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90后身边

　　062111班毕业5年后，我接受系部的统一安排，于2016年9月接手1516045班（该班大一时，在肇庆校区），再一次担任班主任，从062111班到1516045班，中间相差了9年。1516045班有点特别，大一时，系部没有分专业，中文、文秘、传媒三个方向的学生，混在一起，到大二才按照大一的绩点排名，确定专业。实际的情况是，绩点排名靠前三分之一的学生，都选择了热门的传媒方向；中间三分之一的学生，选择了不愁分配的文秘方向；剩下的三分之一，自然到了高冷的中文方向。这种排法的一个意外结果，是传媒方向的两个班，没有一个男生，而中文方向，却囊括了80%的男生（尽管如此，男女生比例在中文班还不到1∶3）。如果绩点在某种程度，能代表学生的学习能力，毫无疑问，男生在中小学阶段，无法与女生抗衡的局面，哪怕到了大学，都没有获得根本改变。
　　班上一共有37名学生，29名女生，8名男生。如果说，在接手062111班时，我对班上的男女比例还有意外，到我接手1516045班时，我内心唯有奇怪的感激，一个纯粹的中文班，拥有8名男生，已经是让人欣喜的结果。无论如何，我不希望一个班级，全部是同一性别，单一性别集合的班级，让人产生陌生的失衡感，仿佛与人相处的半径缩小了一半。班上生源依旧以广东为主，除了严闽轩来自福建、何海珊来自广西、苟亚东来自贵州、李萌来自山东、秦思思来自湖南，其他32名学生全部来自广东各地：其中茂名6名，潮汕地区5名，珠三角一带6名（广州、深圳、佛山、东莞各一名，中山2名），其他则来自诸如信宜、韶关、罗定、河源、湛江、阳江、翁源、化州、云浮、台山、梅州等广东稍微偏远一点的非珠三角地区。
　　对1516045班的孩子，我有一种与062111班完全不同的感觉。
　　如果说，062111班给我带来的触动，更多来自空间的阻隔，通过他们的语言、性格、爱好、价值观念和文化烙印，“广东学生”作为一个整体概念，开始植入我的内心，他们让我意识到，在我根深蒂固的湖湘文化视野以外，灿烂而丰富的岭南文化，其实也一直在滋养一群人，一群完全不同于湖南人性格的广东人。
　　而面对1516045班，给我带来最直接的触动，则来自时间的隔膜，我不得不感叹，我完整见证长大成人的第一个群体，竟然已经这么大了，竟然已经上大学了。我想到这群孩子，他们的年龄和我大学同学的孩子相仿，和我的两个外甥相仿，一种真实的“代”的感觉油然升起。尽管他们和062111班仅仅相隔9年，但这9年的岁月，足以在我的视野中，淘洗出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群体。
　　在中国的教育体系中，“班主任”类似一种教导者的角色。面对062111班时，我很自然地履行着教导者的职责，当辅导员告诉我，吴志勇有一段时间经常逃课，经常躲在宿舍不进课堂时，我曾理直气壮地去宿舍找他，在楼下的过道，从人生的意义、念大学的价值、父母的期待谈起，说服他无论如何要按时出勤，至少要拿到毕业文凭，他听了我作为一个班主任类似谆谆教导的话，竟然改变了学习态度，不再逃课，也不再对学习听之任之，不但顺利拿到学位证书，而且在大三那年，履行一个班长的职责，管理班上的很多琐事。
　　但今天，当我面对1516045班一张张看不出任何表情的脸，我突然感到班主任身份以往配备的诸多常规手段，统统失效，我满腔惯有的热情顿时冰封，他们只需一个低头看手机的动作，就足以消解班主任角色给我带来的“权威”，凛凛的漠然中，让我意识到一种真实的尴尬。我感到此前持有的、负载在班主任身上的话语系统，已难以进入他们的频道，更让我忐忑的是，我不知道自己所持有的价值观念，在度量这个群体时，是否依然有效。
　　仔细想来，为何在面对1516045班时，我会有如此明确的困惑，和我家族里面真实的经验有关。我大姐的儿子江江，出生于1994年，已从浙江一所二本院校毕业。我二姐的儿子佳佳，出生于1995年，正就读于湖南一所理工大学。在养育江江、佳佳的过程中，家人面临了很多全新的挑战，父母和子女之间，有着难以调和的矛盾，两个阵营，仿佛两个绝缘、互不理解的黑洞，一种真实的代际，在信息时代的喧嚣中，因为各自经验的异质性，相互感受到一种失控的无力。我想起20世纪80年代的初中生，父母最擔心的事情是早恋，仿佛只要避开了早恋的沼泽，父母就可以高枕无忧，孩子的前程则一片光明。而今天，到我们为人父母，面对孩子的成长，最让人恼火的事情，已经变成了如何面对他们对网络的沉迷。
　　初中阶段，江江和佳佳总是偷偷跑去外面上网，姐姐、姐夫束手无策，最后蹲守在湖南汨罗大众南路一家叫智慧桥的网吧，将早已沉迷游戏的孩子“捉拿归案”，并给予最严厉的惩罚。但惩罚的后果，并未让他们远离网络，青春期的叛逆，面对大人的反对，激起了更强烈的反弹。尤其是佳佳，哪怕到高三，依然沉迷游戏、网络小说，致使亲子关系陷入了难以调节的困境，尽管高考成绩尚可，但到大学后，依然沉迷虚拟的网络世界。二姐百思不得其解，小时候的佳佳，热爱阅读、喜欢思考，成绩也一直很好，如果不是沉迷网络，我们全家都相信，他会有更好的出路。在我们眼中，无形的网络，像一个奇怪的恶魔，会让小时候聪明亲近的孩子，变得眼神冷漠，拒绝交流。
　　现在，一群与江江、佳佳完全同龄的孩子，来到我的身边。我突然意识到，随着信息时代的坐实，“代际”这个词，已变成一种坚硬的存在，对我的教学生涯而言，面对更为年轻的群体，将是专业以外的新调整、新挑战，而我再次担任的班主任角色，也将从以往的教导者变成一个旁观者，孩子们青春成长的剧目，早已更换了布景，我在见证过他们中学时期的情景后，终于因为班主任的便利，得以拥有机会看见他们的大学生活。我还观察到，我眼前这帮90后的年轻人，并没意识到，他们成长所带来的挑战，让他们的父辈，早已置身毫无依傍的茫然。
　　第一次，我对“代沟”二字谨慎起来，我明显感到，“代沟”的中性、温和，掩饰了我和他们之间更为深刻的差异，横亘在我面前的，显然不是“沟”，而是“渊”，是“海”。身边眼花缭乱的世界，快速得让人回不过神，转型期现实的丰富、跌宕，他们同样是承担者和见证人。虚拟化的网络，不过以技术的名义，掩盖了两代人对社会完全不同的感知，光是一个微信，就足以将更多群体，推向边缘。 　　对我而言，一个更为个人化的视角是，作为公有制尚未解体时代成长起来的施教者，面对一群市场化彻底铺开后长大的受教者，这中间的错位，将以班主任的角色，折射一个交织的窗口。在送走062111班后，我接手了更多学生，目睹不少个体的暗处挣扎，内心沉淀的直觉日益清晰，年轻的生命，正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被现实甩出，一个群体处境的塌陷，正越来越显示出坚硬的确定性。我内心潜藏的集体主义视角，以及负载在教师职业上的本能牵念，总让我不自觉地越过课堂的边界，将目光投向更多原子化的学生，我一直想通过具体的教学过程，廓清无数年轻人在遭遇教育产业化后，到底呈现了怎样的命运？他们的出路和背后的家庭、教育的质量、整体的经济形势，到底有着怎样细密的关系？一群在我大学时代，被视为“天之骄子”的精英群体，如何在不知不觉中步入一种结构性、整体性的困境，并被学术界冠以“屌丝”和“蚁族”的命名？我面前的1516045班，是否能以更为清晰的特写镜头，让我看清更为细致的肌理？
　　根据美国学者罗伯特·帕特南在《我们的孩子》中的描述，我的大学时代，类似于美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提供的教育背景，我的成长，得益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尚未崩塌的公有制教育，城乡之间教育资源的差异，远未达到当下触目惊心的地步，普通家庭所承受的压力，要比今天小得多，但教育投资的回报，却要更为可靠和确定。在考察062111班毕业多年的境况后，我依然为教育对年轻人前途的积极作用感到欣慰，尽管读大学对整个家庭而言，更像经过艰难权衡后的投资选择，经济成本与时间成本比我求学时代高得多，尽管两极分化的趋势已经显现，但我还是为班上大部分孩子通过上大学，能够换来一份衣食无忧的生活，感到踏实的庆幸。
