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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是我国“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的杰出代表，是中国航天事业的科技主帅，被誉为“科学元帅”；叶剑英元帅则以其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的战略眼光和远见卓识，对发展我国“两弹一星”极其重视，并为这一事业的成功倾注了大量心血。毛泽东曾经说过：“……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将军加科学家，那就不是加法，而是乘法……”本文叙述的就是“将军加科学家”的故事——围绕着“两弹一星”事业，叶剑英与钱学森进行了不平凡的交往。
叶剑英当起了钱学森的学生
钱学森博士是中国火箭、导弹、航天事业的拓荒者和奠基人。他于1935年横渡太平洋，成为美国航空大师冯·卡门的高足。他参与了美国导弹的研制和美军尖端武器发展规划的制定等高度机密的工作。美国政府在总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军事技术工作时，对钱学森的科学贡献，给予很高的评价，赞扬他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无法估计的贡献”。
美国专栏作家米尔顿·维奥斯特对钱学森是这样评价的：“冯·卡门是空气动力学领域独一无二的大师，而钱（学森）的名望仅在他一人之下，钱是冯·卡门雄心与事业的继承者。”“作为一个火箭建筑师，极少的人能与他匹敌。”“钱是帮助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流军事强国的科学家的银河中的一颗明亮的星。”
由于美国当局对新中国的敌视，新中国成立之初钱学森准备回祖国效力，便遭到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调查”，甚至以“间谍”罪拘捕。在冯·卡门教授等美国科学界知名人士的营救下，身心受到严重伤害的钱学森步履蹒跚地走出了拘留所，接着，是5年失去自由的变相软禁……
钱学森在失去自由的这五年里为回国而不屈地抗争。由于中国政府和周恩来总理的外交努力，参加中美大使级谈判的王炳南大使与美方严正交涉，揭穿了他们阻挠钱学森归国的谎言，美国当局不得不批准钱学森回国。1955年10月8日，钱学森跨过深圳罗湖桥，终于回到了他日夜思念的祖国的怀抱。
钱学森到北京的第二天下午，周恩来总理邀请他及其夫人蒋英来到中南海。周总理紧紧握着钱学森的手，充满激情地说：“学森同志，欢迎你归来，我们的国家太需要你了！”几句话，说得钱学森浑身发热，一股暖流一下子流遍了全身，半晌说不出话来。党和国家的高度信任，让钱学森深为感动，他急于投入工作，要以自己的才智报效祖国。
中国科学院的领导理解钱学森的心情，他们建议钱学森在北京各处参观之后，还要到外地参观，为的是让他这个在美国生活了20多年的洋博士尽快熟悉中国的国情。吴有训副院长建议钱学森去东北参观，说：“中国重工业都集中在东三省，我想您先去东北吧！”
钱学森接受了这一建议，在中国科学院代表、力学家朱兆祥陪同之下，于1955年11月22日启程，到东北各地参观、访问。
钱学森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简称“哈军工”）受到专程从北京赶到哈尔滨的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哈军工院长、政委的陈赓大将的接见。在参观哈军工炮兵工程系火箭教授会（相当于教研室）的实验室时，该系副主任兼教授会主任任新民教授向钱学森介绍了室外固体火箭点火试车的实验。钱学森这才得知，中国也已经在着手火箭研究。钱学森对陈赓说：“任教授是你们的火箭专家，我今天有幸认识了他！”
陈赓马上抓住这一话题，问钱学森：“钱先生，你看我们中国人能不能搞导弹？”
钱学森不假思索，直率、胸有成竹地回答：“有什么不可能的！外国人能造出来，我们中国人同样能造出来。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
陈赓听罢，握着钱学森的手笑道：“钱先生，我就要您的这句话！”
当天晚上，陈赓在学院苏联专家俱乐部宴请了钱学森。在宴会上，陈赓和钱学森谈话的内容总是离不开火箭和导弹。钱学森在东北参观、访问一个月之后回到了北京。
1955年12月24日至26日，在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的要求和陈赓大将的组织安排下，钱学森在北京积水潭总政文工团排练场给在京的军事干部讲《导弹概论》，连讲三场，引起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们对导弹的极大兴趣。
那时候，导弹还只是刚刚冒出军事地平线。苏联、美国的人造卫星还没有上天，洲际导弹技术在国外也尚未突破。所以对于导弹究竟能不能成为一种重要的国防技术，一般人并没有明确的认识，甚至有很多人都还不知道导弹为何物。
身经百战，为新中国的诞生立下汗马功劳的贺龙、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元帅，都兴致勃勃地赶来听讲，当起了钱学森的学生。
钱学森详细地讲解火箭、导弹知识，分析导弹作为一种现代武器，应及早引起人们重视，并列入重点项目予以突破。他在黑板上写下“火箭军”三个字。他说，这“火箭军”，也就是导弹部队，是一支不同于现有的陆、海、空军的新型部队，是一支能够远距离、高准确度命中目标的部队，是现代化战争中极其重要的后起之秀。他的讲课深入浅出，形象生动，许多老将军都听得津津有味，并对这一尖端武器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由叶剑英提议，钱学森写出了我国导弹事业的奠基之作——《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
陈赓自从在哈军工宴请钱学森之后，回到家里，张口闭口都是“钱学森”，连他的孩子们都知道中国有个大科学家叫钱学森。陈赓后来还跑到时任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的叶剑英元帅家里，把自己与钱学森交谈的情况向他的“黄埔老师”鼓吹了一通。
叶剑英听了钱学森的讲课，又认真地了解钱学森不平凡的经历，深知钱学森是一位既有爱国精神又精通火箭、导弹技术的伟大科学家。他在听了陈赓的“鼓吹”之后，便急不可待地吩咐道：“陈赓啊，你就当个牵线人吧，请钱学森夫妇到我这里来吃顿便饭，日子嘛，我看就定在春节如何？”
