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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中国各省市的面板数据，对中国服务业FDI就业效应的区域差异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从全国看，现阶段中国服务业FDI对就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从区域看，内陆地区和沿海地区、南部地区和北部地区服务业FDI对就业的影响存在差异。相对于内陆地区，沿海地区服务业FDI对就业反而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相对于北方地区，南方地区服务业FDI对就业的促进效应较弱。为此，本文提出要针对不同区域采取差异化的服务业外资引入政策：加大内陆地区服务业FDI力度；提高中西部地区服务业开放水平；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梯度转移制造业，从而带动相关服务业向中西部转移；优化沿海地区服务业FDI结构。
关键词：服务业；FDI；就业；区域差异
中图分类号：F241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49（2017）01-0085-10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701009
收稿日期：收稿日期2016-05-24；修订日期：2016-08-18
基金项目：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服务业开放对就业的影响机制：基于不同提供模式比较研究的中国服务业开放策略”（15YJA790035）；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研究基地项目“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生产性服务业开放与北京制造业转型升级研究”（15JDJGB094）。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李杨，经济学博士，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副研究员；蔡卓哲，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硕士研究生；邱亮亮，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英）The Regional Different Effects of Service Industry FDI on Employment in China：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the Data of 25 Provinces
（英）作者姓名LI Yang， CAI Zhuozhe， QIU Liangliang
（英）作者单位（China Institute of WTO，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英）摘要：Using the panel data of 25 provinces in China，this paper studies the regional difference in the effect of the service industry’s FDI on the employment. 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the service industry’s FDI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employment as a whole. But the difference of its effect among different regions is obvious. Its effect is different between the inland area and the coastal area. Its effect is also different between North China and the South China. The service industry’s FDI has a negative curb on employment in the coastal area compare with the inland area， its promotion to the employment is weaker in South China compare with North China.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 based on the analysis： increase the intensity of service industry FDI in inland areas，improve the level of service industry openness of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the coastal areas should transfer their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to inland to motivate the services sector there，optimize the structure of the service industry FDI in coastal areas.
Keywords：（英）关键词：the service industry；FDI；employment；regional difference
一、引言
鉴于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近年来我国政府不断出台加快服务业发展的政策措施，极大地推动了服务业发展，使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不断提升，并逐渐成为对外开放的重心，不仅服务贸易额占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有较大提升，服务业FDI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中的比重也不断提高。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5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676708亿元，其中服务业（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首次超过50%，达到505%；2015年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7130亿美元，占我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提升至153%；2015年我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不含银行、证券、保险，下同）金额1263亿美元，其中服务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62030亿美元，所占比例提升至491%，服务业逐漸成为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领域。 由于不同区域经济基础和地理条件不同，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同时，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及区域劳动力就业不平衡愈发严峻，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我国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我国东部地区
1986年全国人大六届四次会议通过的“七五”计划正式将我国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地区，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11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10个省（区）；西部地区包括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9个省（区）。1997年设立重庆直辖市并划入西部，2000年国家制定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中规定享受优惠政策的范围增加了内蒙古和广西，因此，目前西部地区共包括12个省级行政单位，中部地区包括8个省级行政单位，本文将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省级行政单位统称为中西部地区。总面积仅约占全国国土总面积（由于本文研究只涉及中国大陆，因此统计数据不含港澳台，下同）的1117%，然而根据2015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其2014年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为4135%，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GDP的比重高达5547%。服务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各省区市的差异也非常明显。根据各省区市的统计年鉴，2014年广东省、上海市、北京市、江苏省4个省市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分别为26871亿美元、18166亿美元、9041亿美元和28174亿美元，合计达到82252亿美元，占全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119562亿美元的6879%；其中服务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分别为13745亿美元、16385亿美元、7929亿美元和13005亿美元，合计达到51064亿美元，占全国服务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77538亿美元中的的6586%。同时，东部地区依然承担着我国就业的重任，2014年东部地区城镇单位就业人数占全国城镇单位总就业人数的5319%。
