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经济学家看来，转型是令人兴奋的研究课题。对外宣工作者来说，经济转型同样可以激发思考和记录的热情。当此全国经济转变发展方式、全面进入转型阶段之际，我们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教授。
记者：在当代世界经济大环境下，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中国的经济转型?
刘元春：目前来讲，世界大环境面临几个问题：第一，这次金融危机暴露了全球传统增长模式和发展模式存在的一些致命问题。这一问题表现在全球不平衡发展到一种不可持续状态。第二，随着IT技术革命的完成，新的增长动力没有发现，而传统的增长动力步入衰竭期。还有，全球老龄化导致的发达国家福利主义与他们的政府收入模式之间的巨大冲突。因此，世界经济面临着增长源泉和政府债务模式的转换期，同时也面临着新的金融格局重组这样一个时期。
中国的转型要放在这样的全球背景下来看。中国要从根本上转变高出口、高投资、高储蓄、高污染、高投入的模式。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着眼点是反思我们传统的简单外向型发展战略。这些年我们还是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这两个拉动要素。
当前，技术周期的变化导致世界经济步入一个无创新的复苏阶段。金融危机和目前的美欧债务危机宣布世界金融步入一个动荡常态化阶段。货币体系多元化重构的阶段也在如火如荼地展开。对于西方来说，超前消费、福利主义的社会经济模式可能面临着一些根本性的挑战。在全球增长乏力、无创新、无就业的背景条件下，世界未来的利益冲突和摩擦可能加剧。可见，我国的经济转型是大环境和自我发展的共同要求。
记者：外界对于中国经济转型的关注点有哪些?这些关注基于什么样的考量?
刘元春：第一个是贸易问题。中国贸易战略和政策的定位，与此相关的是人民币战略的问题，还包括贸易模式和引资战略的变化。很多国家将本国的失业与中国大规模的出口相联系，将国内的政治压力转换成国际上的贸易冲突，同时将金融危机的根源性原因之一归结为外部的不平衡发展。很多政治家将之看作是一个很好的国内政治压力的转移途径。
第二个重要方面是产业升级、技术创新和知识产权。经合组织(OECD)对中国在研发上投入的大规模的提高，中国专利技术的变化，以及中国在一些集成创新的知识产权纠纷方面的问题，都表现了高度的关注。
第三个是新兴产业。中美在战略对话中，对新兴产业特别是新能源等方面提出了高度的关注，包括中国高能耗的增长方式、对未来世界能源、原材料需求的变化等。
外界关注这些问题主要是从本国利益出发。关注贸易是从就业、国内政治压力转移角度。人民币汇率涉及到这些国家基本的利益。技术创新涉及到核心竞争力和知识产权的纠纷。新兴产业涉及到对未来能源的关注，对新产业的合作大家还是有一些共同利益的，特别是在后危机时代，西方很多企业缺少资金，中国资金充裕，大家可以在这一块进行合作。
记者：根据我们的观察，境外媒体对报道中国转型中出现的问题是乐此不疲的，在您看来，我们的转型遇到了哪些困难和问题?外宣媒体应该如何把握这方面的报道，为我们国家营造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
刘元春：首先，很核心的一个问题是经济发展中利益格局的固化，转型要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格局是很困难的。目前我们转型中最困难的就是要解决分权模式中形成的GDP至上、简单的经济至上的做法。很多高污染、高能耗的现象都是地方政府有法不依、执法不严造成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些问题?实际上就是由于分权主义模式下的发展主义极端化。对外要说明这种模式在过去三十多年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同时它也带来了“GDP至上”的做法，污染严重、能耗过高的现象也相伴而生。要讲清楚这种关系，同时要介绍中国为改变现状所做的努力。
第二，要看到中国经济转型、产业结构转化所带来的失业问题是很严重的。而失业又面临着我们整个福利体系的缺失。我们社会体系、结构的脆弱性难以承受过大幅度的转型。稍微转快一点失业就多了，失业多了社会就容易乱。这方面的对外报道在客观反映转型中失业问题的同时，可以突出社会福利体系建设的进展。
第三，我们的转型还遇到了全球分工格局的固化。全世界，特别是西方国家希望中国还是用最廉价的方式生产最便宜最好的东西卖给他们。现在很多美国学者就在反思让中国人民币大幅度升值可能并不符合他们的利益。
全球分工格局变化关系到中国的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对外要讲明中国在产业升级中的结构调整是调整外部不平衡的一个关键，这不仅符合中国人的中长期利益，同时也在降低能耗、减少污染和促进全球经济的平衡性发展等方面对发达国家有巨大的好处。
记者：如何看待经济转型在文明发展和地区以及国际安全中的作用?这方面的外宣应如何把握?
