病突发我被送进医院。显然，我的身体承受不住神经的紧张，出现了挫折……就在这时，那件煎熬中的事情却不失时机地降临了。
　　11月11日（住院后的第三天），忽然响起了电话铃声。这是从克里姆林宫高级领导人服务处转来的电话。打电话的是戈尔巴乔夫。他用平静的语调说：“请你，尽快上我这儿来一趟。然后，也许我们要一起主持莫斯科市委全会。”我回答说，我去不了了，我现在躺在病床上，医生连起床都不允许。“不要紧”，他精神饱满地说：“医生会给予帮助的。”
　　对这个做法，我永远也不会明白。我不记得自己工作这么多年来，是否也干过这样的事？一定要把一个病人从医院里揪出来，以便解除他的职务。
　　就这样，叶利钦被解除了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不久后的苏共中央二月全会，经戈尔巴乔夫提议，又撤销了叶利钦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
　　叶利钦在自传中还写了这次发言的最后结局：
　　戈尔巴乔夫谨慎地谈了退休问题。医院会诊后也建议我考虑这个问题。后来我对此左思右想，还是决定不退休。因为对我来说，退休好比生命结束。我不可能搬到别墅去种萝卜和茴香，那样我会感到绝望、苦闷之极。我需要与人们在一起，需要工作，否则我就完了。于是我说：“我不同意退休！”
　　没过多久，戈尔巴乔夫又往医院给我打电话，提出让我当国家建设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苏联部长。我想，戈尔巴乔夫是慑于强大的社会舆论才决定不让我退休，不派我到某个遥远的国家去当大使。当时，抗议全会决议的信件如巨浪一般涌向中央委员会，涌向《真理报》编辑部，甚至涌向所有中央级报刊的编辑部。
　　戈尔巴乔夫在谈话结束时对我说：“但你要注意，我不会再让你搞政治了。”那一刻，他大概真的相信情况果真会是这样的。但是他却没有想到，是他自己制造和启动了民主化进程的机制。这一机制使总书记的话已不再是必须立即绝对服从的“圣旨”。现在我们的中央总书记可以说：“我不让你搞政治”，但人们却可以转而一想并作出决定：“不，应该让他去搞。”于是，就真的让你去搞了。时代已经变了。（《叶利钦自传》，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
　　在苏联的体制下，对待持不同政见的政治活动家，斯大林时期是无情地清洗杀光；赫鲁晓夫时代是把他们送到精神病院；勃列日涅夫時代则“进步”为把他们流放到一个遥远的国度去当大使，让他们远离政治舞台。今天，戈尔巴乔夫变得更为“宽容”，提议其退休，提前结束一个人的政治生命。
　　然而，青山毕竟遮不住。叶利钦所处的时代，毕竟已经不是勃列日涅夫的时代，更不是斯大林时代。
　　这也正应了一句俄罗斯谚语：“苹果树上嫁接梨，因为有他才有你。”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戈尔巴乔夫成就了叶利钦。
　　
　　【他走过的艰难之路正如俄罗斯的命运一样】
　　历史的车轮总是以一种“加速度”向前运行。仅仅过了两年，叶利钦就迎来了政治命运的转机。
　　叶利钦在1988年12月13日的日记中作了这样的记载：
　　我决定参加竞选苏联人民代表……我开始接到全国各地发来的电报，它们像雪片一样向我飞来。成千上万的劳动集体都推举我为他们的代表。
　　民心所向促使叶利钦作出了最后决定。可以作为参照的是，瓦・博尔金在《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一书里，也描述了戈氏在这次民主选举中的心态：
　　过了很长时间我才明白，为什么戈尔巴乔夫在党的全会上参选。他下不了决心在莫斯科提名自己为候选人，是因为他怕首都有强大的反对派而遭到可耻的失败。去其他选区又觉得丢面子，而且还要同别人在差额投票的情况下进行竞争。他害怕输，害怕他得到的支持率低于正在积聚力量的他的主要政敌叶利钦。戈尔巴乔夫在权衡了所有的利弊之后，认为唯一不会背叛他的只有亲爱的党、党的中央委员会。
　　后面的结果世人皆知。1989年，在政坛沉寂了两年的叶利钦东山再起，当选为新成立的苏维埃国会议员（人民代表）；1990年，叶利钦当选俄罗斯议会议长，并于翌年6月的选举中当选俄罗斯总统；在1991年的“8・19”事件中，叶利钦成功阻止了强硬派发动的政变，并取代戈尔巴乔夫入主克里姆林宫。
　　2007年4月23日，叶利钦因心脏病突发逝世，享年76岁。
　　戈尔巴乔夫对叶利钦作出这样的“盖棺定论”：“叶利钦既为国家利益作出了重大贡献，也犯下了严重错误。”
　　俄罗斯著名诗人丘特切夫有句名言：“理智理解不了俄罗斯，用一般的标准衡量不了俄罗斯……”叶利钦是一个斯芬克司之谜，是一道哥德巴赫猜想。就是这样一个推动俄罗斯民主进程的先驱和斗士，后来，当他自己登上总统宝座，在不到8年的任内，相继换了7位总理，给人留下专横霸道、贪恋权位的印象。再后来，就是这位“嗜权如命”的当权者，在任期未满却主动辞去总统职位，让位于他选定的接班人——普京。不论人们对叶利钦此举的议论是“无可奈何花落去”还是“识时务者为俊杰”——总之，叶利钦履行了俄罗斯新宪法，实现了权力的民主化交接，为自己的政治生涯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俄罗斯总统普京评价叶利钦：他是一个“率直而勇敢的民族领袖”，他敢于为自己的追求承担全部责任，“他作为政治家和公民走过了一条艰难的道路，他一生中不止一次地面临复杂而又关键的选择，这条道路是如此的独特，正如我们国家的命运一样”。
　　叶利钦为世人留下了庞杂而丰富的思想遗产和历史思索。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