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未富先懒?因为既得利益集团阻碍了他们的进一步发展壮大。
　　中国的改革自上而下,高层开明官员是30年改革开放之龙头,龙头带动龙身,饱含个人发展欲望的城市与农村贫民跟从,改革开放因此波澜壮阔。2007年,《新周刊》为中国人的欲望排榜,“更多的钱”高居首位。求发展、谋富裕是30年国人个人发展的主题关键词。
　　30年改革之路近半,当年的高层要么年事已高,要么权力财富在握,斗志消减。更可怕的是,他们极有可能因获取垄断利益、社会主宰权力与话语权,成为进一步改革开放的绊脚石。龙头慢下来,龙身的步伐也随之停滞。而且既得利益者势力之强,操控范围之广,已阻碍了企业或个人的向上提升。“未富先懒”成为上行遇阻社会的最常见景象。
　　一些官员未富先贪。河南商城、宁夏泾源、安徽颍上等国家级贫困县相继成腐败高发区,官员贪腐之恶劣程度,较发达县市有过之而无不及。“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59岁现象”早已过时,取而代之的是“35岁现象”。靠这样的贪腐官员,如何领导改革开放步入深水区?
　　在与国企央企的较量中,民营企业未富先败,曾是改革开放主力军的企业家们发现“天花板”无处不在。没有政府的保护与银行的扶持,在每一次经济危机和宏观调控面前,他们毫无自保能力。国家4万亿的投资投放下去,获益者皆为国企央企或背景企业,民企连残羹剩水都分不到。聪明的企业家如万科王石、蒙牛牛根生,为自己戴上了“红帽子”,倒霉的只能被国企挤压得空间全无。2009年9月,亏损的山东钢铁为何能收购盈利的日照钢铁?因为前者为国企,根正苗红,收购身为民企的后者,名正而言顺。
　　民营企业家选择了未富先撤:产业投资利润微薄而风险巨大,他们只好将资金转移至国外,在海外花天酒地,宗庆后就是这么做的;要么转战于国内房市股市,山西煤老板与温州炒房团——中国最赫赫有名的两大炒房主力军,前面遭遇国进民退式堵截,后面是产能过剩的围堵,惟一的出路只能在房地产领域了,再配合央企们圈地为王的动作,房地产市场再一次被种下被恶炒的种子。
　　回归到个人层面,那只能未富先堕了,如今再也不是那个“随便放枪都能打死一排鹿”(胡润语)的年代了。创业不如就业,就业不如被就业;经商不如做公务员,升官必然发财;打工不如啃老,反正都买不起房。
　　对于这一代年轻人来讲,社会资源早已被侵占完毕,上行既然无望,不如自行堕入下流社会:以前是穷忙,越穷越忙,现在是穷懒,越懒越穷;以前是勤劳而不富有,现在则是小富而不勤劳;以前是创富,如今是创闲。物质主义、享乐主义混搭犬儒主义,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上行遇阻的社会
　　为什么上行遇阻?因为新的社会不平等正在出现,起点的不平等造成了结局的不平等。
　　身处改革开放前30年的中国,人人都被上行之社会所裹挟,有意无意展开个人与国家命运的快步走。个人生涯与国运密切相关,人人积极进取,个个都有上升空间与成长机会,天生都是于连·索黑尔与了不起的盖茨比。
　　这30年中国个体命运的诡谲波折,为近300年内所仅见:首富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今年首富,明年阶下囚;是金子总会发光,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波还未过去,一波却又来袭;一夜成名、一夜暴富和一夜风流的活剧日日都在上演。你完全可以指责其过程的粗鄙、简陋与荒谬之处,但无可否认:那种种渴望改变个体命运的蓬勃意志、种种天马行空的奇思壮举、代表自由精神的观念激烈碰撞,是前30年所留下的最宝贵财富。
　　中国的改革史就是一部权利的收放史,“放”是主旋律。改革开放,放权让利,放开搞活,都有一个放字。收放主要指政府与民众权利边界的调整。放,就是放权,扩大自由。收,就是收权,缩小自由。中国的经验是“一放就活,一收就死”。但眼下的现实却是国家的权力边界越来越大,个体的个人空间越来越小。
　　国家机构越来越臃肿,垄断国企越来越强大。期待中的“大部制改革”几度难产,数次机构改革之后都难逃“精简—膨胀—再精简—更膨胀”的恶圈,中国以不到世界7%的土地,养育了世界近1/4的人口尚不算难事,难的是30年近9%的GDP增长,数倍于9%的财政收入增长率,尚难以支撑这个世界上队伍最庞大、最人浮于事的官僚体系。
　　经济海啸一来,财政收入吃紧,地方政府除了卖地就是卖地,税务总局高喊“加强税收稽查力度”,明眼人都明白:又一场剪羊毛运动开始了。央企等国家队有天然免死金牌,受伤的依然是中小企业和中下阶层。不要谈还政于民了,更容易些的还产于民都难以实现:土地名为国有,却以高价卖给地产商,开发成房子卖给老百姓还要课以重税。