　　但通过近十年公共课、专业课与孩子们的接触和观察，我感觉趋势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就算在经济发达的广东地区，就算我所面对的学生，大部分来自广东省，比之062111班、1516045班的孩子，已有更多的个体，陷入了真实的迷惑和困顿，毕业季来临，越来越多的学生敲响我办公室的门，企图从班主任的口中，下载一个关于未来的坚定答案；越来越多的学生询问考研的细节、考公务员与创业的胜算，他们在穷尽各种可能后，往往回到一个问题：如果这样，念大学，到底有什么意义？我不知道，这种无法穷尽所有个体感知的清晰印象，是来自个别的偶然倾诉，还是包蕴了一个群体的确定趋势？
　　比之我大学毕业的1995年，到我接手1516045班的2015年，整整跨越了20年时空。20年的滞后，因为班主任的身份，我终于获得机会，走近一个群体。面对他们时，无论我内心有着怎样的慌乱与不踏实，90后这个群体，还是真实地来到我身边，并成为我工作的依托和载体。70后和90后的相遇，是我第二次班主任工作的主题，懂得这一代孩子，已成为摆在眼前的挑战。
　　而如何让他们感知，一个时代的转型，就在身边悄然完成，是我作为一个见证者，内心最大的隐秘。

两份名单与网络原住民

　　在我心中，1516045班有两份名单。一份是学校教务处提供的，为了便于管理，有一个顺序，学号从151604102李萌开始，经过李金蔓、叶嘉怡、秦思思、唐睿、严闽轩、雷红霞等30多人，到151604647刘早亮结束，跨越从山东菏泽到广东江门的距离。
　　他们的名字，闪烁着碎片化时代的特色，看不到任何宏大叙事的踪迹，也和国家、民族、建功立业等印象，扯不上关系，显示了父辈在个性化时代，对孩子最平实的命名，但因为大都来自广东地区，明显的地方趣味——温婉、甜腻、港台腔的字眼，成为家长取名的首选。这种审美趣味，也许来自粤语的音调直觉，至少当我用普通话发声时，总是难以从声调上轻易辨识其差异。自然，每次拿到名单，从字眼入手，也总是难以从意义层面做更多联想，这些汉字——“嘉”“睿”“怡”“珊”“轩”“娜”“琪”“惠”“璐”“培”“妍”“倩”“瑜”“炯”，像一盘散乱的花瓣，单独看，都有颜色和味道，但混在一起，真的很难将它们之间的生发、组合，与一茬茬鲜活的年轻人，对应起来。
　　但我知道，1516045班，还有另一份名单，一份来自他们自我命名的昵称，和家长无关，也和教务处无关。在班群里，这些昵称，组成了一个魔幻的世界。我偷偷分析过他们的命名方式：
　　第一种：全英文。Hazan、Bewilder、Ayden、WyB1tch、Sioubing、Logers、Cy-Elaine、Ste-Max、Cristal li、Carrie、Rara、il0v1Xwt分別对应的是何海珊、叶紫晴、苟亚东、钟培栋、陈少彬、罗益鹏、崔奕岚、华柳诗、李金蔓、叶嘉怡、陈阁妹、严闽轩。严闽轩的名字尤其特别，他的昵称是il0v1Xwt，很难说是英文，感觉就像一排没有任何关联的数字、字母组成的密码，我仔细寻找其中的组合规律，以及和“严闽轩”三个字的关联，但怎么样也无法发现其中的秘密。闽轩来自福建中山，他在第一次交给我的作文中，自我介绍略显戏谑，但还是难掩中规中矩的本色，“本人严闽轩，姓严，字闽轩，纯爷们，来自福建中山，很多人一看到我的名字就会问我为什么中间取一个闽字，其实我也不知道，大概是我亲爱的母亲大人和父亲大人想让我记住老家在福建吧，至于那个轩字，我猜是为了好听，够酷够炫的吧。目前19岁，过多一个月就步入20岁的门槛了，家庭非常普通，普通到不能再普通了，一周一顿麦当劳还是负担得起的，离小康也就还差几十公里而已，母亲大人是当幼儿园老师的，父亲大人是开船的，而我是个搬砖的（开玩笑开玩笑）”。在连续一年给他们上课的过程中，我对闽轩的印象并不深刻，有一次讨论课，原本排好是他当组长，但因为迟到，他并没有安排好组员的出场顺序，上课铃响了半天，他匆匆赶进教室，没有说任何话，同学们则发出了心领神会的笑声。对他的认知，我感觉il0v1Xwt这个昵称，更能描述他的真实状态，在“严闽轩”以外，他有另一个世界，而我作为班主任，并未走进去。
　　第二种：全中文。字数不限，有词语，也有句子。果仁、慕橙、奈奈、水墨丹青、毒番茄、豆子、不拿拿，分别对应的是许玉晓、张彩莹、陆锐娜、胡小芬、何锦鸿、谢慧霞、邹燕玲。让我惊奇的是张亚康对自己的命名，“一个在当地较为英俊的人”，我不知道，他是否真的在乎自己的长相，还是另有所指。在广东学生中，亚康确实算得上一个较为英俊的人。程雪芳的昵称“许过的愿不能忘！”，更像是对自己坚定的承诺，雪芳来自湛江，我知道她背后更多的故事，知道她较为复杂的家庭关系，她需要一种精神力量，支撑自己度过大学时光。谢晓珊的昵称是“现在是十二月”，我不知道背后的确切所指。 　　第三种：中英文混合。雷红霞的昵称是“XGS雨共葭”，我知道她独特的个性，但我不能确认，这种混合型的昵称，是否能映衬我的猜测。秦思思老家是湖南祁阳，她幼年随父母南迁，在广东定居多年，她的昵称叫“悠yo”。
　　第四种：纯图案。还有一些学生的昵称，干脆就是一个图案，诸如李萌的昵称，是一个柠檬；黄楚晴的昵称，是一朵云；陈倩儿的昵称，是一个微笑的卡通；黄璐的昵称，则是五个蛋挞组成的一排图案，看起来就像一家香喷喷的蛋糕店。
　　第五种：文字与图案组合。诸如李晴，昵称是“肥晴”两个字，加一个太阳的形状；唐睿的昵称，则是一个气球加条幅的图案与“RiRi”的组合；范敏琪的昵称，是一个金色皇冠加“范”这个汉字；梁映彤的昵称，是“Cu”加太阳的图案。
　　整体而言，以上五种命名方法，都和他们真实的中文名字没有太大关系，但我相信每一种命名的背后，都有他们的认真和谨慎。我不能完全理解他们名字的含义，也许，他们根本就不在乎含义和意义，他们只不过想用符号，建构一个隐蔽的世界，一个属于自己、阻挡他人进入的世界，我还知道，他们建了两个班群，一个加了我的班群，专门用来发布各类公开的信息，一个拒绝我的班群，我永远无法知道其中的秘密。
　　但我还是发现了一些和真名有关的昵称，杨慧蓉叫“Yang-hr”，刘早亮叫“Liang”，罗玲玲的昵称，没有舍弃她的本名，叫“TL罗玲玲”。班上唯一没有昵称的学生，是沈敏就，她来自深圳，在第一次班会发言中，就坦言自己不是一个聪慧的人，但从来没有放弃成为优秀者的梦想，她是一个有主意的姑娘，带着特区的果敢和活力。
　　在所有的同学都进了班群以后，群主程雪芳强烈要求入群的人用真名，但还是有一个学生没有理会，他（她）一直保留在班群用“Zbbaoyyn”的权利，我没有用排除法，去弄清楚他是谁，我感觉群里有一个隐形人，目睹一切，从不显身。
　　昵称是这一代孩子网络时代互相确认的眼神，我不懂其中的含义，但不妨碍他们彼此心领神会，但课堂的交织，终究会让我以自己的方式，感知他们的秘密和世界。
　　从2016年9月起，根据教学计划，我要承担2015级中文班两门课程，《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和《中国当代文学史Ⅱ》，时间跨度一年。2016年11月3日的课堂上，我和两个班的学生，特意讨论了我经常和学生聊起的两个问题：（1）课外阅读情况如何？（2）为什么读书？来自贵州遵义的苟亚东，讲到他受爷爷的影响，喜欢读史书、人物传记和天文地理，但到大学后，突然发现自己不会读书，他期待阅读能够提升自己的思维能力，但他感觉文学像一门艺术，遥不可及，难以入门，他没有像别的学生那样，强调自己喜欢文学名著，而是坦然宣称：“我喜欢读恐怖小说，《鬼吹灯》《盗墓笔记》，还有仙侠类的《诛仙》”。
　　亚东的话，像接通了一个共同的秘密，教室里立即活跃起来，孩子们的脸上，绽放出了心领神会的笑容。讨论了十年“为什么读书”后，苟亚东第一次在课堂提出，他热爱网络小说。我突然想到，同样在大学的佳佳，应该拥有这样的课堂，自由地交流他的阅读经验，并在多年深深的误解中，袒露被遮蔽的青春困惑和心灵伤痕。