“好哇！”陈赓一拍大腿，“大家在一起过年，就更有气氛了！”
陈赓就风风火火地去给钱学森下请柬。
1956年春节，即2月4日上午，一辆小汽车开进北京北海之滨的叶剑英元帅的大宅院。陈赓带路，和钱学森及其夫人蒋英一起向叶剑英的住宅走去。叶剑英穿着中式对襟棉袄从屋里出来，迎接钱学森夫妇。 这是充满轻松祥和气氛的家宴。席间，火箭和导弹自然成了宾主的主要话题。谈话的气氛也十分融洽，三人越谈越投机。
关于钱学森到叶剑英元帅家，当时的一个小女孩——叶剑英的干女儿戴晴（即傅小庆），后来在《我的义父——叶剑英》一文中，寥寥数语道及钱学森的到来，倒是颇有意思：
“我对导弹的最初认识就是来自他的亲口诠释。一天，那时我刚读初中，他请才从美国归来的钱学森夫妇吃饭。客人来到之前，他极为高兴地以几个孩子为对象，讲这马上来的人有多么了不起，是‘研究一种能追着飞机飞的炸弹的’。要不是凌子（即叶帅的二女儿叶向真）的坚决抵制，他恐怕会把家中所有的孩子都送进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钱学森所说的这种“能追着飞机飞的炸弹”引起叶剑英的极大兴趣，以致1960年戴晴中学毕业之后，被保送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导弹工程系学习。
叶剑英元帅是一员儒将，问得很仔细，问及研制导弹需要的人力和物力，需要设置怎样的研究机构，制订怎样的计划，等等。钱学森一一作了回答。
叶剑英听了钱学森的回答，知道了他研制导弹的设想，仿佛看到了中国发展导弹的蓝图，便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希望钱学森能出面在科学技术上主持这件事。发展祖国的尖端科学技术，这正是钱学森梦寐以求的夙愿。此时此刻，他与两位将帅的心是相通的。钱学森十分感谢将帅们对自己的信任。但是，他心中非常清楚，要在中国这样一块贫瘠的土地上建立起如此尖端的科学技术大厦，有着艰难的路程。尽管如此，为了祖国的繁荣昌盛，为了人民的幸福安定。他，只有迎难而上。
就这样，三人达成默契。
这次宴会，只有蒋英一人在吃，叶剑英兴奋得只顾说话，几乎没有吃什么。后来，他给大家各斟上一杯茅台酒，举杯为建立和发展中国火箭、导弹事业干杯！并语重心长地说：“中国科技比较落后，我们要迎头赶上，一百年太久，只争朝夕！”宴罢，陈赓认为应当抓紧时间向周恩来总理汇报。
这时，叶剑英看了看手表说：“今天军委办公厅举行舞会，可能会在那里找到周总理，咱们现在就去！”
于是，叶剑英、陈赓、钱学森乘坐一辆轿车，直奔军委办公厅所在地景山西侧的三座门。
不出叶剑英所料，果然周总理和众将军们在那里参加春节舞会，踏着优美的广东音乐舞曲，周恩来潇洒地翩翩起舞。一支舞曲刚停下来，叶剑英和陈赓就顾不得同别人打招呼，径直走向周总理。这天给首长伴舞的都是总政文工团舞蹈团的女演员。她们热情地与叶剑英打招呼，来到叶帅跟前，争着为他伴舞。叶剑英却非常客气地一一谢绝。
周总理把两臂交叠在胸前，认真听取叶剑英和陈赓的叙说，不时点点头，炯炯目光里闪动着兴奋的火花。
“好啊！”周总理听完他们的简短汇报，很爽快地说道：“我很赞同你们的想法。是不是请学森同志尽快提出一个书面意见来？”
说话间，周总理朝站在不远的钱学森走来，亲切地说：
“学森同志，刚才叶帅和陈赓同志向我谈了你们的想法。我认为这个想法很好，现在我交给你一个任务，请你尽快把你们的想法，包括组织机构的设置，人员的构成，以及时间规划等等，都写成一个书面意见，以便提交中央讨论。”
在叶剑英的大力支持和具体帮助下，1956年2月17日，一份由钱学森起草的《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递交到国务院。这个《意见书》就发展中国的导弹事业，从领导、科研、设计、生产等方面提出了建议。当时为保密起见，火箭、导弹这些敏感名词统统用“国防航空工业”来代表。钱学森指出，为了发展“国防航空工业”，需要设置专门的科研机构、试验场以及制造工厂，要培养大批年轻力量，要制订长远的规划。
《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是中国导弹事业的奠基之作。这份《意见书》受到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高度重视，各有关部门多次开会研究。
1956年2月21日，周恩来逐字逐句地审阅了这份《意见书》，作了一些修改，并在标题下面署上“钱学森”三个字。第二天，周恩来嘱秘书把《意见书》印发中央军委各委员。周恩来在送呈毛泽东审阅的那份打印稿上写道：“即送主席阅，这是我要钱学森写的意见，准备在今晚谈原子能时一谈。”周恩来所说的“原子能”，也就是原子弹。
正在这时，在北京西郊宾馆，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200多位科学家聚集在那里，研究制定《1956年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钱学森担任科学规划综合组组长。这个《规划纲要》确定了57项国家重要科学技术任务，其中的第37项——《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的规划，就是由钱学森根据《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中的相关内容，与王弼、沈元、任新民等专家合作完成的。
1956年3月14日，周恩来以中央军委会副主席的身份，在中南海西花厅主持召开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钱学森依照由叶剑英倡议写成的《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中的内容，在会议上作《发展我国导弹技术》的报告，赢得了军事首脑们的支持。国防部长彭德怀在会上明确提出，中国要搞原子弹和导弹。会议决定：建立导弹科学研究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简称“航委”），由周恩来总理、聂荣臻元帅和钱学森等筹备建立。“航空工业委员会”下设设计机构、科研机构和生产机构。
军委扩大会议结束后，周恩来总理立即把会议研究的结果上报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一个月后，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作出了我国发展导弹事业的决定。
