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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他的手像老树皮一样粗糙坚硬
1965年初,周总理给了个任务,搞一部反映大寨的电影,要山西方面拿出本子,北影拍摄。领导决定,我与孙谦写剧本。
1965年春节后的一天,孙谦约了陈永贵到我家里见面。陈永贵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他不像当时的村干部,纯粹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山区农民。
孙谦给我们做介绍时,大概是为了引起陈永贵对我的重视,把我的职务都说了,什么省文联副主席、省作协主席、省委委员等等。陈永贵对我没什么特别反应,只是一般性地和我握了握手。他的手像老树皮一样粗糙坚硬。
我还特意准备了两瓶汾酒,打算3个人痛饮一番。陈永贵没说什么客套话,坐下来就和我俩对酌。交谈中我发现陈永贵对“四清”中的做法很有意见。
酒逢知己千杯少。我的创作思路与陈永贵的精神产生了共鸣。
第二次,面见副总理
用了整整一年时间,终于写出了《千秋大业》的初稿。“文革”开始后,剧本也就搁那儿了。
“文革”后期,北影提出要拍摄我俩写的那部电影剧本。前后修改了十多次,就为了这么个剧本,我俩竟然列席了两次省委常委会参加讨论。最后剧本交给了北影,改名《山花》,不久听说开拍了,我俩才算松了一口气。
1975年秋天江青来大寨了,是为了电影剧本《山花》。这个剧本原来是周总理交给山西的任务,而现在江青完全否定了,她要亲自抓这个本子。自从江青布置了重改《山花》的任务后,我俩都十分苦恼。剧本究竟要怎么改,她没有说,要派什么样的人来参加修改,我们也不便追问。
我和孙谦商量,觉得只有找陈永贵想办法。他当时已是副总理,又是政治局委员。来到他家,只见他蹲在窗户前的炕上,端着个粗瓷大碗在吃早饭。碗里是这里老乡日常吃的沙粥,那是用小米和玉茭糁熬成的糊糊,窗台上摆着一小碟老咸菜。他穿的还是黑色的中式裤褂,老布鞋。他从柜子里拿出一瓶茅台酒,3个酒杯。他斟了3杯酒,这才发现没有下酒菜,于是拉开橱柜端出半碟炒山药蛋来,显然这是昨天吃饭剩下的。接着又端出个扣着小碗的碟子来,揭开小碗才发现里边是几个掰开的点心。他说了句:这不能下酒。随手又放进橱柜里。然后拉开抽屉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一个玻璃瓶罐头,里面是几个大青椒,接着张罗要炒鸡蛋。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也不会相信堂堂国务院副总理,回到家里竟是这个样子。
陈永贵的烟瘾很大。那时候,中央首长都有特供烟,但陈永贵从来不抽好烟,他最常抽的牌子是3角8分一盒的“三七”和1角8分一盒的“阿尔巴尼亚”。
陈永贵到中央后,不仅老婆和孩子仍是农村户口,靠工分吃饭,他这位堂堂副总理也没有城市户口,也挣工分。136元外加一个壮劳力的工分,就是陈永贵可以挣来的全部月收入。一个人,能够几十年如一日,永远保持一个纯朴农民的本性,这是最令人敬重的。
我们提出那部反映大寨精神的电影剧本,希望他和江青说一下,不要拍了。陈永贵皱了皱眉头说:“这话我不好说,也不便说。老实讲,就是我说了,也不抵事。”后来我们也琢磨出了陈永贵心里的潜台词:当时正是大寨走红的时候,“四人帮”插手,就是要把毛主席提出的“农业学大寨”这面旗帜变成他们的工具。于是,才有要求重改剧本重新拍摄这档子事。我和孙谦只好硬着头皮修改。影片最后总算拍了出来,基本上是失败的。
第三次,他从人生的辉煌顶点跌落下来
1982年的秋天。那时候陈永贵已经从副总理的职位上下来了,分配到北京东郊一个农场里当顾问。我们猜想他的心情一定不好,我们理应去看望他。
陈永贵住在复兴门外高干楼的一套公寓里,他的穿戴还跟以前一样。
陈永贵对从副总理职务上下来,并没有什么不满情绪。他唯一不满意的是,让他去京郊农场当顾问,而不让他回大寨。他说如今他们受到社会上的很大压力,一提起这事儿,陈永贵不由得就激动起来,特别是喝了几杯酒以后,竟然对着我俩发开火了。
我们3个人边喝边说,差点儿把两瓶酒都喝光了。
1986年3月,我到北京参加全国人代会,听说陈永贵病了,住在北京医院里。我正打算去探视他,忽然收到一份讣告:陈永贵已经病逝,死于癌症,定于某月某日下午在八宝山殡仪馆举行告别仪式。那天下午我匆匆赶到了八宝山殡仪馆。
这时,一辆高级轿车在告别室外停下,车上下来一位穿着风衣、戴着变色眼镜的人。周围的老百姓立刻认出来了,是华国锋!华国锋一来,大厅的门打开了,我们鱼贯而入。华国锋一言不发地走进告别室,在陈永贵的遗体前三鞠躬,又一言不发地呆呆望着陈永贵的遗体,流下泪来。
