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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现代民主社会不断发展，任何制度模式的改革与发展都不能对大众的声音与参与置若罔闻。我国当前体育模式在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也遭到了来自社会各界的非议与质疑。主要集中在精英体育的成本与效益失衡、效率优先与公平缺失、快乐体育与悲情体育共舞、精英体育与全民健身失调、精英体育的“空中楼阁”之忧等方面。虽然有些质疑观点难免刻薄片面，但大多不失为对我国当前体育模式的警醒与反思。
关键词：体育管理；精英体育；体育制度
中图分类号：G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07)06-0016-05
任何制度都不可能赢得其框架内每个参与者的社会赞同，任何制度模式都生而伴有潜在的反抗力量，体育制度同样如此。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快速提升，人们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赋予体育更多的政治含义，提高国民素质和“体育回归大众”的呼声逐渐成为主旋律。在这种情形下，实行了50多年的举国体制，在取得骄人成绩的同时也受到人们的质疑。诸如《奥运金牌的陷阱》等质疑文章盛行，把围绕精英体育的争议推向了风口浪尖。体育改革与发展不能不顾社会大众的声音，尤其是大众媒体日益成熟与发达的今天，各种媒体成为民众意愿最重要的表达渠道，大众有了更多途径吐露心声。本文尝试通过对社会媒体等大众呼声的考察与分析反思我国现代体育的发展。
1 精英体育之成本与效益
和谐社会理念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建设节约型社会，降能节耗成为当前社会的主旋律。降能节耗、提高效益不仅体现于社会生产领域，而且体现于社会活动的各个方面，并产生不同的表现形式，在文化体育领域同样如此。20世纪90年代奥运争光计划问世以来，我国就明确了以奥运会奖牌为核心的体育工作目标。因此发展竞技体育夺取金牌成为我国体育工作上的首要目标，纷纷加大对竞技体育的投入，通过金牌数量来体现体育的社会效益和国际影响。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在体育的休闲与娱乐健身价值日益凸显的情况下，精英体育成本与效益问题受到了广泛关注。
雅典奥运会开幕前后，一篇名为“奥运金牌的陷阱”的网络文章流行，该文分析指出：“夺取一枚奥运金牌的成本是7亿元，可建造3500所希望小学，挽救35万儿童避免成为文盲。4年备战雅典奥运的200亿元，足够组建一支现代化的舰队。10多年来的体育经费360亿元，则足够搞两个载人飞船的项目。”很明显该文章没有经过严格考察论证，数据经不起推敲，但却反映了相当部分民众的心声，反映了大众对当前我国精英体育之路的质疑与忧虑。
而另外一系列公开数据则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当前我国金牌背后的成本问题。《2001-2010奥运争光计划纲要》规定：“确保各级政府对体育事业的投入。国家财政拨款是体育经费的主渠道，必须予以保证。”在执行该计划的前一年，国家财政部公布的财政决算报告表明，2000年“文体广播事业费”预算数为292.24亿元，其中拨给国家体育总局的财政经费与事业费为16亿元。《21世纪经济报道》曾经公布过这一数字，同时也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的证实。此后国家投入的力度逐年加大，方式方法也更加系统化。到目前为止，国家拨款还是全部费用的主要来源。根据《全球财政观察》(2004-11-25)透露：按照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提供的数据，依照奥运争光计划，从2001-2004年，每年国家拨款增加1亿元；2005-2008年，每年国家拨款增加2亿元，到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仅仅对国家体育总局的国家拨款就会达到27亿元，其中并不包括国家专项拨款。为了备战2008年奥运会，国家的专项资金拨款就已经达到了40亿元。而据《经济参考报》(2004-09-06)报道：据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鲍明晓估计，国家在一个奥运选手上投入的费用大概在四五百万元左右，按中国奥运代表团400名运动员计算，总投入大概在16－20亿元。折算到32枚金牌上，一枚金牌的成本就是五六千万元的水平。
事实上除了奥运会等大型全球性赛事外，对竞技体育投入国外与我国有很大的差别。相对于中国的国家“全包干主导式”的运动员培养体系，发达国家则大多将这个任务交给社会，或者只是适当给予“资助”。如英国文化、媒介与体育部作为主管全国体育工作的政府部门，并不对竞技体育实施直接管理。美国、德国、日本等众多发达国家也如此。这些国家并没有放弃对基层竞技组织的投入，只是大多采取市场化的奖励制度。如美国每年就对大学体育特长生和教练有高达数十亿美元的奖学金资助，并且还有国家奖励基金为一些项目的普及提供帮助。而对于一些市场化程度较高的运动项目，政府则是在其合法经营范围内完全不干预。对此新华社的《经济参考报》(2004年09月06日)曾撰文指出：对比发达国家体育制度，中国举国体制的最大缺陷，就是缺乏透明度和效率，而且没有前者，后者就无法进行评判。这两点也正是批判举国体制的重点。同时该评论借用国外报道指出：中国人在阳光下取得了梦寐以求的成绩，然而在追求到阳光下的金牌的同时，也要追求中国体育阳光下的效率。
我国在竞技体育人才的培养与使用上，同样存在着人才资源浪费与效率不高现象。竞技体育优秀运动员的选拔机制是一种金字塔式的结构，即以庞大的后备人才队伍为分母的精英产出模式。这就意味着大多数的运动员成为无效资源。对此，《瞭望东方周刊》(2004年08月09日)曾采访撰文：省市的尖子队员抽到国家队可能坐冷板凳，浪费资源，这种增量发展是粗放式的，广种薄收，浪费严重。
当前在我国竞技体育投入体系中，国家重点投入项目18个，一般性投入项目21个。国家保证对重点项目的投入，一般性项目国家只作有限投入。《奥运争光计划》明确规定：国家对集中型的国家队实行的是“先投入，后评价”的拨款方式，对于结合型的分散部分和分散型的国家队以及已经成为实体的协会采取部分投入，评价后再投入的方式。这对于优化竞技体育投资结构与提高效益起到一定的帮助，但对以竞技体育为代表的精英体育的投入与产出不仅仅要在竞技体育内部进行优化，更要包括大众体育在内的整个国民体育的优化，更要根据国家经济、教育、科技、文化等情况在整个社会投入产出中进行对比和优化。著名体育评论家方肇曾在《搜狐体育》撰文尖锐指出：我们目前在谈到“节俭办奥运”的这个话题时，总是强调在场馆、奥运村等基础设施建设上的“节俭”，花钱最多的地方就是在运动队中，在选手的培养上，却从来不提在项目培养方面的巨额投资，岂不是缘木求鱼?
