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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绛山水图》(图1),沈阳故宫博物院藏,署名:石涛。纸本立轴,纵126厘米,横67厘米。分别收录于荣宝斋版《石涛画集》和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石涛书画全集》。
乍看该图颇有旧气,大致风格近石涛。然细究该图,其构图却多有窘迫处,线质油滑,墨相污浊且款识及所钤印章亦悖常理。故陈述管见,以期方家同仁教我。
一
虽图1的画面物象丰富、布局繁密,给人的感觉却是有悖常理的堆砌杂陈,了无峰回路转、水源通畅、林木井然、屋宇得位的意态。
该图的中景与远景的山体之间拉不开距离,尽管在中景的上端画了不少杂树,然因笔墨含糊且小气,仍未凸显两山之间的空间感。这是因为该图的实际作者没有“搜尽奇峰打草稿”的准备,因而在处理山体走向乃至组合上就显得捉襟见肘。
我们从该图的构图来看,图中的庙宇应该“设置”在山洼处,那么,由庙宇处留下来的泉水,不仅让人要发问其源头从何而来?而且使人不理解的是,那股泉水的流向是由低处向高处流。
该图的山石结构也有问题,凹凸以及坡面的处理既含糊不清又非常生硬。
如果将图2、图3的局部构图与图4、图5石涛真迹相比较,上述诸问题是显而易见的。
石涛身后的造其假者,多半是把着眼点定格在笔墨“恣肆”上,殊不知石涛的画作虽笔墨放纵,但那是从谨严中来的。诚如黄宾虹先生所谓“其外貌似放荡易学,而细按之,皆从古法中出……用力于古人矩蠖之中,而外貌脱离于古人之迹”。
该图的屋宇处理,就显得极为草率,刻意的东倒西歪反而弄巧成拙,因为石涛其他作品里的屋宇处理都是非常规整的。
最为拙劣的是该图的笔墨是不得要领的,且不论山石勾勒皴擦的油腔滑调、水边坡脚结构不清,其树木的勾线、点叶、夹叶的笔墨处理,因功夫不济而显得油滑、凌乱、板结、小气;载有两人的小舟,其舟头应向下略有倾斜,而该图的舟头却向上翘;右下脚的一座木桥“安置”的意义不大,因无“必须”之路径。凡此这些,可参看《浅绛山水图》局部2的红字标注。
如果将图1整体地比较图4、图5、图6、图7、图8石涛真迹,其经营布局、笔墨气象可谓拙劣至极,定为石涛真笔似嫌牵强。
二
该图的款识(跋文)值得研究,因其内容与《苦瓜和尚画语录》第十六章《脱俗》几乎一致,如:
愚者与俗同识。愚不蒙则智,俗不溅则清。俗因愚受,愚因蒙昧。故人不能不达,不能不明。达则变,明则化。受事则无形,治形则无迹。运墨如已成,操笔如无为。尺幅管天地山川万物而心淡若无者,愚去智生,俗除清至也。癸酉仲夏锡恩寺作此以散炎口。清湘陈人石涛元济大涤学堂。
只是“故人不能不达”一句,较《苦瓜和尚画语录》本作“故至人不能不达”句少了一个“至”字。
跋文的多一个字或少一个字,可能并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是石涛何以在该图上题上与其《苦瓜和尚画语录》完全相同的文句?理由何在?就该图的立意、笔墨而言,其与跋文好像并没有什么内在或外在的联系,给人的感觉恰恰是愚未去而智未生,俗未除而浊至也。
这是因为图1的作者缺乏生活的体验和艺术的蒙养,以致构图布局牵强附会,山川、树木、屋宇等自然界物象胡乱组合,以致既不能把握自然界隐藏着的生命力运动法则及节奏韵律,也不能在纸上借助笔墨线条来表现画家情感的延旋起伏。诚如石涛所言“蒙养不齐,徒知山川之结列”(《苦瓜和尚画语录·运腕章》),这一了无生气的物象结列,只能是“类同死物”(荆浩语)。
