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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研究认为,中国未来30年,特别是未来的10年中,发展道路选择方面,除了正确处理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外,最需要调整的四个重要方面是:适合国情的加速城镇化,扩张第三产业,促进小企业的发展,实施赶超型的科技进步战略。
笔者认为,中国发展中的最大的结构问题是城乡结构扭曲。目前中国经济社会诸多问题的一个深层次根源在于按照发展水平城市化滞后15～20个百分点,未来应当加速推进城镇化。然而,很关键的是,中国的城市化道路究竟怎么走?东亚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农村人口从就业、收入和居住方面,较为体面地进入了城市;印度和拉美则用贫民窟的方式解决农村人口进城留得下的问题。而中国过去30年的城市化与东亚和拉美相比,未来也有其很大的风险:农村人口进得来,留不下;人口在城乡之间、在全国各地剧烈流动;家庭不能团聚,代际和夫妻之间分离;农村人口老龄化速度要比城市快;80后、90后和未来的21世纪后,即使在城镇没有住房,工作不固定,也不会再回到农村,成为城镇中影响社会稳定的大规模漂移人群。
在发展大城市,还是发展中等城市,还是发展小城市和小城镇方面,并不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意志。而是决定于创业及劳动者发展和就业机会、工资水平、进入城市成本和在城市中生活的成本等因素。都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和小城镇怎么布局,应当由市场机制来调节,政府只能是加以引导。
应当改革户籍和人口管理制度,彻底实现人口的自由迁移和居住;在城市中工作和生活法定期限的公民,都有享受同等城市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权利;从根本上改革土地住房、地方财税等制度,让迁移人口能从农村顺利退出,在城市有体面的住房。
2040年时,即使按照每年国民经济最低增长速度5%计算,不考虑人民币升值,人均GDP会达到14 375美元。这个发展水平的城市化率至少应当在90%;因此,中国城市化会加速,今后30年将会以每年1.5个百分点的速度提升;2040时,中国将会有6 500～7 500个城市,目前许多镇,会发展成城市。
2040年时,城市和城镇用地将达2亿亩,村庄整理会节约出1亿亩土地。考虑中国人多地少的国情,住宅只能作为居住消费品,人均居住面积在容积率3的格局下只能为40平方米左右;为了避免城市中的两极分化,政策上应当防止15%的人积累房产,出租给85%没有自己房屋的人群。对城市居民的住宅进行分类解决,高收入的人群,完全由市场调节;中等收入的人群,由市场调节解决,但是政府要控制房价与收入增长相适应;很少一部分低收入人群,由政府提供住宅。避免出现印度和拉美那样的贫民窟现象的关键是:农民能变现地退出农村中的耕地和宅地等资产,城镇中就业较为充分,收入增长较快,房价和地价的增长慢于收入的增长速度。
笔者认为,中国发展中结构扭曲的第二大问题,便是与现有的发展水平相比第三产业发展滞后。按照3 000美元以上人均GDP水平,第三产业增加值比率低了20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就业比率低了30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发展的低比率,是中国就业困难,GDP劳动分配率低,GDP能源消耗和排放高,国内消费需求不足等问题的一个深层次原因。解决中国许多经济和社会问题的一个关键是发展和扩张第三产业。
第三产业与城市化水平密切相关。因此,发展第三产业,从战略上讲,首先,要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提高城市化水平;其次,应当制定第三产业发展战略和规划,并且行之有效地加以实施和推进。
第三产业发展,还与体制和政策密切相关。要在市场准入方面,为第三产业的发展奠定体制基础,建立公平、平等和规范的第三产业准入制度,适当降低第三产业发展的准入门槛;调整和完善税收政策,降低第三产业发展的税负水平;改革第三产业生产资料与行政及事业收费等体制,降低第三产业发展的成本;推进第三产业的专业化和社会化发展,并正确处理新闻、文化等产业管理、引导与发展的关系。