1956年4月13日，国防部发出通知：国务院决定成立“航空工业委员会”（1958年改名为“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简称“国防科委”），直属国防部，聂荣臻任主任，钱学森等为委员。同年10月8日，中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周恩来任命钱学森为首任院长。
从此，钱学森开始了用生命和热情抒写自己作为新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领导人的辉煌历史。
叶剑英对“两弹一星”研制者的殷切期望和热情鼓励
对于研制返回式卫星，党中央和叶剑英十分重视。1972年8月，叶剑英为此专门召集会议，邀请钱学森汇报关于发射返程式卫星的研制工作情况。当他听完汇报后，特别强调：“研制成功返回式卫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希望。希望你们再接再励，一定要达到目的。”9月初，两枚远程运载火箭已经在北京运载火箭研究院装配总厂开始组装，可望于9月底测试完毕。钱学森等将这个情况写成报告呈送给了周恩来。周恩来看了这个报告很高兴。因为，火箭、导弹事业冲破了种种干扰，不断取得了新的进展。不久，周恩来转来指示：“叶帅很关心国防尖端科研工作，准备到装配运载火箭的车间视察，政治局、国务院业务组、军委办公会议的同志，能去看的都要去看看。” 周恩来还对这次视察工作做了细致周到的安排。他把到车间视察的人数、日期，甚至从几点钟开始，到几点钟结束，都交代得清清楚楚，并且还作了“六不”规定：不准搞群众欢迎场面，以免影响生产；不准事先预告，以免干扰生产；不要鼓掌，以保持其他车间的生产宁静；不许拍照、拍电影电视；不要搞糖果招待；不要搞欢送。
9月12日上午，钱学森提前来到运载火箭研究院装配总厂。下午4时正，朱德、董必武、叶剑英、徐向前、李富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乘车来到厂房门外面场地上。在钱学森的陪下，诸位开国元老步入高大宽敞的火箭总装车间。他们顿时兴奋起来，不知是哪位元勋欣喜地大声说道：“噢！好大的跨度，简直可以当跑马场喽！”
只见横卧在轨道上的一枚颀长硕大的火箭，光耀夺目，伸手可及。
在总装线上，一节火箭的箱体正在组装。巨大的火箭发动机已经搬上了支架，各种仪器正在检验，待装的各种部件摆放井然，技术人员在工作梯上有条不紊地工作着。
钱学森用手指弹了弹箱体，微有铮铮之声。他告诉朱老总等元勋：“这种箱体容积大，强度高，重量轻，经受各种模拟空中环境试验，质量优良。从这里总装出的箱体，即运载火箭的箭身，在历次飞行试验中，从未发生过事故。”朱老总、董老等听后都微笑着，频频点头，表示满意。
元老们兴致勃勃地将火箭总装车间看了一个够，问了许多问题，钱学森耐心而细致地作了介绍。视察结束了，当钱学森征询元老们还有什么指示时，朱老总指着一枚导弹意味深长地说道：“你们要把大家团结起来，好好干，早日把尖端武器搞出来。对付帝国主义，还是要靠这家伙！”
在场的科技人员都回答说：“请朱老总放心，我们一定好好干！”
这时，保卫人员走过来，把朱老总扶上了车，其他老帅们也先后上车。老帅们伏在车窗口依然张望着这个车间，流露出依依不舍的神情。
车队开走了，只有叶剑英还站在那里不曾上车。钱学森走近叶帅，问道：“叶帅，对我们还有啥指示？”
叶剑英说道：“可惜啊，你们今天没有请朱老总给职工们讲几句话。不过，明天总理还要来……”
大家一听总理要来，禁不住叫了起来：“太好了！太好了！”
叶剑英又问道：“你们知道总理为什么选在明天来？”
钱学森摇了摇头，其他人也不明其故。
叶剑英接着说道：“明天是‘9·13’，是林彪叛逃摔死一周年的日子。无巧不成书嘛！总理选择这样一个日子来运载火箭总装厂视察，是很有深刻的含义的。”钱学森若有所悟地点了点头。
叶剑英把钱学森叫到一边，压低声音说道：“明日总理来了，不讲话不好。这样大的事，这么多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么隆重的视察，没有一个人讲话，这不好！讲一讲话，也是对你们大家的鼓励嘛！”
钱学森难为情地回答说道：“我们大家都盼望总理讲话，只是，总理总是怕干扰生产，总是指示我们一切从简。请他讲话，怕是不好办呀！”
叶剑英思忖了一下，笑了笑道：“我来给你们参谋参谋。这样吧，当视察快要结束时，你们迅速把车间里穿白衣服的职工们集合起来，在这里坐下，等总理走过来，请他讲，他会讲的。”
钱学森连忙说道：“这样好，谢谢叶帅了。现在就请叶帅给大家讲几句吧！”
叶剑英摆摆手说道：“我就不讲了。”他看了一眼车间里的那枚火箭，突然大声说道：“我只是给你们丢下一句话，这个东西早日搞出来，国家需要它早日去放哨！”
叶剑英说罢，转身上车，匆匆地离去了。
叶剑英丢下的这一句话，言简意赅地表达了他对火箭总装车间全体职工乃至全体火箭、导弹研制者的殷切期望和热情鼓励。
很可惜，返回式卫星首次发射因运箭火箭某个部件的一根导线折断而失败。叶剑英知道失败的消息后，心情很沉痛，但他依然给在西北酒泉卫星发射基地组织发射卫星的钱学森打去电话，鼓励参试人员不要伤心，不要难过，要认真吸取一根导线的经验教训，继续努力，争取下次成功。
功夫不负有心人。1975年11月26日钱学森再次来到酒泉卫星发射场组织发射返回式卫星。载有返回式卫星的“长征二号”运载火箭成功起飞，将返回式卫星送入轨道后，基地测控系统实时跟踪，准确测量，迅速处理数据，很快得到了星箭分离的时间。11月29日，卫星在轨道运行到第47圈后，遥控站按时发出了卫星返回调姿遥控指令。中国的第一颗返回式卫星按预定时间返回了人间，并取得了预定的遥感试验资料。
我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返回式卫星，是继美国、苏联之后全世界第三个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射返回式卫星的国家。因此，当国内各大报纸纷纷公布了这一喜讯后，国际上立即引起较为强烈的反响。
叶剑英得知卫星成功返回大地后，欣喜万分。他审阅完关于返回式卫星的一份试验结果报告后，当即在这份报告上欣然批示：“返回式卫星有功！”
12月初，卫星回收舱空运到北京时，钱学森陪同叶剑英、邓小平参观了送回北京的卫星回收舱和拍摄回的大地照片。照片摆了一地毯。钱学森等人介绍这是欧洲，那是亚洲、北美洲……叶剑英、邓小平半蹲着拿起放大镜兴致勃勃地照着细观，偶有发现，还眉飞色舞地指给对方看。
当钱学森说道，秦岭山里的西安卫星测控中心是在几乎没有外国参考资料的情况下回收卫星成功的，叶剑英很高兴，大声吩咐道：“再给他们发一封贺电！”
秘书小声地提醒说：“叶帅，你已经发了两封贺电啦。”
“那——”叶剑英回忆着，随即自己也笑了，邓小平也笑了。
这件事表现了叶剑英为我国成功发射人造地球卫星十分高兴，也表现了他总是记着要为“两弹一星”的研制者给予鼓励。
作为元帅诗人的叶剑英，他还用富有艺术感染力、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诗词来表达对我国“两弹一星”研制者、参与者的热情鼓励。例如，在1978年3月作的《祝科学大会·调寄忆秦娥》词的下半阙写道：