2 精英体育的公平与效率
在我国最近举办的十运会上，裁判问题、兴奋剂问题搞得沸沸扬扬。开幕前即查出26例兴奋剂、艺术体操“金牌内定”等丑闻；开幕后从孙福明“假摔”到邢慧娜改判，从北京马术选手被“黑”而怒挡赛道 到山西田径教练哭跪场边求清白，十运怪事真可谓乱花渐欲迷人眼。当时新华社评论《全运会该自救了!》(2005-10-16)感慨：在和谐社会的氛围下居然出了这么多不和谐之音，不和谐之事，神人共愤。全运会难道不该警醒，不该反省!《北京日报》(2005年10月22日)针对十运会中存在的问题也撰文指出：体育比赛最基本的公正原则，成了一块随时可以扯下的遮羞布。随着奥运的临近，体育在国人心目中的分量与日俱增，能在全运会这样的大赛上获得奖牌，对官员、教练和运动员，意义非同小可。一块金牌牵涉了太多的利益，更想得到，所以更怕失去。而当自身实力不足以达到目的时，各种“非常手段”也就派上用场，因而出现了“全运会是有钱省市游戏”的说法。对此，《广州日报》(2005年8月26日)特派记者施绍宗专门撰文指出：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改变对体育的狭隘认识，即把包括国际大赛成绩、全运会成绩在内的综合成绩作为地方体育部门的实绩之一。如果不能完全弃掉“唯成绩论”，那么裁判问题就难以得到根治。
当然体育公平与效率问题不仅仅局限于赛场，更为重要的是体现在国家与社会层面体育资源的最佳配置与利用。网络文章“奥运金牌的陷阱”一文针对《陕西日报》一篇题为“省体育事业成果丰硕”报道的事实与数据，尖锐指出：陕西是中国的贫困省，陕西是全国失学儿童比较严重的地区，而陕西省却在没有钱修建小学的同时，花20亿元来修建亚洲一流的体育场馆。可见，“教育工程”的份量，和“奥运工程”比起来，实在是太轻了。北京体育大学管理学院秦椿林教授’曾提出：多年以来的竞技体育举国体制所追求的成就是否忽视了效率与公平问题。目前“竞技体育”的管理体系在实践中由于分工不够，协同不足，缺乏在国家层面这个大系统整合资源的做法和机制，难以实现管理上的帕累托最优。鉴于国内体坛各种怪现象，北京体育大学易剑东教授认为应该取消全运会金牌、总分排名，强化单项锦标赛的地位。这也许不失为有效解决当前许多问题的好办法。
3 精英体育繁华的背后折射全民健身的缺失
时至今日，竞技体育提高民族凝聚力的影响力依然存在，奥运金牌对国人神经的刺激作用仍旧不小，这就是我国的国情。然而与对奥运金牌热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对全民健身运动的相对冷淡和漠视。奥运会得金牌再多，只不过是国家对具有某方面天赋的人发掘得比较成功而已。奥运会上升国旗、奏国歌，我国运动员得金牌的时候，我们当然激动兴奋，可是仔细打量我们国民的体质状况和大众体育的缓慢发展，我们却怎么也难以激动和高兴起来。
中共中央党校主管，专为国内中高级领导提供决策服务的信息周刊《领导决策信息》2005年第42期曾专门撰文指出：体育精神缺失国民体质下降已成体育最大问题。综合性国情读物《中国国情国力》2004年第5期也撰文指出：中国的竞技体育发展水平无疑已远远超过了国家经济的发展水平，然而这种发展并不是建立在与全民体质协调进步的基础上，它实际是靠国家通过强力追加干预竞技体育的机会而实现的不公正结果。在我国奥运金牌的辉煌下，我国国民体质健康现状令人忧虑。2006年国家体育总局与教育部等部门发布的《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结果公告》显示：我国学生肺活量继续呈下降趋势，学生耐力、速度、爆发力、力量素质呈下降趋势，学生超重与肥胖检出率继续增加，视力不良检出率居高不下。从国际比较看，据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包含“国民总体健康水平”评估绩效的权威报告，中国排144位，比埃及、印度尼西亚、印度、巴基斯坦、苏丹、海地都低，从而产生了雅典金牌数量排名第2与国民总体健康水平排名第144位的尴尬。据《北京青年报》2003年9月19日报道，清华大学新生体能不达标者占66％；新华社报道，贵州省欲参军的l 200名大学生中体检合格者不足两成；新华网2003年11月19日报道：2003年上海有600多名大学生积极报名参军，体检合格者只有约3成。同时我国体育人口国际比例差距大，体育人口结构不合理，体育场地设施缺乏等也成为大众体育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据第5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办公室新近发布的数字，我国体育场地面积为13.3亿m2，人均约1m2，是美国的1/16。
