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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早期的口语诗歌体在经历过五四运动之后逐渐被其他流派的诗歌体取代，现代诗歌在手法上在向西方学习的同时偏向用各种修辞手法来表现诗意，使得诗歌的诗意表达过度依赖修辞，而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口语诗歌写作再次兴起，关于诗歌创作形式的讨论成为热点。本文以张执浩的诗歌为例，来阐明诗歌口语化与修辞空心化的关联性发展，以及探讨口语式诗歌应如何更好地放下“修辞”这个抓手。回归语言本质、融入本土语言的文化底蕴，为口语诗歌体在未来发展中寻找到更为广阔的价值和意义空间。
关键词：现代口语诗歌 修辞空心化 张执浩
自五四运动之后，白话文口语写作进入公众视野。而口语写作则从胡适时期以单纯地为写作而写作，转化成如今后朦胧诗派的艺术旗帜。诗歌的口语化成为一种革命工具，成为当今诗歌文坛中不断推陈出新的写作概念。“他们”诗群作为八十年代后期口语诗写作的重要阵地，其中的代表诗人韩东提出了 “诗到语言为止”的概念，讲求当诗歌不再成为政治和历史的工具时，如何挖掘诗歌问题语言当中的纯粹意识，而另一诗歌代表于坚则提出“拒绝隐喻”的口号，认为诗歌在历史的阅读经验判断中，已经带有了先入为主的思想意识，诗歌的语句已经不再是原本的语句，被长期以来隐喻所造成的阅读惯性而束缚了诗歌真正的内涵。而张执浩作为当下口语诗歌的另一重要人物，其诗歌作品也极具有个人特色。
张执浩 ，生于1965年阴历8月18日，湖北荆门人，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2018年8月11日，其作品《高原上的野花》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他被很多评论家称为“本色诗人”，其特色是有选择性地以细碎的笔法描绘生活面貌，而不加过多的修饰和美化，以一种真实的语言记录，达到真正生活中的诗意，使诗歌能够融汇在生活中，而不仅仅作为一种工具和手段。
虽然如今的口语体诗歌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实际上对于口语体诗歌的判断还是没有一个较为明确的标准。并且正是因为这样并不明确的标准，使得如今现代诗坛对于口语体诗歌褒贬不一。在以上的表达意涵中，可以看出来，当诗歌与口语体结合时，必将带来形式上的变化，而本文则通过对于张执浩的诗歌进行分析，来论述口语化诗歌体修辞空心化的过程，其次分析修辞空心化与诗歌的诗性表达的具体关联，并提出如何在口语式的诗歌中通过修辞空心化获得更好的诗意效果。
一、口语诗歌体的判标
关于口语诗歌体，长期以来无论是大众还是文学评论界对此都说法不一。口语诗歌体，是现当代新诗发展到第三代时所产生的主要特征，因此也往往将第三代诗歌体当作口语诗歌体。虽然诗歌界目前对于口语诗歌体并没有一个准确的判断标准，但是基本上都认为口语诗歌的表现形式即为“非诗”，主要原因是因为第三代诗歌摒弃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朦胧派诗歌体所大量运用的修辞手法，减轻了修辞在诗歌中所占的分量。也就是说，在第三代诗歌中，诗歌的修辞性应用并非成为判断诗歌好坏的主要依据，而诗歌的诗意表达也并不会因缺少了大量的修辞而受到影响。