神州九亿争飞跃，卫星电逝吴刚愕。
吴刚愕，九天月揽，五洋鳖捉。
钱学森用毛泽东手书的叶剑英的《远望》诗的诗名为远洋测量船命名 早在1965年我国第二次核武器试验成功之后，决定洲际导弹上马时，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的张爱萍就向中央专委会主任周恩来提出了研制远洋测量船的建议。钱学森极力支持这一建议。他说：“我国的原子弹已爆炸成功，导弹技术也取得了突破，下一步就该向洲际导弹技术进军了。但是我们的国土东西南北纵横最多只有5500公里，而洲际导弹的射程要在10000公里左右，我们要搞洲际导弹，就要有海上测量船。”中央很快就批准了。但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直到1967年7月18日，周恩来主持中央专委会会议，才确定了这一科研尖端项目，故称为“718”工程。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动乱致使这一工程犹如雾海巨浪上的扁舟，随时都有被颠覆的危险。
1972年4月的一个下午，叶剑英主持召开军委办公会议，讨论“718”工程是否上马的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国防科委副主任钱学森、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张春桥、国家计委主任余秋里、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彭绍辉、海军司令员肖劲光、“718”工程领导小组的周希汉等。
叶剑英想到即将研究的问题，不禁有些愤懑。美国和苏联已经各有两艘远洋测量船，并依靠远洋测量船在公海频繁地进行洲际导弹试验。而我国，从周总理主持中央专委会决定研制远洋测量船到如今，快8年了，计划仍停留在纸上，甚至“上”与“下”还扯不清。
与会者到齐后，叶剑英首先说：“周总理决定由我主持这次军委办公会议，专门讨论一下远洋测量船……现在，我们首先请钱学森同志介绍关于造船的必要性。”
在叶剑英和其他与会者的注视下，钱学森从专家的角度汇报说：“远程洲际导弹射程远，不同于我们以往的导弹试验，前面虽然已经进行了多次高弹道和低弹道短射程的飞行试验，但如果不经过全射程试验，是不足完全检验它的技术性能的，我们的导弹必须搞全程试验，没有远洋测量船是无法进行的……”
没等钱学森讲完，张春桥迫不及待地插话说：“我对造船的说过，我是大陆派。”
叶剑英压下对张春桥插话产生的怒火，对钱学森的汇报表示满意。钱学森继续说：“搞全程试验这是导弹的必由之路。……我们的导弹需要船，我们的国家也需要这样的船！”
随后，尽管李先念、余秋里、彭绍辉、肖劲光等都表示，支持钱学森的意见，但张春桥以各种借口，坚持他的反对意见。这时，大家都把目光投向叶剑英。叶剑英走到墙上挂着的巨幅世界地图前，向钱学森问清了洲际导弹降落海域后，严肃而激动地说：“从总理批准到如今，快8年了！难道还要再来一个‘抗战’不成！……中国正年轻，此时不造更待何时！”叶剑英走到周希汉面前说：“周希汉！你挺起腰杆干！过去李作鹏当工程领导组长，没干过一件实事，他垮台了，你挺起腰杆抓这件事，不要弹出来了，船还没有出来！”
最后，会议决定远洋测量船的研制工作要坚持下去。
叶剑英主持的这次会议，使中国的远洋测量船在乱世中顽强而艰难地萌生了胚胎！这也是科学家与元帅通力合作的结果，也是叶剑英与钱学森友谊的结晶。
后来，经过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总后、海军、空军、二炮及国家30多个部委、总局、中国科学院以及二十几个省市等单位的有关领导、专家和科技人员的共同奋战，远洋测量船“远望一号”、“远望二号”终于在1979年12月22日建成交付使用，并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此前，1977年7月和10月，这两艘航天远洋主测量船先后在上海江南造船厂剪彩下水时，已分别被命名为“东海号”和“北海号”，因与国家商船船名重复，远洋测量船基地指挥部请求上级重新命名。
当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的钱学森提出了一个绝好的命名方案：远洋测量船命名为“远望”号，这是叶剑英元帅的一首诗名，字体选用毛泽东主席的手迹。那么，叶剑英元帅的一首诗名，又何来毛泽东主席的手迹呢？这得从1964年秋，叶剑英在大连棒棰岛欣作七律《怀远》讲起。叶剑英这首诗首次发表于1965年10月16日《光明日报》：
忧患元元忆逝翁，红旗飘渺没遥空。
昏鸦三匝迷枯树，回雁兼程溯旧踪。
赤道雕弓能射虎，椰林匕首敢屠龙。
景升父子皆豚犬，旋转还凭革命功。
毛泽东非常喜欢这首诗。这年年底，毛泽东72寿辰之际，毛泽东的儿子毛岸青和儿媳邵华去祝寿，毛泽东当即挥毫，一字不错地背抄此诗，赠送儿子和儿媳。毛泽东在抄录时，还特意将原诗《怀远》改为《远望》，并加“在大连，棒棰岛”几个字。毛泽东改后，原诗的背景更加清晰，诗题的动宾结构变成偏正结构，突出“望”的主体风韵，读起来更加响亮动听，回味无穷。1976年12月28日，毛岸青和邵华特将父亲录写的《远望》影印件送给叶剑英，并附信写道：“父亲对伯伯是尊敬的，对伯伯的诗也是十分喜爱的。1966年元旦前，我们去看望父亲，父亲挥笔写了伯伯的《远望》一诗，以教育鼓励我们革命。父亲是那样喜爱伯伯的这首诗，不仅把诗中句句都入脑海，而且连什么时候，刊登在哪个报纸上都记得……”叶剑英十分高兴，向毛岸青、邵华借得原件，请国家文物局王冶秋加工制版，以为永久珍藏的纪念。
如今镶嵌在航天远洋测量船船头两侧的遒劲潇洒的草书“远望”二字，便是毛泽东当年的手迹。
钱学森不是文学家，不是诗人，但从这件，我们看到了这位科学大师的文学修养。用毛泽东手书的叶剑英的《远望》诗的诗名为我国航天远洋测量船命名，不仅十分恰当、巧妙，真可谓是“名副其实”，而且生动地表现了钱学森对叶剑英的爱戴和敬佩，当然也反映了他对毛泽东的崇敬。
主要参考文献
① 王文华编著：《钱学森实录》，四川出版集团、四川文艺出版社2009年12月版。
② 叶永烈著：《走近钱学森》，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11月版。
③ 滕叙兖著：《陈赓大将与哈军工》，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12月版。
④王文华著：《钱学森的情感世界》，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⑤《叶剑英选集》，人民出版社1996年3月版。