前体育总局局长袁伟民同志在雅典奥运会闭幕前曾对媒体说：我不认为我们已经是体育强国了。并指出体育强国的表现有很多方面，如国民的素质、体质、运动场所，另外还有老百姓的体育意识，以及他们参与体育的程度，个人在体育消费上的水平，还有体育产业和竞技体育的水平。《体育事业“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十一五”时期把满足群众体育文化需求作为工作的全部出发点和归宿，把提高全民族健康素质作为根本目标。如果群众体育活动的开展不再流于形式，各级发展规划中大众体育的内容能落到实处，我国体育事业的和谐发展将焕发新的活力。
4 精英体育与运动员退役就业保障机制
我国的竞技体育运动在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辉煌成绩，有赖于“举国体制”优势。国家将一部分人力、物力与财力高度集中地投入到竞技体育精英的培养中去，以便使他们为国争光。其中绝大多数人是以牺牲自己正常的教育机会为代价，全身心投入艰苦而枯燥的专业训练，因而在实践中形成了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各自封闭的系统，这部分人以及退役运动员的就业安置问题成为这个体系的沉重的包袱。竞技体育是一个金字塔，只有极少数人最后能站在塔尖上，而大部分人在搭建塔基的过程中付出了很大代价。即使是处于塔尖的优秀运动员，在退役后与大量处于“塔底”的运动员一样没有得到应有的人文关怀与政策待遇，产生了精英体育的金字塔悲剧。
2003年据《江淮晨报》报道：曾在中国举重史上创造了40个全国冠军、20个亚洲冠军的“亚洲第一力士”才力，在贫病交加中死去。退役之后，才力在辽宁省体育运动技术学院担任保卫工作，平时收入连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新华社对此发表了《冠军之死的三点思考》(2003-06-06)，该评论对我国竞技体育模式进行了三方面反思：第一，退役运动员的生活保障问题；第二，运动员的就业训练不足问题；第三，体育机制问题。
针对邹春兰当搓澡工事件，《中国青年报》(2006年03月28日)发表评论文章《从“邹春兰悲剧”反思竞技体育之弊》指出：金光闪闪的金牌，代表着一名运动员的辉煌、自豪和荣誉，更代表了她对国家体育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可在生活贫困的邹春兰眼里，金牌却只是一种痛苦的回忆。同时评论还指出：像邹春兰这样生活贫困的退役运动员并非个别，这一切很大程度上都得归因于我们长期引以为豪的竞技体育观念。我国一条龙的运动员培训体制，在帮助中国体育事业迅速崛起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可回避的矛盾。很多运动员处在学习的年龄阶段中，却没有得到 足够的文化教育，这导致他们退役后的生活举步维艰。于是出现了“我现在只有不到小学3年级的文化，拼音都不会”的奇特现象。
引起社会关注和重视的都是知名运动员，然而在知名运动员背后，运动生涯中没有取得什么辉煌成绩，退役后默默无闻地生活在贫困中的运动员又有多少?恐怕难以数计。金牌成了退役运动员的痛苦回忆，是一种令人伤感的讽刺。运动员文化素质普遍不高，一旦退役就面临第二次创业，而受教育程度低又成为重新谋职的“拦路虎”。
该问题的解决之道似乎离不开两个方面；“体教结合”与退役保障制度。其中“体教结合”是根本。在清华大学、沈阳体育学院等正在实践“体教结合”的高校里，金牌并不是体育的全部，“降低竞技体育的社会代价”、“让运动员都成为体育人才”、“避免邹春兰悲剧的一再出现”是他们长久以来思考的问题。相比之下这也符合国际惯例，以欧美为主流的西方社会的运动员的培养基本是在以高校为主的体制下来进行的；而退役保障制度是另外一个问题解决途径。如韩国对运动员实行高额奖金和终身津贴制度，美国制定了“运动员就业计划”，德国设立了体育援助基金组织，专门负责退役运动员的退役就业培训工作，为运动员的退役提供了保障。目前，我国已有一定力度的运动员退役保障机制，但仍然无法确保所有优秀运动员退役后的出路。
5 精英体育与人才后继乏人之忧
《扬子体育报》（2005年8月15日)曾发表评论：尽管我们一直在喊着举国体制的口号，但究竟是“先发展群众体育还是先出成绩搞竞技体育”，就像“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一样说不清，或者即使心理清楚却装糊涂。在群众基础相对薄弱的情况下，我们的所谓举国体制事实上一直在被迫走着“精英体育”的路。然而精英体育之路给我们带来最大的影响就是“十年磨一剑”。我国以田径为代表的竞技体育的发展实践似乎印证了这种论点。
