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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幸福感是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的统一。影响幸福感的因素很多，社会养老保险是一种重要的收入分配手段，也是影响幸福感的重要经济因素。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状况和幸福感水平要求构建科学合理的社会养老保险体系，以实现其正溢出效应。
［关键词］幸福感；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
［中图分类号］Ｆ８４２.４［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９ — ２２３４（２０１1）０２ — ００６２ — ０２
幸福感不仅受到主观感受的影响，同样也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如何衡量主观的快乐和幸福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正是因为衡量的困难，传统经济学才采用了相对客观的收入和财富的衡量标准。考察温州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这一客观指标，重新审视社会经济总体发展和个体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可以从另一个侧面挖掘影响农民工幸福感的制约因素，提升他们的生活品质。
一、幸福感的内涵及其与社会养老保险的关系
幸福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也是主观幸福感与心理幸福感的统一。最早对幸福进行研究的是梭伦，他认为幸福是人所追求的最高目的，幸福在于善始善终；苏格拉底认为幸福是由智慧和知识决定的；德谟克利特认为幸福是正直和谨慎；柏拉图认为德性和智慧是人生的真幸福；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是关于人的功能之最充分的发挥；伊壁鸠鲁则认为幸福是一种快乐的体验；中世纪的宗教神学家们认为幸福只存在于天堂中，灵魂进入天堂和上帝统一起来，才是最高的幸福；费尔巴哈认为幸福就是生命本身，生活的东西都属于幸福〔１〕。此后，Neu-garten和Cantril对主观幸福感进行研究，Waterman和Ryff对心理幸福感的探索，以及我国学者邢占军的体验论主观幸福感和苗元江的综合幸福感的研究。概而言之，幸福感是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是主观和客观、享受与发展、理性与感性、快乐与意义、质与量的统一。幸福感的概念不仅包括对生活满意度的评价，还包括人生价值以及自我潜能的实现，是主观幸福感的快乐享受与心理幸福感的人格發展统一。
社会养老保险作为一种重要的收入分配机制，其与人们的幸福感虽不是一种线性关系，但却是影响幸福感的一项重要因素。经济的增长是社会养老保险发展的动力和保证，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一国社会养老保险发展的速度，同时，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健全，又促进了一国经济的发展。所以，经济的增长和社会养老保险之间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从经济的增长和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可以间接地看出社会养老保险和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有的学者认为，经济的增长和国民幸福水平呈正比例的关系；Easterlin悖论却发现经济增长的同时，幸福感并没有增加，反而有所下降；田国强、杨立岩认为经济增长和幸福是一种先升后降的关系；弗兰克和Carol Graham认为两者没有必然的联系。不同学者对于经济增长和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有不同的看法，由于研究的视角、手段、指标各异，不可能得出一个相同的结论。但是，没有一定的物质基础来谈幸福也是空谈。通过对历史的考察，我们发现确实存在一个与非物质初始禀赋正相关的临界水平。当收入没有达到这个临界水平之前，增加收入能够提高人们的幸福感，一旦达到或超过这个临界水平，增加收入反而会降低总体幸福水平。这个临界水平成为经济发展和幸福感线性关系发生改变的一个拐点，但对于这个拐点量化却存在诸如困难。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逐年增大，基尼系数已跨越警戒线。而农民工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还存在诸多缺憾，调节收入分配，实现社会公正和安定，提升农民工的幸福感，加强农民工的社会养老保险建设迫在眉睫。
二、温州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状况及其幸福感水平