⑥ 潘敏主编：《钱学森研究》（2006），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版。
⑦ 魏根发、祁淑英著：《钱学森》，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2001年3月版。
⑧王英著：《钱学森学术思想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年9月版。
叶剑英当起了钱学森的学生
钱学森博士是中国火箭、导弹、航天事业的拓荒者和奠基人。他于1935年横渡太平洋，成为美国航空大师冯·卡门的高足。他参与了美国导弹的研制和美军尖端武器发展规划的制定等高度机密的工作。美国政府在总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军事技术工作时，对钱学森的科学贡献，给予很高的评价，赞扬他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无法估计的贡献”。
美国专栏作家米尔顿·维奥斯特对钱学森是这样评价的：“冯·卡门是空气动力学领域独一无二的大师，而钱（学森）的名望仅在他一人之下，钱是冯·卡门雄心与事业的继承者。”“作为一个火箭建筑师，极少的人能与他匹敌。”“钱是帮助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流军事强国的科学家的银河中的一颗明亮的星。”
由于美国当局对新中国的敌视，新中国成立之初钱学森准备回祖国效力，便遭到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调查”，甚至以“间谍”罪拘捕。在冯·卡门教授等美国科学界知名人士的营救下，身心受到严重伤害的钱学森步履蹒跚地走出了拘留所，接着，是5年失去自由的变相软禁……
钱学森在失去自由的这五年里为回国而不屈地抗争。由于中国政府和周恩来总理的外交努力，参加中美大使级谈判的王炳南大使与美方严正交涉，揭穿了他们阻挠钱学森归国的谎言，美国当局不得不批准钱学森回国。1955年10月8日，钱学森跨过深圳罗湖桥，终于回到了他日夜思念的祖国的怀抱。
钱学森到北京的第二天下午，周恩来总理邀请他及其夫人蒋英来到中南海。周总理紧紧握着钱学森的手，充满激情地说：“学森同志，欢迎你归来，我们的国家太需要你了！”几句话，说得钱学森浑身发热，一股暖流一下子流遍了全身，半晌说不出话来。党和国家的高度信任，让钱学森深为感动，他急于投入工作，要以自己的才智报效祖国。
中国科学院的领导理解钱学森的心情，他们建议钱学森在北京各处参观之后，还要到外地参观，为的是让他这个在美国生活了20多年的洋博士尽快熟悉中国的国情。吴有训副院长建议钱学森去东北参观，说：“中国重工业都集中在东三省，我想您先去东北吧！”
钱学森接受了这一建议，在中国科学院代表、力学家朱兆祥陪同之下，于1955年11月22日启程，到东北各地参观、访问。
钱学森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简称“哈军工”）受到专程从北京赶到哈尔滨的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哈军工院长、政委的陈赓大将的接见。在参观哈军工炮兵工程系火箭教授会（相当于教研室）的实验室时，该系副主任兼教授会主任任新民教授向钱学森介绍了室外固体火箭点火试车的实验。钱学森这才得知，中国也已经在着手火箭研究。钱学森对陈赓说：“任教授是你们的火箭专家，我今天有幸认识了他！”
陈赓马上抓住这一话题，问钱学森：“钱先生，你看我们中国人能不能搞导弹？”
钱学森不假思索，直率、胸有成竹地回答：“有什么不可能的！外国人能造出来，我们中国人同样能造出来。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
陈赓听罢，握着钱学森的手笑道：“钱先生，我就要您的这句话！”
当天晚上，陈赓在学院苏联专家俱乐部宴请了钱学森。在宴会上，陈赓和钱学森谈话的内容总是离不开火箭和导弹。钱学森在东北参观、访问一个月之后回到了北京。
1955年12月24日至26日，在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的要求和陈赓大将的组织安排下，钱学森在北京积水潭总政文工团排练场给在京的军事干部讲《导弹概论》，连讲三场，引起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们对导弹的极大兴趣。
那时候，导弹还只是刚刚冒出军事地平线。苏联、美国的人造卫星还没有上天，洲际导弹技术在国外也尚未突破。所以对于导弹究竟能不能成为一种重要的国防技术，一般人并没有明确的认识，甚至有很多人都还不知道导弹为何物。
身经百战，为新中国的诞生立下汗马功劳的贺龙、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元帅，都兴致勃勃地赶来听讲，当起了钱学森的学生。
钱学森详细地讲解火箭、导弹知识，分析导弹作为一种现代武器，应及早引起人们重视，并列入重点项目予以突破。他在黑板上写下“火箭军”三个字。他说，这“火箭军”，也就是导弹部队，是一支不同于现有的陆、海、空军的新型部队，是一支能够远距离、高准确度命中目标的部队，是现代化战争中极其重要的后起之秀。他的讲课深入浅出，形象生动，许多老将军都听得津津有味，并对这一尖端武器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由叶剑英提议，钱学森写出了我国导弹事业的奠基之作——《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
陈赓自从在哈军工宴请钱学森之后，回到家里，张口闭口都是“钱学森”，连他的孩子们都知道中国有个大科学家叫钱学森。陈赓后来还跑到时任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的叶剑英元帅家里，把自己与钱学森交谈的情况向他的“黄埔老师”鼓吹了一通。
叶剑英听了钱学森的讲课，又认真地了解钱学森不平凡的经历，深知钱学森是一位既有爱国精神又精通火箭、导弹技术的伟大科学家。他在听了陈赓的“鼓吹”之后，便急不可待地吩咐道：“陈赓啊，你就当个牵线人吧，请钱学森夫妇到我这里来吃顿便饭，日子嘛，我看就定在春节如何？”
“好哇！”陈赓一拍大腿，“大家在一起过年，就更有气氛了！”
陈赓就风风火火地去给钱学森下请柬。
1956年春节，即2月4日上午，一辆小汽车开进北京北海之滨的叶剑英元帅的大宅院。陈赓带路，和钱学森及其夫人蒋英一起向叶剑英的住宅走去。叶剑英穿着中式对襟棉袄从屋里出来，迎接钱学森夫妇。 这是充满轻松祥和气氛的家宴。席间，火箭和导弹自然成了宾主的主要话题。谈话的气氛也十分融洽，三人越谈越投机。