笔者认为,中国的大企业,集中度不够,技术装备水平还有差距。但是,中国发展中的第三大结构问题为企业规模结构中小企业发展数量不足,每千人口拥有企业数量为发达国家和东亚一些国家及地区的1/5左右。他们为50个左右,我们仅为12个左右。这也是我们就业困难在企业规模结构方面的一个深层次原因。
中国由于人口众多,劳动力规模庞大,最为迫切的是解决几亿人的就业问题。有就业,才能有收入,才能有劳动力需求拉动工资增长,才能有支出能力,人民的生活水平才能有最基本的保障和提高。没有就业,一切便无从谈起。大企业和小企业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有着不同的功能:大企业强国,小企业因容纳劳动力较多,其解決就业,增加收入,富裕人民,安定社会。小企业发展不足的社会,必将是失业率高企、人民生计困难、矛盾冲突激烈的社会。
应当制定一个小企业十年发展战略,上升为国家最高级别的国策。国家发改委一项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协调各方面的体制和政策,促进小企业的发展,增加就业,降低失业率。因此,应当将目前在工信部的中小企业司,升格为高半格的小企业局,重新划为国家发改委的一个机构。并废除目前不反映真实情况的城镇登记失业率统计指标,改为调查失业率指标。
鼓励创业,发展小企业,非常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宽松的体制和政策环境。要进行一系列的体制改革,出台一些相关的政策:放宽小企业的注册登记等市场准入,允许非登记备案制的个体和小企业存在,适宜于住宅中创业的要允许;大规模清理政府各部门和各行政事业性机构对小企业的收费罚款项目;规范收税方式并减轻税负;严厉规范政府各部门及其行政事业性机构的行为,防止寻租情况发生;在中央与地方分类分层进行银行监管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社区小银行,并限制它们的规模,为小企业进行融资服务。其他还包括,给小企业发展提供一定的土地和场所;改革教育体制,发展职业教育,开设创业课程;劳动、财政、民政等部门对创业培训进行支持;废除目前原则性很强,但几乎没有用的《中小企业促进法》,制定一部实用的《鼓励创业和促进小企业法》。
而在理顺上述三大发展结构的基础上,重要的是,需要通过促进科技进步来提升中国国民经济在世界上的竞争力。据瑞士洛桑学院的研究,中国竞争力在全球58个经济体中,排列第18位。中国目前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有45%左右,与发达国家60%～70%的水平还相差甚远。而且,中国人口众多,矿产、土地、淡水等资源人均水平很低,人均发展环境容量有限,按照常规的发展模式继续下去,将带来严重的资源短缺、生态破坏、环境污染、温室排放等等问题。其中,只有科学技术在材料、工艺等方面的加速进步,才能克服发展的瓶颈。
中国如果2040年在全球竞争力排名中进入前5名之内,需要制定科学技术进步的赶超型战略。科学技术进步要有加速度,要跨越式发展,争取在本世纪30年代末建设成为一个创新型国家。
实施科学技术赶超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重要的是处理好一些重大的关系,推进科学技术的体制改革,形成有利于推动创新的体制和机制。
完成上述结构调整和科技赶超任务,要尊重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按规律办事;要了解新情况、新问题,据其进行决策;治国理政,要有长远和未来的考虑;应当有综合性的发展战略,关键是各方面协调配套,并能真正实施。
总之,未来的30年,应当从过去对城市化犹豫的30年转变为加速推进城市化的30年,应当从过去重点发展工业的30年转变为推动第三产业发展的30年,应当从过去关注大企业、大项目发展的30年转变为鼓励创业和促进小企业发展的30年,应当从过去引进、消化、吸收技术的30年转变科学技术自主创新并实施科技赶超战略的30年。这就是未来30年,中国发展道路的新格局。
发展经济学意义上的发展是什么?就是从农村社会和农业经济向城市社会和现代经济转变的过程,其标志是:发展水平上,生产力进步,人均GDP不断地增加;二元结构上,农村人口不断地向城市转移,人口城市化率不断上升,服务业增加值和就业的比率也不断上升;经济社会发展的质量不断改善,比如人口文化素质不断提高,人均寿命延长;劳动者得到充分的就业,人民生活富裕而安定;国家实现现代化,成为世界强国;等等。发展道路,就是达到这样一些目标的过程和方式。中国过去较为科学地规划过自己的发展道路吗?中国已经形成了自己特色的发展道路吗?中国未来应当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中国目前的发展道路有什么问题,如何调整?这些都是需要讨论的重大话题。(未完待续)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