相关研究表明，当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会不断上升，对就业的影响将远超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对服务业人力资源开发、劳动生产率提高及就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尤为显著[1]。在进入新常态后我国经济增速放缓、产业结构亟待转型升级的背景下，社会总就业需求相对疲软，政策层面的“稳增长、保就业”显得尤为关键。由于服务业FDI作为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推进力量，在解决就业问题上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新时期只有充分发挥服务业的就業潜力，不断调整总量扩张与结构优化之间的关系，提高服务业就业的吸纳能力，才能保证我国劳动就业的稳定持续增长。但由于不同地区服务业FDI对于就业的吸纳能力可能存在差异，因此，在服务业FDI政策制定过程中我们要正视这种差异，通过策略性的调整，最终实现从全国总体层面提升就业水平。
二、研究文献综述
国外相关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影响劳动报酬进而影响东道国就业。克拉罗（Claro）基于一般均衡理论分析了FDI对发展中国家就业的影响，认为FDI能通过提高工资水平来增加就业[2]。阿尔梅达（Almeida）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并不能提高东道国的工资水平；对于人力资本积累，更多考虑合作企业的管理模式，对东道国就业水平无法产生显著影响[3]。就具体国别而言，托马斯（Tomasz）等研究表明FDI对匈牙利等4个中欧国家就业增加非常重要[4]。费德里科（Federico）等研究表明，FDI能够明显促进意大利就业增加[5]。但厄恩斯特（Ernst）研究发现，FDI对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国的就业贡献不明显[6]。希金斯（Jenkins）指出FDI对越南直接就业创造效应很小，间接效应也有限[7]。二是研究FDI对东道国就业结构的影响，进而研究其对东道国产生的就业效应。斯塔利（Stare）通过对斯洛文尼亚服务业FDI的研究，发现服务业FDI能够提高东道国相关行业个体员工的附加值，显著改善行业就业质量[8]。伊姆布里阿尼（Imbriani）、特格里奥（Pittiglio）、雷卡纳蒂（Reganati）通过对意大利跨国公司对国内经济和就业影响的研究，认为FDI虽然提高了生产力和就业水平，但对就业结构产生了负面影响[9]。克里诺（Crino）研究发现，服务外包能够改变就业结构，提高高技能水平就业人数的比重，但不能改变就业水平[10]。格雷厄姆（Graham）和韦德（Wada）通过研究我国FDI的情况后认为，外商在我国大陆的投资主要集中在沿海经济聚集区，加剧了不同地区劳动力数量和质量的不平衡性，对我国整体就业市场影响有显著区域差异[11]。
国内相关研究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贸易对就业影响的区域差异。梁平、梁彭勇、黄金等认为，出口对国内就业的影响为正，进口的影响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12]。许统生、涂远芬的研究表明，出口开放度对就业的影响效应以中部最大、西部其次、东部最小，进口开放度对就业阻碍效应以东部最大、中部其次、西部最小[13]。温怀德和谭晶荣认为，加入WTO后，我国东部地区出口的就业效应不再显著，中部和西部地区出口则明显促进了就业；进口总体上对就业存在抑制作用，但区域间存在一定的差异[14]。二是FDI对我国就业影响的区域差异。陈金永和张力的研究表明，FDI对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就业的正效应较大，而对中西部地区的就业效应不明显[15]。刘正华的研究表明，虽然FDI对我国就业整体上存在正效应，但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西部地区的正效应最明显，东部地区的正效应最弱[16]。郭庆然的研究结果显示，FDI对我国就业整体上有显著的挤出效应，且区域差异明显[17]。蔡兴、莫骄、冯志坚的研究结论表明，FDI对国内就业的弹性呈现出从东部向西部递增的趋势[18]。盛开健、刘国华、薛超凯的研究显示，FDI对我国就业影响总效应为负，其中对东部地区就业有显著的替代效应，中西部地区效果不显著[19]。郑月明、董登新的研究表明，FDI对东部地区就业存在显著的负效应，对中西部地区就业效应不明显[20]。朱金生、王鹤、杨丽等人认为，区域间FDI差异是导致区域就业差异的显著因素，就业区域差异很大程度上源于FDI在区域间投资倾斜所带来的就业转移、就业替代和就业结构变迁[21]。三是服务业FDI对就业的影响。魏作磊通过对我国第三产业及第三产业各行业的产出就业弹性分析，认为第三产业对我国就业有较强的吸收能力，第三产业相关贸易的增加对就业有明显的促进作用[22]。薛敬孝、韩燕的研究发现，服务业FDI虽能提高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但抑制了就业增长[1]。高立永的研究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第一、第二产业的就业效应不明显，对第三产业的就业效应和就业弹性较大[23]。徐丽雯指出，服务业FDI不仅增加了我国的就业数量，还改善了就业质量[24]。向佳的研究结果表明，制造业FDI对就业有一定带动作用，但不稳定，且潜力不大；服务业FDI对就业的带动作用较稳定，但不显著，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25]。张志明、崔日明基于中国服务业行业面板数据分析了服务贸易、服务业FDI对服务业就业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服务进口增加不利于我国服务业就业结构改善，出口则产生了有利的影响[26]。 通过对国内外研究文献回顾可以发现，无论是国外文献还是国内文献，对于FDI对东道国就业影响效应依然存在较大争议，但国内研究基本上都认为FDI对我国就业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从研究视角看，国内外相关研究要么总体上研究FDI对就业影响的区域差异，要么研究服务业FDI的就业效应，较少涉及服务业FDI对就业影响的区域差异。未来服务业将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心，服务业FDI也将成为我国FDI的重点，并且服务业就业存在隐性增长机制，服务业发展对就业水平的促进不仅在于服务业本身对劳动力吸纳的能力，还在于服务业发展对其他相关产业就业的促进，服务业FDI对就业影响区域差异的研究显得更为重要。正是在此基础上，本文选择我国25个省区市，基于2006—2013年的统计数据研究了服务业FDI对就业影响的区域差异，并提出未来我国服务业FDI政策区域差异安排的政策建议。
三、模型设计与数据说明
1.模型设计
理论上讲，同制造业FDI一样，服务业FDI也主要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机制对产出和就业产生影响。直接影响机制即服务业FDI产生的就业创造效应。由于经济产出主要是基于各种生产要素组合投入的结果，生产要素中资本和劳动更多地表现为一定的配比关系。如果生产技术条件不变，资本增加必然会产生相应的劳动力投入增加需求。FDI本质上就是资本投入，FDI的增加势必会造成劳动力增加，进而影响到就业总量。在市场未饱和的情况下，以“绿地投资”新建企业形式进行的服务业FDI可以在短期内直接创造就业机会，以跨国并购形式进行的服务业FDI虽然在短期内创造就业不明显，但随着后续投资的增加和扩大再生产，也会增加就业。就间接影响机制看，服务业FDI对就业数量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关联效应、技术溢出效应、竞争效应。关联效应即通过促进上下游相关产业发展，提升与服务业相关行业的就业增长。整个社会生产主体并非只有一个行业或一家企业，各个行业、企业间存在相互关联关系，服务业FDI可以对上游企业和下游企业的生产提供支持，通过增加上下游企业的就业而影响整体就业。比如房地产FDI的增加会促进建材、家电等产业扩大再生产，进而增加这些行业的就业。技术溢出效應即FDI通过技术外溢的方式提高产业内其他要素供给或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影响就业数量。一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除引进国外资本，还在于利用国外先进的技术和借鉴其先进的管理经验，以提高生产效率。在产出规模一定时，生产效率的提高将会减少劳动需求，即使是扩大再生产，技术效率的提高也可能使生产过程中产生资本、技术投入替代劳动投入的现象，从而影响到就业。竞争效应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国外资本尤其是跨国公司资本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国外资本的进入会对国内企业造成竞争压力，在优胜劣汰的竞争环境下，部分国内企业可能破产倒闭，从而造成原有就业减少。二是随着国外资本的不断进入，原有市场逐渐趋于饱和，在投资机会有限的情况下，
