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随着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瓦解，一部分赤脚医生转为乡村医生，办起了村卫生室。他们是城乡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的最基层网底，在提供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近年来，因为乡村人口流失等问题，村卫生室的现状每况愈下。为解决这个问题，国家正在积极筑牢公共卫生的“基层网底”。从2016年起，发起“万名乡村医生培养计划”——凡具有初中以上学历的，愿意為农村医疗服务8年以上的，国家将对其进行免费定向培训。
　　我的表弟之前也是乡村医生，他所在的村子人口急剧流失，光靠行医和种田的收入，只够勉强维持生计。为了增收，他放弃了这份曾经在乡村受人尊敬的职业而外出打工。三个孩子成为留守儿童由爷爷奶奶抚养。正是因此，我萌发了通过相机去接触这个群体的动机，希望亲眼看看他们的生活现状，感受他们的从业心声。
　　拍摄前必须做些案头准备。我所居住的小县城江西宜丰县共有多少在册登记的乡村医生，他们分布在哪些村庄，平均年龄几何，联系方式怎么找……为了能与乡村医生顺畅交流，我翻阅了一些资料——“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基药零差价”“禁输令”“慢性病随访”等等，大概地了解了这些与乡村医生业务相关的概念。甚至还关注了乡医论坛，参与“乡村医生最想解决什么问题”的问卷调查。这些案头准备对我之后的拍摄起到了很好的铺垫。
　　确定了“拍什么”后是解决“怎么拍”的问题。乡村医生所服务的群体、所服务的村庄的样貌、他们的文化水平、专业特长、年龄结构、从医感悟等等，都是我需要采集的素材。经过考虑，我决定采取“叙事”的方式拍摄行医的图片，采取“去叙事”的方式拍摄环境肖像。为了让整组图片有更加丰富的信息，同时尽可能客观呈现，我让拍摄对象自己说话，自己手写自我介绍。当然，在我的计划中不仅仅是上述内容，我还需要采集很多影像以及大量的文字采访记录等，最终希望以一个展览、一本书的形式呈现。
　　白大褂是医生的标志，但乡村医生半医半农的身份是没有工作服配发的。在我所拍摄的图片中，有些村医穿着白大褂显得很“假”。因为村医大多没有穿白大褂的习惯，但拍照时，他很强调自己是个医生，需要身份识别的符号，所以会特意从柜子里把白大褂翻出来，例如双峰村邓京华医生，照片上他的白大褂折痕相当清晰。
　　从2018年8月至今，我采取随机的方式走了34个村庄，只拍了23位乡村医生。原因是有的外出务工、有的转行、有的年纪大了带孙辈去了、有的则因为失落不愿意面对镜头……但是，依然有很多村医们选择了坚守。他们坚守乡村不仅在为人治病，事实上还给凋敝的农村带来了一种精神，让满是留守老人与儿童的乡村有了些许生气和希望。

　　“村卫生室难坚持的主要原因是村庄的人口骤减。村民生活条件改善、健康意识增强、农业机械化使农民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如遇上大病、重病就直接上城镇医院就诊。乡村医生不拓宽业务很难生存，我现在以医疗保健为发展方向，通过网络推广中医艾炙养生，这个可以不受地域限制。”
　　邹友兰 石桥村卫生室

　　“从医42年，其中18岁开始学习接生到43岁，这25年来共接生了多少孩子已经不记得啦，起码应该有一千多个吧！今年考上大学的就有4个，其中3个上了一本，他们都来请我喝酒。做医生虽然很辛苦，但很受乡亲们的尊重。”
　　韩梅芳 找桥村卫生室

　　“茜槽村搞旅游开发后，近2/3的村民移居集镇的移民新区，村民的临床治疗也随之转移到了集镇中心医院。未搬迁及已搬迁的村民仍然需要一个从事卫生知识普及、健康宣传的人选。我随丈夫行医多年，也考了乡村医生执业资格证。丈夫去世后，这项工作就由我承接下来。”
　　杨银花 茜槽村卫生室

　　“1958年我成了一名赤脚医生。行医60年，方圆20公里的村庄都出过诊。办集体合作医疗的时候，最好的劳动力记10个工分，我是12分。现在开个处方还要求进电脑，80岁啦，这个我学不来呀！暂时没有考虑过退休，毕竟还有很多人上门求诊，但晚上来看急症，我有些力不从心了！”
　　李铭 石市镇楼下村卫生室

　　“过去农村卫生状况不好，生疖子、生疮子的人特别多。我年轻时右手大拇指深受无名肿毒之苦，因此下决心去学医。邻居的奶奶摔破了额头，一个电话催得我立即放下农活，从田头赶回家帮她处理伤口。老人家年纪大行动不便，明天还要上门给她换药呢！”
　　卢菊华 石崖滩村卫生室

　　“我初中毕业跟随父亲学医，儿子也喜欢学医，现在就读宜春职业技术学院乡村医生定向培训班。乡村医生生存状态不是很好，但村里总要有人来做这些事情。今年我还约了本镇几位村医，准备看看书，一起去考个执业医生资格证。”
　　黎建邦 何家村卫生室

　　“原來双峰乡有5000人口，现在集镇包括周围村庄常住人口不足300，整个乡镇只剩下三个村有卫生室。我在诊所里摆上象棋桌，村民们常来此对弈。”
　　邓京华 双峰村卫生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