刘元春：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历了一个价值转型的过程。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迈进的过程中，传统的一大二公的分配方式转向按要素分配的市场分配体系，使大家的价值观念发生根本变化。在这个变化中，我们看到随着人们物质的不断充裕，整个民族在社会关怀和终极关怀上面不断地升级和扩展。最明显的，比如对诚信的要求，对新儒教的诉求。这使我们中华文明在新的环境中增加了一些新内涵。而这些内涵强调的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和谐，强调伦理秩序和社会价值的回归。这种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缓和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利益冲突和人与人之间的张力，使大家更好地看待物质与人、福利、价值的关系。这样一种文明的再生和在新时期的内涵的扩展，在后危机时代对全世界有很重要的意义。
中国经济转型在国际安全中当然很重要。中国有这么多人口，她的成功转型在能源和资源的诉求方面、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降低贫困方面对国际安全者很重要。
中国经济持续性发展是一个国际性安全问题。如果中国经济崩溃必然连带世界经济崩溃。这可能是大家都认识到的一个问题。中国经济的成功转型，可能可以大幅度减少国际社会之间的摩擦和利益的冲突，包括贸易冲突，能源、资源的争端等。经济的成功转型，还可能使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提供世界公共品上更有作为。然后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价值观等各方面的扩展。
对外宣传中国在地区及国际安全方面的作用，可以把“中国的稳定是全球稳定的基石”作为基调，从这个角度去说明我们对于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样既有利于保护本国利益，又可以赢得国际上更多的支持。
(作者分别系新华社对外部经济室编辑，北京分社记者，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记者：在当代世界经济大环境下，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中国的经济转型?
刘元春：目前来讲，世界大环境面临几个问题：第一，这次金融危机暴露了全球传统增长模式和发展模式存在的一些致命问题。这一问题表现在全球不平衡发展到一种不可持续状态。第二，随着IT技术革命的完成，新的增长动力没有发现，而传统的增长动力步入衰竭期。还有，全球老龄化导致的发达国家福利主义与他们的政府收入模式之间的巨大冲突。因此，世界经济面临着增长源泉和政府债务模式的转换期，同时也面临着新的金融格局重组这样一个时期。
中国的转型要放在这样的全球背景下来看。中国要从根本上转变高出口、高投资、高储蓄、高污染、高投入的模式。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着眼点是反思我们传统的简单外向型发展战略。这些年我们还是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这两个拉动要素。
当前，技术周期的变化导致世界经济步入一个无创新的复苏阶段。金融危机和目前的美欧债务危机宣布世界金融步入一个动荡常态化阶段。货币体系多元化重构的阶段也在如火如荼地展开。对于西方来说，超前消费、福利主义的社会经济模式可能面临着一些根本性的挑战。在全球增长乏力、无创新、无就业的背景条件下，世界未来的利益冲突和摩擦可能加剧。可见，我国的经济转型是大环境和自我发展的共同要求。
记者：外界对于中国经济转型的关注点有哪些?这些关注基于什么样的考量?