各企业会通过提高生产效率获得竞争优势，从而一定程度上造成就业数量减少。由于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存在差异，不同影响机制在不同区域、不同行业具有不同的表现。相关研究也证明了这点，如刘辉群、卢进勇的研究表明，中国利用FDI对不同产业就业影响取决于各部门所占的劳动比例、各部门中劳动生产率对劳动的弹性以及FDI在各部门中所占的比例[27]；刘宏、李述晟的研究表明，早期我国FDI大多进入了劳动密集型行业，创造了大批的就业机会，但外资对国内投资的挤出效应以及对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则又压缩了就业岗位的数量，对就业产生负面影响[28]。
总体看，服务业FDI对就业的影响主要体现于将FDI作为投入要素对产出和市场环境产生影响，进而对就业产生影响。为验证服务业FDI对就业效应的区域差异，综合考虑服务业FDI对就业的影响机制，本文假定全社会生产符合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基于技术、资本和劳动要素投入的生产方式，借鉴海恩和赖特（Hine & Wright）创建的基于内生技术的模型，假定企业传统生产函数为CD函数：
Yit=AKαitLβit（1）
其中Yit表示第i个省份t时期的产出水平；Kit表示第i个省份t时期的资本存量；Lit表示第i个省份t时期的劳动力供给数量；α表示资本产出弹性系数；β表示劳动力产出弹性系数；
A表示技术水平/生产效率。
假设服务业FDI加速了某一行业的生产效率和技术水平的提升，则参数A可表示为：
A=eαFDIit
（2）
其中，FDIit表示第i个省份t时期服务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eα表示技术进步情况。
将（2）式代入（1）式，对两边同取对数并进行整理后，则可以得到：
lnLit=β0+β1lnYit+β2lnFDIit+β3lnKit
（3）
为进一步体现服务业FDI对我国不同区域就业的影响机制的差异，本文除选择就业数量、资本存量和服务业FDI外，还引入其他变量。
根据经济增长长周期理论，城镇化是劳动力部门转移的重要影响因素，一定程度上能够体现市场饱和情况，也决定着服务业FDI对国内企业挤压作用的大小，与就业会存在明显的动态关系，且这种关系会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出现较大波动[29]。因此，本文选择城镇化水平（C）来反映服务业FDI的竞争效应。
前面提及，服务业利用FDI过程中的技术水平提高将会产生技术溢出效应，相关研究表明，FDI对高技能和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影响存在显著差异，FDI对高技能劳动力呈现先抑制后促进的作用，对低技能劳动力则是先促进后抑制[30]，为反映这种影响，本文利用人口教育程度（EDU）来表示技术发展水平。
就服务业FDI的就业创造效应和关联效应而言，其作用原理基本相同，均是通过对产出的影响来影响就业，这一方面体现在地区生产总值（Y）中，另一方面也体现于企业数量上。由于国内各省市之间人力资本是自由流动的，高工资将会吸引人力资本进入，一些地区工资提高有利于增加当地人口数量，提高就业人数，但同时工资提高也会造成劳动成本上升，增加企业负担，企业数量会因此而受到影响，本文选择城镇平均工资水平（w）来反映这种影响。 综上分析，为更好地描述就业的影响因素，本文采用扩展后的计量模型如公式（4）所示：
lnLit=β0+β1lnYit+β2lnFDIit+β3lnKit+β4lnwit+β5EDUit+β6Cit+εit
（4）
其中，wit表示第i个省份t时期城镇职工平均工资；EDUit表示第i个省份t时期大专以上学历劳动力人口占比，表示人口教育程度；Cit表示第i个省份t时期城镇化水平。
2.数据说明与变量描述性分析
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明显的区域差异，这在服务业FDI方面也较为突出。鉴于吉林、甘肃、宁夏、西藏等地区服务业FDI相关数据统计不全，海南、重庆的相关数据统计年限较短，本文共搜集除上述省区市以外的其他25个省区市2006—2013年的数据。考虑服务业FDI除对服务业就业量产生直接影响，还可能对农业及制造业生产效率和产业结构产生影响，进而间接影响农业、制造业就业量，本文选取地区就业总量作为被解释变量。相关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各省区市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本文相关变量具体说明见表1，各自变量统计性描述见表2。
四、实证分析
1.计量分析
通过观察相关统计数据可以发现，服务业FDI数额呈现出沿海地区远高于内陆地区、南方地区高于北方地区的特点，为测度地区差异，本文通过设置沿海、内陆及南方、北方两个维度来进行区域划分，在参考吴殿廷[32]关于我国南北经济不平衡的自然地理界限的基础上，将25个省区市分为四大区域，其中南方沿海包括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北方沿海包括辽宁、北京
虽然北京并不沿海，但由于北京对外开放水平较高，且属于服务业开放的前沿省市，本文将其作为北方沿海地区来处理。、天津、河北、山东；南方内陆包括湖南、湖北、安徽、江西、贵州、四川、云南；北方内陆包括黑龙江、内蒙古、新疆、山西、河南、陕西、青海。在模型中加入Coast和South两个虚拟变量，以控制不同区域间服务业FDI相差过大对就业效应的影响，其中Coast值为1表示沿海省份，Coast值为0表示内陆省份；South值为1表示为南方省份，South值为0表示为北方省份，同时，本文將进一步考察Coast*lnFDI和South*lnFDI以分析不同区域服务业FDI对就业影响的差异。最终，本文确定的模型如公式（5）所示：
lnLit=β0+β1lnYit+β2lnFDIit+β3lnKit+β4lnwit+β5EDUit+β6Cit+Coast*lnFDI
+South*lnFDI+εit
（5）
依据Hausman检验1%显著水平下的结果，我们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
2.实证结果分析
利用Stata对相关数据进行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3可知，在全国层面，服务业FDI的系数为0114，且在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这表明在全国层面服务业FDI对就业产生了促进效应。但从交互项来看，Coast*lnFDI和South*lnFDI的系数均显著为负，显然沿海地区和南部地区服务业FDI就业促进效应较弱，内陆地区和北部地区服务业FDI就业促进效益较强。总体上，这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阶段性决定的。无论是FDI还是服务业FDI，最先流入我国东部地区，进而向中、西部地区转移。随着FDI流入增加，东部地区成为吸纳就业人员的主要地区，并带动大量劳动力转移到此，但此后其吸纳就业的能力将严重下降[33]。这说明在沿海地区服务业FDI就业创造效应和关联效应逐渐减弱，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和市场竞争加剧，技术溢出效应和竞争效应逐渐增强。就其他变量看，地区生产总值对就业效应影响显著为正，这说明经济发展始终是就业持续增长的重要保障。同时，城镇工资平均水平、资本存量、城镇化水平对就业的影响显著为负，这说明我国城镇工资水平、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并未能有效提升我国整体就业，资本存量也制约了总体就业水平的提升。
近年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引起劳动力成本急剧上升，再加上产业结构调整处于过渡期，国内总体就业出现一定波动，这主要是由我国人才供给转变速度和人民对生活质量要求提高速度超过产业结构升级速度造成的。一方面，由于人力资本成本不断提高，我国劳动力成本优势正不断丧失，曾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强大动力的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企业利润不断下降，这些企业要么被迫向其他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和地区转移生产力，使得本地企业数量减少，例如，耐克和阿迪达斯相继关停在我国的代工厂，继而将制造工厂转移到越南等劳动力更低的国家；要么由于技术溢出效应实现了资本、技术对劳动要素投入的替代或技术水平提升而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从而以高资本投入实现机械化生产。无论是哪种形式，最终都会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我国总体就业水平。另一方面，由于劳动力供给结构发生转变，以往占主导地位的初级劳动者占比不断下降，从而造成初级制造产业工人紧缺与其他产业人才剩余共存的局面，一定程度上加深了结构性失业。这主要是原有农村剩余劳动力供给与城镇化创造的就业需求存在结构差异，城镇化进程中并没有将原有农村劳动力顺利转化为城市就业。曾世宏、夏杰长认为，我国城镇化进程主要表现为城市圈地运动，城镇化过程的就业吸纳能力滞后于城市面积的扩张，而且没有显著提高服务业就业吸纳比重[34]。
（2）地区层面。