　　罗益鹏立即接上了话题，仿佛找到了一个倾诉的出口，他来自广东梅州，父母都是农民，关于读书，他从小听到的告诫，依然是几十年前的声音，“好好读书，考上大学，才能离开农村，走向城市，才能摆脱贫穷的命运”。他坦陈并不真心喜欢读书，但从小承载了家族的希望，他没有其他选择。紧张的学习中，他排解的唯一方式，就是读网络小说，从初一开始，已经持续了七八年。“我内心很压抑，不得不去尋找一些东西麻痹自己，网络小说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它是架空文，热血文，会让人的精神得到很好的寄托和麻痹！”他毫不否认，哪怕在高考前，面对巨大的复习压力，依然会去看网络小说，“读小说的一刹那，烦恼被抛在了一边，觉得什么都不用想，人好像被彻底放空！”但他也承认，网络小说只是一种快餐文学，并不能让自己获得精神升华，沉溺其中时，会有一种矛盾心理，“感觉自己在浪费时间，罪恶感很重，但又欲罢不能，管不住自己”。
　　面对被益鹏点燃的课堂，早亮跃跃欲试，但显然没有抢到表达的机会。他出生台山小江，是家里唯一的男孩。高中阶段，听到最多的言论，和益鹏一样，来自父母、老师反反复复的唠叨，“要好好学习，要为考大学奋斗”，至于考上大学以后的出路，村庄的父母，依然停留在20世纪80年代的记忆和想象。他事后告诉我，到高中后还是看网络小说，这是从初中开始就养成的习惯，“我瞒着我妈把钱存起来，买了一个阅读器，骗她说用来学习英语，然后偷偷摸摸拿来看小说”。早亮的电子阅读器，在谎言中寄托了一个母亲对孩子学英语的期待，但最后被班主任发现，上缴放进了上锁的抽屉。他沉迷过的网络小说，有萧鼎的《诛仙》、江南的《龙族》、唐家三少《天堂的路》、天蚕土豆《斗破苍穹》等。
　　作为一个以文学批评为专业依托的教师，我对早亮提到的网络作品一片陌生，它们搅起网络江湖的万丈狂澜，却在大学的课堂上，悄无声息，它们让年轻的生命沉醉其中，我却对此视而不见、找不到话语进入，它们构建了一个个玄幻、穿越的世界，却能用最短的距离，唤起年轻人的共鸣，并将是否阅读，作为衡量自己阵营的暗号、密语。这背后到底隐藏了怎样的秘密和景观，以网络的名义接纳了年轻人的情绪，而我作为现实中的班主任，却惨遭他们的隔离？早亮提起了网络作品之所以吸引人的原因：“想想啊，一个个矮矬穷，相当于废柴，家族被杀光，只剩下一个，突然得到偶遇，然后就走向修仙之路，然后就杀掉仇人，抱得美人，从此改变命运，一读网络小说，我就满身热血，一回到现实，我就提不起斗志来，也有可能，我是幻想自己也能成功吧！”
　　我在课堂现场统计才知道，对男孩子而言，中学阶段，除了看网络小说，打游戏同样是他们重要的生存方式，父母担心他们沉迷于虚拟的世界，害怕他们用虚拟世界的游戏规则，指导、影响自己的现实人生，而事实上，对他们而言，打游戏，不过是他们进入虚拟世界放松现实压力的方式。以早亮为例，在封闭式的高中，他们一周会放半天假，特别的节日，才放一天，常年处于高压之下，他必须找到自己的排解方式。早亮喜欢踢足球，但高中校园，没有场地，也没有时间和同伴，唯有网络，才能让他在碎片化的时间中，最大限度地实现自我放松。他从高中开始接触电脑，每周日十一点下课后，和朋友吃个饭，就进入网吧玩游戏。家里每周给的零花钱是二十元，他每周回去一次，除去路费十元，能自由支配的零花钱只剩十元，够他在网吧玩三个小时。他初中玩的游戏是《地下城与勇士》《穿越火线》（又称《CF》），高中阶段玩的游戏则是《英雄联盟》（又称《LOL》），这是属于他们一代人的共同记忆。事实上，对青春期的男孩而言，共同出入网吧，已成为彼此建立联系和友谊的方式。早亮坦言，将身上的零花钱用光后，宿舍的一群少年，会去城里随便逛逛，他们并没有太多的自由，一周的高压，也只能通过半天高强度的游戏得以缓解，“回去学校就被考试包围”，他并不认为，游戏对自己的人格，产生多坏的影响。 　　我依旧不懂网络小说，更不懂电子游戏，但遇上1516045班，终于明白了他们青春方式里的现实底色。从应试教育的通道穿越，他们来到大学课堂，在高中老师对大学想象的善意谎言崩塌、卸除了高考的集中目标后，他们如一卷失去弹性的弹簧，松弛的状态让他们陷入更深的迷茫。他们成就感、满足感、目标感和生命能量的释放，依旧无法在现实功利目标之外，找到更多的通道，我隐隐约约感受到这些，但始终找不到一个理解的切口，直到苟亚东第一次在课堂宣称他喜欢网络小说，才开启了我洞察另一个群体的契机，才真正理解，他们的化名，不过网络时代一次次隐秘的自我命名。课堂上，益鹏、早亮向我描述了《斗破苍穹》的中心思想——“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莫欺少年穷”，这部“废柴逆袭”的网络小说，不过向我揭示了农村孩子现实中，通过网络寻求慰藉的真实逻辑。他们将网络文学视为“热血文”，就如另一个时代的读者，阅读《青春之歌》时，曾经激情澎湃，热血沸腾。而我，面对自己不懂的网络世界，曾经作为二姐的同谋，将网吧捉拿两个90后的外甥，当作家长理所当然的责任。
　　我忽然意识到，当无法回避的信息时代降临，我们这一代凭借时间的错位，早已在现实中筑稳了各种堤坝，而这些孩子，却只能任由信息时代冲刷，在不被理解的委屈中，承受各种未知的风险。智能时代貌似给他们带来了诸多便捷，但他们却居于这一庞大、无形网络中，最为被动的一个环节。他们貌似获得了更多自由，但个人生活，却借助网络的方便，被制作成一罐密不透风的沙丁鱼。无处不在的微信、数不清的群、早自习点名、课堂刷脸、网络霸权，不过以科技、消费的名义，将他们的生命切割成更多的碎片，而我所看到的重点大学的孩子，却以最古老的方式，端坐在图书馆阅读泛黄的纸质书籍。
　　青春的本质从未改变，当“丧”“无感”“低欲望”成为亮眼的标签，贴上这面目模糊的一代人，我在课堂听到的偶然表达，正徐徐向我开启另一扇门，但更多的未知，我依然无法抵达，作为班主任，我一次次在课堂面对深深的茫然。
　　我想起陈雪在2017年毕业之前，和我说过的话：“我觉得我们这一代是这样的，真实面目不会从外表看出来，我们都有自己的保护壳，所有的事情，全部都自己吞。”

湛江女孩

　　关于90后孩子的描述，“亚文化”的笼统概念，显然只能勾起我更多关于城市孩子的想象。在给1516045班上了两个学期的课后，他们身上笼罩的网络色彩，逐渐淡去其神秘面纱，Hazan、Bewilder、Ayden、WyB1tch、Sioubing、Logers、Cy-Elaine、Ste-Max、Cristal li、carrie、Rara、il0v1Xwt，更多时候以何海珊、叶紫晴、苟亚东、钟培栋、陈少彬、罗益鹏、崔奕岚、华柳诗、李金蔓、叶嘉怡、陈阁妹、严闽轩的面目，在我眼前出现，我校准班主任的焦点，发现在网络世界以外，他们所浸润的现实，并未发生根本改变。
　　除了“网络原住民”“宅男”“腐女”“颜值”“玄幻”“先修”这一套呈现他们日常的词汇，出现在学院困难名册的“低保家庭”“单亲家庭”“母亲残疾子女”“特殊困难”“困难”“孤儿”，同样是呈现他们真实的另一组词汇。我意识到，在他们的世界中，包含了两组话语体系，在“课堂”“班群”这样的公共场合，他们总是不经意就溜出网络词汇的影子，但进入私下的交流，诸如作为班主任，在与他们的例行谈心中，他们能立即切换到另一套话语系统，一套与他们的父辈、老师共享的话语系统。
　　下面是2017年11月14日，在班主任工作的例行谈心中，来自湛江的秀珊和我说的话。在班上的学生中，她是唯一主动约我的人，但在具体的聊天过程中，她说的话，最让我意外。她总是坐在教室的第一排，和我靠得极近，每次目光相撞，就拿书挡住嘴巴，黝黑的脸庞立即浮现满眼的笑意。她几次兴致勃勃地邀请我去家里看一下，但进入订票的环节，最后反悔，终止了行程，我原本想通过实地感知，去解读与她谈心过程中，被隐匿的诸多“梗”，这个愿望，因为她“没有必要跟别人说太多家里的事”，就此搁浅。