实际上，一个刘翔的背后，是几年时间里，几十位教练员、科研人员的努力和国家几百万元资金的投入，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为了备战雅典奥运会，国家田径队的室内训练馆提前更换了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才会使用的环保型塑胶跑道。训练馆还对内部进行了重新装修，更新了跨栏，添置了运动员力量训练器械，每项更新的投入都在百万元左右。同时还专门为刘翔的训练成立了科研与科技服务课题组。科研小组跟踪拍摄刘翔进行日常训练和参加国内外重大比赛的图像资料，并将分析后的结果和改进训练的建议反馈给教练员和运动员。对于刘翔现象，中华网(2005-08-16)发表评论指出：刘翔能在美欧人的“世袭领地”中占据一席之地，是因为个人的出色身体条件和后天的科学训练。对于这种身体条件，是可遇不可求的，就像当年朱建华对于中国跳高一样。在评论中，国家体育总局田径管理中心副主任冯树勇透露，中国田径发展方向应该是技巧类与艰苦类项目，但从男子110栏的争夺可以看出，美欧人的身体条件如果也掌握了技巧，中国田径无优势可言。非洲运动员的吃苦精神不在中国运动员之下，加上他们长期在美欧参赛，也将是中国长期的劲敌。
中央电视台曾在《经济半小时》(2004年09月2日)节目中针对119工程指出：尽管在雅典奥运会上119工程初见成效，但在金牌后面，我们不得不看到中国在三大基础项目上还隐藏着很多尴尬。就田径来说，中国有52名田径选手参加了雅典奥运会，在各项目中是参赛人数最多的，但除了刘翔与邢慧娜的两块金牌外，另外仅有5人进入了6个项目的前八名。不少中国田径运动员，在第一轮预赛或者资格赛上就被淘汰了。应该说，三大项目在雅典奥运会上，实现了历史性突破之后，119工程任重而道远。
近年来国家田径管理中心启动“飞人计划”，但目前成效并不明显。中国田径并没有因为奥运会金牌而实现质的突破，这就需要提到一个我们不能忽视的问题。《新民晚报》(2005年08月15日)针对上海国际黄金大奖赛评论指出：田径虽然是运动之母，但在中国，却缺乏群众基础。开拓田径市场，光靠办黄金大奖赛，并非长远之计，还需要多鼓励群众投身练田径，多办一些群众性的长跑赛、田径赛，让更多百姓参与到田径运动中去。在2005年世锦赛前，赫尔辛基举办了一次半程马拉松比赛。现场令中国记者感触很深：区区50万人口的城市，报名参赛的人数却超过万人!相比之下，中国人喜欢田径的程度差了很多。
从近年来我国奥运项目的比赛成绩看，我们绝大部分金牌和奖牌仍然来自乒乓球、羽毛球、女子举重、跳水、射击、体操、女子跆拳道等传统优势项目，但这些项目夺金空间已近饱和，再增加金牌已几乎没有余地。对此，刘鹏局长在2007年全国体育局长会议的主题报告中不无担忧地指出：2006年我们集体球类项目成绩整体下滑；田径、游泳两个基础大项没有世界锦标赛，从国际组织公布的年度最好成绩看，在两个大项共81个小项中，我们只有男子110m栏、男子20km竞走和男子200m蝶泳等个别项目比出了较好成绩，其他项目水平提高缓慢。而我们的主要对手却在大幅度提高成绩。
中国的竞技体育项目中，除了乒乓球等个别项目外，足球、排球、篮球等项目虽群众基础较好但在世界体坛上成绩完善可陈；而举重、曲棍球等众多优势竞技项目却缺乏可持续发展的群众基础。没有厚实的基础，精英体育始终会有“空中楼阁”之忧。
国家体育管理模式大致有3种：政府管理型、社会管理型以及两者的结合型。至于具体采用何种模式，主要取决于我国现有条件与价值取向。时至今日，金牌不可否认仍具有公共产品属性，仍是国民共享的精神财富。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日益提升，体育价值的重心正在逐步转移，从而也加大了社会对我国举国体制模式的高度关注。社会对体育的日益关注，一方面体现了国民与媒体责任意识的增强；另一方面也为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与动力。对于群众与媒体的声音，我们应该予以高度重视，鼓励国民有自觉研讨的意识，鼓励媒体要有“忧国忧民”之心，这也是体现我国现代体育和谐发展与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当前社会与媒体对体育的高度关注，尽管夹杂了各种尖锐甚至刻薄的质疑声，尽管存在各种经不起推敲的数据和不合逻辑的对比，但对我们的体育工作都是一种警醒与激励。无论怎样，大众体育和精英体育，乃是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正如胡小明教授所言：传统体育制度如果仅仅只是一个以金牌为目标的封闭式集训模式，只涉及培养竞技精英的尖端部分，并以此来演绎整个体育制度，是一种观念的错位。在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理念下，体育工作须根据我国国情建立精英体育与大众体育的协调关系，在观念和行动上真正重视我国体育事业的和谐发展，把《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精神与要求落到实处，促进“体教结合”。毛泽东同志曾经号召：“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这句话当前仍然值得我们久久回味!