　　垄断国企打着“发展民族经济”的旗号,干的却是与民争利的事情。中移动日赚3.1亿元,工商银行成世界最赚钱银行,靠的都是垄断这块牌牌。
　　中国是一个精英性特征极其明显的国家,社会资源和利益被少数精英集团所垄断,那种遵循“沉默的大多数”原则所提炼出来的共同体,则面目模糊,话语全无。珠三角的民工月薪十几年来名义上都未见提升,更何况实际价值的下降!这直接决定了一旦失业,他们还是农民,只能离开他们辛苦建设和精心维护的城市。
　　至于商家、媒体和社会学家热衷的“白领”、“金领”、“中产”等美丽标签,在脆弱现实面前,看上去似乎是个误会。的确,中国中间阶层正在浮出水面,但其上行之途,困局重重,对于这些上行社会的生力军来说,从毕业到工作,从成家到养家,从结婚到生子,从接受教育到找工作,从买房到生病,他们面临大大小小的上行阻碍:如户籍和行政管理制度陈旧、企业用人制度落后、劳资关系紧张、医疗费用昂贵、社会保险保障严重缺失等等。
　　显而易见的现实是:近10年来,伴随着房价市场化、医疗教育产业化、社会保障空白化,大多数中国人的大半生辛劳所得,已被银行、房地产商、教育部门、医疗部门悉数拿走。的确,社会学家所谈的理想中橄榄型社会要求更多的中间阶层,但在上行中的中国,这个还没真正到来的中间阶层正在开始集体下沉。
　　阶层板结的社会
　　为什么阶层板结?因为社会机制出了问题。
　　我们曾经自豪于新中国头30年时期的无阶层差别:依靠历次政治运动,中国社会形成了简单而差异不大的两个阶级(工人、农民)和两个阶层(干部、知识分子),这也是一种板结的、超稳定的社会结构。我们也曾兴奋于改革开放后30年阶层混乱时期的活力景象,所谓“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鸡蛋的”,那种社会布朗运动的无序状态是创业者、野心家、天才和自由主义者诞生的丰富土壤。
　　但不过30年,又不得不面对社会流动板结化、社会结构固定化的难题:改革开放把工农兵学商变成了现在的十大阶层,但其中的真实逻辑却如历史学家黄仁宇所言,中国又重回古代到现代以来一直沿袭的“潜水艇夹肉面包的社会结构”:上面一层是没有明显差异的庞大官僚体系,底下一层是没有明显差异的农民,二者之间其实一直缺乏一种比较精确有效率的制度来进行“数目字上的联系”,中间阶层始终难以出现。
　　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集团化是当下现实。社会的垂直移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水平层面的移动,MBA班的精英们身家数以亿计,廉租屋的邻居们只求温饱。权力可最终转化为财富或名声,反之亦然。不然你何以解释重庆黑社会窝案中的夜总会“警方干股”,或华谊李冰冰仅为别人1/50的持股成本?
　　在欠缺社会保障与公平补偿的社会机制之下,贫富差距的加大,只会导致阶层的分化乃至板结。财富分化进而影响到包括教育、居住环境、休闲、视野在内的诸多资源,阶层落差从一代人过渡到下一代人身上,财富和贫穷都将被世袭。
　　赢者通吃(更准确的说法是权者通吃)的逻辑则让竞争者难以在同一个平台上竞争:官二代富二代从一开始就享有最好的教育、医疗、生活资源,而农二代贫二代却只能为最微薄的资源奋斗,甚至连平等地占有食物、水和空气的机会也失去了。在一些污染严重的地区,富人们可以自由迁徙,穷人们却只能被动接受。显然,他们既没有生存权,又欠缺发展权。
　　为数不多的几种上行跃升方式也看似机会渺茫:高考看似公平,却也有猫腻(重庆高考乱加分案);大学学费越来越高,已足以让农家子弟却步;而毕业之后依然前途未卜,创业无门,欠缺经验、资金和技术的扶持,“空手套白狼”似的神话再也难现;报考公务员难于上青天,没有权力背景,你亦难以在官场获得擢升;貌美的女子可以通过婚嫁来改变命运,但每个人总有保质期,你不见90后都出来混了吗?
　　连影视剧也开始心态炎凉起来:台剧韩剧宝莱坞里常见的丑小丫邂逅王子、穷小子与富家千金私奔的桥段从来欠奉,有的只是孔雀男配凤凰女的人间悲剧,其潜台词不言而喻:门当方可户对,浪漫总要建筑在物质之上。
　　当然你还可以中中彩票实现财富梦,但不透明的彩票黑幕让这一平民的最后希望都笼上阴影。贫富分区居住的倡议一出炉,就招致众口非议,但事实正在形成:中国的贫民窟甚至更难走出百万富翁,留给他们的资源和机会,已经不多。
　　适逢举国同庆60大庆,展望下一个60年之际,“未富先懒”是庆贺声之外的非主流之音。前30年的奋斗劲头,悄然萎靡。不解决龙头不舞、龙身下陷、龙尾没奔头的局面,遑论大国崛起,大国民崛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