但是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目前仍有大量的学者认为第三代诗歌是一种缺少诗性的诗歌模式，并且对于何者是口语化诗歌存在巨大的争议。然而，虽然口语化诗歌表现出较多的生活流意识，而缺少典型的修辞手法，使人感觉与传统的诗歌形式相悖，但“非诗”化并不表示其诗性的丧失。一首诗歌的好坏，取决于其主题是否能够与语言所表达出来的意境形成一致性，并且在此基础上能够具有感染性和影响性。21世纪的现代诗歌具有极其广泛的创作群体和阅读群体，一方面网络信息更新的快速化以及生活环境的多元化，诗歌的内容不应该纠结于使用大量譬喻的传统手法而将不断出现的新事物所造成的新意象拒之门外，另一方面面对前所未有的如此庞大的创作和阅读群众，诗歌更不应该利用过多的修辞譬喻将己继续放入圣坛，口语化诗歌的出现正好就是将诗歌还给人民大众的具体表现。正如于坚所说：“这个充满伪知识的世界把诗歌变成了知识、神学、修辞学、读后感。真正的诗歌只是诗歌。诗歌是第一性的，是最直接的智慧，它不需要知识、主义的阐释，它不是知识、主义的复述。”a这将打破传统的诗歌是诗人一个人的作品的状况，口语诗歌体将会更加具有说服性和共鸣性。
在此基础之上，笔者提出修辞空心化的概念，进一步在创作层面对口语诗歌体加以规范。修辞空心化并不代表完全没有修辞，而是说在尽可能地减少修辞手法的使用，但是仍然需要保留一些例如比喻、拟人、夸张等手法的应用，还原诗歌语言最原始的真实面貌。传统的诗歌语言过分依赖修辞所带来的好处，导致大众对于诗歌产生了晦涩难懂的阅读惯性，更使得现代汉语在创造诗歌方面的优势难以体现，但是口语化诗歌正是在不断摆脱这一点。口语诗歌可以应用最平实的叙述语言来表达出独特的诗歌意境，正如台湾学者陈大为所说：“事情本身不是重点，腔调才是功夫所在。”b现代诗歌的口语化是脱离了变革的强烈影响，不再是一种用来普世的语言。“五四”时代的白话诗偏向口语，仅仅是因为处于变革的影响，诗歌更像是语言口语化的一个托词，审美感极低，而实用性强。如今的现代诗歌的过程则是在现代汉语发展如此成熟的当下，展现出来的一种新的诗歌审美情趣。因此修辞空心化必然会成为口语诗歌的一个重要特征。
二、张执浩口语诗歌研究
第三代诗歌体发展到现在，涌现出众多优秀的诗人，而张执浩则是其中一位极具有影响力的代表性人物。张执浩的代表作品大多都以较为朴素的意象呈现出厚重浑圆的思想，他作为一个极其自觉的诗人，能够沉浸在生活中挖掘出最為朴素的诗意与真理。他的诗歌乍看只是以单纯的叙述视角描绘简单的生活图景，但是细读领略之后会发现其中的奥妙所在，他的诗歌能极其精准地把握日常生活语言，并从中筛选以及锤炼出极其筋道的诗歌余味。因此，张执浩的诗歌就是通过去修辞化的口语化表达，使其内在的结构、意境、主题都达到了一种全新的诗歌审美层面。
张执浩的诗歌具有极其细致的情感肌理，他的有些诗歌就像是在喃喃细语，不加粉饰，像梦话一般却极带有鲜活的生命温度： 如果根茎能说话/它会先说黑暗，再说光明/它会告诉你：黑暗中没有国家/光明中不分你我/这里是潮湿的，那里干燥/蚯蚓穿过一座孤坟大概需要半生/而蚂蚁爬上树顶只是为了一片叶芽/如果根茎能说话/它会说地下比地上好/死去的母亲仍然活着/今年她十一岁了/十一年来我只见过一次她/如果根茎继续说/它会说到我小时候曾坐在树下/拿一把铲子，对着地球/轻轻地挖（《如果根茎能说话》）
