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关注度不断提升，国家对兽用抗生素的监管也愈发严格。2018年4月20日，农业农村部兽医局局长冯忠武在中国饲料发展论坛上表示，药物饲料添加剂将在2020年全部退出。与此同时，农业农村部公布关于2018—2021年开展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行动试点工作的通知，明确了养殖端减抗和限抗的时间表，并确定了各地2018年兽用抗菌药的使用减量化行动试点养殖场数量。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对餐桌食品安全的要求越来越高，而食品生产加工链条环环相扣，处于上游的饲料首当其冲，这中间猪饲料中的“饲用抗生素”更是被人们关注和重视。限抗、替抗、禁抗……各种呼声源源不断，而且越炒越热。
　　保障“舌尖上的安全”事关国民健康与行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在“推动健康养殖，保障食品安全”如火如荼的今天，面对“饲料限抗”的全球化趋势，饲料行业该如何应对？为此，《农经》记者就“饲料限抗”对产业发展趋势和对相关企业的影响、如何有效降低增加的养殖成本等问题采访了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朴香淑。
　　探寻中国式“饲料无抗之路”
　　谈及“饲料限抗”政策，朴香淑认为，其产生背景主要基于以下几点：一是当前消费者对于肉类的消费习惯和要求已经从追求数量变为对品质与安全的重视；二是基于环保和种养一体化的需求，切实推动饲料配方的改革，进而促进行业的良性循环发展；三是饲用抗生素引起的细菌耐药性及其质粒传递对人类健康威胁等因素的考量；四是目前饲料生产中长期添加抗菌素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等。
　　“饲料禁抗”是全球畜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欧洲“禁抗”后，为了应对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他们开始从育种、饲料配方、生产加工、生物安全及抗生素替代品等方面寻找综合的解决方案。但无论是从欧洲还是美国的发展历程来看，“饲料禁抗”的头几年对于养殖业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朴香淑表示，欧盟是世界上较早开始实施“饲料禁抗”政策的，当然也承受了“禁抗”带来的暂时性的“负面”影响：1986年，瑞典最早禁止饲料中添加抗生素，结果猪的日增重降低10%，料肉比增加8%；2000年，丹麦自愿禁用了饲料中的促生长抗生素，对于生长肥育猪，62%的猪场增重和死亡率无明显差异，但上市猪均匀度略差；对于断奶猪，日增重降低，死亡率提高。2006年，荷蘭治疗用药每年增加，但禁用后，2009—2014年其治疗用药则下降了58%。2014年，美国联邦食品和药品局（FDA）宣布，用3年过渡时间，从2017年1月1日起全面禁止在牲畜饲料中使用预防性抗生素。可见，国外在实施“禁抗”这条路上也都并非一路坦途，需要时间才能取得预期的良好效果。
　　2010年WHO会议显示：中国养猪、鸡量世界第一，是世界上抗生素使用最多的国家。2010年统计的世界各国抗生素用量对比结果显示：每生产1千克猪肉，使用抗生素丹麦为30mg、美国为300mg、中国则超过1000mg。中国养殖业的生产规模、生产模式、生产环境以及生产管理水平等参差不齐，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有一定差距，这决定了全面“饲料禁抗”对中国养殖业的影响将会比欧美国家更为严重。在我国畜禽养殖的大环境下，作为全球大量使用抗生素、养殖较为分散的饲养大国，饲用抗生素的使用对预防疾病、提高生产性能、降低养殖成本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朴香淑认为，中国养猪数量约占据全球的60%，而养猪业已经对抗生素产生了较强的依赖性，因此“一刀切”的停用方式不太切合实际。全面“饲料禁抗”需要一个适当的过渡阶段，寻找出一条适合中国养殖业国情的“饲料无抗之路”，从而将其对养殖业所造成的影响降到最低。
　　挑战VS机遇
　　根据2013年《中国畜禽养殖中抗生素使用情况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国内年产抗生素21万吨，内消18万吨，其中动物为9.7万吨，约占54%；饲料企业用抗生素30亿35亿元，其中抗革兰阴性菌约为5亿元，抗革兰阳性菌及广谱抗生素合计25亿30亿元。从畜禽种类来看，生猪饲料中抗生素的添加成本最高，其次为肉鸡和肉鸭全价料，蛋鸡次之。可见，抗生素在饲料企业中占据着不可或缺的位置，如果2020年不再允许饲料中添加“药物饲料添加剂”，意味着企业的这部分板块经营将难以为继。