[编辑：黄子响]
关键词：体育管理；精英体育；体育制度
中图分类号：G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07)06-0016-05
任何制度都不可能赢得其框架内每个参与者的社会赞同，任何制度模式都生而伴有潜在的反抗力量，体育制度同样如此。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快速提升，人们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赋予体育更多的政治含义，提高国民素质和“体育回归大众”的呼声逐渐成为主旋律。在这种情形下，实行了50多年的举国体制，在取得骄人成绩的同时也受到人们的质疑。诸如《奥运金牌的陷阱》等质疑文章盛行，把围绕精英体育的争议推向了风口浪尖。体育改革与发展不能不顾社会大众的声音，尤其是大众媒体日益成熟与发达的今天，各种媒体成为民众意愿最重要的表达渠道，大众有了更多途径吐露心声。本文尝试通过对社会媒体等大众呼声的考察与分析反思我国现代体育的发展。
1 精英体育之成本与效益
和谐社会理念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建设节约型社会，降能节耗成为当前社会的主旋律。降能节耗、提高效益不仅体现于社会生产领域，而且体现于社会活动的各个方面，并产生不同的表现形式，在文化体育领域同样如此。20世纪90年代奥运争光计划问世以来，我国就明确了以奥运会奖牌为核心的体育工作目标。因此发展竞技体育夺取金牌成为我国体育工作上的首要目标，纷纷加大对竞技体育的投入，通过金牌数量来体现体育的社会效益和国际影响。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在体育的休闲与娱乐健身价值日益凸显的情况下，精英体育成本与效益问题受到了广泛关注。
雅典奥运会开幕前后，一篇名为“奥运金牌的陷阱”的网络文章流行，该文分析指出：“夺取一枚奥运金牌的成本是7亿元，可建造3500所希望小学，挽救35万儿童避免成为文盲。4年备战雅典奥运的200亿元，足够组建一支现代化的舰队。10多年来的体育经费360亿元，则足够搞两个载人飞船的项目。”很明显该文章没有经过严格考察论证，数据经不起推敲，但却反映了相当部分民众的心声，反映了大众对当前我国精英体育之路的质疑与忧虑。
而另外一系列公开数据则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当前我国金牌背后的成本问题。《2001-2010奥运争光计划纲要》规定：“确保各级政府对体育事业的投入。国家财政拨款是体育经费的主渠道，必须予以保证。”在执行该计划的前一年，国家财政部公布的财政决算报告表明，2000年“文体广播事业费”预算数为292.24亿元，其中拨给国家体育总局的财政经费与事业费为16亿元。《21世纪经济报道》曾经公布过这一数字，同时也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的证实。此后国家投入的力度逐年加大，方式方法也更加系统化。到目前为止，国家拨款还是全部费用的主要来源。根据《全球财政观察》(2004-11-25)透露：按照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提供的数据，依照奥运争光计划，从2001-2004年，每年国家拨款增加1亿元；2005-2008年，每年国家拨款增加2亿元，到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仅仅对国家体育总局的国家拨款就会达到27亿元，其中并不包括国家专项拨款。为了备战2008年奥运会，国家的专项资金拨款就已经达到了40亿元。而据《经济参考报》(2004-09-06)报道：据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鲍明晓估计，国家在一个奥运选手上投入的费用大概在四五百万元左右，按中国奥运代表团400名运动员计算，总投入大概在16－20亿元。折算到32枚金牌上，一枚金牌的成本就是五六千万元的水平。
事实上除了奥运会等大型全球性赛事外，对竞技体育投入国外与我国有很大的差别。相对于中国的国家“全包干主导式”的运动员培养体系，发达国家则大多将这个任务交给社会，或者只是适当给予“资助”。如英国文化、媒介与体育部作为主管全国体育工作的政府部门，并不对竞技体育实施直接管理。美国、德国、日本等众多发达国家也如此。这些国家并没有放弃对基层竞技组织的投入，只是大多采取市场化的奖励制度。如美国每年就对大学体育特长生和教练有高达数十亿美元的奖学金资助，并且还有国家奖励基金为一些项目的普及提供帮助。而对于一些市场化程度较高的运动项目，政府则是在其合法经营范围内完全不干预。对此新华社的《经济参考报》(2004年09月06日)曾撰文指出：对比发达国家体育制度，中国举国体制的最大缺陷，就是缺乏透明度和效率，而且没有前者，后者就无法进行评判。这两点也正是批判举国体制的重点。同时该评论借用国外报道指出：中国人在阳光下取得了梦寐以求的成绩，然而在追求到阳光下的金牌的同时，也要追求中国体育阳光下的效率。
我国在竞技体育人才的培养与使用上，同样存在着人才资源浪费与效率不高现象。竞技体育优秀运动员的选拔机制是一种金字塔式的结构，即以庞大的后备人才队伍为分母的精英产出模式。这就意味着大多数的运动员成为无效资源。对此，《瞭望东方周刊》(2004年08月09日)曾采访撰文：省市的尖子队员抽到国家队可能坐冷板凳，浪费资源，这种增量发展是粗放式的，广种薄收，浪费严重。
当前在我国竞技体育投入体系中，国家重点投入项目18个，一般性投入项目21个。国家保证对重点项目的投入，一般性项目国家只作有限投入。《奥运争光计划》明确规定：国家对集中型的国家队实行的是“先投入，后评价”的拨款方式，对于结合型的分散部分和分散型的国家队以及已经成为实体的协会采取部分投入，评价后再投入的方式。这对于优化竞技体育投资结构与提高效益起到一定的帮助，但对以竞技体育为代表的精英体育的投入与产出不仅仅要在竞技体育内部进行优化，更要包括大众体育在内的整个国民体育的优化，更要根据国家经济、教育、科技、文化等情况在整个社会投入产出中进行对比和优化。著名体育评论家方肇曾在《搜狐体育》撰文尖锐指出：我们目前在谈到“节俭办奥运”的这个话题时，总是强调在场馆、奥运村等基础设施建设上的“节俭”，花钱最多的地方就是在运动队中，在选手的培养上，却从来不提在项目培养方面的巨额投资，岂不是缘木求鱼?