温州农民工以数量多、外省人口比例高、年龄轻、文化程度低、流动性大、参保率低等为主要特点。2009年初，温州登记在册流动人口已达到330余万人，（2009年03月31日浙江在线新闻网站报道），而2008年末，温州本地户籍人口才799.8万人。大量的农民工涌入温州，为温州经济的腾飞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在参加社会养老保险方面却不尽人意。温州市总工会2006年的一次调查数据显示：在被调查的农民工中仅有24%参加养老保险。对于没有参加社会保险的原因，有54.8%的人认为是因为自己不知道，单位不给办理的占15.4%，是自己不愿参保的占23.2%〔２〕。赫林(2009)对228个温州农民工的调查结果显示：近87%的人没有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对以后如何养老，未采取任何措施的占被调查总数的39.2%，养儿防老者占20.5%，自己存钱养老的占15.4%，参加农村养老保险和其他形式的分别占了8%和4.2%，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只有12.7%，并且参保者多是企业中层领导、技术销售人员及老板的亲属和朋友〔３〕。农民工参保意识淡薄，自身流动性强是造成参保率低的重要原因。但是，企业对农民工办理社会养老保险积极性不高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农民工收入水平低，大部分生活在城市的最底层。经济状况差和没有归属感造成了温州农民工的心理落差较大，使他们无法融入都市的生活。杨松涛(2005)对681名温州市农民工调查结果显示：有近1/3的被调查者表示不适应都市生活，心理感到孤独，没有成就感和安全感，更没有依附感和归属感，56.9%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只是城市的过客〔４〕。吴静（2007）对浙江农民工的调查结果显示：农民工幸福感最高的是与家人的关系(3.75)，说明家庭关系的融洽是他们幸福生活最主要的源泉；他们对自己所处的阶层(2.35)及朋友的阶层(2.52)和社会保障状况(2.75)最不满意〔５〕。
上述调研数据说明，大量的温州农民工没有参加社会养老保险，收入水平较低，有的仅能维持基本的生活，和温州市人均年收入32588元①还有很大的差距。收入水平低下，导致抵御风险的能力大大下降，而没有社会养老保险更加增大了养老的风险。这一系列的因素，使农民工的幸福感大大下降，生活品质提高也无从谈起。对于农民工来讲，他们不仅关心自己的经济所得，同时也关心自己所处的环境效用所得。社会养老保险的缺失，无疑减少了他们的生活福祉，降低了他们的幸福感。
三、温州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的构建
近年来，各地在农民工养老保险的实践探索中取得了许多经验，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制度模式。相关学者也对各地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模式进行了总结，其中以杨翠迎的三分法和刘晓雪的四分法颇具代表意义。杨翠迎，郭金丰（2006）将农民工养老保险分为：扩面型、仿城型和综合型[6]。刘晓雪（2006）则从地方差异出发，依据地区经验，将农民工养老保险归纳为四类模式，即深圳模式、北京模式、上海模式和山西模式[7]。无论是何种模式，不同的只是划分标准，所反映的问题实质就是一个，农民工养老保险目前仍处于各行其是、各自为政的地区分割状态。在这种情形下，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的碎片化将会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如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社会保险关系跨地区转接、农民工参保积极性不高、养老风险增大等。
总结经验，结合当地实际，制定适合本地又能兼容其它养老保险模式的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也是提升农民工幸福感的又一重要途径。为了解决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问题，温州市人民政府于2007年印发了《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施办法的通知（温政发〔2007〕15号）》提出，要重视农民工的养老保险参保工作，有条件的县（市）可直接将稳定就业的农民工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已经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农民工，用人单位要继续按时足额为其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但是，通过以上的调研数据，我们可以看出，温州市农民工参保率不容乐观。因此，通过对全国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模式的考察，结合温州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的实际情况，贯彻浙江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意见，可以考虑将不同类别的农民工纳入不同的养老保险体系。对于温州农民工的分类依据户籍的不同可以简单地分为两类：一类是具有浙江省户籍的农民工；一类是具有外省户籍的农民工。具有浙江省户籍的农民工又可以分为稳定就业和非稳定就业两类。对于稳定就业的农民工要求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对于非稳定就业的农民工要求参加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并要求企业给予一定额度的补贴，补贴全部划入个人账户，两种保险形式可以相互转换。具有外省户籍的农民工按照要求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可以适当降低缴费基数或设定缴费档次，增加制度的吸引力和激励作用，并加强对参保企业的监督和加大对不按照规定参保的企业惩罚力度，真正实现应保尽保。外省户籍的农民工如有职业转换，按照要求转移养老保险关系，合并计算养老保险缴费年限，转移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基金，确保钱随人走，保证退休后的养老保险待遇。