由表3可知，地区层面的服务业FDI就业效益存在明显差异，不同地区服务业FDI对就业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并不相同。总体而言，南部沿海地区和北部沿海地区服务业FDI的系数显著为负，南部内陆地区和北部内陆地区服务业FDI的系数为正值，但并不显著。这表明市场相对繁荣的沿海地区服务业FDI不仅未能促进就业，反而对就业起到抑制作用，这种抑制作用的产生意味着负向作用在这两个地区已经超过其对就业的正向效应；内陆地区服务业FDI对就业仍然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从宏观经济角度分析，产生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差异。沿海地区开放时间较早、开放水平较高，在开放经济的促进和带动作用下，沿海地区经济迅速发展，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升，服务业资本存量和技术水平与外商投资企业差异不明显，此时服务业FDI的增加更多地产生竞争效益，从而挤出国内企业的就业。相对于沿海地区，内陆地区开放时间较晚、开放水平相对较低，总体经济发展水平也较低，经济发展以制造业或旅游、运输等传统服务业为主，服务业FDI一方面能够有效地促进制造业发展，从而提升就业水平，但另一方面服务业FDI对该地区其他服务业就业也会造成挤出效应，因此，虽然系数为正值，但并不显著。 就其他变量而言，无论是哪个区域，国民经济发展始终是就业增长的可靠保障，具有显著的正向效益。与全国层面一致，在劳动力自由流动的背景下，城镇工资平均水平的提高依然对就业产生负面影响，这表明劳动力成本问题在我国是普遍现象，并非是某个区域的问题。因而，服务业FDI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同时也提高了劳动成本，不仅实现了技术和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同时也由于增加企业负担造成企业数量减少，最终影响到就业量的增加。资本存量和城镇化水平对北部沿海地区就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其他地区的效应要么为负值，要么不明显。从北部沿海省市看，除北京外，辽宁、天津、河北、山东都以制造业尤其是重型制造业为主，这些地区在资本供给和城镇化水平上尚有较大空间，也就是说现有市场竞争效应依然较弱，北部内陆地区的资本存量对就业影响显著为负，说明在这些地区资本存量并没有发挥对就业的促进作用，可能是因为存在大量无效投资。人口教育程度对南方沿海就业效应显著为负，而对其他地区的作用并不明显，这说明对于南方沿海地区来说，由于制造业更多的是加工制造业，对于就业者的学历要求相对较低，就业增长更倾向于大专以下学历的简单劳动者。
五、結论与启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服务业FDI对我国就业增长依然存在正效应，但各个区域存在较大差异。相对于开放较早、开放水平较高和经济发展相对发达的沿海地区和南部地区服务业FDI对就业有所抑制而言，开放较晚、开放水平较低和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内陆地区和北部地区服务业FDI就业则具有明显的促进效应。这是由于沿海地区相关产业转型升级速度较快，服务业总体发展水平较高，特别是南部沿海地区，服务业已成为支柱型产业，不仅总产值较大，且在地区生产总值中占据较大比例，因而服务业FDI的进一步增长反而对就业产生抑制效应，这种抑制主要来源于对国内相关产业就业的挤出。第二，地区生产总值增长始终是就业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这表明，保障就业最有效的手段依然是促进经济快速增长，只有在国内产出不断增长的情况下，才能进一步带动国内就业增长。第三，其他解释变量对各区域就业的效应存在较大差异。对于北部沿海地区而言，资本存量和城镇化依然能够显著促进就业；而对其他地区，劳动力供给与产业结构转型的劳动需求不匹配形成结构性失业，最终影响到就业水平的总体提升。同时，劳动力成本问题是全国范围内就业的主要问题。
基于服务业FDI就业效应的区域性差异分析，在经济新常态的就业压力下，我国需要更好地制定差异性的服务业FDI政策，保障就业稳定增长。第一，加大内陆地区服务业FDI力度。鼓励FDI尤其是服务业FDI投向中西部内陆地区，更有效地提升内陆地区的就业水平。第二，进一步提高中西部地区开放程度尤其是提高其服务业开放水平。鼓励我国4个自由贸易试验区探索出的可复制可推广的有效经验，尤其是其中服务业开放的政策和措施，及时应用于其他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内陆地区，从而为中西部地区服务业开放创造更有利的条件。第三，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梯度转移制造业企业，带动相关服务业向中西部转移。鼓励中西部地区加强与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合作，有效承接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尤其是东部地区的先进制造业，带动服务业FDI向内陆地区转移。第四，优化沿海地区服务业和服务业FDI结构。虽然技术提升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就业，但技术水平的提升对于生产效率的提高具有更显著的作用，依然需要加大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服务业FDI力度，如金融服务业、科学研究与技术服务、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商业服务业以及医疗服务等高附加值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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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方志]
关键词：服务业；FDI；就业；区域差异
中图分类号：F241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49（2017）01-0085-10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701009
收稿日期：收稿日期2016-05-24；修订日期：2016-08-18
基金项目：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服务业开放对就业的影响机制：基于不同提供模式比较研究的中国服务业开放策略”（15YJA790035）；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研究基地项目“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生产性服务业开放与北京制造业转型升级研究”（15JDJGB094）。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李杨，经济学博士，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副研究员；蔡卓哲，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硕士研究生；邱亮亮，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英）The Regional Different Effects of Service Industry FDI on Employment in China：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the Data of 25 Provinces
（英）作者姓名LI Yang， CAI Zhuozhe， QIU Liangliang
（英）作者单位（China Institute of WTO，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英）摘要：Using the panel data of 25 provinces in China，this paper studies the regional difference in the effect of the service industry’s FDI on the employment. 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the service industry’s FDI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employment as a whole. But the difference of its effect among different regions is obvious. Its effect is different between the inland area and the coastal area. Its effect is also different between North China and the South China. The service industry’s FDI has a negative curb on employment in the coastal area compare with the inland area， its promotion to the employment is weaker in South China compare with North China.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 based on the analysis： increase the intensity of service industry FDI in inland areas，improve the level of service industry openness of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the coastal areas should transfer their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to inland to motivate the services sector there，optimize the structure of the service industry FDI in coastal areas.