2 精英体育的公平与效率
在我国最近举办的十运会上，裁判问题、兴奋剂问题搞得沸沸扬扬。开幕前即查出26例兴奋剂、艺术体操“金牌内定”等丑闻；开幕后从孙福明“假摔”到邢慧娜改判，从北京马术选手被“黑”而怒挡赛道 到山西田径教练哭跪场边求清白，十运怪事真可谓乱花渐欲迷人眼。当时新华社评论《全运会该自救了!》(2005-10-16)感慨：在和谐社会的氛围下居然出了这么多不和谐之音，不和谐之事，神人共愤。全运会难道不该警醒，不该反省!《北京日报》(2005年10月22日)针对十运会中存在的问题也撰文指出：体育比赛最基本的公正原则，成了一块随时可以扯下的遮羞布。随着奥运的临近，体育在国人心目中的分量与日俱增，能在全运会这样的大赛上获得奖牌，对官员、教练和运动员，意义非同小可。一块金牌牵涉了太多的利益，更想得到，所以更怕失去。而当自身实力不足以达到目的时，各种“非常手段”也就派上用场，因而出现了“全运会是有钱省市游戏”的说法。对此，《广州日报》(2005年8月26日)特派记者施绍宗专门撰文指出：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改变对体育的狭隘认识，即把包括国际大赛成绩、全运会成绩在内的综合成绩作为地方体育部门的实绩之一。如果不能完全弃掉“唯成绩论”，那么裁判问题就难以得到根治。
当然体育公平与效率问题不仅仅局限于赛场，更为重要的是体现在国家与社会层面体育资源的最佳配置与利用。网络文章“奥运金牌的陷阱”一文针对《陕西日报》一篇题为“省体育事业成果丰硕”报道的事实与数据，尖锐指出：陕西是中国的贫困省，陕西是全国失学儿童比较严重的地区，而陕西省却在没有钱修建小学的同时，花20亿元来修建亚洲一流的体育场馆。可见，“教育工程”的份量，和“奥运工程”比起来，实在是太轻了。北京体育大学管理学院秦椿林教授’曾提出：多年以来的竞技体育举国体制所追求的成就是否忽视了效率与公平问题。目前“竞技体育”的管理体系在实践中由于分工不够，协同不足，缺乏在国家层面这个大系统整合资源的做法和机制，难以实现管理上的帕累托最优。鉴于国内体坛各种怪现象，北京体育大学易剑东教授认为应该取消全运会金牌、总分排名，强化单项锦标赛的地位。这也许不失为有效解决当前许多问题的好办法。
3 精英体育繁华的背后折射全民健身的缺失
时至今日，竞技体育提高民族凝聚力的影响力依然存在，奥运金牌对国人神经的刺激作用仍旧不小，这就是我国的国情。然而与对奥运金牌热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对全民健身运动的相对冷淡和漠视。奥运会得金牌再多，只不过是国家对具有某方面天赋的人发掘得比较成功而已。奥运会上升国旗、奏国歌，我国运动员得金牌的时候，我们当然激动兴奋，可是仔细打量我们国民的体质状况和大众体育的缓慢发展，我们却怎么也难以激动和高兴起来。
中共中央党校主管，专为国内中高级领导提供决策服务的信息周刊《领导决策信息》2005年第42期曾专门撰文指出：体育精神缺失国民体质下降已成体育最大问题。综合性国情读物《中国国情国力》2004年第5期也撰文指出：中国的竞技体育发展水平无疑已远远超过了国家经济的发展水平，然而这种发展并不是建立在与全民体质协调进步的基础上，它实际是靠国家通过强力追加干预竞技体育的机会而实现的不公正结果。在我国奥运金牌的辉煌下，我国国民体质健康现状令人忧虑。2006年国家体育总局与教育部等部门发布的《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结果公告》显示：我国学生肺活量继续呈下降趋势，学生耐力、速度、爆发力、力量素质呈下降趋势，学生超重与肥胖检出率继续增加，视力不良检出率居高不下。从国际比较看，据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包含“国民总体健康水平”评估绩效的权威报告，中国排144位，比埃及、印度尼西亚、印度、巴基斯坦、苏丹、海地都低，从而产生了雅典金牌数量排名第2与国民总体健康水平排名第144位的尴尬。据《北京青年报》2003年9月19日报道，清华大学新生体能不达标者占66％；新华社报道，贵州省欲参军的l 200名大学生中体检合格者不足两成；新华网2003年11月19日报道：2003年上海有600多名大学生积极报名参军，体检合格者只有约3成。同时我国体育人口国际比例差距大，体育人口结构不合理，体育场地设施缺乏等也成为大众体育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据第5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办公室新近发布的数字，我国体育场地面积为13.3亿m2，人均约1m2，是美国的1/16。