刘元春：第一个是贸易问题。中国贸易战略和政策的定位，与此相关的是人民币战略的问题，还包括贸易模式和引资战略的变化。很多国家将本国的失业与中国大规模的出口相联系，将国内的政治压力转换成国际上的贸易冲突，同时将金融危机的根源性原因之一归结为外部的不平衡发展。很多政治家将之看作是一个很好的国内政治压力的转移途径。
第二个重要方面是产业升级、技术创新和知识产权。经合组织(OECD)对中国在研发上投入的大规模的提高，中国专利技术的变化，以及中国在一些集成创新的知识产权纠纷方面的问题，都表现了高度的关注。
第三个是新兴产业。中美在战略对话中，对新兴产业特别是新能源等方面提出了高度的关注，包括中国高能耗的增长方式、对未来世界能源、原材料需求的变化等。
外界关注这些问题主要是从本国利益出发。关注贸易是从就业、国内政治压力转移角度。人民币汇率涉及到这些国家基本的利益。技术创新涉及到核心竞争力和知识产权的纠纷。新兴产业涉及到对未来能源的关注，对新产业的合作大家还是有一些共同利益的，特别是在后危机时代，西方很多企业缺少资金，中国资金充裕，大家可以在这一块进行合作。
记者：根据我们的观察，境外媒体对报道中国转型中出现的问题是乐此不疲的，在您看来，我们的转型遇到了哪些困难和问题?外宣媒体应该如何把握这方面的报道，为我们国家营造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
刘元春：首先，很核心的一个问题是经济发展中利益格局的固化，转型要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格局是很困难的。目前我们转型中最困难的就是要解决分权模式中形成的GDP至上、简单的经济至上的做法。很多高污染、高能耗的现象都是地方政府有法不依、执法不严造成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些问题?实际上就是由于分权主义模式下的发展主义极端化。对外要说明这种模式在过去三十多年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同时它也带来了“GDP至上”的做法，污染严重、能耗过高的现象也相伴而生。要讲清楚这种关系，同时要介绍中国为改变现状所做的努力。
第二，要看到中国经济转型、产业结构转化所带来的失业问题是很严重的。而失业又面临着我们整个福利体系的缺失。我们社会体系、结构的脆弱性难以承受过大幅度的转型。稍微转快一点失业就多了，失业多了社会就容易乱。这方面的对外报道在客观反映转型中失业问题的同时，可以突出社会福利体系建设的进展。
第三，我们的转型还遇到了全球分工格局的固化。全世界，特别是西方国家希望中国还是用最廉价的方式生产最便宜最好的东西卖给他们。现在很多美国学者就在反思让中国人民币大幅度升值可能并不符合他们的利益。
全球分工格局变化关系到中国的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对外要讲明中国在产业升级中的结构调整是调整外部不平衡的一个关键，这不仅符合中国人的中长期利益，同时也在降低能耗、减少污染和促进全球经济的平衡性发展等方面对发达国家有巨大的好处。
记者：如何看待经济转型在文明发展和地区以及国际安全中的作用?这方面的外宣应如何把握?
刘元春：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历了一个价值转型的过程。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迈进的过程中，传统的一大二公的分配方式转向按要素分配的市场分配体系，使大家的价值观念发生根本变化。在这个变化中，我们看到随着人们物质的不断充裕，整个民族在社会关怀和终极关怀上面不断地升级和扩展。最明显的，比如对诚信的要求，对新儒教的诉求。这使我们中华文明在新的环境中增加了一些新内涵。而这些内涵强调的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和谐，强调伦理秩序和社会价值的回归。这种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缓和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利益冲突和人与人之间的张力，使大家更好地看待物质与人、福利、价值的关系。这样一种文明的再生和在新时期的内涵的扩展，在后危机时代对全世界有很重要的意义。
中国经济转型在国际安全中当然很重要。中国有这么多人口，她的成功转型在能源和资源的诉求方面、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降低贫困方面对国际安全者很重要。
中国经济持续性发展是一个国际性安全问题。如果中国经济崩溃必然连带世界经济崩溃。这可能是大家都认识到的一个问题。中国经济的成功转型，可能可以大幅度减少国际社会之间的摩擦和利益的冲突，包括贸易冲突，能源、资源的争端等。经济的成功转型，还可能使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提供世界公共品上更有作为。然后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价值观等各方面的扩展。
对外宣传中国在地区及国际安全方面的作用，可以把“中国的稳定是全球稳定的基石”作为基调，从这个角度去说明我们对于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样既有利于保护本国利益，又可以赢得国际上更多的支持。
(作者分别系新华社对外部经济室编辑，北京分社记者，图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