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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凌可新的短篇小说《远走天边》以底层叙事的笔触为读者建构了农民工的城市生存状态，对城市化大潮下乡土人物命运做出了深沉思索，本文将探析小说主人公赵福顺人生的“迷失之路”与“还乡之路”，阐释《远走天边》的乡土人物性情及文化内涵。
关键词：凌可新；远走天边；乡土人物；文化内涵
《远走天边》发表于《小说月报》2012年第6期。
小说以充满浪漫色彩的悲剧形式收尾，塑造了乡村人物淳朴自然的爱情观念和知足常乐的生活处事原则，小说中城市文明和乡村文明既碰撞又和解，形成了社会转型期城市化进程中城乡二元文化氛围及其孕育下的人物性情，这是无可回避的社会哲学命题，也是对城乡生命存在方式及发展阶段的探索和思考，更是对城市化进程的价值追问及理性探究。《远走天边》的乡土人物赵福顺在他的生命旅程中，同时涉足于“迷失之路”与“还乡之路”，诠释了社会转型期城市化进程中乡土人物的命运和甘于奉献牺牲的文化内涵和特有的生活方式。
一、现实与发财梦：迷失的路
“其实呢，男人也不想就这么出去了。因为毕竟他们结婚才这么短的时间，那种男女之间的热烈事情还刚刚做出一点滋味，连经验都没有总结出来，女人温暖迷人的怀抱他还没有享受够。只是，想想往后的日子吧，村庄里的田地显然就那么多了，再也不会增加了，一个人刚刚够一亩。男人和女人两口子也不过才分了二亩地，二亩田地，种出来的庄稼能吃到下一年粮食成熟就很不错了。可人活在世上，难道只为一个肚子和一张嘴巴吗？”新婚燕尔，缠绵悱恻，固然不忍离别，但一切在残酷的生活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乡村的落后现实必然绷紧村民向城市生活进军的神经，渴望通过进城发财之路分得改革成果的一杯哪怕是残羹冷炙。乡村的淳朴思维既规定了民众容易满足、甘于做出远低于付出本身的工作，又造成了必然让步与牺牲的社会现实，一定程度而言，乡土人物的在现实与发财梦的角逐间必然选择的是一条迷失自我、异化自我的迷失之路。
乡村与城市的非正常差距坚定着乡民的发财梦，乡村发财梦的强大舆论压力如决堤的洪水产生强大的冲力助推福顺涌入城市找寻发财之梦，尽管潜意识里面有多么的不愿意，“只要后面的亲人喊一声，不让他们走了，他们就不走了。他们像是已经忘记了自己要出去闯荡发财的决心。”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潜意识才是最真实的想法，福顺打心里并不想出去发财，迫于现实才“慢腾腾的，比老牛还要慢”地出去闯荡，这就从心理层面上界定了福顺进城发财之路时一路迷失之路。
福顺骨髓的乡村文明与发财途中的城市文明之间突然相遇而产生的“隔阂”导致福顺文化身份认同的游离和思想内核的差异，致使乡土人物精神上和生活命运上的迷失，挣扎在现实与发财梦交织中的乡土人物，走上迷失之路有其历史和现实的根源。
福顺在县城的第一份工作是建筑工地的小工，每月工资一千五，可是做了三个月，他们领到的也只有开始的八百元，福顺生气便离开了，后来找了一家一个月才八百五十块钱，福顺很苦恼，收工就偷偷跑出去寻求更好的门路发财，一个晚上在回工地的路上被钱红梅的车蹭倒，钱红梅被赵福顺“健壮的像头牛”的身体所吸引，钱红梅顺利让福顺成了女人的每天陪她逛街吃饭睡觉的“助手”。
福顺为钱红梅服务这份工作让他在迷失的路上又迈出了大大一步，女人钱红梅富有、聪明伶俐，利用福顺“发财”心切的心理和淳朴品行，成功使福顺成为每天陪着她逛街吃饭和睡觉的“助手”，在赵福顺的迷失之路上，乡土人物淳朴的文化内核是其根源和“合法性”基点。
喜草是淳朴乡土民风哺育出来的传统妇女，她深爱着自己的男人，认定一个男人便是一辈子的思维根深蒂固，没有回家过年时，喜草便会以“一种除了她，再也不会有第二个女人使用的办法（死亡）”去寻找他的男人。喜草的这一举动既深深根植于传统男权社会建构的妇女附属地位的文化背景下，又再现了女人对男人的超越一切的近乎愚昧的爱，这是传统乡村妇女的女性身份意识的尴尬与困境之体现，是一条生命的迷失之路。
二、淳朴与爱情：还乡之路
乡村是原始的，更是淳朴的，“村里的男人都想着外出发财，至于别的，花花绿绿的事情，都不敢想”而且村里人也不会想，这是淳朴民风使然，他们出去发财是纯粹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想法。