前体育总局局长袁伟民同志在雅典奥运会闭幕前曾对媒体说：我不认为我们已经是体育强国了。并指出体育强国的表现有很多方面，如国民的素质、体质、运动场所，另外还有老百姓的体育意识，以及他们参与体育的程度，个人在体育消费上的水平，还有体育产业和竞技体育的水平。《体育事业“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十一五”时期把满足群众体育文化需求作为工作的全部出发点和归宿，把提高全民族健康素质作为根本目标。如果群众体育活动的开展不再流于形式，各级发展规划中大众体育的内容能落到实处，我国体育事业的和谐发展将焕发新的活力。
4 精英体育与运动员退役就业保障机制
我国的竞技体育运动在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辉煌成绩，有赖于“举国体制”优势。国家将一部分人力、物力与财力高度集中地投入到竞技体育精英的培养中去，以便使他们为国争光。其中绝大多数人是以牺牲自己正常的教育机会为代价，全身心投入艰苦而枯燥的专业训练，因而在实践中形成了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各自封闭的系统，这部分人以及退役运动员的就业安置问题成为这个体系的沉重的包袱。竞技体育是一个金字塔，只有极少数人最后能站在塔尖上，而大部分人在搭建塔基的过程中付出了很大代价。即使是处于塔尖的优秀运动员，在退役后与大量处于“塔底”的运动员一样没有得到应有的人文关怀与政策待遇，产生了精英体育的金字塔悲剧。
2003年据《江淮晨报》报道：曾在中国举重史上创造了40个全国冠军、20个亚洲冠军的“亚洲第一力士”才力，在贫病交加中死去。退役之后，才力在辽宁省体育运动技术学院担任保卫工作，平时收入连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新华社对此发表了《冠军之死的三点思考》(2003-06-06)，该评论对我国竞技体育模式进行了三方面反思：第一，退役运动员的生活保障问题；第二，运动员的就业训练不足问题；第三，体育机制问题。
针对邹春兰当搓澡工事件，《中国青年报》(2006年03月28日)发表评论文章《从“邹春兰悲剧”反思竞技体育之弊》指出：金光闪闪的金牌，代表着一名运动员的辉煌、自豪和荣誉，更代表了她对国家体育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可在生活贫困的邹春兰眼里，金牌却只是一种痛苦的回忆。同时评论还指出：像邹春兰这样生活贫困的退役运动员并非个别，这一切很大程度上都得归因于我们长期引以为豪的竞技体育观念。我国一条龙的运动员培训体制，在帮助中国体育事业迅速崛起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可回避的矛盾。很多运动员处在学习的年龄阶段中，却没有得到 足够的文化教育，这导致他们退役后的生活举步维艰。于是出现了“我现在只有不到小学3年级的文化，拼音都不会”的奇特现象。
引起社会关注和重视的都是知名运动员，然而在知名运动员背后，运动生涯中没有取得什么辉煌成绩，退役后默默无闻地生活在贫困中的运动员又有多少?恐怕难以数计。金牌成了退役运动员的痛苦回忆，是一种令人伤感的讽刺。运动员文化素质普遍不高，一旦退役就面临第二次创业，而受教育程度低又成为重新谋职的“拦路虎”。
该问题的解决之道似乎离不开两个方面；“体教结合”与退役保障制度。其中“体教结合”是根本。在清华大学、沈阳体育学院等正在实践“体教结合”的高校里，金牌并不是体育的全部，“降低竞技体育的社会代价”、“让运动员都成为体育人才”、“避免邹春兰悲剧的一再出现”是他们长久以来思考的问题。相比之下这也符合国际惯例，以欧美为主流的西方社会的运动员的培养基本是在以高校为主的体制下来进行的；而退役保障制度是另外一个问题解决途径。如韩国对运动员实行高额奖金和终身津贴制度，美国制定了“运动员就业计划”，德国设立了体育援助基金组织，专门负责退役运动员的退役就业培训工作，为运动员的退役提供了保障。目前，我国已有一定力度的运动员退役保障机制，但仍然无法确保所有优秀运动员退役后的出路。
5 精英体育与人才后继乏人之忧
《扬子体育报》（2005年8月15日)曾发表评论：尽管我们一直在喊着举国体制的口号，但究竟是“先发展群众体育还是先出成绩搞竞技体育”，就像“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一样说不清，或者即使心理清楚却装糊涂。在群众基础相对薄弱的情况下，我们的所谓举国体制事实上一直在被迫走着“精英体育”的路。然而精英体育之路给我们带来最大的影响就是“十年磨一剑”。我国以田径为代表的竞技体育的发展实践似乎印证了这种论点。
