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政治流言的传播
　　乾隆十六年前后，社会上秘密流传着一份伪托工部尚书孙嘉淦名义的奏稿。全稿长达万言，指斥乾隆帝失德，有“五不可解、十大过”，并遍劾几乎满朝的权贵重臣。奏稿总共传播了十四五年时间，内容也在不断变化。商人是主要的传播者。随着商人的脚步，伪稿传遍大江南北，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甚至连挑货郎都会怀揣一稿，可见其流行范围之广，对人们的影响之深。这种不问真假的广泛传播，也是人们对政府表达不满的过程。对此，乾隆实施了高压政策。伪稿案也被认为是乾隆时期政治统治由宽转严的标志之一。此后，乾隆帝试图通过一浪紧似一浪的文字狱和严厉的禁书、查书政策来压制民众政治感情的行为。这反而使基层孕育出更深刻的不满情绪，最终损害了王朝的合法性，从会党、教门反抗，白莲教起义到太平天国起义，再到辛亥革命，正是由于失去了基层社会，清朝的统治受到来自基层的一浪高过一浪的冲击，最终崩溃在革命的浪潮中。
　　抗战时期的通敌行为
　　1941年，原上海大夏大学的创办人、校董及代理校长傅式说担任浙江省伪省主席，大夏的师生纷纷加入伪政府，以至于杭州曾经流传着这么一句话: “省府大门八字开，不是大夏莫进来。” 这种因人际关系与情感因素而主动“通敌”的行为在当时的浙江省相当普遍。实际上，抗战时期通敌行为的动机很复杂。主动方面包括借机恢复地位、伺机为非作歹、出面“保护”地方、“曲线救国”任务、经济利益驱使、人际关系与情感因素等；被动方面有现实生活压力、无知与盲目、日伪强权压迫、时间因素等。而且，传统的社会心理因素与国家政权的压力也阻碍了部分民众抗敌意识的形成。总体而言，通敌中体现出来的“忠”与“奸”，“主动”与“被动”，彼此间始终存在着一条貌似严格实则灵活的界限。绝对“奸”者就比例而言毕竟只是少数，绝对“忠”者亦然。大多数人都是在模糊的界线上扮演着模糊的角色，他们最终还是回归到对现实生活的诉求，将个人生存放在首要位置。
　　苏联经验在中国
　　1949年以后，为改变旧的不平等的城乡关系，中国政府开始以苏联经验为范本，构建全新的社会主义城乡关系。为此，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从商品联系与生产联系两个方面对城乡关系进行重构。在1949～1952 年的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中国城乡关系的调整以及城乡商品联系的重建主要从两个方面着手: 一是在新解放的农村普遍推行土地改革；二是大力发展城乡商品交换，并在此过程中使国营与合作社商业成为城乡间商品流通的主要渠道。1953年以后，中国的城乡关系改革开始进入到新的生产联系阶段，即“工业满足农民在生产和生活上的需要，农业满足工业发展对粮食、原料、资金积累和市场的需要”。重点是农村建立合作社。但是，中苏间国情差异巨大、人口众多、工业化起点低、起步晚等因素，最终导致中国于50年代末期逐渐走向一条不仅与苏联不同，而且亦与最初的理想预期背离的二元化城乡关系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