　　我出生在湛江廉江，家里的门牌都看不清楚，邮政送录取通知书时，要一家一家地问。我中学时，爸爸在一家石灰厂上班，后来做不下去了，进了一个玩具厂，在我初中以前，妈妈一直在镇上工作，我上初中后，她去了东莞，今年到了广州，住在芳村，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靠妈妈打工。
　　我有一个姐姐，一个哥哥，还有个弟弟，家里太复杂了。念大学的，到现在只有我一个。我姐小时候成绩挺好，到初中后一般般，就作文还可以，她初中毕业考上了湛江一所师范学校的幼师专业，但不想去，就外出打工了，可能是不想当幼儿园老师。我哥初中时像一个流氓，就会打架，离中考还有一个星期，突然说不读书了。我姐大我哥两岁，我哥大我三岁，但我大部分时间，都和弟弟在一起，小时候会和弟弟去田里、小沟里抓鱼，有时会捉到水蛇，有一次在香蕉地里，用那个簸箕在水里赶鱼，结果没赶到鱼，赶到了两条蛇，到现在还记得。很小的时候，感觉还挺快乐的，后来长大就不行了，再大一点点又不行了。我跟我哥、我姐之间，没有和弟弟那么亲密，他们上初中时，我比他们晚了两三年，所以我们的世界不太一样，他们两个像大人。我弟弟连初中都没读完，就回家了，他被抓回家了。我们家的关系太复杂了。
　　我们村是镇里最乱的一个村，很大，偷鸡摸狗的人好多，吸毒的人也很多，念初中时，村里吸毒的风气非常盛行，堂哥吸毒，堂哥那个年纪，是个人，都会吸毒，很多人都被抓走了，现在留在村里的人很少。堂哥与堂嫂离了几次婚又复合了，我搞不清堂哥對堂嫂到底是怎样的感情。堂哥吸毒期间没有理性，很多事情都很残忍，我侄女在场，我觉得更残忍。堂哥一直想要个男孩，但生的都是女孩，现在有三个女儿了，堂哥家第二个孩子一直放在我家，因为奶奶要带小堂嫂刚生的那个孩子。我大堂嫂和小堂嫂本来差不多同期生孩子，我在学校，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最后大堂嫂的孩子没有生下来，太残忍了。村里就是这样，都想要男孩，我喜欢我侄女，觉得她们好可怜，我的情况正在她们身上重演，但是她们不像我喜欢读书，我们村里，很多人读到初中都不读了。到目前为止，我们村只有我一个大学生，村子闭塞到什么程度？像我考上大学，村里居然还有人问，毕业以后分配到哪里工作，然后我说没有分配，他说你怎么考上这样的大学啊？我说现在的大学都没有分配，他就觉得我考的大学有问题。 　　我家里经济条件不好，父母关系也不好，因为从小封闭，只跟自己玩，处于一种没人管的状态，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长大的。上初中后，基本就我一个人，我都是自己长大的。初三第一次去我妈那里，在东莞，她见到我，不让我叫她妈，因为她跟工友说，只有两个儿子，奇怪的是，我一点情绪都没有，所以上大学后，我也很少去芳村看她。我从小对父母印象不好，他们总是问我，你要跟爸爸，还是跟妈妈，我怎么知道，反正越长大就越无所谓了，也能理解一些东西，是的，从原生家庭的伤害里跳出来，太难了。
　　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从小就喜欢读书，但没什么书读，读的都是哥哥、姐姐初中留下来的政治作业、材料题。八九岁上学时，有个老师，一直拿粉笔砸我的头。我当时会乘法口诀什么的，有些字也会读，课文也懂，然后我妈认为我可以跳级，但校长不同意，我妈就一直往学校跑，然后就同意了。但那个老师对我很不满意，比如我现在的位置，在第一排，那个老师不让我坐第一排，把我调到后面。我也不知道怎么上课，看到别人举课本我也举，他们放下我也放下，有一次，还没来得及放下，老师就拿粉笔砸我的头。从小到大，我很少碰到合格的老师，他们大部分喜欢板着脸，教训学生。尤其是我高中那个老师，对学生很不好，你知道他怎么骂我们吗？我们学校有个下坡路，那里有个很大的垃圾厂，他说我们就像那里的垃圾，我们都被骂习惯了，也麻木了。有一次，他儿子半夜发烧，第二天到学校后，他对我们很生气，其实他儿子发烧关我们什么事呢？但我也碰到过好老师，六年级时，有个杨老师教我，我感觉打开了另一个世界的大门。除了杨老师，还有一个老师对我也很好，她将我当女儿看，她有两个儿子，但是没有女儿，她不介意我叫她妈妈，我们关系就是很好。
　　进到大学后，我感觉学校和自己的想象差太远了，我当时想，这是一个什么大学？我们宿舍六个人，平时都很忙，基本没什么交流。所有人忙的活动、方向都不一样，有个女生，她平时做那种高大上的兼职，她接了很多活，整天都在宿舍做策划书之类的，还有一个整天往男朋友家里跑，另外一个呢，热衷研究少数民族，学习藏语之类的，还有两个喜欢打游戏，但我不能告诉你。
　　今天上课的时候，讲到方方《风景》里面的二哥，我感觉和他就很相似啊，他通过另一个世界，看到了生活的另一种可能，但我的生活是在这边，没有办法脱离这边，这种根深蒂固的感觉，可以用绝望来形容。我什么都不想做，我觉得累了，我以后想过很普通的生活，其实我理想的生活，写作就可以了，我喜欢音乐，还可以帮别人填词。
　　我大一的时候，还挺好的，但现在热情被消解掉了，曾经的设想也破灭了，活着就好，活着，要求就这么简单，有时想想，还不如一无所知，比较幸福。谈到毕业以后，要留广州还是回老家？我们很年轻，不想回家，但留在广州的话，可能一个月的工资，付完房租都没有钱买衣服了。
　　秀珊在和我聊天的过程中，总是说到她的家庭很复杂，但她欲言又止，并不愿和我多谈家庭为什么复杂。她跳跃的叙述，清晰地呈现了故乡廉江村庄在她身上打下的烙印。多子女、重男轻女、父母关系不和、一个人长大、封闭的村庄、吸毒的堂哥、被引产的堂嫂、像流氓的哥哥、童年捉鱼的快乐、热爱读书的天性、砸粉笔的小学老师、称学生为垃圾的高中老师、热爱写作的梦想、活着就好的淡然、无法留在广州的失落，当然，还有给她打开了另一个世界的杨老师，待她像妈妈一样亲切的女老师，这所有的一切，在我心目中勾勒出了秀珊成长的基本底色。
　　她没有告诉我妈妈从事的职业，也没有告诉我，为什么大一还有目标，到大二则突然破灭，她没有改变命运的决心，也不知权衡和计算人生的紧要环节，并且拼尽力气去争取该得的一切，她有着与年龄不相称的消极，但我却从这理性的消极中，在和她小心翼翼的对话中，感受到了一种明心见性的智慧和残酷的真实，她看到了很多，明白很多，懂得很多，但她不说。
　　班上更多的孩子，尽管情节无法与她完全重合，但在最本质的方面，却与她有着相同的命运，下面，我说说同样来自湛江地区的胡小芬。
　　胡小芬1996年出生于湛江徐闻锦和镇，徐闻是广东省最南端的一个县，隔海就是海南省。她有四个兄妹，在家排行老大，下面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妹妹2017年考上了华南农业大学，弟弟在徐闻中学读初中，最小的妹妹在念小学六年级。爸爸之前在家务农，因为收入太少，只得离家寻找门路。由于没有技术，主要在徐闻周边建筑工地打小工，工作缺乏稳定性，收入并无保障，妈妈先后在湛江、徐闻打工，主要是在广场擦皮鞋。
　　因为想要一个男孩，在有了两个女儿后，小芬念到小学五年级时，父母一直在外面断断续续躲计划生育，顺便也打打散工。初中三年，她一直跟着爷爷奶奶，有一段时间的留守经历。弟弟出生后，妈妈又怀孕了，抱着侥幸心理，以为又是一个男孩，于是偷偷生了下来，这样，小芬就多了一个比她小十岁的妹妹。
　　小时候，小芬整天和同伴爬树，玩一些游戏，性子极其野性。小学五年级时，妈妈外出打工后，爸爸和奶奶去田里劳作，就会把她托付给姑姑照顾。姑姑嫁到了邻村，村子近海，孩子们穿过一片小树林，就能迅速到达海边，捡螺、捡贝壳、赶潮，成为海边孩子童年的乐事。尽管大人不准小孩去海边玩，小芬还是会经常和姑姑村里的孩子混在一起，偷偷结伙溜去海边。捡螺是小芬最爱干的事情，每次回來，她怕姑姑发现破绽，首先要做的事，就是赶紧去别人家，将弄脏的腿脚洗干净。