再言之,石涛的画作题跋,一般都是有感而发,亦即有的放矢,断不会有题跋内容游离于画之立意、笔墨之外的现象,更何况,这是传统文人画的显著特点一一画之不足,题以补之。
又,该图的题跋内容给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个回避不了的问题:如果该图确系石涛的手笔,那么,《苦瓜和尚画语录》的成书时间就应该在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癸酉仲夏”之前。
以往有关《苦瓜和尚画语录》的成书时间如:一、乾隆四年(1739年)初刊,后又补成续录2卷,成书时间约在作者去世前;二、成书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三、成书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四、完成应在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之后;五、所撰或者说定稿,时间应在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至康熙四十七年(1707年),这十年之间的研究就显得非常尴尬了。
情况果真如此吗?非也。
该图的跋文、署款、纪年及其用印诸多处也都漏了马脚:
史料显示,石涛的“大涤堂”落成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底,“大涤堂”椭圆形朱文印也启用于是时,此前的石涛画作上均未有“大涤堂”的字样和“大涤堂”印章。此是
石涛自启用“大涤堂”斋号,一般都是署以“清湘大涤子济漫设于大涤堂中”、
“清湘大涤子……大涤堂下”、“清湘老人济大涤草堂”,而从未有“大涤学堂”的实例。此是
该图的“锡恩寺作此”,也令人费解。因为“锡恩寺”不是石涛的字、号,也不是石涛的斋号,何以有“锡恩寺作此”?而“锡恩寺”与“大涤学堂”混用,更是莫名其妙,因为查石涛的所有文字和画作题跋资料,根本没有“大涤学堂”之说及此四字的字样。此是三。
该图左下角钤有“靖江后人”(图9)白文印一枚,这与事实也不合。
石涛自号“靖江后人”,据现有的石涛作品,最早见于其康熙三十九年(庚辰)夏四月创作的《别有天地图》上,该图署款有“靖江后人大涤子阿长石涛”,当知石涛所号“靖江后人”始于是年,而后才有“靖江后人”(图10)一印。启用该印的时间也在这一年,其与启用“钝根”连珠印同时。1700年才启用的号和印章怎么会用在七年前1693年的画作上呢?
再说,该图署款为“清湘陈人石涛元济”,其“原济”乃石涛为僧的法号,凡署“原济”其与署款“济山僧”、
“臣僧原济”、
“释原济”、“苦瓜和尚原济”一样,都说明署有“原济”字样的作品,石涛的身份是身披袈裟的和尚。而署款“靖江后人”和钤“靖江后人”印章时期的石涛已经脱离了佛门成为有冠有发的道士了。石涛成为道士,时间在康熙三十八年已卯(1699年)前后,因为此时石涛有一通求朱耷(八大山人)画《大涤堂图》的信札,如:“济欲求先生三尺高一尺阔小幅,……款求书‘大涤子大涤堂’。莫书和尚,济有冠有发之人,向上一齐涤。”如此,做道士时才启用的印章如何用在七年前做和尚时的作品上呢?