笔者认为,中国发展中的最大的结构问题是城乡结构扭曲。目前中国经济社会诸多问题的一个深层次根源在于按照发展水平城市化滞后15～20个百分点,未来应当加速推进城镇化。然而,很关键的是,中国的城市化道路究竟怎么走?东亚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农村人口从就业、收入和居住方面,较为体面地进入了城市;印度和拉美则用贫民窟的方式解决农村人口进城留得下的问题。而中国过去30年的城市化与东亚和拉美相比,未来也有其很大的风险:农村人口进得来,留不下;人口在城乡之间、在全国各地剧烈流动;家庭不能团聚,代际和夫妻之间分离;农村人口老龄化速度要比城市快;80后、90后和未来的21世纪后,即使在城镇没有住房,工作不固定,也不会再回到农村,成为城镇中影响社会稳定的大规模漂移人群。
在发展大城市,还是发展中等城市,还是发展小城市和小城镇方面,并不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意志。而是决定于创业及劳动者发展和就业机会、工资水平、进入城市成本和在城市中生活的成本等因素。都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和小城镇怎么布局,应当由市场机制来调节,政府只能是加以引导。
应当改革户籍和人口管理制度,彻底实现人口的自由迁移和居住;在城市中工作和生活法定期限的公民,都有享受同等城市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权利;从根本上改革土地住房、地方财税等制度,让迁移人口能从农村顺利退出,在城市有体面的住房。
2040年时,即使按照每年国民经济最低增长速度5%计算,不考虑人民币升值,人均GDP会达到14 375美元。这个发展水平的城市化率至少应当在90%;因此,中国城市化会加速,今后30年将会以每年1.5个百分点的速度提升;2040时,中国将会有6 500～7 500个城市,目前许多镇,会发展成城市。
2040年时,城市和城镇用地将达2亿亩,村庄整理会节约出1亿亩土地。考虑中国人多地少的国情,住宅只能作为居住消费品,人均居住面积在容积率3的格局下只能为40平方米左右;为了避免城市中的两极分化,政策上应当防止15%的人积累房产,出租给85%没有自己房屋的人群。对城市居民的住宅进行分类解决,高收入的人群,完全由市场调节;中等收入的人群,由市场调节解决,但是政府要控制房价与收入增长相适应;很少一部分低收入人群,由政府提供住宅。避免出现印度和拉美那样的贫民窟现象的关键是:农民能变现地退出农村中的耕地和宅地等资产,城镇中就业较为充分,收入增长较快,房价和地价的增长慢于收入的增长速度。
笔者认为,中国发展中结构扭曲的第二大问题,便是与现有的发展水平相比第三产业发展滞后。按照3 000美元以上人均GDP水平,第三产业增加值比率低了20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就业比率低了30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发展的低比率,是中国就业困难,GDP劳动分配率低,GDP能源消耗和排放高,国内消费需求不足等问题的一个深层次原因。解决中国许多经济和社会问题的一个关键是发展和扩张第三产业。
第三产业与城市化水平密切相关。因此,发展第三产业,从战略上讲,首先,要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提高城市化水平;其次,应当制定第三产业发展战略和规划,并且行之有效地加以实施和推进。
第三产业发展,还与体制和政策密切相关。要在市场准入方面,为第三产业的发展奠定体制基础,建立公平、平等和规范的第三产业准入制度,适当降低第三产业发展的准入门槛;调整和完善税收政策,降低第三产业发展的税负水平;改革第三产业生产资料与行政及事业收费等体制,降低第三产业发展的成本;推进第三产业的专业化和社会化发展,并正确处理新闻、文化等产业管理、引导与发展的关系。
笔者认为,中国的大企业,集中度不够,技术装备水平还有差距。但是,中国发展中的第三大结构问题为企业规模结构中小企业发展数量不足,每千人口拥有企业数量为发达国家和东亚一些国家及地区的1/5左右。他们为50个左右,我们仅为12个左右。这也是我们就业困难在企业规模结构方面的一个深层次原因。
