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天华是湖南新化人，著有《猛回头》和《警世钟》两书鼓吹革命。1905年留日学生抗议日本文部省颁发的《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12月7日《朝日新闻》刊文污辱“清国学生放纵卑劣，乃乌合之众”。陈天华愤不欲生，当日写下《绝命书》，决心以死唤醒同胞，翌日凌晨跳入日本东京大森海湾。
　　姚宏业为湖南益阳人，1905年加入同盟会，因抗议颁布《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而回国，在上海创办公学，后因经费、校舍困难，决以身死惊世，助中国公学之成，于3月7日投黄浦江。
　　二烈士均因忧愤国事、感伤时弊而自尽。当时，湖南的革命团体、教育院校、先知人士奔走斡旋，由学生自治会选派代表苏鹏到东京、上海，迎接陈、姚烈士灵柩回湘，择日公葬岳麓，以彰义烈，激扬民心。这个公葬活动的组织者就是禹之谟。
　　当时，清廷横加阻拦，歪指“革命即是造反，造反即是大逆不道，陈、姚因革命而自杀，实为回不得家乡，见不得爹娘”。禹之谟拔刀对曰：“今台湾、胶州、大连、广州湾等地皆为外人所占领不惜，独以中国人葬中国一土反不能容乎？”1906年5月29日，二烈士出殡，禹之谟亲自写挽联，举放队伍前头：“杀同胞是湖南，救同胞又是湖南，倘中原起事，应首湖南，志士竟捐躯，双棺得赎湖南罪；兼夷狄成汉族，奴夷狄不成汉族，痛满酋入关，乃亡汉族，国民不畏死，一举伸张汉族威。”长沙全城学生送葬，队伍长达十余里，共二万多人，“皆着白色制服，自长沙城中观之，全山为之缟素”。
　　岳麓山烈士墓群有个奇特的现象，几乎是以禹之谟的墓茔为中心，星罗棋布于山林各处。
　　从禹之谟的墓茔往上走，最高处是黄兴墓。黄兴墓地宏大，墓碑最高，状如雄剑，直指苍穹，足见其丰功伟绩。他一生组织和参与起义十七次，多次负伤，生死度外。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任前线总司令，重创袁军，后任民国陆军总长，1913年任讨袁军总司令，终因积劳成疾，1916年10月31日殁于上海。章太炎先生的挽联叹为观止：“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
　　蔡锷听到黄兴的噩耗，是在日本的九州医院，他喉疾恶化，此刻痛疼加剧，仍然艰难地在病榻边上写下挽联：“以勇健开国，而宁静持身，贯彻实行，是能创作一生者；曾送我海上，忽哭君天涯，惊起挥泪，难为卧病九州人。”没想到竟成为了绝笔，时隔七日，蔡锷就追随黄兴而去，却又先于黄兴三天公葬岳麓山。
　　11月8日上午，日本福冈试飞自造的飞机，蔡锷执意前往观看。试飞成功，蔡锷兴奋不已，咳嗽急剧，直吐鲜血。他气若游丝地对身旁的蒋百里感叹：“我不死于保卫国家、对外作战的沙场上，死有遗憾。”遂留遗嘱四项：协力同心、道德爱国、体恤烈士、薄葬其身。蒋百里致电民国政府说：“临终之际，蔡公犹以未能裹尸为恨，虽未死于疆场，实与阵亡者一例也。”
　　噩耗传出，国内上下，泪雨倾盆。湖南、广东、云南、四川等省，要求迎接二人灵柩返归桑梓，礼以公葬。12月20日，北京政府以大总统名义下令：“国会议决，为黄兴、蔡锷举行国葬。”明令孙中山、唐绍仪、李烈钧、蔡元培等为主丧人。
　　黄兴、蔡锷葬礼齐办，因为他们同是乡友，并为元勋，皆为护国，赍恨而殁。俩人早年同时留学日本，共商革命，1907年共同秘密计划镇南关起义，后来共同推翻袁世凯。公葬吊唁中，陈炯明的挽联颇为瞩目：“两君子，首造共和，再造共和，遥睇周原咸释赐。一周间，先逝七日，后逝七日，九歌楚辞为招魂。”
　　1917年4月12日，蔡锷出殡，大雨滂沱，行止不便，但送葬队伍，长达十里，国内外二万多人参加了送别，三湘父老更是痛哭：“我湖南又弱一个了……”葬礼由湖南都督谭延闿主持。蔡锷是辛亥革命以来国葬第一人，故史称“民国之有国葬，实自松坡始”。蔡锷的墓在山腰，墓庐门刻孙中山挽联：“平生慷慨班都护，万里间关马伏波。”墓前是两棵老枫树，可谓忠骨犹如山上石，丹心恰似墓地枫。
　　黄兴出殡是4月15日，组织形式与蔡锷同，唯因雨停转阴，故送葬者较蔡锷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