关于钱学森到叶剑英元帅家，当时的一个小女孩——叶剑英的干女儿戴晴（即傅小庆），后来在《我的义父——叶剑英》一文中，寥寥数语道及钱学森的到来，倒是颇有意思：
“我对导弹的最初认识就是来自他的亲口诠释。一天，那时我刚读初中，他请才从美国归来的钱学森夫妇吃饭。客人来到之前，他极为高兴地以几个孩子为对象，讲这马上来的人有多么了不起，是‘研究一种能追着飞机飞的炸弹的’。要不是凌子（即叶帅的二女儿叶向真）的坚决抵制，他恐怕会把家中所有的孩子都送进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钱学森所说的这种“能追着飞机飞的炸弹”引起叶剑英的极大兴趣，以致1960年戴晴中学毕业之后，被保送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导弹工程系学习。
叶剑英元帅是一员儒将，问得很仔细，问及研制导弹需要的人力和物力，需要设置怎样的研究机构，制订怎样的计划，等等。钱学森一一作了回答。
叶剑英听了钱学森的回答，知道了他研制导弹的设想，仿佛看到了中国发展导弹的蓝图，便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希望钱学森能出面在科学技术上主持这件事。发展祖国的尖端科学技术，这正是钱学森梦寐以求的夙愿。此时此刻，他与两位将帅的心是相通的。钱学森十分感谢将帅们对自己的信任。但是，他心中非常清楚，要在中国这样一块贫瘠的土地上建立起如此尖端的科学技术大厦，有着艰难的路程。尽管如此，为了祖国的繁荣昌盛，为了人民的幸福安定。他，只有迎难而上。
就这样，三人达成默契。
这次宴会，只有蒋英一人在吃，叶剑英兴奋得只顾说话，几乎没有吃什么。后来，他给大家各斟上一杯茅台酒，举杯为建立和发展中国火箭、导弹事业干杯！并语重心长地说：“中国科技比较落后，我们要迎头赶上，一百年太久，只争朝夕！”宴罢，陈赓认为应当抓紧时间向周恩来总理汇报。
这时，叶剑英看了看手表说：“今天军委办公厅举行舞会，可能会在那里找到周总理，咱们现在就去！”
于是，叶剑英、陈赓、钱学森乘坐一辆轿车，直奔军委办公厅所在地景山西侧的三座门。
不出叶剑英所料，果然周总理和众将军们在那里参加春节舞会，踏着优美的广东音乐舞曲，周恩来潇洒地翩翩起舞。一支舞曲刚停下来，叶剑英和陈赓就顾不得同别人打招呼，径直走向周总理。这天给首长伴舞的都是总政文工团舞蹈团的女演员。她们热情地与叶剑英打招呼，来到叶帅跟前，争着为他伴舞。叶剑英却非常客气地一一谢绝。
周总理把两臂交叠在胸前，认真听取叶剑英和陈赓的叙说，不时点点头，炯炯目光里闪动着兴奋的火花。
“好啊！”周总理听完他们的简短汇报，很爽快地说道：“我很赞同你们的想法。是不是请学森同志尽快提出一个书面意见来？”
说话间，周总理朝站在不远的钱学森走来，亲切地说：
“学森同志，刚才叶帅和陈赓同志向我谈了你们的想法。我认为这个想法很好，现在我交给你一个任务，请你尽快把你们的想法，包括组织机构的设置，人员的构成，以及时间规划等等，都写成一个书面意见，以便提交中央讨论。”
在叶剑英的大力支持和具体帮助下，1956年2月17日，一份由钱学森起草的《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递交到国务院。这个《意见书》就发展中国的导弹事业，从领导、科研、设计、生产等方面提出了建议。当时为保密起见，火箭、导弹这些敏感名词统统用“国防航空工业”来代表。钱学森指出，为了发展“国防航空工业”，需要设置专门的科研机构、试验场以及制造工厂，要培养大批年轻力量，要制订长远的规划。
《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是中国导弹事业的奠基之作。这份《意见书》受到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高度重视，各有关部门多次开会研究。
1956年2月21日，周恩来逐字逐句地审阅了这份《意见书》，作了一些修改，并在标题下面署上“钱学森”三个字。第二天，周恩来嘱秘书把《意见书》印发中央军委各委员。周恩来在送呈毛泽东审阅的那份打印稿上写道：“即送主席阅，这是我要钱学森写的意见，准备在今晚谈原子能时一谈。”周恩来所说的“原子能”，也就是原子弹。
正在这时，在北京西郊宾馆，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200多位科学家聚集在那里，研究制定《1956年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钱学森担任科学规划综合组组长。这个《规划纲要》确定了57项国家重要科学技术任务，其中的第37项——《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的规划，就是由钱学森根据《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中的相关内容，与王弼、沈元、任新民等专家合作完成的。
1956年3月14日，周恩来以中央军委会副主席的身份，在中南海西花厅主持召开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钱学森依照由叶剑英倡议写成的《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中的内容，在会议上作《发展我国导弹技术》的报告，赢得了军事首脑们的支持。国防部长彭德怀在会上明确提出，中国要搞原子弹和导弹。会议决定：建立导弹科学研究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简称“航委”），由周恩来总理、聂荣臻元帅和钱学森等筹备建立。“航空工业委员会”下设设计机构、科研机构和生产机构。
军委扩大会议结束后，周恩来总理立即把会议研究的结果上报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一个月后，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作出了我国发展导弹事业的决定。
1956年4月13日，国防部发出通知：国务院决定成立“航空工业委员会”（1958年改名为“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简称“国防科委”），直属国防部，聂荣臻任主任，钱学森等为委员。同年10月8日，中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周恩来任命钱学森为首任院长。
从此，钱学森开始了用生命和热情抒写自己作为新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领导人的辉煌历史。
叶剑英对“两弹一星”研制者的殷切期望和热情鼓励