　　妈妈是家里第一个外出打工的人，小芬曾跟随妈妈到了湛江。六年级第一学期，她就读湛江市区一所私立学校，因为学费贵，妈妈负担起来过于吃力，小芬懂事地要求回家，从第二学期开始，她就回到了村里，此后一直到初三毕业，都待在奶奶身边，和奶奶共同承担起照顾弟弟妹妹的工作。大妹妹性格孤僻，不爱说话，比她小两岁，因为年龄接近，两人经常打架。弟弟比她小八岁，最小的妹妹比她小十岁，两个性格极其活泼。小芬到现在都记得，自己给最小的弟弟妹妹喂饭、洗衣服，“除了晚上，最小的妹妹，几乎就是我带大的，大妹妹也是小孩，总是将他们弄哭，而我必须想办法将他们哄住”。 　　到小芬念初二时，爸爸也决定外出打工，并带上三个弟弟、妹妹。小芬选择独自留下，一个人守着奶奶，初中三年的学费，靠父母打工支付，而生活费主要依靠奶奶去海边挖螺、种甘蔗、养家禽。奶奶出生在对面的海岛上，从小在海边长大，人非常灵活，爷爷很早就去世了，是奶奶一人独自将孩子拉扯大。
　　小芬明显感到，家里的经济状况，是在妈妈生下弟弟交完罚款后开始变差的，没生弟弟前，妈妈在镇上的墟里卖鞋，在村里其他人都住茅草房时，家里盖了村里的第一个独立厨房，家里的正房也是新盖的瓦房，生完弟弟后，不但被罚了一万多超生款，还因为妈妈要带孩子，少了打工的收入来源，家里的开支，只能靠爸爸、奶奶在田里干活支撑。一直到现在，村里不少人家的茅草房，早就换了楼房，小芬家的房子，依然没有任何改变，“房子还是二三十年前的瓦房，有四个房间，中间有个放牌位的厅，房子现在到处漏水，奶奶存了一点点钱，好不容易换了个屋顶”。家里的人气也越来越稀薄，小芬外出念高中后，就只剩奶奶一个人。
　　相比秀珊的村庄，小芬显然更幸运。村里有一个图书馆，是她经常去借书的地方，也是她和妹妹最喜欢去的地方。奶奶只要两姐妹进入图书馆，就很开心，在老人家看来，只要翻开书，就是在学习，哪怕她们看的是《爆笑校园》。事实上，乡村图书馆的书几乎全是盗版，图书的质量也粗劣不堪，但小芬还是为此庆幸不已，至少她能从图书馆借阅到金庸的小说。初中时，为了省钱，过一段时间，班上会组织同学统一去网上买便宜的盗版书，这同样成为小芬早期阅读经历中难忘的记忆。除了图书馆对小芬的滋养，乡村对小芬的馈赠，更多来自徐闻村庄随处可见的戏台，每年的演出，是小芬的节日，奶奶生命中，唯一和艺术有关的事情，就是看雷剧，带上孙女小芬一起观看，无意中培养了小芬对雷剧的兴趣。
　　小芬一直深感庆幸的事情，是父母尽管重男，但不轻女。他们四姊妹的学习，始终是爸爸妈妈最为看重的事情。高中阶段，小芬考上了徐闻一所中学，父母承担不起孩子们在湛江的学习费用，决定转移到徐闻打工，既可以更好地陪伴小芬，也可以省下留在湛江不得不支付的高额学费。对于父母的外出，小芬的态度极为矛盾，一方面，她极为感激父母能够陪她上到小学五年级，而不像弟弟妹妹那样，很小的时候，就留守家中；另一方面，她觉得就算到了五年级，也还是不宜离开父母，小孩天然就应该和父母在一起。小芬知道，大妹妹极为内向的性格，就和父母过早离开她有关，堂叔的两个儿子，原本成绩很好，也是因为堂叔、堂婶闹矛盾，导致堂婶外出后，两人的成绩急剧下降，三科加起来都不到一百分，而且总是恐吓养育他们的爷爷。但她明白，父母没有办法两全其美，若不外出打工，一家人的生活，真的会难以为继。
　　多年来，真正让小芬一家人发愁的事情，依旧是捉襟见肘的经济状况。爸爸在徐闻打散工，一年的收入仅有一万多元，天气冷的时候，妈妈擦鞋一天，勉强可以挣到一百元，而天气暖热，连买菜的钱都挣不到，但广东的天气，真正寒冷的时光，总是出奇的短暂。奶奶年龄已大，没有任何收入，除了两个姑姑偶尔接济一点，还得靠政府补贴。小芬深知家里的状况，从上大学开始，就一直在外兼职，不找家里要生活费。大一在肇庆校区，她在学校旁边找了一家小饭店，中午和下午上班，一天干四五个小时，每月能挣600元，基本能维持生活开支。轮到递交补助申请时，她也会按时填表格，而就读于华南农业大学的妹妹，来自同样的家庭，就是不向学校递交任何助学金申请表，这让父母恼火，也让小芬恼火。小芬最大的心愿，是希望大学的课程能够少一点，这样她就有更多的时间，做自己的事情。
　　临近毕业，家里都希望小芬能够考公务员，尤其是奶奶，更希望孙女可以获得一份稳定的工作。小芬尽管对未来并没有确定的预期，但回湛江的目标非常坚定，“我不知道以后会做什么工作，但我喜欢雷剧，湛江有雷剧，我希望工作和雷剧有关”。
　　胡小芬的性格较之吴秀珊，显得更为平和、温驯，这和两者的成长环境、家庭氛围有一定关系。但从两者具体的生存境况而言，拨开两者成长过程的一些具体差异，会发现承载计生政策的后果、贫穷、孤独、看不到出路等方面，都是两者的相似之处，也是1516045班学生，常见的家庭标配。
　　我从内地来到南方，在广东从教十几年，对我冲击最大的事情，来自计生政策对学生的影响。我原本以为，只有在计生政策并未完全执行的20世纪70年代，多子女家庭才极为常见，我从来没有想到，课堂上的学生，会完全颠覆我此前的认知。对那些多子女家庭的学生而言，父母“躲计划生育”的经历，是他们必须承受的生活常态，伴随这一无从逃避的宿命，被留守、或随父母居无定所，成为他们必须承担的隐匿痛苦。与多子女相伴的现实，是贫穷。贫穷对学生的心灵伤害，同样触目惊心。尽管广东属于经济发达地区，在常人眼中，学生的经济状况，比之内地，应该光鲜很多，而事实上，因为班上的学生，很大一部分来自非珠三角地區，这些地方的经济状况，和内地比较起来，并无明显优势，有些甚至更为落后。以学院2016-2017年度，家庭经济困难汇总的情况可知，全年级有160人申请补助，其中特困37人，贫困123人。以2015级为例，申请贫困补助的人数49人，其中特困10人，贫困39人。换言之，在全年级的24个班中，有四个班的学生申请了困难补助，其中特困生有整整一个班之多。而我知道，碍于名额限制，有不少孩子，像胡小芬妹妹一样，根本没有统计在内。不可忽视的是，伴随多子女家庭，因为亲子关系欠缺所致的孤独童年、留守经历，同样是他们的共同特征。秀珊用“我一个人长大”形容这种状况，小芬也不否认父母五年级后离开她的遗憾，良好的亲子关系和团聚的家人，是她们童年最大的奢望。孩子多，生存压力大，父母的主要时间，都在为生计忙碌，放弃对孩子的陪伴，成为父母无奈但必然的选择和代价。
　　当然，对即将结束大学时代的1516045班学生而言，临近毕业，一种看不到出路的迷茫，成为他们最真实和沉重的情绪。对比我带过的两个班，我明显感到1516045班孩子的精神状态，比不上062111班富有活力和朝气。尽管062111班是我们独立成系后，招收的第一届学生，各个方面都处于一种摸索和未知状态，但因为整体经济形势好，房价也相对合理，大部分学生，并未表现出悲观和迷惘的精神面貌，更没有一个学生，为了提高就业的竞争力，拼命去考研。而到1516045班，客观而言，不管在专业设置、师资配备、教学条件等方面，比之以前，都有了很大改善，更为重要的是，就业好，一直是我们学校在广东高校中拥有的良好口碑，但就算如此，还是难掩学生对未来和前途的深重担忧，很多学生，从大一开始，就早早谋划考研，班上考研学生的比例直线上升，人数也早早过半。对农村孩子而言，经历过大一的兴奋期后，一旦认清真相，意识到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后，往往会陷入长久的情绪低落期，但我没有想到，1516045班的低落期如此之长，以至大四来临，还没有走出。 　　以班主任身份，经历过和学生的常规谈心，并对这个群体有了更多了解后，我不否认，在网络貌似平等的空间以外，在私下的场合，他们曾经用另一套语言，向我展示了一个更为真实的维度，在很多方面，他们接续了062111班已经开始分化的事实，并且呈现出强化的趋势。

历史的尘埃飘过课堂

　　过完寒暑假，便进入新学期。在关于1516045班的叙述中，给他们上专业课，是我作为班主任，一个非常重要的观测点。
　　2017年3月至2018年1月，横跨整个年度，根据教学安排，我承担了包括1516045班在内的两个中文班的专业课。2016-2017年度的第二学期（2017年3月到7月），所上的课程为《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2017-2018年度的第一学期（2017年9月到2018年1月），所上的课程为《中国当代文学史Ⅱ》。显然，从内容而言，这两门课程有诸多重合之处，而如何在教务体系的规定动作中，通过自己的课堂实践，让学生附着于专业学习的同时，尽可能理顺时代的转型如何在他们这一代推进，如何感知他们和时代建立关系的方式，是我教学任务中，很重要的一个维度，也是班主任角色，赋予我的一个隐秘视角。对一个群体的理解，当我无法直接从日常生活获得清晰的感知时，对课堂的观察，是我作为一个教师的特有方式。
