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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农村空心化状况，关键还在人。古代乡村文化的繁荣，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社会精英的回归。
“无论官有多大，不论你走多远，不管你掙多少钱，总是要叶落归根的。”这是已经离开政坛6年的原南昌市市长李豆罗的感慨。从农民到市长，再从市长到农民，李豆罗在他的老家迎来了人生的第二春，成了影响一方的新乡贤。
近年来，空巢老人、留守儿童已经成为避不开的农村问题，农村空心化现象日益加剧，像李豆罗一样的“老干部”正在为乡村带来新动力。
然而，故土也不是那么容易回的，很多现实问题会形成掣肘力量，如何破解值得探讨。
空心的农村
“386199”，在很多场所，这串数字已经成为农村留守人群的代称，它代指在农村留守的妇女、儿童、老人。
“外面像个村，进村不见人，老屋少人住，地荒杂草生。”描绘的便是空心的农村。多个省份的调查报告显示，农村地区的空心化现象越来越严重。
《河南省社会治理发展报告（2016）》的研究团队对豫北地区的农村进行了问卷调查，该地区大部分农民外出从事建筑行业，村庄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出，留守妇女、留守老人、留守儿童成为村庄主体。
“空心村”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家庭结构的完整性受到破坏，许多夫妻长期两地分居，导致婚外恋、离婚率呈升高的趋势。
留守的老人大多感到孤独，身体健康状况较差。调查发现，67.1%的留守老人在日常生活中感到孤独或抑郁，66.7%的留守老人身体健康状况不是很好，医疗费用支出较大。
在农村留守群体中，留守儿童所占比重很大。全国妇联2015年6月的数据显示，全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已达到6102.55万。
《安徽蓝皮书：安徽社会发展报告（2016）》也指出安徽省农村“空心化”现象愈发严重。2015年底，安徽省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0.5%，农村人口大量进入城市。2014年全省外出农民工总量超过1800万人，跨省外出务工现象也很突出。
蓝皮书指出，农村空心化衍生出一系列社会问题。大量有知识、懂技术的农业劳动力流失，造成农业发展“后继无人”。农村留守群体的社会救助缺失，留守老人养老、医疗和留守儿童情感、教育等方面的问题突出。农村空心化造成村民自治虚弱，村民选举参与度低，农村干部素质降低。
城镇化速度不断加快的同时，乡村却走向凋敝。很多人回乡发现：原来长满庄稼和蔬菜的地方，现杂草丛生。除了春节，其他时候村里都是静悄悄的，在村里生活的人越来越少。
事实上，空心的乡村失去的不只是人，还有“魂”。乡村文化的传承断裂，很多传统习俗已经消失，传统礼节也不再受到重视。
呼唤新乡贤
缺人，留不住人，是当代乡村社会的尴尬现实。而改变农村空心化状况，关键还在人。古代乡村文化的繁荣，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社会精英的回归。“文官告老还乡，武将解甲归田”，是中国古代官吏的人生选择。这些回乡的文官武将推动了乡村的经济、文化发展。
“中国历史上长期形成的‘告老还乡’传统，对解决当下农村‘空心化’积弊，对缓解大城市过于拥挤、不堪重负等‘城市病’，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安徽省社科院研究员钱念孙表示。
凋敝的乡村需要新乡贤注入活力，很多离退休人员也需要一方天地再尽其才。钱念孙分析，生活条件改善和生活品质的提高，现在60岁左右的人一般身体都较好，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工商企业界人士、文化科技教育医疗等领域专家学者等，曾经有为有位，经验丰富、人脉广泛，若告老返乡则可发挥多方面作用。他们不仅能为美好乡村建设出谋划策、聚集资源、躬行实践，而且还能以自己的见识及生活方式垂范乡邻、传播文明、改善乡村风气。
今年1月2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离退休干部工作的意见》，强调发挥离退休干部的独特优势。