Keywords：（英）关键词：the service industry；FDI；employment；regional difference
一、引言
鉴于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近年来我国政府不断出台加快服务业发展的政策措施，极大地推动了服务业发展，使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不断提升，并逐渐成为对外开放的重心，不仅服务贸易额占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有较大提升，服务业FDI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中的比重也不断提高。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5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676708亿元，其中服务业（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首次超过50%，达到505%；2015年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7130亿美元，占我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提升至153%；2015年我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不含银行、证券、保险，下同）金额1263亿美元，其中服务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62030亿美元，所占比例提升至491%，服务业逐漸成为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领域。 由于不同区域经济基础和地理条件不同，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同时，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及区域劳动力就业不平衡愈发严峻，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我国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我国东部地区
1986年全国人大六届四次会议通过的“七五”计划正式将我国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地区，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11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10个省（区）；西部地区包括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9个省（区）。1997年设立重庆直辖市并划入西部，2000年国家制定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中规定享受优惠政策的范围增加了内蒙古和广西，因此，目前西部地区共包括12个省级行政单位，中部地区包括8个省级行政单位，本文将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省级行政单位统称为中西部地区。总面积仅约占全国国土总面积（由于本文研究只涉及中国大陆，因此统计数据不含港澳台，下同）的1117%，然而根据2015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其2014年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为4135%，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GDP的比重高达5547%。服务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各省区市的差异也非常明显。根据各省区市的统计年鉴，2014年广东省、上海市、北京市、江苏省4个省市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分别为26871亿美元、18166亿美元、9041亿美元和28174亿美元，合计达到82252亿美元，占全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119562亿美元的6879%；其中服务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分别为13745亿美元、16385亿美元、7929亿美元和13005亿美元，合计达到51064亿美元，占全国服务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77538亿美元中的的6586%。同时，东部地区依然承担着我国就业的重任，2014年东部地区城镇单位就业人数占全国城镇单位总就业人数的5319%。
相关研究表明，当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会不断上升，对就业的影响将远超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对服务业人力资源开发、劳动生产率提高及就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尤为显著[1]。在进入新常态后我国经济增速放缓、产业结构亟待转型升级的背景下，社会总就业需求相对疲软，政策层面的“稳增长、保就业”显得尤为关键。由于服务业FDI作为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推进力量，在解决就业问题上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新时期只有充分发挥服务业的就業潜力，不断调整总量扩张与结构优化之间的关系，提高服务业就业的吸纳能力，才能保证我国劳动就业的稳定持续增长。但由于不同地区服务业FDI对于就业的吸纳能力可能存在差异，因此，在服务业FDI政策制定过程中我们要正视这种差异，通过策略性的调整，最终实现从全国总体层面提升就业水平。
二、研究文献综述
国外相关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影响劳动报酬进而影响东道国就业。克拉罗（Claro）基于一般均衡理论分析了FDI对发展中国家就业的影响，认为FDI能通过提高工资水平来增加就业[2]。阿尔梅达（Almeida）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并不能提高东道国的工资水平；对于人力资本积累，更多考虑合作企业的管理模式，对东道国就业水平无法产生显著影响[3]。就具体国别而言，托马斯（Tomasz）等研究表明FDI对匈牙利等4个中欧国家就业增加非常重要[4]。费德里科（Federico）等研究表明，FDI能够明显促进意大利就业增加[5]。但厄恩斯特（Ernst）研究发现，FDI对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国的就业贡献不明显[6]。希金斯（Jenkins）指出FDI对越南直接就业创造效应很小，间接效应也有限[7]。二是研究FDI对东道国就业结构的影响，进而研究其对东道国产生的就业效应。斯塔利（Stare）通过对斯洛文尼亚服务业FDI的研究，发现服务业FDI能够提高东道国相关行业个体员工的附加值，显著改善行业就业质量[8]。伊姆布里阿尼（Imbriani）、特格里奥（Pittiglio）、雷卡纳蒂（Reganati）通过对意大利跨国公司对国内经济和就业影响的研究，认为FDI虽然提高了生产力和就业水平，但对就业结构产生了负面影响[9]。克里诺（Crino）研究发现，服务外包能够改变就业结构，提高高技能水平就业人数的比重，但不能改变就业水平[10]。格雷厄姆（Graham）和韦德（Wada）通过研究我国FDI的情况后认为，外商在我国大陆的投资主要集中在沿海经济聚集区，加剧了不同地区劳动力数量和质量的不平衡性，对我国整体就业市场影响有显著区域差异[11]。