　　横亘十年时光，与学生群体变化相对应的，是教学方式所面临的挑战。如果说，2005年刚刚入职时，我感受最深的，是多媒体泛滥对传统课堂的冲击，那么，到面对1516045班的课堂，我更深的感受，则是随着新媒体的爆发和智能手机的普及，学生人手一部的状况对课堂的瓦解。在知识极易获得的时代，我第一次意识到，教师职业所面临的根本挑战：知识的传达，不再成为教师理所当然的优势，信息泛滥对学生注意力的争夺，成为教师面临的最大现实。
　　学校对此的应对，是利用行政力量加强管理，为了激励学生利用早上的时间自修，以制度的形式，规定他们必须早起，为了提高到课率，刷脸的软件，已在某些班级推行。专业规划、教材、大纲、教学进度、考点、难点、重点、知识点，这些上交教务部门的必备材料，以打印纸的苍白脸孔，横陈在学校的某个角落，除了表明某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达成，除了直接沦为应付教学检查的物证，如果没有彻底内化到作为教学主体的教师生命中，对新媒体语境下的学生而言，事实上，和他们的生命产生不了任何关联。单纯的知识灌输，已经不能引起学生半点兴趣，他们不会反抗，但他们会立即耷拉下脑袋，低头去看手机，连一个不屑的表情都吝于做出。脱离了高中的学习氛围，大学的老师，不再像高中班主任那样去管纪律，对这些孩子而言，是一次集体的踏空适应。
　　在中文专业的课程设置中，各类文学史既是最重要的部分，也是发展最为成熟、被规范得最为彻底的部分。文学史的教学，是累死累活的妇产科。内容烦琐，知识点多，更现实的处境是，因为二本院校开设中文专业的边缘化，相对文学史的内容要求，课时往往会被大量削减，每次拿到教材，感觉就是将一个成人拼命地塞进一套童装。无论如何，带着学生在有限的课时内，尽可能帮助他们初步建立个人的文学史观，成为我2017年专业课教学的核心目标。既然按照常规的教学方法，我只能浮光掠影地将文学史的知识点梳理一遍，而这种单纯知识点的灌输，太容易引起他们的腻烦和疲倦，那么，我们能不能在有限的课时内，尝试建构起一种真正和学生交流、触及人心的课堂？建构一种老师引导、学生参与，课内和课后相结合的立体课堂？通过教学实践，我能否做一名在场的反思者？
　　2017年下半年，和学生商量后，我决心拿出一半的课时（27学时，9周，每周3学时），采用讲授和讨论相结合的方式，让学生更好地理解文学史的建构过程。学生的讨论涉及伤痕反思改革文学专题、现代派专题、莫言专题、新写实专题、韩少功专题、现实主义冲击波专题、非虚构专题、广东作家专题。很明显，这八个专题，无法勾勒出一部完整、系统的文学史，某些专题的设置，诸如韩少功研究，甚至充满了我个人的偏好，“非虚构专题”和“广东作家专题”更是越出了现有文学史的边界，但因为我台下的学生，大部分来自农村，来自广东，让他们阅读近几年与乡村书写有关的非虚构作品，或许能更快地唤醒他们的生活经验，让他们审视自己的村庄，建立起对文学史贴皮贴肉的真实感觉；更为重要的是，作为转型期的一代，面对文学史相对封闭的边界，了解广东现代性转型过程中的文学表达，将有助于他们了解自身，也有助于他们在他者的表达中，了解自己的出生地。
　　文學小组很快活动起来，由于课堂时间的限制，师生被迫主动向课外延伸，这种化被动为主动的学习转变，让我暗暗吃惊。我一直隐匿心头想通过课堂，逐步训练他们学术思维的想法，找到了落地的契机。更重要的是，通过课堂的拓展，他们懂得了课后去组建学术小组，懂得了真正去探讨一些问题，懂得了在团队中配合着完成各自的任务。我知道，在重点大学，学生有很多机会获得学术信息，也有很好的学术氛围激发学生组建团队去讨论一些真正的学术问题。但我知道，在我们这种金融气氛浓厚、强调应用性的高校，老师如果不能意识到对学生批判性思维的训练和思考能力的培养，是相比眼花缭乱的技能传递更为核心的问题，那么，所有的孩子，经过课堂表演性质的知识大雨，就像被一瓢水淋过，貌似酣畅淋漓，但各个知识点，顺着下课铃声的响起，就会滑溜溜地消失，在对付完期末考试后，教材又原原本本地还给了老师，学生如果无法通过系统的思维训练，所有的知识，必然无法参与他们的个体成长，也无法在具体的生命实践中，达到活学活用的目标。
　　从一开始，我就意识到，专业课堂中，我面对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在四平八稳的教学流程中，找到一些缝隙，激发学生想问题的欲望，并尽可能在有限的课堂训练中，激活学生对时代的感知和对自身的认识。在文学思潮、文学史所叙述的每一个转折处，我想知道，历史或现实，到底能在多大的程度，和这个群体产生关联？他们能否发现，自己其实也是建构历史的一员？
　　——以我多年的观察，我发现所谓的重点大学和一般大学，学生最大的差别，并非来自智商，而主要来自他们是否拥有更多的机会，进行学术思维的训练。这种综合的训练，和以前的应试思维完全不同，如果大学教育无法通过课堂将应试的痕迹剔除干净，这些孩子就算找到了工作，也无法彻底释放自己的潜能，上升的瓶颈立即出现。 　　换一种上课的方式，属于学生的文学史，竟然呈现出了别样的生机。
　　更让我意外的是，每次上讨论课，学生轮着要上台发言时，都会特别在意自己的形象，显示出一种难得的敬畏和庄重。我留意到大部分女孩子都修过眉毛，妆容淡雅、精致、得体，衣服也逐渐脱离了学生时代的宽松风格，显示出对女性身份的认同和确信。和内地女生比较起来，广东女孩不喜欢穿高跟鞋，不喜欢穿皮鞋，更不喜歡穿丝袜，她们习惯了穿休闲风格的平跟鞋，哪怕是穿裙子，也是脚蹬一双白色的运动鞋。我还留意到，在课堂的发言中，涉及一些敏感话题，诸如性和性取向，学生不会遮遮掩掩，而是大方而自然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我们班的同学，没有一个从父母那儿获得性知识，只能通过书籍、电视、小说、电影等途径，男孩子都看过A片”。他们真诚、坦率、自然，和我大学时代面对两性话题的拘谨、封闭，构成了鲜明对比。
　　确实，敞开，面对，是他们理解青春和生活的方式，也是他们这一代独有的进入文学史的方式。事实上，只要进入到学生的专业课堂，可以发现，日常生活中，除了“网络话语系统”和“共享话语系统”，他们还有一套自己的“学术话语系统”，尽管在当下的高校氛围中，就业的指挥棒，会很大程度上稀释掉学术氛围，但不能否认，对大学生而言，学习是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课堂是他们生活中最主要的场域，而课堂的表达和互动，客观上构成了他们的“学术话语系统”。
　　第一次讨论课，“伤痕、反思、改革文学”专题，按照计划，将从第六周开始。在进入讨论前，我让学生联系自己和家族的经验，通过和家人的访谈，写下对1966年至1976年的印象。如果说，对当代文学史的理解，20世纪80年代向90年代的转型，是一个绕不开的节点，那么，对十七年和新时期之间历史阶段的认识和清理，则构成了理解当代文学史生发的关键，而这一时段，因为历史的隔膜，无论从老师的教学，还是学生的学习看，都难以找到最为贴切的方式。从我以往的教学经验看，学生进入这段历史，更多依赖文学作品得来的感性印象，《班主任》《活着》《黄金时代》《平凡的世界》是他们提到最多的小说，此外，杨绛《干校六记》《杂忆与杂写》、季羡林《牛棚杂忆》也成为他们了解历史的重要来源，电影《霸王别姬》更是他们对特殊历史阶段理解的教科书级别的影像资料。概而言之，学生对这段并不久远的历史认知，更多来自二手资料。