这首诗一开始只是简单地利用“根茎”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事物来起兴，看似毫无诗意的意象却暗示了一种生活化的叙述背景，与口语表达互为相应。而在这样平淡的表达意识中却暗暗深入，逐渐形成了鲜明的形象对比“黑暗”与“光明”、“国家”与“你我”、“潮湿”与“干燥”，极具哲理内涵。接着在较为广阔的思辨情绪中转入自我的情感表达，而这样的转换也只是通过非常平淡的口语叙述“蚯蚓穿过一座孤坟”“蚂蚁爬上树顶”，使得情感转换非常自然，而对于个人的情感抒发则仍继续使用不带有修辞性的口语化表达，却显得亲切又沉重，由对母亲去世的回忆转到以“我”的童年落笔，同时将“地球”这样看似庞大的意象放置结尾，但是实则蕴含了童年的无限的想象力以及对其的深刻追忆。整首诗将并不常见甚至有些矛盾的意象搁置在一起，并用口语化的形式表达出来，形成了将自我人生与宇宙空间相连的审美特性，既富有哲理意味同时又具有个人情感寄托。由此可见，修辞空心化的口语表达并不影响诗歌内涵空间的拓展以及韵味的抒发。
除了反复使用意象叙事之外，张执浩还会从极其繁杂的人生事件当中抽取相应的日常语言片段，用恰到好处的框架来构建出适当的诗意组合：
張万山有田地二百多亩/张德清为了读书，卖地/最后病逝于沙洋监狱/张邦林是下中农/一生受困于“历史不清楚”/我问过我哥哥张正炳：/“你有多少地？”/他说大概五十亩/最近一次回去我见他/不时眺望东南面的一座高楼/一座拔地而起的灰色建筑/“很快就要搬进去了，”他/嘀咕道：“分了我们家四套……”/那天晚上我们围坐在鲫鱼火锅旁/我们在沸腾的锅汤里辨认/哪条鱼是自己钓上来的/我父亲还在一旁活着/除了衰老和疾病/除了死后葬在哪里/再也没有什么能困扰他了（《家世》）
这首诗以一个宏大的主题来命名，但是落笔于极其细碎的日常话语，把家族过去的人物与如今的现实生活相连，选取了最为代表性的意象“土地”，既反映了小人物在历史事件中的生存状态，也着重了“我”这个角色在面对家庭发展与社会变迁中的思考以及感情寄托。这样的叙事手法并不是没有依赖复杂的修辞技巧，而是以一个中心意象为轴，甄选出最本质的言语表达。而且张执浩的语言并不受传统修辞法的限制，巧妙地应用词语的组合，来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我父亲还在一旁活着”这样的语言组合并未使用任何修辞技巧，然而却巧妙地颠覆了传统语境下的读者阅读预期，并且在后面承接上述情感基调“疾病和衰老”“死后的葬身之地”这样的叙述话语，使得整个诗歌的感情层次更加具有浓厚的底蕴，且与前面的家世历史形成接续，落实到今人的状态。这样的叙述使得张执浩的诗歌虽然没有过多的修饰，但是超越了修辞技巧带来的艺术表达效果。
在传统的文学创作过程当中，“隐喻”修辞手法被认为是一种高妙的技巧使用，但是在现代口语诗歌当中，张执浩诗歌的“隐喻”并不指单修辞学上的含义，诗歌并不是简单地纠结于单个句子或者词语的使用，而是将深刻的主题置于一整个诗歌脉络当中，使得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更是一种享受，而非一种晦涩的猜测：
春雷响了三声/冷雨下了一夜/好几次我走到窗前看那些/慌张的雪片/以为它们是世上最无足轻重的人/那样飘过，斜着身体/触地即死/它们也有改变现实的愿望，也有/无力改变的悲戚/如同你我认识这么久了/仍然需要一道又一道闪电/才能看清彼此的处境（《雨夹雪》）