国内相关研究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贸易对就业影响的区域差异。梁平、梁彭勇、黄金等认为，出口对国内就业的影响为正，进口的影响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12]。许统生、涂远芬的研究表明，出口开放度对就业的影响效应以中部最大、西部其次、东部最小，进口开放度对就业阻碍效应以东部最大、中部其次、西部最小[13]。温怀德和谭晶荣认为，加入WTO后，我国东部地区出口的就业效应不再显著，中部和西部地区出口则明显促进了就业；进口总体上对就业存在抑制作用，但区域间存在一定的差异[14]。二是FDI对我国就业影响的区域差异。陈金永和张力的研究表明，FDI对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就业的正效应较大，而对中西部地区的就业效应不明显[15]。刘正华的研究表明，虽然FDI对我国就业整体上存在正效应，但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西部地区的正效应最明显，东部地区的正效应最弱[16]。郭庆然的研究结果显示，FDI对我国就业整体上有显著的挤出效应，且区域差异明显[17]。蔡兴、莫骄、冯志坚的研究结论表明，FDI对国内就业的弹性呈现出从东部向西部递增的趋势[18]。盛开健、刘国华、薛超凯的研究显示，FDI对我国就业影响总效应为负，其中对东部地区就业有显著的替代效应，中西部地区效果不显著[19]。郑月明、董登新的研究表明，FDI对东部地区就业存在显著的负效应，对中西部地区就业效应不明显[20]。朱金生、王鹤、杨丽等人认为，区域间FDI差异是导致区域就业差异的显著因素，就业区域差异很大程度上源于FDI在区域间投资倾斜所带来的就业转移、就业替代和就业结构变迁[21]。三是服务业FDI对就业的影响。魏作磊通过对我国第三产业及第三产业各行业的产出就业弹性分析，认为第三产业对我国就业有较强的吸收能力，第三产业相关贸易的增加对就业有明显的促进作用[22]。薛敬孝、韩燕的研究发现，服务业FDI虽能提高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但抑制了就业增长[1]。高立永的研究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第一、第二产业的就业效应不明显，对第三产业的就业效应和就业弹性较大[23]。徐丽雯指出，服务业FDI不仅增加了我国的就业数量，还改善了就业质量[24]。向佳的研究结果表明，制造业FDI对就业有一定带动作用，但不稳定，且潜力不大；服务业FDI对就业的带动作用较稳定，但不显著，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25]。张志明、崔日明基于中国服务业行业面板数据分析了服务贸易、服务业FDI对服务业就业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服务进口增加不利于我国服务业就业结构改善，出口则产生了有利的影响[26]。 通过对国内外研究文献回顾可以发现，无论是国外文献还是国内文献，对于FDI对东道国就业影响效应依然存在较大争议，但国内研究基本上都认为FDI对我国就业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从研究视角看，国内外相关研究要么总体上研究FDI对就业影响的区域差异，要么研究服务业FDI的就业效应，较少涉及服务业FDI对就业影响的区域差异。未来服务业将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心，服务业FDI也将成为我国FDI的重点，并且服务业就业存在隐性增长机制，服务业发展对就业水平的促进不仅在于服务业本身对劳动力吸纳的能力，还在于服务业发展对其他相关产业就业的促进，服务业FDI对就业影响区域差异的研究显得更为重要。正是在此基础上，本文选择我国25个省区市，基于2006—2013年的统计数据研究了服务业FDI对就业影响的区域差异，并提出未来我国服务业FDI政策区域差异安排的政策建议。
三、模型设计与数据说明
1.模型设计
理论上讲，同制造业FDI一样，服务业FDI也主要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机制对产出和就业产生影响。直接影响机制即服务业FDI产生的就业创造效应。由于经济产出主要是基于各种生产要素组合投入的结果，生产要素中资本和劳动更多地表现为一定的配比关系。如果生产技术条件不变，资本增加必然会产生相应的劳动力投入增加需求。FDI本质上就是资本投入，FDI的增加势必会造成劳动力增加，进而影响到就业总量。在市场未饱和的情况下，以“绿地投资”新建企业形式进行的服务业FDI可以在短期内直接创造就业机会，以跨国并购形式进行的服务业FDI虽然在短期内创造就业不明显，但随着后续投资的增加和扩大再生产，也会增加就业。就间接影响机制看，服务业FDI对就业数量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关联效应、技术溢出效应、竞争效应。关联效应即通过促进上下游相关产业发展，提升与服务业相关行业的就业增长。整个社会生产主体并非只有一个行业或一家企业，各个行业、企业间存在相互关联关系，服务业FDI可以对上游企业和下游企业的生产提供支持，通过增加上下游企业的就业而影响整体就业。比如房地产FDI的增加会促进建材、家电等产业扩大再生产，进而增加这些行业的就业。技术溢出效應即FDI通过技术外溢的方式提高产业内其他要素供给或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影响就业数量。一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除引进国外资本，还在于利用国外先进的技术和借鉴其先进的管理经验，以提高生产效率。在产出规模一定时，生产效率的提高将会减少劳动需求，即使是扩大再生产，技术效率的提高也可能使生产过程中产生资本、技术投入替代劳动投入的现象，从而影响到就业。竞争效应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国外资本尤其是跨国公司资本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国外资本的进入会对国内企业造成竞争压力，在优胜劣汰的竞争环境下，部分国内企业可能破产倒闭，从而造成原有就业减少。二是随着国外资本的不断进入，原有市场逐渐趋于饱和，在投资机会有限的情况下，
各企业会通过提高生产效率获得竞争优势，从而一定程度上造成就业数量减少。由于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存在差异，不同影响机制在不同区域、不同行业具有不同的表现。相关研究也证明了这点，如刘辉群、卢进勇的研究表明，中国利用FDI对不同产业就业影响取决于各部门所占的劳动比例、各部门中劳动生产率对劳动的弹性以及FDI在各部门中所占的比例[27]；刘宏、李述晟的研究表明，早期我国FDI大多进入了劳动密集型行业，创造了大批的就业机会，但外资对国内投资的挤出效应以及对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则又压缩了就业岗位的数量，对就业产生负面影响[28]。