四、温州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的正溢出效应
构建健全的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体系，不仅可以显著地增加他们抵御退休后的养老风险，而且可以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增加外出务工人员的幸福感，实现劳动力资源合理流动，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温州经济再次腾飞。
温州农民工数量多，工资水平也不高，工作条件比较差，居住条件恶劣。但这些阻止不了他们对幸福生活的追求，他们同样也希望和城里人一样的生活，到退休时有养老金领，可以安度晚年。目标理论认为，幸福感产生于需要的满足及目标的实现，目标和价值取向决定人的幸福感，是人们获得与维持幸福感的主要来源与依据。能有养老保障是每个农民工的人生理想和生活目标，当需求得不到满足时，就失去了幸福感的来源。判断理论认为，幸福感是自身用现实条件同某一标准进行比较判断而产生的感觉。这一标准可以是内在的，也可以是外在的。当现实条件优于标准时，主观幸福感则高；反之，当标准优于现实条件时，主观幸福感则低。农民工同样会拿自己生活的条件和其他人进行对比，就目前他们的生活状况而言，他们的主观幸福感是不高的。基于以上分析，保证他们老有所养，对提升他们的幸福感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幸福感的研究给我们的启示是，我们应该更加关注农民工，政府应该致力于改善农民工的生活条件，保障他们的养老保险权益，让他们有归属感和幸福感。
温州的消费水平比较高，购房压力巨大。对于农民工而言，他们大多数不可能在温州安家，他们最终还是选择离开。因此，对于作为负责人的政府而言，农民工在为城市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他们理应获得一定的回报。他们的养老保险权益应该切实得到保障，把满足农民工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提高农民工的福利作为发展经济的目标，真正提升他们的生活品质。
〔参考文献〕
〔1〕冯俊科.西方幸福论〔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
〔2〕叶忠华,王柏民.关于温州市农民工情况的调查〔J〕.中国工运,2008,(02):24.
〔3〕赫林.经济发达地区农民工社会保险现状分析—以温州市228名农民工为例〔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3):288.
〔4〕杨松涛.进城农民工的特点及生活境况—以温州市为例〔J〕.学术交流,2007,(04):157.
〔5〕吴静.浙江农民工幸福感调查研究〔J〕. 财经论丛, 2007,(06):16.
〔6〕楊翠迎,郭金丰.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运作的困境及其理论诠释〔J〕.浙江大学学报,2006,（05）：108.
〔7〕刘晓雪.积极探讨我国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J〕.上海农村经济,2006,（08）：23.
〔责任编辑：唐守祥〕
［关键词］幸福感；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
［中图分类号］Ｆ８４２.４［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９ — ２２３４（２０１1）０２ — ００６２ — ０２
幸福感不仅受到主观感受的影响，同样也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如何衡量主观的快乐和幸福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正是因为衡量的困难，传统经济学才采用了相对客观的收入和财富的衡量标准。考察温州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这一客观指标，重新审视社会经济总体发展和个体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可以从另一个侧面挖掘影响农民工幸福感的制约因素，提升他们的生活品质。
一、幸福感的内涵及其与社会养老保险的关系
幸福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也是主观幸福感与心理幸福感的统一。最早对幸福进行研究的是梭伦，他认为幸福是人所追求的最高目的，幸福在于善始善终；苏格拉底认为幸福是由智慧和知识决定的；德谟克利特认为幸福是正直和谨慎；柏拉图认为德性和智慧是人生的真幸福；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是关于人的功能之最充分的发挥；伊壁鸠鲁则认为幸福是一种快乐的体验；中世纪的宗教神学家们认为幸福只存在于天堂中，灵魂进入天堂和上帝统一起来，才是最高的幸福；费尔巴哈认为幸福就是生命本身，生活的东西都属于幸福〔１〕。此后，Neu-garten和Cantril对主观幸福感进行研究，Waterman和Ryff对心理幸福感的探索，以及我国学者邢占军的体验论主观幸福感和苗元江的综合幸福感的研究。概而言之，幸福感是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是主观和客观、享受与发展、理性与感性、快乐与意义、质与量的统一。幸福感的概念不仅包括对生活满意度的评价，还包括人生价值以及自我潜能的实现，是主观幸福感的快乐享受与心理幸福感的人格發展统一。