这首诗选用的是非常常见的自然意象，并且在段落行间之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作者对于意象的使用是另有所指，例如“慌张的雪片”“触地即死”，这样看上去好像陌生化的语言实则就已经并不再是修辞学上的“隐喻”了。诗歌中的“隐喻”的产生是来自与读者的揣摩和再三反思，因此这首诗歌对于一个并不懂诗歌美学的人来说都能看得出来其背后的某种指向。也就是说作者并没有与诗中的单个词进行纠缠，而是通过整首诗来塑造出一个真正的意义指向，指向一个更为重要的主题。诗人抒写这首诗时，自己似乎就成为在结尾中的那个诗中人，通过对于窗外环境的观察与想象，以及回到屋内面对到现实的思考，将自然事物之间的关系不露声色地转移到了人的社会当中，诗人通过这样的描写展现出对于人生境遇的思考与态度，并且其标题“雨夹雪”也与此相照应，形成了一种隐含的思想主题。
三、口语诗歌与修辞应用
针对上述的分析可以再次证明，修辞空心化的状态并不代表完全取消修辞手法的使用，而是说整首诗的诗意化表达并不依赖于修辞。优秀的口语化诗歌在使用修辞的时候，并不会把修辞作为一个最主要的媒介，诗歌中的修辞仅仅是作为一种装饰存在于诗歌当中，它可能是协助诗意的表达或者协调诗歌的韵律感而存在于诗歌当中。就比如说在刚刚的诗歌当中，《如果根茎能说话》一文，主要应用了起兴和拟人的修辞手法， 协调了全诗的音韵，帮助全诗主题的表达。在《家世》当中，诗人更是几乎没有应用任何修辞手法，但是通过事件与事件的有机排列叙述，阐释出了一种口语诗歌特有的沧桑感。而在《雨夹雪》一诗当中，表面上来看也只仅仅是用作了一个简单的拟人的修辞，描绘雪片的状态，并没有在修辞的基础上再加以升华，而是转入对于自我境地的描述，这样的描述也并没有依赖修辞，而是独到的经验语言的组合。
在这里要特别强调一点关于“隐喻”这种修辞手法的使用。从本质上来说，普遍意义上的“隐喻”其实也就是修辞学上所讲的“暗喻”，这样的修辞手法的成功使用是基于各种文化因素和生活经验，使得读者在阅读作品时获得一种文本之外的联想与思考。这种手法的使用常见于各种文学体裁作品当中，而且在长期以来，都认为诗歌是所有文学题材中最带有隐喻性质的。那么按着这样来说，似乎只要是诗歌，就没有办法脱离掉“隐喻”的阴影了？
关键词：现代口语诗歌 修辞空心化 张执浩
自五四运动之后，白话文口语写作进入公众视野。而口语写作则从胡适时期以单纯地为写作而写作，转化成如今后朦胧诗派的艺术旗帜。诗歌的口语化成为一种革命工具，成为当今诗歌文坛中不断推陈出新的写作概念。“他们”诗群作为八十年代后期口语诗写作的重要阵地，其中的代表诗人韩东提出了 “诗到语言为止”的概念，讲求当诗歌不再成为政治和历史的工具时，如何挖掘诗歌问题语言当中的纯粹意识，而另一诗歌代表于坚则提出“拒绝隐喻”的口号，认为诗歌在历史的阅读经验判断中，已经带有了先入为主的思想意识，诗歌的语句已经不再是原本的语句，被长期以来隐喻所造成的阅读惯性而束缚了诗歌真正的内涵。而张执浩作为当下口语诗歌的另一重要人物，其诗歌作品也极具有个人特色。
张执浩 ，生于1965年阴历8月18日，湖北荆门人，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2018年8月11日，其作品《高原上的野花》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他被很多评论家称为“本色诗人”，其特色是有选择性地以细碎的笔法描绘生活面貌，而不加过多的修饰和美化，以一种真实的语言记录，达到真正生活中的诗意，使诗歌能够融汇在生活中，而不仅仅作为一种工具和手段。
