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车奔向老家，周边都曾是最熟悉的风景。
　　马路在行道树的掩映下变得逼仄，眼角次第涌进来各种颜色的绿，墨绿深绿浅绿淡绿果绿，偶尔有黑褐色、银灰色、铬色的树干闪过。田野里，站立着的挤挤挨挨的玉米秧高过了人头，麦子都收了，留下一片干枯的黄色。顺着窗户缝隙，热气蒸腾中，青草味、泥土味、浓臭的牛粪味、工厂的硫磺味、大卡车过后的汽油味、柏油路晒得发烫的沥青与车轮摩擦的气味，轮番进入车厢刺激着鼻孔。在远近的绿色中、在通透的蔚蓝色空气里、在闪亮的淡青色柏油路、在温和的土黄色涂抹中，我熟悉的老家越来越近了。
　　看到不规则排列的红砖平房，看到矮小即將坍塌的土坯房，看到青砖砌就的圆弧门洞，终于到了，这里就是真正的家园了。推开高大的铁皮大门，院子里桃树、枣树、梨树、杏树枝繁叶茂，果实累累，树下及周围区域里种了豆角、茄子、西红柿、辣椒，满院子翠绿、桃红、茄紫、赭石、藤黄，欢腾喜庆。放下行李没多久，父母又开始了习惯中的忙碌，侍弄菜地，拔草浇水。他们无论离开多久，回到老家即刻就能融入当下。
　　我四处溜达，看到的乡村熟悉又陌生。这个一二百户人家的小村子里也曾四合院遍布，雕梁画栋满眼。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如今村里大部分的年轻人带着孩子们去了县城，村庄逐渐空寂下来。走好久，才能碰到几个老人坐在自家门前，患病的兀自愁苦着，健康的也并不灵活。看到人走近，直到辨认出模样才会给你一个温暖的微笑。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讲道：，他提到“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不但是人口流动很小，而且人们所取给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在这种不分秦汉、代代如是的环境里，个人不但可以信任自己的经验，而且同样可以信任若祖若父的经验。”和费孝通老先生记录的乡村比，我们今天的乡村已经有了大时代的变更的印记，新一代的农人要想依靠老人们的生存经验，也是不可能的了。每个年轻人都需要依靠自己的本领出去闯荡世界。

　　和费孝通老先生记录的乡村比，我们今天的乡村已经有了大时代的变更的印记。

　　人员日渐稀少的老家，草长得更茂盛，树长得更粗壮了。无论白天晚上，斑鸠、喜鹊、黄鹂等鸟儿们婉转嘹亮地唱和应答。碰上的猫儿狗儿们没有主人的撑腰，低垂着脑袋夹着尾巴在村子里的土路上灰溜溜地踱来踱去。
　　这一切，活到98岁的夏加尔曾经在他的画里有过表现。夏加尔离乡背井七十载，却始终不渝而且一往情深地画他的维捷布斯克犹太区，画穷苦人，画乞丐，画提琴手和杂耍演员，画那些天天相见的牛和驴，画生活中常见的鱼和公鸡。在夏加尔1911年的画《我与乡村》里，主体就是画家和一头山羊，他们深情对视，亲密交谈。夏加尔说：“每天，村庄里的农妇都会早早起来挤奶，风里混着青草味儿，还夹带着些奶的香甜。农夫们每天都扛着镰刀去田里劳作，回家的时候脸上总是挂着满足的笑容。”
　　我曾经去过高邮，远远看了一眼高邮湖，拍下了一片奇异的天光。汪曾祺老爷子曾写过这片湖的黄昏，“湖上的蓝天渐渐变成浅黄、橘黄，又渐渐变成紫色，很深很深的紫色。这种紫色使人深深感动。我永远忘不了这样的紫色的长天。”
　　这样的天光似乎我们都曾在某些地方看到过，但是唯有这些色彩落在故乡的花草树木和砖瓦城楼上，才会让我们恍然若失。如果不用这些色彩涂抹我们的记忆，我们大概很快就没有故园可回。倘若能像夏加尔一样，描绘出家乡的美丽与哀愁，也就算游子远行的一点点回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