社会养老保险作为一种重要的收入分配机制，其与人们的幸福感虽不是一种线性关系，但却是影响幸福感的一项重要因素。经济的增长是社会养老保险发展的动力和保证，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一国社会养老保险发展的速度，同时，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健全，又促进了一国经济的发展。所以，经济的增长和社会养老保险之间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从经济的增长和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可以间接地看出社会养老保险和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有的学者认为，经济的增长和国民幸福水平呈正比例的关系；Easterlin悖论却发现经济增长的同时，幸福感并没有增加，反而有所下降；田国强、杨立岩认为经济增长和幸福是一种先升后降的关系；弗兰克和Carol Graham认为两者没有必然的联系。不同学者对于经济增长和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有不同的看法，由于研究的视角、手段、指标各异，不可能得出一个相同的结论。但是，没有一定的物质基础来谈幸福也是空谈。通过对历史的考察，我们发现确实存在一个与非物质初始禀赋正相关的临界水平。当收入没有达到这个临界水平之前，增加收入能够提高人们的幸福感，一旦达到或超过这个临界水平，增加收入反而会降低总体幸福水平。这个临界水平成为经济发展和幸福感线性关系发生改变的一个拐点，但对于这个拐点量化却存在诸如困难。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逐年增大，基尼系数已跨越警戒线。而农民工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还存在诸多缺憾，调节收入分配，实现社会公正和安定，提升农民工的幸福感，加强农民工的社会养老保险建设迫在眉睫。
二、温州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状况及其幸福感水平
温州农民工以数量多、外省人口比例高、年龄轻、文化程度低、流动性大、参保率低等为主要特点。2009年初，温州登记在册流动人口已达到330余万人，（2009年03月31日浙江在线新闻网站报道），而2008年末，温州本地户籍人口才799.8万人。大量的农民工涌入温州，为温州经济的腾飞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在参加社会养老保险方面却不尽人意。温州市总工会2006年的一次调查数据显示：在被调查的农民工中仅有24%参加养老保险。对于没有参加社会保险的原因，有54.8%的人认为是因为自己不知道，单位不给办理的占15.4%，是自己不愿参保的占23.2%〔２〕。赫林(2009)对228个温州农民工的调查结果显示：近87%的人没有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对以后如何养老，未采取任何措施的占被调查总数的39.2%，养儿防老者占20.5%，自己存钱养老的占15.4%，参加农村养老保险和其他形式的分别占了8%和4.2%，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只有12.7%，并且参保者多是企业中层领导、技术销售人员及老板的亲属和朋友〔３〕。农民工参保意识淡薄，自身流动性强是造成参保率低的重要原因。但是，企业对农民工办理社会养老保险积极性不高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农民工收入水平低，大部分生活在城市的最底层。经济状况差和没有归属感造成了温州农民工的心理落差较大，使他们无法融入都市的生活。杨松涛(2005)对681名温州市农民工调查结果显示：有近1/3的被调查者表示不适应都市生活，心理感到孤独，没有成就感和安全感，更没有依附感和归属感，56.9%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只是城市的过客〔４〕。吴静（2007）对浙江农民工的调查结果显示：农民工幸福感最高的是与家人的关系(3.75)，说明家庭关系的融洽是他们幸福生活最主要的源泉；他们对自己所处的阶层(2.35)及朋友的阶层(2.52)和社会保障状况(2.75)最不满意〔５〕。
上述调研数据说明，大量的温州农民工没有参加社会养老保险，收入水平较低，有的仅能维持基本的生活，和温州市人均年收入32588元①还有很大的差距。收入水平低下，导致抵御风险的能力大大下降，而没有社会养老保险更加增大了养老的风险。这一系列的因素，使农民工的幸福感大大下降，生活品质提高也无从谈起。对于农民工来讲，他们不仅关心自己的经济所得，同时也关心自己所处的环境效用所得。社会养老保险的缺失，无疑减少了他们的生活福祉，降低了他们的幸福感。
三、温州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的构建
近年来，各地在农民工养老保险的实践探索中取得了许多经验，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制度模式。相关学者也对各地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模式进行了总结，其中以杨翠迎的三分法和刘晓雪的四分法颇具代表意义。杨翠迎，郭金丰（2006）将农民工养老保险分为：扩面型、仿城型和综合型[6]。刘晓雪（2006）则从地方差异出发，依据地区经验，将农民工养老保险归纳为四类模式，即深圳模式、北京模式、上海模式和山西模式[7]。无论是何种模式，不同的只是划分标准，所反映的问题实质就是一个，农民工养老保险目前仍处于各行其是、各自为政的地区分割状态。在这种情形下，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的碎片化将会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如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社会保险关系跨地区转接、农民工参保积极性不高、养老风险增大等。