虽然如今的口语体诗歌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实际上对于口语体诗歌的判断还是没有一个较为明确的标准。并且正是因为这样并不明确的标准，使得如今现代诗坛对于口语体诗歌褒贬不一。在以上的表达意涵中，可以看出来，当诗歌与口语体结合时，必将带来形式上的变化，而本文则通过对于张执浩的诗歌进行分析，来论述口语化诗歌体修辞空心化的过程，其次分析修辞空心化与诗歌的诗性表达的具体关联，并提出如何在口语式的诗歌中通过修辞空心化获得更好的诗意效果。
一、口语诗歌体的判标
关于口语诗歌体，长期以来无论是大众还是文学评论界对此都说法不一。口语诗歌体，是现当代新诗发展到第三代时所产生的主要特征，因此也往往将第三代诗歌体当作口语诗歌体。虽然诗歌界目前对于口语诗歌体并没有一个准确的判断标准，但是基本上都认为口语诗歌的表现形式即为“非诗”，主要原因是因为第三代诗歌摒弃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朦胧派诗歌体所大量运用的修辞手法，减轻了修辞在诗歌中所占的分量。也就是说，在第三代诗歌中，诗歌的修辞性应用并非成为判断诗歌好坏的主要依据，而诗歌的诗意表达也并不会因缺少了大量的修辞而受到影响。但是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目前仍有大量的学者认为第三代诗歌是一种缺少诗性的诗歌模式，并且对于何者是口语化诗歌存在巨大的争议。然而，虽然口语化诗歌表现出较多的生活流意识，而缺少典型的修辞手法，使人感觉与传统的诗歌形式相悖，但“非诗”化并不表示其诗性的丧失。一首诗歌的好坏，取决于其主题是否能够与语言所表达出来的意境形成一致性，并且在此基础上能够具有感染性和影响性。21世纪的现代诗歌具有极其广泛的创作群体和阅读群体，一方面网络信息更新的快速化以及生活环境的多元化，诗歌的内容不应该纠结于使用大量譬喻的传统手法而将不断出现的新事物所造成的新意象拒之门外，另一方面面对前所未有的如此庞大的创作和阅读群众，诗歌更不应该利用过多的修辞譬喻将己继续放入圣坛，口语化诗歌的出现正好就是将诗歌还给人民大众的具体表现。正如于坚所说：“这个充满伪知识的世界把诗歌变成了知识、神学、修辞学、读后感。真正的诗歌只是诗歌。诗歌是第一性的，是最直接的智慧，它不需要知识、主义的阐释，它不是知识、主义的复述。”a这将打破传统的诗歌是诗人一个人的作品的状况，口语诗歌体将会更加具有说服性和共鸣性。
在此基础之上，笔者提出修辞空心化的概念，进一步在创作层面对口语诗歌体加以规范。修辞空心化并不代表完全没有修辞，而是说在尽可能地减少修辞手法的使用，但是仍然需要保留一些例如比喻、拟人、夸张等手法的应用，还原诗歌语言最原始的真实面貌。传统的诗歌语言过分依赖修辞所带来的好处，导致大众对于诗歌产生了晦涩难懂的阅读惯性，更使得现代汉语在创造诗歌方面的优势难以体现，但是口语化诗歌正是在不断摆脱这一点。口语诗歌可以应用最平实的叙述语言来表达出独特的诗歌意境，正如台湾学者陈大为所说：“事情本身不是重点，腔调才是功夫所在。”b现代诗歌的口语化是脱离了变革的强烈影响，不再是一种用来普世的语言。“五四”时代的白话诗偏向口语，仅仅是因为处于变革的影响，诗歌更像是语言口语化的一个托词，审美感极低，而实用性强。如今的现代诗歌的过程则是在现代汉语发展如此成熟的当下，展现出来的一种新的诗歌审美情趣。因此修辞空心化必然会成为口语诗歌的一个重要特征。
二、张执浩口语诗歌研究