福顺在钱红梅的精心策划下醉酒并发生了性关系，他的“出轨”在一定程度上是无辜的，源于乡土人物的淳朴，在占据资源优势的都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斗争中，福顺处于劣势，他走上迷失之路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他把钱红梅当成了自己的女人，本质上是出于乡土人物对城市文明的向往，男人第一年没有回家过年，是出于对城里女人的爱怜及潜意识对自己“温柔乡式”的城市生活的认同。这与福顺进城“发财”最终与喜草在城里生活的终极理想是相切合的，他的潜意识已然认定城市是他理想的生活之乡，“男人甚至说，等他发了财，发了大财，就回来把女人也接出去，不在大山深处的村子过这种苦日子”， “发财可是每一个男人的梦想啊！其实就是女人，也一样地希望自己的男人发了财回家，然后一起过有滋有味的小日子”，赵福顺在踏进城市这条迷失之路的同时，也在苦苦探索自我的还乡之路。福顺同时踏着历史转型期社会化进程中乡土人物在进程“发财”过程中被城市文明感染失去“乡村自我”的“迷失之路”与追求幸福、梦想回乡“过有滋有味小日子”的“还乡之路”。
乡村女人喜草是福顺踏上“还乡之路”的缘由，城市女人钱红梅是福顺走上“迷失之路”的诱因，这两条路的交集点以福顺在回乡之夜离奇消失为终极，又以钱红梅为男人生下的龙凤胎福顺、喜草为慰藉，人不能同时涉足两条路，上路定然以悲剧方式呈现，乡村文明纯洁的神圣不允许即使是无辜的生活僭越（出轨）以喜剧形式收尾，人类的城市化进程中，乡村文明必然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才能促成社会发展的动态平衡。
乡土人物文化身份的原始认同及甘于牺牲的品性成就了城市化的推进，乡土文明与城市文明并无高低贵贱之分，仅是人类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互补形式。理性推进城市化，关注乡土人物及其文化内涵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合理存在是推进城市文明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
关键词：凌可新；远走天边；乡土人物；文化内涵
《远走天边》发表于《小说月报》2012年第6期。
小说以充满浪漫色彩的悲剧形式收尾，塑造了乡村人物淳朴自然的爱情观念和知足常乐的生活处事原则，小说中城市文明和乡村文明既碰撞又和解，形成了社会转型期城市化进程中城乡二元文化氛围及其孕育下的人物性情，这是无可回避的社会哲学命题，也是对城乡生命存在方式及发展阶段的探索和思考，更是对城市化进程的价值追问及理性探究。《远走天边》的乡土人物赵福顺在他的生命旅程中，同时涉足于“迷失之路”与“还乡之路”，诠释了社会转型期城市化进程中乡土人物的命运和甘于奉献牺牲的文化内涵和特有的生活方式。
一、现实与发财梦：迷失的路
“其实呢，男人也不想就这么出去了。因为毕竟他们结婚才这么短的时间，那种男女之间的热烈事情还刚刚做出一点滋味，连经验都没有总结出来，女人温暖迷人的怀抱他还没有享受够。只是，想想往后的日子吧，村庄里的田地显然就那么多了，再也不会增加了，一个人刚刚够一亩。男人和女人两口子也不过才分了二亩地，二亩田地，种出来的庄稼能吃到下一年粮食成熟就很不错了。可人活在世上，难道只为一个肚子和一张嘴巴吗？”新婚燕尔，缠绵悱恻，固然不忍离别，但一切在残酷的生活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乡村的落后现实必然绷紧村民向城市生活进军的神经，渴望通过进城发财之路分得改革成果的一杯哪怕是残羹冷炙。乡村的淳朴思维既规定了民众容易满足、甘于做出远低于付出本身的工作，又造成了必然让步与牺牲的社会现实，一定程度而言，乡土人物的在现实与发财梦的角逐间必然选择的是一条迷失自我、异化自我的迷失之路。