对于研制返回式卫星，党中央和叶剑英十分重视。1972年8月，叶剑英为此专门召集会议，邀请钱学森汇报关于发射返程式卫星的研制工作情况。当他听完汇报后，特别强调：“研制成功返回式卫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希望。希望你们再接再励，一定要达到目的。”9月初，两枚远程运载火箭已经在北京运载火箭研究院装配总厂开始组装，可望于9月底测试完毕。钱学森等将这个情况写成报告呈送给了周恩来。周恩来看了这个报告很高兴。因为，火箭、导弹事业冲破了种种干扰，不断取得了新的进展。不久，周恩来转来指示：“叶帅很关心国防尖端科研工作，准备到装配运载火箭的车间视察，政治局、国务院业务组、军委办公会议的同志，能去看的都要去看看。” 周恩来还对这次视察工作做了细致周到的安排。他把到车间视察的人数、日期，甚至从几点钟开始，到几点钟结束，都交代得清清楚楚，并且还作了“六不”规定：不准搞群众欢迎场面，以免影响生产；不准事先预告，以免干扰生产；不要鼓掌，以保持其他车间的生产宁静；不许拍照、拍电影电视；不要搞糖果招待；不要搞欢送。
9月12日上午，钱学森提前来到运载火箭研究院装配总厂。下午4时正，朱德、董必武、叶剑英、徐向前、李富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乘车来到厂房门外面场地上。在钱学森的陪下，诸位开国元老步入高大宽敞的火箭总装车间。他们顿时兴奋起来，不知是哪位元勋欣喜地大声说道：“噢！好大的跨度，简直可以当跑马场喽！”
只见横卧在轨道上的一枚颀长硕大的火箭，光耀夺目，伸手可及。
在总装线上，一节火箭的箱体正在组装。巨大的火箭发动机已经搬上了支架，各种仪器正在检验，待装的各种部件摆放井然，技术人员在工作梯上有条不紊地工作着。
钱学森用手指弹了弹箱体，微有铮铮之声。他告诉朱老总等元勋：“这种箱体容积大，强度高，重量轻，经受各种模拟空中环境试验，质量优良。从这里总装出的箱体，即运载火箭的箭身，在历次飞行试验中，从未发生过事故。”朱老总、董老等听后都微笑着，频频点头，表示满意。
元老们兴致勃勃地将火箭总装车间看了一个够，问了许多问题，钱学森耐心而细致地作了介绍。视察结束了，当钱学森征询元老们还有什么指示时，朱老总指着一枚导弹意味深长地说道：“你们要把大家团结起来，好好干，早日把尖端武器搞出来。对付帝国主义，还是要靠这家伙！”
在场的科技人员都回答说：“请朱老总放心，我们一定好好干！”
这时，保卫人员走过来，把朱老总扶上了车，其他老帅们也先后上车。老帅们伏在车窗口依然张望着这个车间，流露出依依不舍的神情。
车队开走了，只有叶剑英还站在那里不曾上车。钱学森走近叶帅，问道：“叶帅，对我们还有啥指示？”
叶剑英说道：“可惜啊，你们今天没有请朱老总给职工们讲几句话。不过，明天总理还要来……”
大家一听总理要来，禁不住叫了起来：“太好了！太好了！”
叶剑英又问道：“你们知道总理为什么选在明天来？”
钱学森摇了摇头，其他人也不明其故。
叶剑英接着说道：“明天是‘9·13’，是林彪叛逃摔死一周年的日子。无巧不成书嘛！总理选择这样一个日子来运载火箭总装厂视察，是很有深刻的含义的。”钱学森若有所悟地点了点头。
叶剑英把钱学森叫到一边，压低声音说道：“明日总理来了，不讲话不好。这样大的事，这么多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么隆重的视察，没有一个人讲话，这不好！讲一讲话，也是对你们大家的鼓励嘛！”
钱学森难为情地回答说道：“我们大家都盼望总理讲话，只是，总理总是怕干扰生产，总是指示我们一切从简。请他讲话，怕是不好办呀！”
叶剑英思忖了一下，笑了笑道：“我来给你们参谋参谋。这样吧，当视察快要结束时，你们迅速把车间里穿白衣服的职工们集合起来，在这里坐下，等总理走过来，请他讲，他会讲的。”
钱学森连忙说道：“这样好，谢谢叶帅了。现在就请叶帅给大家讲几句吧！”
叶剑英摆摆手说道：“我就不讲了。”他看了一眼车间里的那枚火箭，突然大声说道：“我只是给你们丢下一句话，这个东西早日搞出来，国家需要它早日去放哨！”
叶剑英说罢，转身上车，匆匆地离去了。
叶剑英丢下的这一句话，言简意赅地表达了他对火箭总装车间全体职工乃至全体火箭、导弹研制者的殷切期望和热情鼓励。
很可惜，返回式卫星首次发射因运箭火箭某个部件的一根导线折断而失败。叶剑英知道失败的消息后，心情很沉痛，但他依然给在西北酒泉卫星发射基地组织发射卫星的钱学森打去电话，鼓励参试人员不要伤心，不要难过，要认真吸取一根导线的经验教训，继续努力，争取下次成功。
功夫不负有心人。1975年11月26日钱学森再次来到酒泉卫星发射场组织发射返回式卫星。载有返回式卫星的“长征二号”运载火箭成功起飞，将返回式卫星送入轨道后，基地测控系统实时跟踪，准确测量，迅速处理数据，很快得到了星箭分离的时间。11月29日，卫星在轨道运行到第47圈后，遥控站按时发出了卫星返回调姿遥控指令。中国的第一颗返回式卫星按预定时间返回了人间，并取得了预定的遥感试验资料。
我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返回式卫星，是继美国、苏联之后全世界第三个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射返回式卫星的国家。因此，当国内各大报纸纷纷公布了这一喜讯后，国际上立即引起较为强烈的反响。
叶剑英得知卫星成功返回大地后，欣喜万分。他审阅完关于返回式卫星的一份试验结果报告后，当即在这份报告上欣然批示：“返回式卫星有功！”
12月初，卫星回收舱空运到北京时，钱学森陪同叶剑英、邓小平参观了送回北京的卫星回收舱和拍摄回的大地照片。照片摆了一地毯。钱学森等人介绍这是欧洲，那是亚洲、北美洲……叶剑英、邓小平半蹲着拿起放大镜兴致勃勃地照着细观，偶有发现，还眉飞色舞地指给对方看。
当钱学森说道，秦岭山里的西安卫星测控中心是在几乎没有外国参考资料的情况下回收卫星成功的，叶剑英很高兴，大声吩咐道：“再给他们发一封贺电！”
秘书小声地提醒说：“叶帅，你已经发了两封贺电啦。”
“那——”叶剑英回忆着，随即自己也笑了，邓小平也笑了。
这件事表现了叶剑英为我国成功发射人造地球卫星十分高兴，也表现了他总是记着要为“两弹一星”的研制者给予鼓励。
作为元帅诗人的叶剑英，他还用富有艺术感染力、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诗词来表达对我国“两弹一星”研制者、参与者的热情鼓励。例如，在1978年3月作的《祝科学大会·调寄忆秦娥》词的下半阙写道：
神州九亿争飞跃，卫星电逝吴刚愕。
吴刚愕，九天月揽，五洋鳖捉。