第三代诗歌体发展到现在，涌现出众多优秀的诗人，而张执浩则是其中一位极具有影响力的代表性人物。张执浩的代表作品大多都以较为朴素的意象呈现出厚重浑圆的思想，他作为一个极其自觉的诗人，能够沉浸在生活中挖掘出最為朴素的诗意与真理。他的诗歌乍看只是以单纯的叙述视角描绘简单的生活图景，但是细读领略之后会发现其中的奥妙所在，他的诗歌能极其精准地把握日常生活语言，并从中筛选以及锤炼出极其筋道的诗歌余味。因此，张执浩的诗歌就是通过去修辞化的口语化表达，使其内在的结构、意境、主题都达到了一种全新的诗歌审美层面。
张执浩的诗歌具有极其细致的情感肌理，他的有些诗歌就像是在喃喃细语，不加粉饰，像梦话一般却极带有鲜活的生命温度： 如果根茎能说话/它会先说黑暗，再说光明/它会告诉你：黑暗中没有国家/光明中不分你我/这里是潮湿的，那里干燥/蚯蚓穿过一座孤坟大概需要半生/而蚂蚁爬上树顶只是为了一片叶芽/如果根茎能说话/它会说地下比地上好/死去的母亲仍然活着/今年她十一岁了/十一年来我只见过一次她/如果根茎继续说/它会说到我小时候曾坐在树下/拿一把铲子，对着地球/轻轻地挖（《如果根茎能说话》）
这首诗一开始只是简单地利用“根茎”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事物来起兴，看似毫无诗意的意象却暗示了一种生活化的叙述背景，与口语表达互为相应。而在这样平淡的表达意识中却暗暗深入，逐渐形成了鲜明的形象对比“黑暗”与“光明”、“国家”与“你我”、“潮湿”与“干燥”，极具哲理内涵。接着在较为广阔的思辨情绪中转入自我的情感表达，而这样的转换也只是通过非常平淡的口语叙述“蚯蚓穿过一座孤坟”“蚂蚁爬上树顶”，使得情感转换非常自然，而对于个人的情感抒发则仍继续使用不带有修辞性的口语化表达，却显得亲切又沉重，由对母亲去世的回忆转到以“我”的童年落笔，同时将“地球”这样看似庞大的意象放置结尾，但是实则蕴含了童年的无限的想象力以及对其的深刻追忆。整首诗将并不常见甚至有些矛盾的意象搁置在一起，并用口语化的形式表达出来，形成了将自我人生与宇宙空间相连的审美特性，既富有哲理意味同时又具有个人情感寄托。由此可见，修辞空心化的口语表达并不影响诗歌内涵空间的拓展以及韵味的抒发。
除了反复使用意象叙事之外，张执浩还会从极其繁杂的人生事件当中抽取相应的日常语言片段，用恰到好处的框架来构建出适当的诗意组合：
張万山有田地二百多亩/张德清为了读书，卖地/最后病逝于沙洋监狱/张邦林是下中农/一生受困于“历史不清楚”/我问过我哥哥张正炳：/“你有多少地？”/他说大概五十亩/最近一次回去我见他/不时眺望东南面的一座高楼/一座拔地而起的灰色建筑/“很快就要搬进去了，”他/嘀咕道：“分了我们家四套……”/那天晚上我们围坐在鲫鱼火锅旁/我们在沸腾的锅汤里辨认/哪条鱼是自己钓上来的/我父亲还在一旁活着/除了衰老和疾病/除了死后葬在哪里/再也没有什么能困扰他了（《家世》）
这首诗以一个宏大的主题来命名，但是落笔于极其细碎的日常话语，把家族过去的人物与如今的现实生活相连，选取了最为代表性的意象“土地”，既反映了小人物在历史事件中的生存状态，也着重了“我”这个角色在面对家庭发展与社会变迁中的思考以及感情寄托。这样的叙事手法并不是没有依赖复杂的修辞技巧，而是以一个中心意象为轴，甄选出最本质的言语表达。而且张执浩的语言并不受传统修辞法的限制，巧妙地应用词语的组合，来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我父亲还在一旁活着”这样的语言组合并未使用任何修辞技巧，然而却巧妙地颠覆了传统语境下的读者阅读预期，并且在后面承接上述情感基调“疾病和衰老”“死后的葬身之地”这样的叙述话语，使得整个诗歌的感情层次更加具有浓厚的底蕴，且与前面的家世历史形成接续，落实到今人的状态。这样的叙述使得张执浩的诗歌虽然没有过多的修饰，但是超越了修辞技巧带来的艺术表达效果。