实际上，一个刘翔的背后，是几年时间里，几十位教练员、科研人员的努力和国家几百万元资金的投入，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为了备战雅典奥运会，国家田径队的室内训练馆提前更换了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才会使用的环保型塑胶跑道。训练馆还对内部进行了重新装修，更新了跨栏，添置了运动员力量训练器械，每项更新的投入都在百万元左右。同时还专门为刘翔的训练成立了科研与科技服务课题组。科研小组跟踪拍摄刘翔进行日常训练和参加国内外重大比赛的图像资料，并将分析后的结果和改进训练的建议反馈给教练员和运动员。对于刘翔现象，中华网(2005-08-16)发表评论指出：刘翔能在美欧人的“世袭领地”中占据一席之地，是因为个人的出色身体条件和后天的科学训练。对于这种身体条件，是可遇不可求的，就像当年朱建华对于中国跳高一样。在评论中，国家体育总局田径管理中心副主任冯树勇透露，中国田径发展方向应该是技巧类与艰苦类项目，但从男子110栏的争夺可以看出，美欧人的身体条件如果也掌握了技巧，中国田径无优势可言。非洲运动员的吃苦精神不在中国运动员之下，加上他们长期在美欧参赛，也将是中国长期的劲敌。
中央电视台曾在《经济半小时》(2004年09月2日)节目中针对119工程指出：尽管在雅典奥运会上119工程初见成效，但在金牌后面，我们不得不看到中国在三大基础项目上还隐藏着很多尴尬。就田径来说，中国有52名田径选手参加了雅典奥运会，在各项目中是参赛人数最多的，但除了刘翔与邢慧娜的两块金牌外，另外仅有5人进入了6个项目的前八名。不少中国田径运动员，在第一轮预赛或者资格赛上就被淘汰了。应该说，三大项目在雅典奥运会上，实现了历史性突破之后，119工程任重而道远。
近年来国家田径管理中心启动“飞人计划”，但目前成效并不明显。中国田径并没有因为奥运会金牌而实现质的突破，这就需要提到一个我们不能忽视的问题。《新民晚报》(2005年08月15日)针对上海国际黄金大奖赛评论指出：田径虽然是运动之母，但在中国，却缺乏群众基础。开拓田径市场，光靠办黄金大奖赛，并非长远之计，还需要多鼓励群众投身练田径，多办一些群众性的长跑赛、田径赛，让更多百姓参与到田径运动中去。在2005年世锦赛前，赫尔辛基举办了一次半程马拉松比赛。现场令中国记者感触很深：区区50万人口的城市，报名参赛的人数却超过万人!相比之下，中国人喜欢田径的程度差了很多。
从近年来我国奥运项目的比赛成绩看，我们绝大部分金牌和奖牌仍然来自乒乓球、羽毛球、女子举重、跳水、射击、体操、女子跆拳道等传统优势项目，但这些项目夺金空间已近饱和，再增加金牌已几乎没有余地。对此，刘鹏局长在2007年全国体育局长会议的主题报告中不无担忧地指出：2006年我们集体球类项目成绩整体下滑；田径、游泳两个基础大项没有世界锦标赛，从国际组织公布的年度最好成绩看，在两个大项共81个小项中，我们只有男子110m栏、男子20km竞走和男子200m蝶泳等个别项目比出了较好成绩，其他项目水平提高缓慢。而我们的主要对手却在大幅度提高成绩。
中国的竞技体育项目中，除了乒乓球等个别项目外，足球、排球、篮球等项目虽群众基础较好但在世界体坛上成绩完善可陈；而举重、曲棍球等众多优势竞技项目却缺乏可持续发展的群众基础。没有厚实的基础，精英体育始终会有“空中楼阁”之忧。
国家体育管理模式大致有3种：政府管理型、社会管理型以及两者的结合型。至于具体采用何种模式，主要取决于我国现有条件与价值取向。时至今日，金牌不可否认仍具有公共产品属性，仍是国民共享的精神财富。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日益提升，体育价值的重心正在逐步转移，从而也加大了社会对我国举国体制模式的高度关注。社会对体育的日益关注，一方面体现了国民与媒体责任意识的增强；另一方面也为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与动力。对于群众与媒体的声音，我们应该予以高度重视，鼓励国民有自觉研讨的意识，鼓励媒体要有“忧国忧民”之心，这也是体现我国现代体育和谐发展与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当前社会与媒体对体育的高度关注，尽管夹杂了各种尖锐甚至刻薄的质疑声，尽管存在各种经不起推敲的数据和不合逻辑的对比，但对我们的体育工作都是一种警醒与激励。无论怎样，大众体育和精英体育，乃是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正如胡小明教授所言：传统体育制度如果仅仅只是一个以金牌为目标的封闭式集训模式，只涉及培养竞技精英的尖端部分，并以此来演绎整个体育制度，是一种观念的错位。在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理念下，体育工作须根据我国国情建立精英体育与大众体育的协调关系，在观念和行动上真正重视我国体育事业的和谐发展，把《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精神与要求落到实处，促进“体教结合”。毛泽东同志曾经号召：“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这句话当前仍然值得我们久久回味!
[编辑：黄子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