　　在新的课堂尝试中，我对他们的首要要求，是尽可能还原语境，尽可能通过访谈、调研，进入自己的长辈、亲人、村庄、故乡去获得第一手材料。根据年龄推算，1516045班学生的爷爷、奶奶刚好出生在20世纪50年代左右，见证了很多重要的历史时刻，在没有办法重回过去的情况下，和爷爷、奶奶聊天，从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感知到一个时代的风云和气息，对学生而言，也不失一种进入历史的有效途径。在公共和个体经验之间，历史对我尚且存在隔膜，更不用说一群比我年轻得多的学生。
　　十几年来，因为职业的关系，面对年轻人时，我始终坚持，能不能正视自己的生活经验，能不能直面自己，能不能和真实的生命体验打通，是决定年轻人能否产生力量的关键。我深知一群经过应试通道，来到我课堂的学生，因为此前长久对生命感受的剥夺，早已对真实的生活产生了深深的隔膜，在他们最富生命力、修复能力最强的时候，我不知课堂上有限的唤醒、激活，是否能帮助他们更好地实现自我认知，更好地接近历史真相，从而达到去蔽的效果？
　　让我惊喜的是，一旦开启了个人经验和文学史的对接，学生眼中的历史烟尘，便和父辈的生命产生了关联，并延续到自身的经验片段。对出生茂名的朱海燕而言，残存的历史遗迹，因为时代的淘洗，早已成为村庄的布景。和海燕一样，浩天对于出生的古老村庄，也有深刻的印象，“尽管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事，离我有些遥远。但我还是能触碰到当年留下的痕迹。每次家中祭祖的时候，都会到上一辈人居住的老宅中祭拜。另一个记忆，是我小时候常去打羽毛球的一个破旧的将军府，府前的门墙上刻着精美的壁画。但是画的下半部分被破坏了，宛若割下一块皮肉。只是上半部分，较高的，人够不到的部分，才残留着先前的模样。每次看到被破坏的壁画，都会觉得可惜”。
　　在第一次小组讨论课上，我留意到莫源盛在讲述《芙蓉镇》时，找到了一张当时的四类分子登记表。在历史的烟尘中，穿越时光的课堂，终于落实到了一个具体的生命。这些零星鲜活的个体，以其具体的遭遇，勾起了师生对一个时代的感知，并在课堂中，因为重溯、回望，突然照亮了很多暗处的阴影。这些课堂外细枝末节的勾勒、拨弄，也许能让他们意识到，任何一段教科书中的历史，其最有生命力的地方，正来自和日常生活的关联。
　　如果说转型期，是理解当代文学史的一个基本前提，那么，当我置身广东的高校，置身一群主要由广东孩子组成的课堂时，我不能否认，个体经验中，对广东的回望、呈现，是我作为时代转型期的见证者，对自身的一种重要清理。我不能否认，在我的青春年代，广东给我带来的南方想象，事实上构成了我理解90年代的一种基本底色。
　　1992年，我考上了湖南一所地方大学。南方不再作为一个抽象的词汇，不再作为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标而存在。大学校园里，教外国文学的张老师，再三强调我们要学好粤语，街头巷尾，随处都可买到粤语磁带，毕业的师兄师姐，已有人不接受单位的分配，直奔南方寻找新的机会，在过年回乡的聚会中，隐隐约约的成功故事，已在暗处流传。我初中、高中升学无望的同龄人，他们的首要选择，依然是“去广东”。现在回望，恰恰是因为升学失败，在遍地机会的时候毅然南下，才让他们实现了人生的弯道超车。1993年，我初中的闺蜜，邀请我去城陵矶看她新开张的小店，她向我讲起消失几年去南方的见闻：“从广州到深圳，已没有农村，到处都是工厂，到处都是楼房，广东太发达了，太发达了！”几年以后，她离开父母极为满意、有固定职业的丈夫，抛弃了好不容易经营起来的小店，再次义无反顾地奔赴广东，奔赴南方，并最终定居于此。更多与我大学时代相关的细节，同样充斥了南方元素，女生宿舍贴的图片是青春洋溢的刘德华、张学友、黎明、郭富城四大天王，伴随《公关小姐》《外来妹》的热播，从广州走出的杨钰莹、毛宁、甘萍的歌曲，响彻宿舍的每一个角落。这种零散的青春记忆如此鲜活，以至在广州定居多年以后，对这座城市，我始终充满了一种奇怪的情愫。 　　但我没有想到，在多年以后偶遇的课堂中，因为讨论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出生广东的90后学生，无意向我展示了南方的另一重图景。一个女孩在课堂上大声说，她对90年代的唯一的记忆，只与计划生育有关，她自己就是“计划生育逃出来的”。源盛对此进行了补充，他说他们村子，直到1996年才开始感受到计划生育的风声。我去过源盛的村庄，一个离广州两小时车程的地方，在粤西云浮郁南的一座大山里，他的堂哥剛刚三十出头，因为生计，外出打工，留守在家的妻子背后，站着一排高高矮矮、花花绿绿的孩子。另一个学生则提到，他对90年代隐隐约约的记忆，来自1998年的洪水，这几乎是我对集体主义信念尚存年代残存的最后记忆。
　　课堂绕了一个大圈后，早亮终于进入正题，提到了谈歌的《大厂》，提到了90年代曾经出现过的一个巨大群体——下岗工人，而恰恰是这四个字，接通了我对90年代另一维度的审视，我猛然想起，时代的裂变，正是从这一不动声色的瓦解开始的，多年以后回望，我再无当初读《大厂》的感动，而是遗憾现实主义冲击波作家，过多停留在经济维度对一个群体进行审视，并未对随之而来因为财富的掠夺，所导致的社会断裂心生警惕。
　　——我不能否认，在整个学生时代，广东的文化幻象，曾带给我诸多勃勃生机的想象，但对我而言，成为下岗工人，是个体关于这个时代最为深刻和真实的图景，也正是这一身份，让我接通了一个更为广泛的群体，而这个群体背后，其所隐藏的悲欢离合，显然也是90年代的真实布景。今天，他们的孩子已经长大，进入大学课堂，以讨论文学的名义，终于得以拉开二十年的距离，重新审视父辈的生存。在我的学生中，辛追的妈妈是下岗工人；2008年离世的洁韵，爸爸是下岗工人；062111班的胜轩，不但父母是下岗工人，姑姑、姨、叔叔都属于这个群体。90年代对他们而言，只是童年的朦胧印象，但他们也是在场者，是见证人，进入大学，他们终于理解了自己与时代的关系，终于意识到身边的人，其实也在建构文学史。
　　我想起2018年1月，和浩天走在他的村庄，他不断询问我大学时代的事情，“上世纪90年代是多么久远啊”，我留意到在指向同一时段时，他喜欢用“上世纪”这种表述。这种不经意的用语提醒我，在我和他们之间，在我和我的二本学生之间，丈量时间的尺度，都已发生了根本改变。因为和这个群体相遇，我得以获得另外的视角理解时代更为丰富、本真的双重面向。对我而言，20世纪80年代向90年代的转型，伴随了整个成长历程，仿佛在转身之际便已完成，但对他们而言，这个过程，则犹如街角的拐弯处，待到回望时，呈现在眼前的，已是市场化落地后疯长的另一片丛林。
　　我想起李萌在讨论课上的话：“我们横着去看这个社会的时候，当然可以说，我们很骄傲，我们的GDP增长了多少，我们在全世界排在第二，但是，当我们纵着去看这个时代，我们会发现，每个国家，每个朝代，都不重要，但每个人却变得重要，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只有一生，每个人只有一辈子，我们都是在为自己的一生而奔波而劳动，我们的爱恨情仇，在整个时代背景下，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朵小小浪花，但它却会真切地落到每个人身上，会让人锥心至痛。我们站在远方、站在高处，当然可以看到远方的河水波澜壮阔，但当我们身在人群深处的时候，是否知道自己身处何方？”
　　最后一次讨论课，关于广东作家。钟培栋在解读王十月《收脚印的人》时，提到了命运。他打扮时尚，语速极快，眼神里流露他们这一代独有的二次元气质，他一上台就抛出问题：我想问大家，你们相信命运吗？
　　透过课堂，我仿佛看到一个群体，在向自己的未来发问。

“从未想过留广州”

　　毕业季来临，校园内到处都是穿着白衬衣、黑裤子、打着领结、穿着皮鞋的年轻人。他们脸蛋洁净、身材挺拔，迷惘的眼神和刚刚进校时的好奇、新鲜，形成了鲜明对比。大学的时光确实很快，熬过大一的迷茫，进入忙碌的大二，大三倏忽就溜走了。大四已经不再属于他们，在学校和社会之间，大四是他们沟通两者的时间窗口，39路公交车站，成为他们通向外面的起点。属于他们的网络世界，一到毕业的关口，便显示了二次元的无力，便捷的电子设备，除了让他们更快地叫上快餐，更方便地办理“花呗”，现实的逻辑，依然没有改变。