“十三五”规划纲要在“加快建设美丽宜居乡村”一节中明确提出，培育文明乡风、优良家风、新乡贤文化。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于建嵘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掘更多的新乡贤，让他们积极参与到未来的乡村社会治理中，对于“多元”治理主体的构建以及实现乡村的“善治”意义重大。
今年以来，全国各地纷纷推举乡贤，倡导新乡贤文化，有些地方甚至出现滥竽充数、乱树典型的现象。“提倡乡贤文化是对的，但新乡贤要有一定的标准。”于建嵘说，“他们是在农村社会有公信力的人，很公道，有知识，懂法律，也有协调能力，能把事情办成，在村民中有威信，村民愿意听从他们的意见。”
他向《民生周刊》记者强调，新乡贤不一定很有钱，但也基本衣食无忧。他们不一定具有权力，但在农村社会有影响力，有一种精神力量，有一定示范性。
还乡，并不容易
“想回也回不去了。”在采访中，一位退休老人这样告诉《民生周刊》记者。他二十来岁就到北京，现在退休了，子女也都在北京工作。“回去住哪里呢？我的户口在北京，老家连宅基地都没有了。”
他担心的还不止住房的问题，“农村医疗条件太差了，万一有什么急病，从村里到县里的医院要一个多小时。而且医疗保险在老家也没法用。”
湖北黄石市工商局副局长张友山退休后，回到家乡田垅村担任村支书。他住在村党员群众服务中心，生活很简单。只是他患有糖尿病，要用胰岛素，每个月必须去黄石一趟，一次购买一个月的用量。
户籍管理制度在早年就割断了来自农村的官员与家乡的联系，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也阻碍了他们的返乡路。尽管乡愁浓烈，但返回故土千难万难。
即便能克服这些困难，多年在外，村民会怎么看待他们的归来也不可知。让李豆罗感到最委屈的是，有些村民不理解他，甚至恶意揣测他是在外面捞不到钱了，回村子里继续贪。
一些退休人员担心，村民对自己期望太高，一旦自己无法给当地带来发展，不能给村民带来实惠，回去会很尴尬。
古代官员可以告老还乡，也可以再次出仕、致仕，不存在制度上的障碍。“人才的双向流动机制已经不存在了。”于建嵘说。他认为，医疗保险等问题一时也很难解决，也只能慢慢来。而乡贤的形成也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不能强求。
对于这种故土难回的现象，不少学者建议政府出台一些政策，为返乡的退休人员解决一些实际的生活问题。
“无论官有多大，不论你走多远，不管你掙多少钱，总是要叶落归根的。”这是已经离开政坛6年的原南昌市市长李豆罗的感慨。从农民到市长，再从市长到农民，李豆罗在他的老家迎来了人生的第二春，成了影响一方的新乡贤。
近年来，空巢老人、留守儿童已经成为避不开的农村问题，农村空心化现象日益加剧，像李豆罗一样的“老干部”正在为乡村带来新动力。
然而，故土也不是那么容易回的，很多现实问题会形成掣肘力量，如何破解值得探讨。
空心的农村
“386199”，在很多场所，这串数字已经成为农村留守人群的代称，它代指在农村留守的妇女、儿童、老人。
“外面像个村，进村不见人，老屋少人住，地荒杂草生。”描绘的便是空心的农村。多个省份的调查报告显示，农村地区的空心化现象越来越严重。
《河南省社会治理发展报告（2016）》的研究团队对豫北地区的农村进行了问卷调查，该地区大部分农民外出从事建筑行业，村庄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出，留守妇女、留守老人、留守儿童成为村庄主体。
“空心村”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家庭结构的完整性受到破坏，许多夫妻长期两地分居，导致婚外恋、离婚率呈升高的趋势。
留守的老人大多感到孤独，身体健康状况较差。调查发现，67.1%的留守老人在日常生活中感到孤独或抑郁，66.7%的留守老人身体健康状况不是很好，医疗费用支出较大。
在农村留守群体中，留守儿童所占比重很大。全国妇联2015年6月的数据显示，全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已达到6102.55万。
《安徽蓝皮书：安徽社会发展报告（2016）》也指出安徽省农村“空心化”现象愈发严重。2015年底，安徽省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0.5%，农村人口大量进入城市。2014年全省外出农民工总量超过1800万人，跨省外出务工现象也很突出。
