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气候变暖正逐渐演变为影响人类未来发展的严重危机。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提出将在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并陆续出台“1+N”“双碳”政策体系。该研究通过两种典型的质性研究方法——扎根理论和制度语法学，对23份共计16万余字，来自中共中央、国务院及相关部委和省份颁布的“双碳”政策文本进行解码与分析，廓析中国“双碳”政策路径的要素结构和功能轮廓，厘定不同政策路径下的组态结构和规制强度。通过扎根理论研究发现中国“双碳”政策路径已然十分全面完整，其中：行政机制下的政策路径包括高能耗高排放产业管控、法规与标准体系、重点行业降碳治理、能耗总量与强度控制（双控）、生态碳汇；市场机制下的政策路径包括循环经济发展、能源转型发展、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绿色金融发展、绿色转型发展。制度语法学分析结果表明：“双碳”政策路径以ADIC规范性陈述为主（177个，占比52%），其次是AIC策略性陈述（130个，占比38%），而ADICO规则性陈述最少，仅33个，占比10%。实现“双碳”目标面临时间紧、任务重的双重压力，ADICO的制度语法结构是最理想的政策陈述范式，因为该结构的政策规制强度更大，也更容易实现其治理效能。毫无疑问，政策规制是有效缓解“双碳”治理压力的重要抓手，更是确保实现“双碳”治理效能的确证性手段。政策规制主要面向高耗能高排放为代表的工业领域，依托自上而下的科层制组织，以政治动员和行政法令为手段，推进高碳领域的“双碳”治理。通过进一步构建“双碳”政策规制机制的理论框架，按照规制强度将“双碳”治理分为“强制性治理”和“柔性治理”，提出两种“双碳”治理范式背后的底层逻辑正是行政机制下的科层动员和市场机制下的资源配置。同时，随着未来“双碳”目标的逐步实现及碳排放与经济发展的逐渐脱钩，治理逻辑需要从“强制性治理”逐步转向“柔性治理”，从“行政科层制动员”转为“市场资源均衡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