　　朴香淑直言，未来的2—3年内，饲料企业都将面临严峻的“禁抗”压力，对于那些对抗生素依赖性较强的企业来说，“全面禁抗”是一种灾难。在禁抗初期，企业生存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其产品终端表现会受到生长性能下降、腹泻率提高、死亡率增加等挑战。挑战更多地体现在乳仔猪阶段上，仔猪由于自身免疫力较低、消化能力差、对外界环境应激大等因素对药物依赖性较强，是抗生素使用最多的阶段。
　　那么饲料企业如何有效减少仔猪阶段抗生素的使用？朴香淑给出了自己的看法，应从“种、料、防、管”四个方面来减少乳仔猪阶段的抗生素使用。首先，选育高品质良种猪，通过遗传途径提升其乳仔猪免疫功能；其次，选择高消化、卫生达标的饲料原料，熟化生产工艺革新，配以调节肠道的功能添加剂；另外，猪场应该建立完善的免疫程序，从整体上做好细菌性疾病和病毒性疾病防控工作；最后，重视科学化管理，提供健康清洁的养殖环境，关注断奶仔猪的肠道健康状况，时时监测养殖场的具体状况，做好相关数据的采集和记录。
　　但挑战的背后往往隐藏着无限机遇，朴香淑认为，未来没有药物饲料添加剂的情况下，过去传统的热衷于研究抗拉稀等疾病药物的企业需要尽快转型，否则将会在“饲料限抗”的大环境下举步维艰。那些早已经关注相关政策并开展替抗研究的企业，通过市场的调节、政府的宏观调控和消费者的长期选择，生存空间会比较宽广。从目前来看，虽然使用抗生素的成本较低，但对人类健康的威胁很大，因此，来自饲料行业外的禁抗、限抗的呼声很高，行业内则主要是做替代品的企业在推动前进。随着养殖观念的提高，加上政策上对抗生素的限制，两种力量必将推动养殖场不断加大在环境硬件上的投入。饲料行业也会面临着一次大的洗牌，更多的大型企业会引进研究型人才，以求在新环境下占领市场。畜牧企业应当通过加强“无抗饲料”的研发工作、调整饲料配方及加工工艺、使用抗生素替代物等方式逐步改变现状，真正潜心研发创新，而不是“同质化”与“拿来配方”。 　　让“无抗肉品”成常态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饲料禁抗”愈演愈烈的今天，抱残守旧己不可取，积极创新，寻找适合企业自身发展的“饲料限抗”方案己成为饲料企业生存发展不可回避的话题。
　　谈及“饲料限抗”所面临的最大难题，朴香淑表示，最大的难题还是饲料的成本问题。“饲料限抗”之后，相关企业该如何把控饲料成本成了重要一环。朴香淑认为，首先，通过政府与企业的共同努力，不断提高养殖场的管理水平。这是养殖业应对“饲料限抗”挑战最重要的手段。也是解决企业应对“饲料限抗”成本增加的根本策略；其次，在动物整体生长性能不受影响的情况下，双方应当摒弃“绝不腹泻”的观念，减少成本浪费，同时通过改善动物营养、使用酶制剂等饲料添加剂提高动物的生长性能，增加生产收益；最后，引进新型人才，通过企业和院校的不断研发，创新替抗产品，从原材料的选择、规模化生产、工艺创新等方面来降低成本。
　　目前市场上相关抗生素替代产品种类繁多，主要包括益生元、益生菌、噬菌体、植物提取物、微量元素（高浓度的铜和锌）、酸化剂、抗菌肽、酵母提取物等优质蛋白原料。部分厂家的产品甚至有夸大宣传之嫌，这无疑给饲料企业在做选择时增加了不小的难度。朴香淑建议，首先，要从大类产品中选出小类，随之再进行动物试验加以验证；其次，单一的产品很难完全替代抗生素的功效，因此必须要进行多种产品的优化组合，比如选择杀菌类、收敛类、肠道调节类等产品，筛选出最佳的替抗方案，方案应追求最高的性价比和应用效果的稳定性。
　　在国家经济动能转换和供给侧改革的推动下，人们的消费需求也随之不断提高，从过去对数量的追求变为对品质和安全的看重。当下，中国养殖业产能增长迅速，在“限抗”的大环境下，相关企业希望通过产品升级而获利更多，很多有实力的企业瞄准了品牌肉领域，希望通过销售差异化肉品获得溢价机会，因此，“无抗肉品”必将会成为新的行业发展趋势。朴香淑讲到，从抗生素的限用到全面禁用是一个逐步的过程，需要多方的协同努力。对政府来讲，政府部门要加大对抗生素使用的监管力度，加快抗生素处方化，着力培养执业兽医，另外可选择标杆企业先行实践；对企业来讲，一方面创新改革生产工艺，另一方面在饲料配方等方面做出调整改变，积极研究验证有机酸和植物精油等抗生素替代品；对养殖场来讲，应当做好抗生素的使用记录，同时提高畜舍的卫生条件。此外，可考虑“公司+农户+标准”的模式，實行统一管理、统一培训、统一标准，使分散的养殖户按照标准养殖，达到控制源头的目标，从根源上保证生产出安全优质的猪肉。
　　朴香淑感慨地说：“我更希望看到‘无抗肉品’能够成为生活中的常态，而不是仅仅被定位成高端产品。政府、企业、养殖场应当三方合力，共同促进饲料行业的养殖规模化、研发精准化、管理精细化，更好的应对‘后抗生素’时代的到来。”
　　《农经》记者询问对未来养殖业的发展有何期待，朴香淑坦言，未来期望的是在不使用抗生素以及相关药物的前提下，能够有效保障畜产品的产量和品质。比如猪产业，要从猪场的实际需求出发，通过“饲料禁抗”这个契机，全面调整饲料配方设计的思维和结构，真正地提升猪场的健康度和可持续性，进而逐步实现养殖业的规模化、饲料企业的正规化，提升消费者对肉制品的信心，进而达到共赢的可持续发展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