蓝皮书指出，农村空心化衍生出一系列社会问题。大量有知识、懂技术的农业劳动力流失，造成农业发展“后继无人”。农村留守群体的社会救助缺失，留守老人养老、医疗和留守儿童情感、教育等方面的问题突出。农村空心化造成村民自治虚弱，村民选举参与度低，农村干部素质降低。
城镇化速度不断加快的同时，乡村却走向凋敝。很多人回乡发现：原来长满庄稼和蔬菜的地方，现杂草丛生。除了春节，其他时候村里都是静悄悄的，在村里生活的人越来越少。
事实上，空心的乡村失去的不只是人，还有“魂”。乡村文化的传承断裂，很多传统习俗已经消失，传统礼节也不再受到重视。
呼唤新乡贤
缺人，留不住人，是当代乡村社会的尴尬现实。而改变农村空心化状况，关键还在人。古代乡村文化的繁荣，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社会精英的回归。“文官告老还乡，武将解甲归田”，是中国古代官吏的人生选择。这些回乡的文官武将推动了乡村的经济、文化发展。
“中国历史上长期形成的‘告老还乡’传统，对解决当下农村‘空心化’积弊，对缓解大城市过于拥挤、不堪重负等‘城市病’，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安徽省社科院研究员钱念孙表示。
凋敝的乡村需要新乡贤注入活力，很多离退休人员也需要一方天地再尽其才。钱念孙分析，生活条件改善和生活品质的提高，现在60岁左右的人一般身体都较好，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工商企业界人士、文化科技教育医疗等领域专家学者等，曾经有为有位，经验丰富、人脉广泛，若告老返乡则可发挥多方面作用。他们不仅能为美好乡村建设出谋划策、聚集资源、躬行实践，而且还能以自己的见识及生活方式垂范乡邻、传播文明、改善乡村风气。
今年1月2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离退休干部工作的意见》，强调发挥离退休干部的独特优势。
“十三五”规划纲要在“加快建设美丽宜居乡村”一节中明确提出，培育文明乡风、优良家风、新乡贤文化。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于建嵘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掘更多的新乡贤，让他们积极参与到未来的乡村社会治理中，对于“多元”治理主体的构建以及实现乡村的“善治”意义重大。
今年以来，全国各地纷纷推举乡贤，倡导新乡贤文化，有些地方甚至出现滥竽充数、乱树典型的现象。“提倡乡贤文化是对的，但新乡贤要有一定的标准。”于建嵘说，“他们是在农村社会有公信力的人，很公道，有知识，懂法律，也有协调能力，能把事情办成，在村民中有威信，村民愿意听从他们的意见。”
他向《民生周刊》记者强调，新乡贤不一定很有钱，但也基本衣食无忧。他们不一定具有权力，但在农村社会有影响力，有一种精神力量，有一定示范性。
还乡，并不容易
“想回也回不去了。”在采访中，一位退休老人这样告诉《民生周刊》记者。他二十来岁就到北京，现在退休了，子女也都在北京工作。“回去住哪里呢？我的户口在北京，老家连宅基地都没有了。”
他担心的还不止住房的问题，“农村医疗条件太差了，万一有什么急病，从村里到县里的医院要一个多小时。而且医疗保险在老家也没法用。”
湖北黄石市工商局副局长张友山退休后，回到家乡田垅村担任村支书。他住在村党员群众服务中心，生活很简单。只是他患有糖尿病，要用胰岛素，每个月必须去黄石一趟，一次购买一个月的用量。
户籍管理制度在早年就割断了来自农村的官员与家乡的联系，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也阻碍了他们的返乡路。尽管乡愁浓烈，但返回故土千难万难。
即便能克服这些困难，多年在外，村民会怎么看待他们的归来也不可知。让李豆罗感到最委屈的是，有些村民不理解他，甚至恶意揣测他是在外面捞不到钱了，回村子里继续贪。
一些退休人员担心，村民对自己期望太高，一旦自己无法给当地带来发展，不能给村民带来实惠，回去会很尴尬。
古代官员可以告老还乡，也可以再次出仕、致仕，不存在制度上的障碍。“人才的双向流动机制已经不存在了。”于建嵘说。他认为，医疗保险等问题一时也很难解决，也只能慢慢来。而乡贤的形成也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不能强求。
对于这种故土难回的现象，不少学者建议政府出台一些政策，为返乡的退休人员解决一些实际的生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