总体看，服务业FDI对就业的影响主要体现于将FDI作为投入要素对产出和市场环境产生影响，进而对就业产生影响。为验证服务业FDI对就业效应的区域差异，综合考虑服务业FDI对就业的影响机制，本文假定全社会生产符合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基于技术、资本和劳动要素投入的生产方式，借鉴海恩和赖特（Hine & Wright）创建的基于内生技术的模型，假定企业传统生产函数为CD函数：
Yit=AKαitLβit（1）
其中Yit表示第i个省份t时期的产出水平；Kit表示第i个省份t时期的资本存量；Lit表示第i个省份t时期的劳动力供给数量；α表示资本产出弹性系数；β表示劳动力产出弹性系数；
A表示技术水平/生产效率。
假设服务业FDI加速了某一行业的生产效率和技术水平的提升，则参数A可表示为：
A=eαFDIit
（2）
其中，FDIit表示第i个省份t时期服务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eα表示技术进步情况。
将（2）式代入（1）式，对两边同取对数并进行整理后，则可以得到：
lnLit=β0+β1lnYit+β2lnFDIit+β3lnKit
（3）
为进一步体现服务业FDI对我国不同区域就业的影响机制的差异，本文除选择就业数量、资本存量和服务业FDI外，还引入其他变量。
根据经济增长长周期理论，城镇化是劳动力部门转移的重要影响因素，一定程度上能够体现市场饱和情况，也决定着服务业FDI对国内企业挤压作用的大小，与就业会存在明显的动态关系，且这种关系会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出现较大波动[29]。因此，本文选择城镇化水平（C）来反映服务业FDI的竞争效应。
前面提及，服务业利用FDI过程中的技术水平提高将会产生技术溢出效应，相关研究表明，FDI对高技能和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影响存在显著差异，FDI对高技能劳动力呈现先抑制后促进的作用，对低技能劳动力则是先促进后抑制[30]，为反映这种影响，本文利用人口教育程度（EDU）来表示技术发展水平。
就服务业FDI的就业创造效应和关联效应而言，其作用原理基本相同，均是通过对产出的影响来影响就业，这一方面体现在地区生产总值（Y）中，另一方面也体现于企业数量上。由于国内各省市之间人力资本是自由流动的，高工资将会吸引人力资本进入，一些地区工资提高有利于增加当地人口数量，提高就业人数，但同时工资提高也会造成劳动成本上升，增加企业负担，企业数量会因此而受到影响，本文选择城镇平均工资水平（w）来反映这种影响。 综上分析，为更好地描述就业的影响因素，本文采用扩展后的计量模型如公式（4）所示：
lnLit=β0+β1lnYit+β2lnFDIit+β3lnKit+β4lnwit+β5EDUit+β6Cit+εit
（4）
其中，wit表示第i个省份t时期城镇职工平均工资；EDUit表示第i个省份t时期大专以上学历劳动力人口占比，表示人口教育程度；Cit表示第i个省份t时期城镇化水平。
2.数据说明与变量描述性分析
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明显的区域差异，这在服务业FDI方面也较为突出。鉴于吉林、甘肃、宁夏、西藏等地区服务业FDI相关数据统计不全，海南、重庆的相关数据统计年限较短，本文共搜集除上述省区市以外的其他25个省区市2006—2013年的数据。考虑服务业FDI除对服务业就业量产生直接影响，还可能对农业及制造业生产效率和产业结构产生影响，进而间接影响农业、制造业就业量，本文选取地区就业总量作为被解释变量。相关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各省区市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本文相关变量具体说明见表1，各自变量统计性描述见表2。
四、实证分析
1.计量分析
通过观察相关统计数据可以发现，服务业FDI数额呈现出沿海地区远高于内陆地区、南方地区高于北方地区的特点，为测度地区差异，本文通过设置沿海、内陆及南方、北方两个维度来进行区域划分，在参考吴殿廷[32]关于我国南北经济不平衡的自然地理界限的基础上，将25个省区市分为四大区域，其中南方沿海包括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北方沿海包括辽宁、北京
虽然北京并不沿海，但由于北京对外开放水平较高，且属于服务业开放的前沿省市，本文将其作为北方沿海地区来处理。、天津、河北、山东；南方内陆包括湖南、湖北、安徽、江西、贵州、四川、云南；北方内陆包括黑龙江、内蒙古、新疆、山西、河南、陕西、青海。在模型中加入Coast和South两个虚拟变量，以控制不同区域间服务业FDI相差过大对就业效应的影响，其中Coast值为1表示沿海省份，Coast值为0表示内陆省份；South值为1表示为南方省份，South值为0表示为北方省份，同时，本文將进一步考察Coast*lnFDI和South*lnFDI以分析不同区域服务业FDI对就业影响的差异。最终，本文确定的模型如公式（5）所示：
lnLit=β0+β1lnYit+β2lnFDIit+β3lnKit+β4lnwit+β5EDUit+β6Cit+Coast*lnFDI
+South*lnFDI+εit
（5）
依据Hausman检验1%显著水平下的结果，我们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
2.实证结果分析
利用Stata对相关数据进行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3可知，在全国层面，服务业FDI的系数为0114，且在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这表明在全国层面服务业FDI对就业产生了促进效应。但从交互项来看，Coast*lnFDI和South*lnFDI的系数均显著为负，显然沿海地区和南部地区服务业FDI就业促进效应较弱，内陆地区和北部地区服务业FDI就业促进效益较强。总体上，这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阶段性决定的。无论是FDI还是服务业FDI，最先流入我国东部地区，进而向中、西部地区转移。随着FDI流入增加，东部地区成为吸纳就业人员的主要地区，并带动大量劳动力转移到此，但此后其吸纳就业的能力将严重下降[33]。这说明在沿海地区服务业FDI就业创造效应和关联效应逐渐减弱，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和市场竞争加剧，技术溢出效应和竞争效应逐渐增强。就其他变量看，地区生产总值对就业效应影响显著为正，这说明经济发展始终是就业持续增长的重要保障。同时，城镇工资平均水平、资本存量、城镇化水平对就业的影响显著为负，这说明我国城镇工资水平、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并未能有效提升我国整体就业，资本存量也制约了总体就业水平的提升。