乡村与城市的非正常差距坚定着乡民的发财梦，乡村发财梦的强大舆论压力如决堤的洪水产生强大的冲力助推福顺涌入城市找寻发财之梦，尽管潜意识里面有多么的不愿意，“只要后面的亲人喊一声，不让他们走了，他们就不走了。他们像是已经忘记了自己要出去闯荡发财的决心。”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潜意识才是最真实的想法，福顺打心里并不想出去发财，迫于现实才“慢腾腾的，比老牛还要慢”地出去闯荡，这就从心理层面上界定了福顺进城发财之路时一路迷失之路。
福顺骨髓的乡村文明与发财途中的城市文明之间突然相遇而产生的“隔阂”导致福顺文化身份认同的游离和思想内核的差异，致使乡土人物精神上和生活命运上的迷失，挣扎在现实与发财梦交织中的乡土人物，走上迷失之路有其历史和现实的根源。
福顺在县城的第一份工作是建筑工地的小工，每月工资一千五，可是做了三个月，他们领到的也只有开始的八百元，福顺生气便离开了，后来找了一家一个月才八百五十块钱，福顺很苦恼，收工就偷偷跑出去寻求更好的门路发财，一个晚上在回工地的路上被钱红梅的车蹭倒，钱红梅被赵福顺“健壮的像头牛”的身体所吸引，钱红梅顺利让福顺成了女人的每天陪她逛街吃饭睡觉的“助手”。
福顺为钱红梅服务这份工作让他在迷失的路上又迈出了大大一步，女人钱红梅富有、聪明伶俐，利用福顺“发财”心切的心理和淳朴品行，成功使福顺成为每天陪着她逛街吃饭和睡觉的“助手”，在赵福顺的迷失之路上，乡土人物淳朴的文化内核是其根源和“合法性”基点。
喜草是淳朴乡土民风哺育出来的传统妇女，她深爱着自己的男人，认定一个男人便是一辈子的思维根深蒂固，没有回家过年时，喜草便会以“一种除了她，再也不会有第二个女人使用的办法（死亡）”去寻找他的男人。喜草的这一举动既深深根植于传统男权社会建构的妇女附属地位的文化背景下，又再现了女人对男人的超越一切的近乎愚昧的爱，这是传统乡村妇女的女性身份意识的尴尬与困境之体现，是一条生命的迷失之路。
二、淳朴与爱情：还乡之路
乡村是原始的，更是淳朴的，“村里的男人都想着外出发财，至于别的，花花绿绿的事情，都不敢想”而且村里人也不会想，这是淳朴民风使然，他们出去发财是纯粹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想法。
福顺在钱红梅的精心策划下醉酒并发生了性关系，他的“出轨”在一定程度上是无辜的，源于乡土人物的淳朴，在占据资源优势的都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斗争中，福顺处于劣势，他走上迷失之路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他把钱红梅当成了自己的女人，本质上是出于乡土人物对城市文明的向往，男人第一年没有回家过年，是出于对城里女人的爱怜及潜意识对自己“温柔乡式”的城市生活的认同。这与福顺进城“发财”最终与喜草在城里生活的终极理想是相切合的，他的潜意识已然认定城市是他理想的生活之乡，“男人甚至说，等他发了财，发了大财，就回来把女人也接出去，不在大山深处的村子过这种苦日子”， “发财可是每一个男人的梦想啊！其实就是女人，也一样地希望自己的男人发了财回家，然后一起过有滋有味的小日子”，赵福顺在踏进城市这条迷失之路的同时，也在苦苦探索自我的还乡之路。福顺同时踏着历史转型期社会化进程中乡土人物在进程“发财”过程中被城市文明感染失去“乡村自我”的“迷失之路”与追求幸福、梦想回乡“过有滋有味小日子”的“还乡之路”。
乡村女人喜草是福顺踏上“还乡之路”的缘由，城市女人钱红梅是福顺走上“迷失之路”的诱因，这两条路的交集点以福顺在回乡之夜离奇消失为终极，又以钱红梅为男人生下的龙凤胎福顺、喜草为慰藉，人不能同时涉足两条路，上路定然以悲剧方式呈现，乡村文明纯洁的神圣不允许即使是无辜的生活僭越（出轨）以喜剧形式收尾，人类的城市化进程中，乡村文明必然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才能促成社会发展的动态平衡。
乡土人物文化身份的原始认同及甘于牺牲的品性成就了城市化的推进，乡土文明与城市文明并无高低贵贱之分，仅是人类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互补形式。理性推进城市化，关注乡土人物及其文化内涵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合理存在是推进城市文明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