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主要论述的是建安诗歌梗概而多气的感情特征，包括其形成背景、原因及在作品上的表现。文中笔者主要将建安时期三曹以及七子的诗文作品作为例证，并运用前人名家的一些相关论述来进行论证。
　　关键词：游的精神 建安风骨 感情特征
　　一、游的精神和居的规划的对立矛盾
　　在台湾著名学者龚鹏程的《游的精神文化史论》中，作者描述了华夏民族自商周以来的游的文化传统，从周朝时期城邦内国人交游干政，到后来制度被破坏而催生出来的与统治者逐渐对立起来的游士。游的精神从传承的开始就一点点被削弱、孤立，然而游的精神却如不灭之火，不断地传承下来。建安诗歌首推三曹，三曹之中，曹操作为曹植、曹丕之父，对建安风骨的塑造自然影响极大。史论其少时就任性好侠，放荡不羁，虽然也是本地豪强之家，但是心中存有游的思想。其号召义兵，联合天下英雄讨伐董卓，身边聚起一帮贤士谋臣，自然更是成了游士的领袖。而建安时期正是曹操领导下的政权从地方割据走向统一中原，实际上就是从游的方式走向居的规划的一种带有矛盾的状况。在从割据走向统一的过程中，以曹操为典型代表的建安诗人（笔者以为主要出于政治要求）必然需要从对游的精神的宣扬转化到对居的规划的弘扬上去，而这种巨大的文学内容或者是精神上的转变要求，自然会使得当时文人代表，或者说三曹的追随者和同道人或接受，或排斥，而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在游走向居的变迁中，一直贯穿着游的精神的文人墨客便表现出了一种虽然具有特殊性，但是在一定时期内具有统一性的有别于其他时代的一种感情特征，这种感情在时人的作品体现出来，便被人总结为“魏晋风力”，或称“魏晋风骨”。
　　二、建安风骨之梗概多气的形成由来以及表征
　　刘勰就在《文心雕龙》中对建安时期的文气如此解释道：“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短短几句解释了文气出现原因，作品表现力以及特征总结。正如钟嵘的《诗品》所说，“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三曹之中，曹操、曹丕作为建安开端的诗人，主要展现了诸侯割据、豪雄群战的人生气魄，以游的精神来支撑起豪壮慷慨气派。曹丕又作为魏国的开国皇帝，和曹植作为当时政府对已经安定的北方开展安定的居的建设时期的诗歌代表人物，又以曹植为典型的游精神受到政府开展居的规划所辖制，以此所展现出来那种不屈而愤慨、志深而笔长又是以曹植为典范（钟嵘《诗品》中，笔者认为将其解释为曹植和曹丕最为妥当，因为曹操和曹丕有攻城略地的放荡之游精神和外化豪雄的表现，而在建国后代的曹丕和曹植则承接七子，展现出一种被规划拘束下的游的精神）。
　　袁行霈先生在其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指出：“魏晋南北朝文学是典型的乱世文学。”（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卷》 高等教育出版社 P7）因此，笔者以为，建安作为魏晋南北朝的一个时期，更是具有鲜明的悲情色彩。主要表现在，纷乱的战火洗礼，积淀了数百年辉煌的汉朝走向了诸侯割据的分裂局面。作为时代有抱负的文人，面对曾经辉煌的王朝自然有了真切的“黍离”之悲，原先的政府的崩溃，统治团体的分裂，无不让当时的文人感受到一种恒定幻想的破灭（辉煌的汉王朝最终走向了分裂，君权神授的思想最终也挽救不了汉政权的分崩离析）；而新的地方政权的建立并没有让他们看到希望，袁绍董卓因军阀间的私利而争斗。例如，曹孟德所写的《蒿里行》中“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余冠英选注《三曹诗选》 P8），此处很直接地书写了“义军由聚而散的情形，对袁绍等人各怀私心，畏葸不前之态进行了揭露和批评”（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卷》 高等教育出版社 P23）。汉王朝虽然行将朽木，但是其传承下来的士族门阀观念却依旧很强大。曹操批评世家大族袁绍兄弟，自然也暗含曹操作为魏政权的领袖，欲想要凝聚天下游士，建立其居的规划的胸襟。总之，无论是从正面还是侧面，皆体现了当时时代更迭、崩坏的现状，在情感中自然突显出了一种深怀的哀怨和悲剧情绪。
　　三、情感特征总结
　　总的概括来说，建安时期诗歌虽然存在着很多书写主题，其梗概而多气的情感特征基本上为三个较大的方向：黍离之悲的哀叹，生灵凋亡的苦痛，游士（壮士）志向的抒发。而这三个较大的方向在基本上又是基于士人在建安时期解放出来的游的精神和世积乱离国家崩坏、生灵凋亡的悲的情绪，再加上文学的自觉在不断萌芽，体裁上古体、乐府，五言、四言、骈句等混杂交错的状况，促成了建安诗歌在情绪和内涵上展现出极大宣扬个性且悲哀而凝重即所谓“志深”的特点，而在形式和文笔上带有悲剧情绪和氛围且古朴而肃穆即所谓“笔长”的呈现，最终表现出来的即是建安时期所谓的梗概而多气的感情特征。
　　（作者简介：徐栩，男，本科，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汉语言文学系学生，研究方向：建安诗歌；田思敏，女，本科，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汉语言文学系学生，研究方向：建安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