如果比较一下图9印章和图10印章,前者篆法、刀法之劣也是显而易见的。此是四。
审之该图的款识书写水平,行笔油滑,笔力全亏,其笔触与石涛任何历史时期的款识风格神采也是相去甚远的。如果细心留意过石涛各个时期的题跋格式,整条款识基本上都是齐头的,断无如图1那样左低右高呈明显斜坡式的样式。
最明显的是该图“癸酉”的“酉”字的写法与石涛书写此字的习惯不合,查石涛书写有地支“酉”字的纪年款几乎不见用草书写法,如“乙酉”、“丁酉”、“辛酉”、“己酉”(图11、图12、图13以及图14)都是较为规整的行书写法。
此外,该图“原济”的“济”字的写法与石涛历年书写此字的结体特征不合,石涛写“济”字,一是繁体“滂”的行书写法,二是草书写法,详见图15、图16、图17、图18款识。凡此这些,足以暴露出作伪者对石涛认知的茫然。此是五。
该图跋文右上“痴绝”朱文启首印和署款左下“清湘石涛”和“瞎尊者”一白一朱字号印,虽几近乱真,但仔细审视,其刀法缺乏爽辣的锐劲,比之图19、图20、图21真印,真伪自显。此是六。
综上所述,图1《浅绛山水图》被称作是石涛的真迹,显系有误。
乍看该图颇有旧气,大致风格近石涛。然细究该图,其构图却多有窘迫处,线质油滑,墨相污浊且款识及所钤印章亦悖常理。故陈述管见,以期方家同仁教我。
一
虽图1的画面物象丰富、布局繁密,给人的感觉却是有悖常理的堆砌杂陈,了无峰回路转、水源通畅、林木井然、屋宇得位的意态。
该图的中景与远景的山体之间拉不开距离,尽管在中景的上端画了不少杂树,然因笔墨含糊且小气,仍未凸显两山之间的空间感。这是因为该图的实际作者没有“搜尽奇峰打草稿”的准备,因而在处理山体走向乃至组合上就显得捉襟见肘。
我们从该图的构图来看,图中的庙宇应该“设置”在山洼处,那么,由庙宇处留下来的泉水,不仅让人要发问其源头从何而来?而且使人不理解的是,那股泉水的流向是由低处向高处流。
该图的山石结构也有问题,凹凸以及坡面的处理既含糊不清又非常生硬。
如果将图2、图3的局部构图与图4、图5石涛真迹相比较,上述诸问题是显而易见的。
石涛身后的造其假者,多半是把着眼点定格在笔墨“恣肆”上,殊不知石涛的画作虽笔墨放纵,但那是从谨严中来的。诚如黄宾虹先生所谓“其外貌似放荡易学,而细按之,皆从古法中出……用力于古人矩蠖之中,而外貌脱离于古人之迹”。
该图的屋宇处理,就显得极为草率,刻意的东倒西歪反而弄巧成拙,因为石涛其他作品里的屋宇处理都是非常规整的。
最为拙劣的是该图的笔墨是不得要领的,且不论山石勾勒皴擦的油腔滑调、水边坡脚结构不清,其树木的勾线、点叶、夹叶的笔墨处理,因功夫不济而显得油滑、凌乱、板结、小气;载有两人的小舟,其舟头应向下略有倾斜,而该图的舟头却向上翘;右下脚的一座木桥“安置”的意义不大,因无“必须”之路径。凡此这些,可参看《浅绛山水图》局部2的红字标注。
如果将图1整体地比较图4、图5、图6、图7、图8石涛真迹,其经营布局、笔墨气象可谓拙劣至极,定为石涛真笔似嫌牵强。
二
该图的款识(跋文)值得研究,因其内容与《苦瓜和尚画语录》第十六章《脱俗》几乎一致,如:
愚者与俗同识。愚不蒙则智,俗不溅则清。俗因愚受,愚因蒙昧。故人不能不达,不能不明。达则变,明则化。受事则无形,治形则无迹。运墨如已成,操笔如无为。尺幅管天地山川万物而心淡若无者,愚去智生,俗除清至也。癸酉仲夏锡恩寺作此以散炎口。清湘陈人石涛元济大涤学堂。
只是“故人不能不达”一句,较《苦瓜和尚画语录》本作“故至人不能不达”句少了一个“至”字。
跋文的多一个字或少一个字,可能并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是石涛何以在该图上题上与其《苦瓜和尚画语录》完全相同的文句?理由何在?就该图的立意、笔墨而言,其与跋文好像并没有什么内在或外在的联系,给人的感觉恰恰是愚未去而智未生,俗未除而浊至也。
这是因为图1的作者缺乏生活的体验和艺术的蒙养,以致构图布局牵强附会,山川、树木、屋宇等自然界物象胡乱组合,以致既不能把握自然界隐藏着的生命力运动法则及节奏韵律,也不能在纸上借助笔墨线条来表现画家情感的延旋起伏。诚如石涛所言“蒙养不齐,徒知山川之结列”(《苦瓜和尚画语录·运腕章》),这一了无生气的物象结列,只能是“类同死物”(荆浩语)。
再言之,石涛的画作题跋,一般都是有感而发,亦即有的放矢,断不会有题跋内容游离于画之立意、笔墨之外的现象,更何况,这是传统文人画的显著特点一一画之不足,题以补之。