　　龙洞的房价，随着六号线的开通，已经毫不掩饰地嗖嗖上涨。对062111班而言，“房价”这个词，从未进入他们大学生活的视域，谁都没有想到，“房子”在他们毕业后的日子，悄然成为同窗分化的关键，但对1516045班而言，39路公交车站无处不在的房地产广告，不远处龙洞步行街的租房张贴，他们无法视而不见。
　　课堂上，莫源盛坦陈从大一开始就关注房价。他们那个小镇，在他念高中时，首付只要一万多就可以办理入住，他外婆的那个广西小镇，一百多平米，首付同样只要一万多就可以换来钥匙。他不能理解，2016年从肇庆校区回到广州时，龙洞的房价还不到三万，怎么突然在一年之内，到像服了兴奋剂一般飙升到了四五万，数字的变化，恰如魔幻，让他诧异，也让他心惊。校园内弥漫的金融氛围，对任何专业的学生都有渗透，一场和数字有关的游戏，看似和这个群体无关，但实际上和他们的关系最为密切。和秀珊一样，源盛考上大学时，村里的人都用羡慕的眼神对他说，“你就好了，读大学了，可以包分配了”。他感觉无奈，不知怎样回答。从郁南遥远的大山，到达广州算不上中心的龙洞，赤裸的房价，将他生活的底色，暴露得一览无遗。这个有着文学梦想的年轻人，在大一的时候，曾偷偷写过几十万字的作品，在第一堂课的发言中，曾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告知他上小学的时候，还要打着火把才行。他来到广州念大学后，没有像同龄人一样，习惯性地沉湎在二次元的虚幻和抚慰中。他悄悄地关注现实，房价一直是他丈量自己和未来可能的尺度。他原本以为通过高考可以改变很多，现在发现，自己能握住的东西并不太多。大二时，他曾偷偷留意师兄、师姐的招聘信息，稍微好一点的单位，“非985、211，非硕士不可”；为了体验真实的上班族生活，他挤地铁、挤公交去市内兼职，“上一天班，什么都不想干，真的很累”。他渴望拥有自己空间的生活，他知道在同龄人中间，流行“活着就好”的信条。他想起村里人对大学的想象，但坚硬的广州，算来算去，仿佛无论如何努力，都难以在此驻留。他在默默的观察中，和小芬一样，已打定主意回到郁南的家乡。 　　胡小芬同样知道广州的真实房价。当初高考时，父母怕她嫁给外省人，不同意她出省念书，她小姑嫁到雷州县，奶奶都嫌远。她离家的范围，妈妈的标准，只能在湛江嫁人，而奶奶的标准，只能在徐闻。小芬告诉她们，“现在交通方便，只要有钱就可以了”。“那万一没钱呢？嫁得近，过年回来能见双方父母，嫁得远，过年回来只能见一方父母”，妈妈的回答，让她无话可说，却也无意中卸除了她对广州曾有的幻觉，她内心坚定了回家的决心，奶奶和妈妈的召唤，对她极为重要。她从大一开始，就着手考教师资格证，她知道应该趁早为回家做好该有的准备，“广州的房子贵得离谱，现在想也没用，爸妈五十多了，根本帮不上忙，奶奶说，爸爸还指望我毕业后，回村给家人盖一栋房”。
　　对1516045班而言，临近毕业，属于他们的大学时光还不到一年。刘早亮对自己的梦想，有过明确的描述，“有个稳定、简单的工作，有套房子，像普通的打工仔一样，娶个老婆，有个孩子，没有要发大财、开豪车的想法，只想过得简简单单”。早亮从来没有想过待在乡下，他目睹父母干活的辛苦，对此深有感触，妈妈为了增强他读书的动力，很小的时候，就让他干活，从无任何娇惯。他从小体验过割水稻、插秧的滋味，做饭、喂猪这些同龄人陌生的活计，他拿捏准确、得心应手，对劳累的家务和农活，他抱有深刻的记忆。父母最大的希望，是他不要回到农村，他们所经受的辛劳，不忍儿子复制。早亮理解父母的心思，他还未到结婚的年龄，但不让自己孩子受苦的念头，就牢牢扎根心底，这种生命的直觉，显然来自父母的灌输。他偶尔会有留在广州的愿望，但“看到房价，心都凉了”。他以此度量回到家乡小城的可能，他感觉要过一种平凡的生活，都非常艰难、非常不易。
　　早亮妈妈来自四川偏僻的山村，在广东打工期间，认识了丈夫，生了第一个孩子后，妈妈留在家里，再也没有外出。2017年12月，我曾到他家拜访过一次。我想起早亮妈妈在收割红薯的地里，谈起大城市的房价，一种难以置信的空茫，跨越广州到小江的距离，逐渐弥漫在那张乐观、坚韧的脸上。我第一次意识到，城市和乡村的隔离，并不如我想象中那样确定，农村妇女，也并不如我此前的成见，她们对城里的事情并非一无所知。早亮考上大学，一直是这个远嫁的四川女子最强大的支撑，她此前所有的生活信念，就是努力经营好家里每一寸土地，咬牙坚持每一项能给家里带来收入的生计。
　　村里没有孩子念书的家庭，早就建好了气派的楼房。媽妈对早亮毕业以后的处境，没有具体的感知，儿子带回来的关于广州房价的叙述，叠加她熟知的家乡小城的房价信息，这冷冰冰的数字，不经意中瓦解了一个女人朦朦胧胧的确信，无论她如何强调，“不怕的，没有关系的”，我始终难以忘怀脑海中的一幕：在落日余晖的傍晚，在收割红薯的地里，在谈论房价不经意的叹息中，一个农家妇女，对房子和孩子命运之间关联的在意。
　　是的，和062111班相比，“房价”已成为我和1516045班同学之间不愿面对的话题。相比062111班将近三分之一的学生留在广州、深圳的事实，1516045班没有一个外来的孩子，理直气壮地和我说起要待在大城市，更没有一个孩子相信凭自己的能力、工资，能够买得起一个安居之所，能够在流光溢彩的城市立下足跟。对我而言，这明显的蜕变，中间的距离只有9年，如果说，062111班已经显露的分化让我担心，那么，对1516045班而言，孩子们不约而同的缄默和放弃，更让我直接感受到一个群体根深蒂固的困境。房子、房价对国家而言，只是一个经济维度的术语，但对1516045班的孩子而言，则是他们在离开学生宿舍后，锅碗瓢盆必须搁置的地方，他们的前途、去向、家庭、生活质量，都与此紧密关联。
　　随着对1516045班学生了解的深入，我发现从刚接手时的隔膜，网络的屏障不再成为我担心的理由。我真正担心的，是他们用网络以外的语言，对自己生存困境的叙述，我害怕一个固化、贫穷、无出路、挣扎而无望的群体，变为残酷的现实。在孩子们偶尔扮酷的表达中，我分明感受到一种无形的东西，对年轻人的挤压和剥夺，感受到他们青春的色彩，正变得越来越黯淡和斑驳。飞涨的房价、贬值的文凭、日渐减少的工作机会，已成为他们不得不面对的真实生存，废柴逆袭的情节，真的只能在二次元世界中出现，现实中，他们茫然四顾，根本看不到金手指的身影。
　　这一代孩子，面对自己的处境，竟然认为一切都理所当然，他们无法想象一个不用租房的时代，无法想象一个年轻就该拥有爱情的时代，也从不怀疑高房价的合理性。他们一出生就面临市场的单一维度，只能在消费主义的碎片中，映照自己的身影，这妨碍他们从更多的层面去理解自己的成长，妨碍他们从个人成功的价值观突围出去建构自己完整、充实、自我主宰、充满力量的生活，他们是原子的个体，只能从成功学的角度来理解自己的命运、生活，他们没有力气，也不屑于进入社会分析的层面，给卑微的个体找到一个恰当的定位，他们甚至对某种宏大的东西充满警惕，恰如考上复旦的辛追所言：“作为一个写作者，对我来讲，阶级这个概念是不存在的，我只关注具体的个人，我只关注具体个人的具体情况，及其具体的禀赋、具体的困难，而阶级不阶级这个东西，我是很排斥的”。是的，他们对政治话题、公共话题难以提起兴趣，也不追究房子涨价的逻辑，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可以改变社会，他们隐藏在各类小确幸里，隐藏在社会坚硬的阴影下，是一个拥有年轻躯体，却任由青春缄默的群体。
　　在社会喧嚣、泡沫、造富的个人神话中，时代就这样将一群孩子架在钢丝上。
　　1516045班的孩子，是这个群体的一部分，作为班主任，我见证了他们的挣扎和叹息。
　　2019年11月2日修改
　　责任编辑 季亚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