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3月19日下午，湖南姑娘成某乘坐从广州流花车站开往番禺市桥的301快巴时，被歹徒抢走手机。迫于8名歹徒的威胁，巴士司机开门放走劫匪。成某认为司机失职，并于索赔未果后将其所属的公交公司告上法庭。经过审理，法院认为司机只有提醒责任，没有当场抗击的义务。（《信息时报》2007年1月6日）
　　此案无疑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有待于破解的案例。迄今为止，还没有哪条法律规定，在公交车上出现劫匪时司机必须坚壁清野、门窗紧闭，直到抓住犯罪嫌疑人才可以继续上路。也就是说，当公交车遭遇劫匪，司机是否开门放贼，全系于一念之间，此时考验的是道德而不是法律。
　　
　　正因为考验的是道德，笔者才认为，诸如此类的事也不宜过于苛刻，只能由司机根据当时的情况恰当地进行取舍。以此事为例，面对8名歹徒的威胁，即便司机明知车上确实出现了偷窃、抢劫行为，他依然可以开门放走劫匪。不仅因为力量对比确实太过悬殊，也因为司机此时对不开门的后果无法进行合理预期：一旦出现人身伤害怎么办？本着这种“生命优先”而不是“手机优先”的立场，我们可以说，当事司机开门放贼无可厚非。
　　但这么说，显然不代表公交司机和公交公司就可以豁免一切责任。毕竟，当乘客买票上车就等于是与公交公司达成某种契约，公交公司有义务保护乘客的生命财产安全。在人身权益面临伤害的时候，公交司机可以开门放贼，但事后的补偿措施却必不可少，这是起码的道义良心，也是契约正义的题中应有之意。我们可以宽容司机在劫匪面前的懦弱，但绝不能宽容公交公司事后对乘客权益的置若罔闻。
　　也正是因为如此，法院的判决实在让人失望。法院在此事上显然有些技术官僚的味道，一味强调在刑事上适用法律，而看不到公交公司在民事上理应承担的责任与义务。这也就意味着，以后再出现此类情况时，劫匪可以堂而皇之地偷窃、抢劫，司机尽可以大开方便之门，而被偷被抢的乘客，事中既得不到来自司机的道义援助，事后也得不到赔偿。如此这般，则公交车很可能成为一些劫案的“从犯”，法律也可能失去其惩恶扬善的本意。
　　从某种意义上讲，对于此类事件的事后赔偿，对公交公司来说，是一种道德补丁；对乘客来说，是一种权利补丁；而对法院来说，就是要强制公交司机和公交公司建立这种“补丁意识”，否则就要接受惩罚。公民的正当权利已经受到一次伤害，绝不能再受到第二次，甚至第三次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