中国由于人口众多,劳动力规模庞大,最为迫切的是解决几亿人的就业问题。有就业,才能有收入,才能有劳动力需求拉动工资增长,才能有支出能力,人民的生活水平才能有最基本的保障和提高。没有就业,一切便无从谈起。大企业和小企业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有着不同的功能:大企业强国,小企业因容纳劳动力较多,其解決就业,增加收入,富裕人民,安定社会。小企业发展不足的社会,必将是失业率高企、人民生计困难、矛盾冲突激烈的社会。
应当制定一个小企业十年发展战略,上升为国家最高级别的国策。国家发改委一项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协调各方面的体制和政策,促进小企业的发展,增加就业,降低失业率。因此,应当将目前在工信部的中小企业司,升格为高半格的小企业局,重新划为国家发改委的一个机构。并废除目前不反映真实情况的城镇登记失业率统计指标,改为调查失业率指标。
鼓励创业,发展小企业,非常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宽松的体制和政策环境。要进行一系列的体制改革,出台一些相关的政策:放宽小企业的注册登记等市场准入,允许非登记备案制的个体和小企业存在,适宜于住宅中创业的要允许;大规模清理政府各部门和各行政事业性机构对小企业的收费罚款项目;规范收税方式并减轻税负;严厉规范政府各部门及其行政事业性机构的行为,防止寻租情况发生;在中央与地方分类分层进行银行监管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社区小银行,并限制它们的规模,为小企业进行融资服务。其他还包括,给小企业发展提供一定的土地和场所;改革教育体制,发展职业教育,开设创业课程;劳动、财政、民政等部门对创业培训进行支持;废除目前原则性很强,但几乎没有用的《中小企业促进法》,制定一部实用的《鼓励创业和促进小企业法》。
而在理顺上述三大发展结构的基础上,重要的是,需要通过促进科技进步来提升中国国民经济在世界上的竞争力。据瑞士洛桑学院的研究,中国竞争力在全球58个经济体中,排列第18位。中国目前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有45%左右,与发达国家60%～70%的水平还相差甚远。而且,中国人口众多,矿产、土地、淡水等资源人均水平很低,人均发展环境容量有限,按照常规的发展模式继续下去,将带来严重的资源短缺、生态破坏、环境污染、温室排放等等问题。其中,只有科学技术在材料、工艺等方面的加速进步,才能克服发展的瓶颈。
中国如果2040年在全球竞争力排名中进入前5名之内,需要制定科学技术进步的赶超型战略。科学技术进步要有加速度,要跨越式发展,争取在本世纪30年代末建设成为一个创新型国家。
实施科学技术赶超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重要的是处理好一些重大的关系,推进科学技术的体制改革,形成有利于推动创新的体制和机制。
完成上述结构调整和科技赶超任务,要尊重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按规律办事;要了解新情况、新问题,据其进行决策;治国理政,要有长远和未来的考虑;应当有综合性的发展战略,关键是各方面协调配套,并能真正实施。
总之,未来的30年,应当从过去对城市化犹豫的30年转变为加速推进城市化的30年,应当从过去重点发展工业的30年转变为推动第三产业发展的30年,应当从过去关注大企业、大项目发展的30年转变为鼓励创业和促进小企业发展的30年,应当从过去引进、消化、吸收技术的30年转变科学技术自主创新并实施科技赶超战略的30年。这就是未来30年,中国发展道路的新格局。
发展经济学意义上的发展是什么?就是从农村社会和农业经济向城市社会和现代经济转变的过程,其标志是:发展水平上,生产力进步,人均GDP不断地增加;二元结构上,农村人口不断地向城市转移,人口城市化率不断上升,服务业增加值和就业的比率也不断上升;经济社会发展的质量不断改善,比如人口文化素质不断提高,人均寿命延长;劳动者得到充分的就业,人民生活富裕而安定;国家实现现代化,成为世界强国;等等。发展道路,就是达到这样一些目标的过程和方式。中国过去较为科学地规划过自己的发展道路吗?中国已经形成了自己特色的发展道路吗?中国未来应当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中国目前的发展道路有什么问题,如何调整?这些都是需要讨论的重大话题。(未完待续)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