又,该图的题跋内容给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个回避不了的问题:如果该图确系石涛的手笔,那么,《苦瓜和尚画语录》的成书时间就应该在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癸酉仲夏”之前。
以往有关《苦瓜和尚画语录》的成书时间如:一、乾隆四年(1739年)初刊,后又补成续录2卷,成书时间约在作者去世前;二、成书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三、成书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四、完成应在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之后;五、所撰或者说定稿,时间应在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至康熙四十七年(1707年),这十年之间的研究就显得非常尴尬了。
情况果真如此吗?非也。
该图的跋文、署款、纪年及其用印诸多处也都漏了马脚:
史料显示,石涛的“大涤堂”落成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底,“大涤堂”椭圆形朱文印也启用于是时,此前的石涛画作上均未有“大涤堂”的字样和“大涤堂”印章。此是
石涛自启用“大涤堂”斋号,一般都是署以“清湘大涤子济漫设于大涤堂中”、
“清湘大涤子……大涤堂下”、“清湘老人济大涤草堂”,而从未有“大涤学堂”的实例。此是
该图的“锡恩寺作此”,也令人费解。因为“锡恩寺”不是石涛的字、号,也不是石涛的斋号,何以有“锡恩寺作此”?而“锡恩寺”与“大涤学堂”混用,更是莫名其妙,因为查石涛的所有文字和画作题跋资料,根本没有“大涤学堂”之说及此四字的字样。此是三。
该图左下角钤有“靖江后人”(图9)白文印一枚,这与事实也不合。
石涛自号“靖江后人”,据现有的石涛作品,最早见于其康熙三十九年(庚辰)夏四月创作的《别有天地图》上,该图署款有“靖江后人大涤子阿长石涛”,当知石涛所号“靖江后人”始于是年,而后才有“靖江后人”(图10)一印。启用该印的时间也在这一年,其与启用“钝根”连珠印同时。1700年才启用的号和印章怎么会用在七年前1693年的画作上呢?
再说,该图署款为“清湘陈人石涛元济”,其“原济”乃石涛为僧的法号,凡署“原济”其与署款“济山僧”、
“臣僧原济”、
“释原济”、“苦瓜和尚原济”一样,都说明署有“原济”字样的作品,石涛的身份是身披袈裟的和尚。而署款“靖江后人”和钤“靖江后人”印章时期的石涛已经脱离了佛门成为有冠有发的道士了。石涛成为道士,时间在康熙三十八年已卯(1699年)前后,因为此时石涛有一通求朱耷(八大山人)画《大涤堂图》的信札,如:“济欲求先生三尺高一尺阔小幅,……款求书‘大涤子大涤堂’。莫书和尚,济有冠有发之人,向上一齐涤。”如此,做道士时才启用的印章如何用在七年前做和尚时的作品上呢?
如果比较一下图9印章和图10印章,前者篆法、刀法之劣也是显而易见的。此是四。
审之该图的款识书写水平,行笔油滑,笔力全亏,其笔触与石涛任何历史时期的款识风格神采也是相去甚远的。如果细心留意过石涛各个时期的题跋格式,整条款识基本上都是齐头的,断无如图1那样左低右高呈明显斜坡式的样式。
最明显的是该图“癸酉”的“酉”字的写法与石涛书写此字的习惯不合,查石涛书写有地支“酉”字的纪年款几乎不见用草书写法,如“乙酉”、“丁酉”、“辛酉”、“己酉”(图11、图12、图13以及图14)都是较为规整的行书写法。
此外,该图“原济”的“济”字的写法与石涛历年书写此字的结体特征不合,石涛写“济”字,一是繁体“滂”的行书写法,二是草书写法,详见图15、图16、图17、图18款识。凡此这些,足以暴露出作伪者对石涛认知的茫然。此是五。
该图跋文右上“痴绝”朱文启首印和署款左下“清湘石涛”和“瞎尊者”一白一朱字号印,虽几近乱真,但仔细审视,其刀法缺乏爽辣的锐劲,比之图19、图20、图21真印,真伪自显。此是六。
综上所述,图1《浅绛山水图》被称作是石涛的真迹,显系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