总结经验，结合当地实际，制定适合本地又能兼容其它养老保险模式的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也是提升农民工幸福感的又一重要途径。为了解决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问题，温州市人民政府于2007年印发了《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施办法的通知（温政发〔2007〕15号）》提出，要重视农民工的养老保险参保工作，有条件的县（市）可直接将稳定就业的农民工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已经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农民工，用人单位要继续按时足额为其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但是，通过以上的调研数据，我们可以看出，温州市农民工参保率不容乐观。因此，通过对全国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模式的考察，结合温州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的实际情况，贯彻浙江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意见，可以考虑将不同类别的农民工纳入不同的养老保险体系。对于温州农民工的分类依据户籍的不同可以简单地分为两类：一类是具有浙江省户籍的农民工；一类是具有外省户籍的农民工。具有浙江省户籍的农民工又可以分为稳定就业和非稳定就业两类。对于稳定就业的农民工要求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对于非稳定就业的农民工要求参加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并要求企业给予一定额度的补贴，补贴全部划入个人账户，两种保险形式可以相互转换。具有外省户籍的农民工按照要求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可以适当降低缴费基数或设定缴费档次，增加制度的吸引力和激励作用，并加强对参保企业的监督和加大对不按照规定参保的企业惩罚力度，真正实现应保尽保。外省户籍的农民工如有职业转换，按照要求转移养老保险关系，合并计算养老保险缴费年限，转移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基金，确保钱随人走，保证退休后的养老保险待遇。
四、温州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的正溢出效应
构建健全的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体系，不仅可以显著地增加他们抵御退休后的养老风险，而且可以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增加外出务工人员的幸福感，实现劳动力资源合理流动，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温州经济再次腾飞。
温州农民工数量多，工资水平也不高，工作条件比较差，居住条件恶劣。但这些阻止不了他们对幸福生活的追求，他们同样也希望和城里人一样的生活，到退休时有养老金领，可以安度晚年。目标理论认为，幸福感产生于需要的满足及目标的实现，目标和价值取向决定人的幸福感，是人们获得与维持幸福感的主要来源与依据。能有养老保障是每个农民工的人生理想和生活目标，当需求得不到满足时，就失去了幸福感的来源。判断理论认为，幸福感是自身用现实条件同某一标准进行比较判断而产生的感觉。这一标准可以是内在的，也可以是外在的。当现实条件优于标准时，主观幸福感则高；反之，当标准优于现实条件时，主观幸福感则低。农民工同样会拿自己生活的条件和其他人进行对比，就目前他们的生活状况而言，他们的主观幸福感是不高的。基于以上分析，保证他们老有所养，对提升他们的幸福感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幸福感的研究给我们的启示是，我们应该更加关注农民工，政府应该致力于改善农民工的生活条件，保障他们的养老保险权益，让他们有归属感和幸福感。
温州的消费水平比较高，购房压力巨大。对于农民工而言，他们大多数不可能在温州安家，他们最终还是选择离开。因此，对于作为负责人的政府而言，农民工在为城市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他们理应获得一定的回报。他们的养老保险权益应该切实得到保障，把满足农民工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提高农民工的福利作为发展经济的目标，真正提升他们的生活品质。
〔参考文献〕
〔1〕冯俊科.西方幸福论〔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
〔2〕叶忠华,王柏民.关于温州市农民工情况的调查〔J〕.中国工运,2008,(02):24.
〔3〕赫林.经济发达地区农民工社会保险现状分析—以温州市228名农民工为例〔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3):288.
〔4〕杨松涛.进城农民工的特点及生活境况—以温州市为例〔J〕.学术交流,2007,(04):157.
〔5〕吴静.浙江农民工幸福感调查研究〔J〕. 财经论丛, 2007,(06):16.
〔6〕楊翠迎,郭金丰.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运作的困境及其理论诠释〔J〕.浙江大学学报,2006,（05）：108.
〔7〕刘晓雪.积极探讨我国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J〕.上海农村经济,2006,（08）：23.
〔责任编辑：唐守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