钱学森用毛泽东手书的叶剑英的《远望》诗的诗名为远洋测量船命名 早在1965年我国第二次核武器试验成功之后，决定洲际导弹上马时，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的张爱萍就向中央专委会主任周恩来提出了研制远洋测量船的建议。钱学森极力支持这一建议。他说：“我国的原子弹已爆炸成功，导弹技术也取得了突破，下一步就该向洲际导弹技术进军了。但是我们的国土东西南北纵横最多只有5500公里，而洲际导弹的射程要在10000公里左右，我们要搞洲际导弹，就要有海上测量船。”中央很快就批准了。但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直到1967年7月18日，周恩来主持中央专委会会议，才确定了这一科研尖端项目，故称为“718”工程。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动乱致使这一工程犹如雾海巨浪上的扁舟，随时都有被颠覆的危险。
1972年4月的一个下午，叶剑英主持召开军委办公会议，讨论“718”工程是否上马的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国防科委副主任钱学森、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张春桥、国家计委主任余秋里、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彭绍辉、海军司令员肖劲光、“718”工程领导小组的周希汉等。
叶剑英想到即将研究的问题，不禁有些愤懑。美国和苏联已经各有两艘远洋测量船，并依靠远洋测量船在公海频繁地进行洲际导弹试验。而我国，从周总理主持中央专委会决定研制远洋测量船到如今，快8年了，计划仍停留在纸上，甚至“上”与“下”还扯不清。
与会者到齐后，叶剑英首先说：“周总理决定由我主持这次军委办公会议，专门讨论一下远洋测量船……现在，我们首先请钱学森同志介绍关于造船的必要性。”
在叶剑英和其他与会者的注视下，钱学森从专家的角度汇报说：“远程洲际导弹射程远，不同于我们以往的导弹试验，前面虽然已经进行了多次高弹道和低弹道短射程的飞行试验，但如果不经过全射程试验，是不足完全检验它的技术性能的，我们的导弹必须搞全程试验，没有远洋测量船是无法进行的……”
没等钱学森讲完，张春桥迫不及待地插话说：“我对造船的说过，我是大陆派。”
叶剑英压下对张春桥插话产生的怒火，对钱学森的汇报表示满意。钱学森继续说：“搞全程试验这是导弹的必由之路。……我们的导弹需要船，我们的国家也需要这样的船！”
随后，尽管李先念、余秋里、彭绍辉、肖劲光等都表示，支持钱学森的意见，但张春桥以各种借口，坚持他的反对意见。这时，大家都把目光投向叶剑英。叶剑英走到墙上挂着的巨幅世界地图前，向钱学森问清了洲际导弹降落海域后，严肃而激动地说：“从总理批准到如今，快8年了！难道还要再来一个‘抗战’不成！……中国正年轻，此时不造更待何时！”叶剑英走到周希汉面前说：“周希汉！你挺起腰杆干！过去李作鹏当工程领导组长，没干过一件实事，他垮台了，你挺起腰杆抓这件事，不要弹出来了，船还没有出来！”
最后，会议决定远洋测量船的研制工作要坚持下去。
叶剑英主持的这次会议，使中国的远洋测量船在乱世中顽强而艰难地萌生了胚胎！这也是科学家与元帅通力合作的结果，也是叶剑英与钱学森友谊的结晶。
后来，经过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总后、海军、空军、二炮及国家30多个部委、总局、中国科学院以及二十几个省市等单位的有关领导、专家和科技人员的共同奋战，远洋测量船“远望一号”、“远望二号”终于在1979年12月22日建成交付使用，并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此前，1977年7月和10月，这两艘航天远洋主测量船先后在上海江南造船厂剪彩下水时，已分别被命名为“东海号”和“北海号”，因与国家商船船名重复，远洋测量船基地指挥部请求上级重新命名。
当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的钱学森提出了一个绝好的命名方案：远洋测量船命名为“远望”号，这是叶剑英元帅的一首诗名，字体选用毛泽东主席的手迹。那么，叶剑英元帅的一首诗名，又何来毛泽东主席的手迹呢？这得从1964年秋，叶剑英在大连棒棰岛欣作七律《怀远》讲起。叶剑英这首诗首次发表于1965年10月16日《光明日报》：
忧患元元忆逝翁，红旗飘渺没遥空。
昏鸦三匝迷枯树，回雁兼程溯旧踪。
赤道雕弓能射虎，椰林匕首敢屠龙。
景升父子皆豚犬，旋转还凭革命功。
毛泽东非常喜欢这首诗。这年年底，毛泽东72寿辰之际，毛泽东的儿子毛岸青和儿媳邵华去祝寿，毛泽东当即挥毫，一字不错地背抄此诗，赠送儿子和儿媳。毛泽东在抄录时，还特意将原诗《怀远》改为《远望》，并加“在大连，棒棰岛”几个字。毛泽东改后，原诗的背景更加清晰，诗题的动宾结构变成偏正结构，突出“望”的主体风韵，读起来更加响亮动听，回味无穷。1976年12月28日，毛岸青和邵华特将父亲录写的《远望》影印件送给叶剑英，并附信写道：“父亲对伯伯是尊敬的，对伯伯的诗也是十分喜爱的。1966年元旦前，我们去看望父亲，父亲挥笔写了伯伯的《远望》一诗，以教育鼓励我们革命。父亲是那样喜爱伯伯的这首诗，不仅把诗中句句都入脑海，而且连什么时候，刊登在哪个报纸上都记得……”叶剑英十分高兴，向毛岸青、邵华借得原件，请国家文物局王冶秋加工制版，以为永久珍藏的纪念。
如今镶嵌在航天远洋测量船船头两侧的遒劲潇洒的草书“远望”二字，便是毛泽东当年的手迹。
钱学森不是文学家，不是诗人，但从这件，我们看到了这位科学大师的文学修养。用毛泽东手书的叶剑英的《远望》诗的诗名为我国航天远洋测量船命名，不仅十分恰当、巧妙，真可谓是“名副其实”，而且生动地表现了钱学森对叶剑英的爱戴和敬佩，当然也反映了他对毛泽东的崇敬。
主要参考文献
① 王文华编著：《钱学森实录》，四川出版集团、四川文艺出版社2009年12月版。
② 叶永烈著：《走近钱学森》，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11月版。
③ 滕叙兖著：《陈赓大将与哈军工》，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12月版。
④王文华著：《钱学森的情感世界》，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⑤《叶剑英选集》，人民出版社1996年3月版。
⑥ 潘敏主编：《钱学森研究》（2006），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版。
⑦ 魏根发、祁淑英著：《钱学森》，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2001年3月版。
⑧王英著：《钱学森学术思想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