在传统的文学创作过程当中，“隐喻”修辞手法被认为是一种高妙的技巧使用，但是在现代口语诗歌当中，张执浩诗歌的“隐喻”并不指单修辞学上的含义，诗歌并不是简单地纠结于单个句子或者词语的使用，而是将深刻的主题置于一整个诗歌脉络当中，使得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更是一种享受，而非一种晦涩的猜测：
春雷响了三声/冷雨下了一夜/好几次我走到窗前看那些/慌张的雪片/以为它们是世上最无足轻重的人/那样飘过，斜着身体/触地即死/它们也有改变现实的愿望，也有/无力改变的悲戚/如同你我认识这么久了/仍然需要一道又一道闪电/才能看清彼此的处境（《雨夹雪》）
这首诗选用的是非常常见的自然意象，并且在段落行间之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作者对于意象的使用是另有所指，例如“慌张的雪片”“触地即死”，这样看上去好像陌生化的语言实则就已经并不再是修辞学上的“隐喻”了。诗歌中的“隐喻”的产生是来自与读者的揣摩和再三反思，因此这首诗歌对于一个并不懂诗歌美学的人来说都能看得出来其背后的某种指向。也就是说作者并没有与诗中的单个词进行纠缠，而是通过整首诗来塑造出一个真正的意义指向，指向一个更为重要的主题。诗人抒写这首诗时，自己似乎就成为在结尾中的那个诗中人，通过对于窗外环境的观察与想象，以及回到屋内面对到现实的思考，将自然事物之间的关系不露声色地转移到了人的社会当中，诗人通过这样的描写展现出对于人生境遇的思考与态度，并且其标题“雨夹雪”也与此相照应，形成了一种隐含的思想主题。
三、口语诗歌与修辞应用
针对上述的分析可以再次证明，修辞空心化的状态并不代表完全取消修辞手法的使用，而是说整首诗的诗意化表达并不依赖于修辞。优秀的口语化诗歌在使用修辞的时候，并不会把修辞作为一个最主要的媒介，诗歌中的修辞仅仅是作为一种装饰存在于诗歌当中，它可能是协助诗意的表达或者协调诗歌的韵律感而存在于诗歌当中。就比如说在刚刚的诗歌当中，《如果根茎能说话》一文，主要应用了起兴和拟人的修辞手法， 协调了全诗的音韵，帮助全诗主题的表达。在《家世》当中，诗人更是几乎没有应用任何修辞手法，但是通过事件与事件的有机排列叙述，阐释出了一种口语诗歌特有的沧桑感。而在《雨夹雪》一诗当中，表面上来看也只仅仅是用作了一个简单的拟人的修辞，描绘雪片的状态，并没有在修辞的基础上再加以升华，而是转入对于自我境地的描述，这样的描述也并没有依赖修辞，而是独到的经验语言的组合。
在这里要特别强调一点关于“隐喻”这种修辞手法的使用。从本质上来说，普遍意义上的“隐喻”其实也就是修辞学上所讲的“暗喻”，这样的修辞手法的成功使用是基于各种文化因素和生活经验，使得读者在阅读作品时获得一种文本之外的联想与思考。这种手法的使用常见于各种文学体裁作品当中，而且在长期以来，都认为诗歌是所有文学题材中最带有隐喻性质的。那么按着这样来说，似乎只要是诗歌，就没有办法脱离掉“隐喻”的阴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