近年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引起劳动力成本急剧上升，再加上产业结构调整处于过渡期，国内总体就业出现一定波动，这主要是由我国人才供给转变速度和人民对生活质量要求提高速度超过产业结构升级速度造成的。一方面，由于人力资本成本不断提高，我国劳动力成本优势正不断丧失，曾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强大动力的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企业利润不断下降，这些企业要么被迫向其他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和地区转移生产力，使得本地企业数量减少，例如，耐克和阿迪达斯相继关停在我国的代工厂，继而将制造工厂转移到越南等劳动力更低的国家；要么由于技术溢出效应实现了资本、技术对劳动要素投入的替代或技术水平提升而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从而以高资本投入实现机械化生产。无论是哪种形式，最终都会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我国总体就业水平。另一方面，由于劳动力供给结构发生转变，以往占主导地位的初级劳动者占比不断下降，从而造成初级制造产业工人紧缺与其他产业人才剩余共存的局面，一定程度上加深了结构性失业。这主要是原有农村剩余劳动力供给与城镇化创造的就业需求存在结构差异，城镇化进程中并没有将原有农村劳动力顺利转化为城市就业。曾世宏、夏杰长认为，我国城镇化进程主要表现为城市圈地运动，城镇化过程的就业吸纳能力滞后于城市面积的扩张，而且没有显著提高服务业就业吸纳比重[34]。
（2）地区层面。
由表3可知，地区层面的服务业FDI就业效益存在明显差异，不同地区服务业FDI对就业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并不相同。总体而言，南部沿海地区和北部沿海地区服务业FDI的系数显著为负，南部内陆地区和北部内陆地区服务业FDI的系数为正值，但并不显著。这表明市场相对繁荣的沿海地区服务业FDI不仅未能促进就业，反而对就业起到抑制作用，这种抑制作用的产生意味着负向作用在这两个地区已经超过其对就业的正向效应；内陆地区服务业FDI对就业仍然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从宏观经济角度分析，产生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差异。沿海地区开放时间较早、开放水平较高，在开放经济的促进和带动作用下，沿海地区经济迅速发展，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升，服务业资本存量和技术水平与外商投资企业差异不明显，此时服务业FDI的增加更多地产生竞争效益，从而挤出国内企业的就业。相对于沿海地区，内陆地区开放时间较晚、开放水平相对较低，总体经济发展水平也较低，经济发展以制造业或旅游、运输等传统服务业为主，服务业FDI一方面能够有效地促进制造业发展，从而提升就业水平，但另一方面服务业FDI对该地区其他服务业就业也会造成挤出效应，因此，虽然系数为正值，但并不显著。 就其他变量而言，无论是哪个区域，国民经济发展始终是就业增长的可靠保障，具有显著的正向效益。与全国层面一致，在劳动力自由流动的背景下，城镇工资平均水平的提高依然对就业产生负面影响，这表明劳动力成本问题在我国是普遍现象，并非是某个区域的问题。因而，服务业FDI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同时也提高了劳动成本，不仅实现了技术和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同时也由于增加企业负担造成企业数量减少，最终影响到就业量的增加。资本存量和城镇化水平对北部沿海地区就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其他地区的效应要么为负值，要么不明显。从北部沿海省市看，除北京外，辽宁、天津、河北、山东都以制造业尤其是重型制造业为主，这些地区在资本供给和城镇化水平上尚有较大空间，也就是说现有市场竞争效应依然较弱，北部内陆地区的资本存量对就业影响显著为负，说明在这些地区资本存量并没有发挥对就业的促进作用，可能是因为存在大量无效投资。人口教育程度对南方沿海就业效应显著为负，而对其他地区的作用并不明显，这说明对于南方沿海地区来说，由于制造业更多的是加工制造业，对于就业者的学历要求相对较低，就业增长更倾向于大专以下学历的简单劳动者。
五、結论与启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服务业FDI对我国就业增长依然存在正效应，但各个区域存在较大差异。相对于开放较早、开放水平较高和经济发展相对发达的沿海地区和南部地区服务业FDI对就业有所抑制而言，开放较晚、开放水平较低和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内陆地区和北部地区服务业FDI就业则具有明显的促进效应。这是由于沿海地区相关产业转型升级速度较快，服务业总体发展水平较高，特别是南部沿海地区，服务业已成为支柱型产业，不仅总产值较大，且在地区生产总值中占据较大比例，因而服务业FDI的进一步增长反而对就业产生抑制效应，这种抑制主要来源于对国内相关产业就业的挤出。第二，地区生产总值增长始终是就业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这表明，保障就业最有效的手段依然是促进经济快速增长，只有在国内产出不断增长的情况下，才能进一步带动国内就业增长。第三，其他解释变量对各区域就业的效应存在较大差异。对于北部沿海地区而言，资本存量和城镇化依然能够显著促进就业；而对其他地区，劳动力供给与产业结构转型的劳动需求不匹配形成结构性失业，最终影响到就业水平的总体提升。同时，劳动力成本问题是全国范围内就业的主要问题。
基于服务业FDI就业效应的区域性差异分析，在经济新常态的就业压力下，我国需要更好地制定差异性的服务业FDI政策，保障就业稳定增长。第一，加大内陆地区服务业FDI力度。鼓励FDI尤其是服务业FDI投向中西部内陆地区，更有效地提升内陆地区的就业水平。第二，进一步提高中西部地区开放程度尤其是提高其服务业开放水平。鼓励我国4个自由贸易试验区探索出的可复制可推广的有效经验，尤其是其中服务业开放的政策和措施，及时应用于其他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内陆地区，从而为中西部地区服务业开放创造更有利的条件。第三，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梯度转移制造业企业，带动相关服务业向中西部转移。鼓励中西部地区加强与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合作，有效承接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尤其是东部地区的先进制造业，带动服务业FDI向内陆地区转移。第四，优化沿海地区服务业和服务业FDI结构。虽然技术提升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就业，但技术水平的提升对于生产效率的提高具有更显著的作用，依然需要加大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服务业FDI力度，如金融服务业、科学研究与技术服务、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商业服务业以及医疗服务等高附加值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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