(摘自刘瑞林主编《温故(十三)》一书)
1965年初,周总理给了个任务,搞一部反映大寨的电影,要山西方面拿出本子,北影拍摄。领导决定,我与孙谦写剧本。
1965年春节后的一天,孙谦约了陈永贵到我家里见面。陈永贵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他不像当时的村干部,纯粹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山区农民。
孙谦给我们做介绍时,大概是为了引起陈永贵对我的重视,把我的职务都说了,什么省文联副主席、省作协主席、省委委员等等。陈永贵对我没什么特别反应,只是一般性地和我握了握手。他的手像老树皮一样粗糙坚硬。
我还特意准备了两瓶汾酒,打算3个人痛饮一番。陈永贵没说什么客套话,坐下来就和我俩对酌。交谈中我发现陈永贵对“四清”中的做法很有意见。
酒逢知己千杯少。我的创作思路与陈永贵的精神产生了共鸣。
第二次,面见副总理
用了整整一年时间,终于写出了《千秋大业》的初稿。“文革”开始后,剧本也就搁那儿了。
“文革”后期,北影提出要拍摄我俩写的那部电影剧本。前后修改了十多次,就为了这么个剧本,我俩竟然列席了两次省委常委会参加讨论。最后剧本交给了北影,改名《山花》,不久听说开拍了,我俩才算松了一口气。
1975年秋天江青来大寨了,是为了电影剧本《山花》。这个剧本原来是周总理交给山西的任务,而现在江青完全否定了,她要亲自抓这个本子。自从江青布置了重改《山花》的任务后,我俩都十分苦恼。剧本究竟要怎么改,她没有说,要派什么样的人来参加修改,我们也不便追问。
我和孙谦商量,觉得只有找陈永贵想办法。他当时已是副总理,又是政治局委员。来到他家,只见他蹲在窗户前的炕上,端着个粗瓷大碗在吃早饭。碗里是这里老乡日常吃的沙粥,那是用小米和玉茭糁熬成的糊糊,窗台上摆着一小碟老咸菜。他穿的还是黑色的中式裤褂,老布鞋。他从柜子里拿出一瓶茅台酒,3个酒杯。他斟了3杯酒,这才发现没有下酒菜,于是拉开橱柜端出半碟炒山药蛋来,显然这是昨天吃饭剩下的。接着又端出个扣着小碗的碟子来,揭开小碗才发现里边是几个掰开的点心。他说了句:这不能下酒。随手又放进橱柜里。然后拉开抽屉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一个玻璃瓶罐头,里面是几个大青椒,接着张罗要炒鸡蛋。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也不会相信堂堂国务院副总理,回到家里竟是这个样子。
陈永贵的烟瘾很大。那时候,中央首长都有特供烟,但陈永贵从来不抽好烟,他最常抽的牌子是3角8分一盒的“三七”和1角8分一盒的“阿尔巴尼亚”。
陈永贵到中央后,不仅老婆和孩子仍是农村户口,靠工分吃饭,他这位堂堂副总理也没有城市户口,也挣工分。136元外加一个壮劳力的工分,就是陈永贵可以挣来的全部月收入。一个人,能够几十年如一日,永远保持一个纯朴农民的本性,这是最令人敬重的。
我们提出那部反映大寨精神的电影剧本,希望他和江青说一下,不要拍了。陈永贵皱了皱眉头说:“这话我不好说,也不便说。老实讲,就是我说了,也不抵事。”后来我们也琢磨出了陈永贵心里的潜台词:当时正是大寨走红的时候,“四人帮”插手,就是要把毛主席提出的“农业学大寨”这面旗帜变成他们的工具。于是,才有要求重改剧本重新拍摄这档子事。我和孙谦只好硬着头皮修改。影片最后总算拍了出来,基本上是失败的。
第三次,他从人生的辉煌顶点跌落下来
1982年的秋天。那时候陈永贵已经从副总理的职位上下来了,分配到北京东郊一个农场里当顾问。我们猜想他的心情一定不好,我们理应去看望他。
陈永贵住在复兴门外高干楼的一套公寓里,他的穿戴还跟以前一样。
陈永贵对从副总理职务上下来,并没有什么不满情绪。他唯一不满意的是,让他去京郊农场当顾问,而不让他回大寨。他说如今他们受到社会上的很大压力,一提起这事儿,陈永贵不由得就激动起来,特别是喝了几杯酒以后,竟然对着我俩发开火了。
我们3个人边喝边说,差点儿把两瓶酒都喝光了。
1986年3月,我到北京参加全国人代会,听说陈永贵病了,住在北京医院里。我正打算去探视他,忽然收到一份讣告:陈永贵已经病逝,死于癌症,定于某月某日下午在八宝山殡仪馆举行告别仪式。那天下午我匆匆赶到了八宝山殡仪馆。
这时,一辆高级轿车在告别室外停下,车上下来一位穿着风衣、戴着变色眼镜的人。周围的老百姓立刻认出来了,是华国锋!华国锋一来,大厅的门打开了,我们鱼贯而入。华国锋一言不发地走进告别室,在陈永贵的遗体前三鞠躬,又一言不发地呆呆望着陈永贵的遗体,流下泪来。
(摘自刘瑞林主编《温故(十三)》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