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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总是充满了各种可能与躁动,近乎野蛮地发展,全国各地各色各样的人,都能在东莞被糅纳。几十年来,这里打工者大量聚集,由于各方面治理能力跟不上,滋生出极大的灰色空间。无论警察或者帮派,都在这种空间里获得了相应的利益。而很多打工仔打工妹,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的,都在这里沉沦或者无度地挥霍、潇洒。
如果你爱一个人,就送他去东莞;如果你恨一个人,也送他去东莞。
东莞没有爱与恨,只有成与败,有人因此上了天堂,有人因此下了地狱!
初到东莞的打工仔
在东莞公安局常平分局特警大队的一侧,有一大片宽阔低矮的厂房。在这里,高宝路、土塘第一工业路与不远处的一条北上铁轨平行。这一片座落着高宝塑胶电子厂、高盛电子厂、高宝化妆品公司,组成了高宝科技园。围绕着这些工厂,周边衍生出大片小超市、网吧、电话吧、饭馆、小旅馆以及桌球吧等配套服务业。
在这里,摩托车时常飞驰而过,如果听到加大油门的轰鸣声夹杂着尖叫,不出所料就是有人的包被抢了。高宝塑胶电子厂一侧有一间小超市,小超市有一排用玻璃隔出来的电话亭。那时候手机还没现在普及,每天会有好几百人拖着大小行李,在电话亭里给家里报平安。电话亭外边,一群穿着工作服的工人正在买着拖鞋洗发水一类的生活用品。
我(讲述者)是2004年的某一天到的东莞,进厂的时候,已是晚上8点多了。从高宝塑胶电子厂大门进来,右侧是数层亮着灯的厂房,机器低沉的运转声不绝于耳,厂房绵延几百米后就是工人宿舍。在填表格时,人事部会将持假身份证人员特别划分。后来我才知道,工厂里大部分人,尤其是来自河南、湖南等地的人,使用的都是假身份证,这其中有因为年龄还不到16岁没获得身份证,也有证件遗失或有犯案记录等原因。我所在宿舍里就有个13岁的小孩拿着的是假证。12、13岁的孩童在流水线上一抓一大把,往前边一看,被普通身高挡住的看不见的,基本都是未成年人;二是有人犯了事或者觉得自己总会犯事的,就直接拿假证来护身。厂方对此现象深谙在心,但年龄未满或者没有身份证的人员太多,如果态度坚决,会影响工人数量。将持假身份证人员另外登记,是因为假证无法办理银行卡,这些人直接以现金领取薪水。
按照人事部分配,我的工作职位就是在流水线上给不断传送下来的电话话筒接线,打螺丝,再放回流水线上传送到下一岗位。一望无际的流水线承载着你将要按时按量完成的半成品,手脚不得松懈,否则你面前的货品会堆积成山,招来拉长一顿臭骂。大多数拉长是在普工位置做了七八年升上去的,因此能站在流水线普工的立场,但作为一个被指标要求的管理人员,来自农村的他们,管理方法只有父母棍棒教育的那一套。因此拉长对灵活勤快者较为关照,但对贪玩懒散,或者是动作较迟钝者,言语尽是人身攻击。对于大约占流水线1/4的童工,敲头踹肚的行为是常有发生的。在流水线上,若你要上厕所,需要和拉长递交申请,等拉长同意了,由其他装卸工顶上几分钟。但若是拉长对你各种不爽,上厕所申请会被延迟或者拒绝。粗暴的管理方式,使得工厂管理层与普工产生了强烈的对立。外加餐饮水平低劣,工作环境差,前途渺茫收入有限,对抗情绪每日都在积累。
在东莞打工的人员必定知道治安员这么个角色。东莞拥有各种没有门槛的工作机会,由此聚集成千上万农村青少年,然而东莞并没有泡沫剧中底层人能拥有的梦想。流水线上的工作繁复而无望,使得很多人无法忍受。数百万的人们,总会通过各种方式相互联系,同乡会是最普遍的一种。各个群体相互联系、相互摩擦,在群体的保护下,打破守则,铤而走险。在工厂里两个普通员工的斗殴,随时都会滚雪球一般演变成两个地域的战争。人数膨胀鱼龙混杂,治安员正是社会管理能力无法跟上带来的产物。治安员遍布东莞每一个村组,行使职能与警察相差不大。区别在于他们并没有什么规则管束。他们常常坐在摩托车上,后座时常插着一根钢管。或者戴着墨镜,或者穿着迷彩服。呼啸而过,不可一世。
某一天晚上,我难得休假一回,于是跑到网吧交了钱准备通宵上网。到了深夜,网吧忽被一群身穿黑色工作服的治安员包围,所有上网的人悉数被带走,稍有反抗随即被拳打脚踢。我第一反应是,应该是查暂住证的,并故意从后门逃走。结果被治安员大步追上,朝背后狠狠踹了两脚,爬起来后被拖着头发塞到了漆黑无光的货车车厢里。期间他们横扫了工业区周边所有的网吧,继续将人一个个塞了进来。
货车是全封闭车厢的五十铃汽车,两个车门在外反锁以后,任凭你再用力也无法推开。车厢里一丝亮光不得,只闻到周边焦急的喘息。有人刚出世道,紧张害怕而敲打车厢铁皮;有人在此打工数年,对这一套都有了解,言语淡定。我是属于刚出来混社会的人,所以有些紧张和害怕起来。黑暗中一个三十来岁的人对我说,别紧张,没事的,估计就是罚点钱而已。
后来货车开始爬坡,来到了一个小土墩上面,车尾朝着一个铁栅栏大门停了下来。我们从车尾下来,通过铁栅栏的小门一个个进到一个杂物凌乱摆放的院子里。这时一辆面包车在货车旁边停了下来,里边出来的是某一个网吧的老板,他进了院子旁边的办公室,不一会出来,在他网吧上网的人就可以跟着走了,这也使得日后更多的人只去他的网吧上网。最后被带过来的人只剩下37个,所有携带物品均被缴纳,包括我的手稿本子。凌晨2点,我们被塞进了一个空间极其狭小的房子里。
天亮以后,值班的治安员开始刷牙洗脸吃饭,没有将人放出来的意思。到了9点,一个胖子将人放到院子里,人们大多开始问为什么抓我们进来,得到的回答是,“因为你们过了晚上12点还在上网”。这就是终极答复,没有任何后续解释。如果你质疑,得到的是拳头与棍棒。随后要求每个人交罚款200元便可自行离去,其中10人交了钱,另外有7、8人称没带足够的钱,先把身份证押在这里回去拿钱来赎回。
不过他们身份证大多是假的。一张假证当年在东莞也就20、30块,押着不拿,于他们而言并没太多损失。然后剩下的人开始被指挥着干活,比如打扫卫生,拖地,洗涮厕所等。 到了下午3点,那会已经饿得浑身发软了,一夜未睡,我在想接下去会有什么境遇。期间有人陆续交200元罚款离去,最后剩下几人死撑着。有人是身上的确没钱,有人是有钱不愿给。还有人有另外想法,就是等着200块的价钱降下来再给。到了下午5点,50块钱就可以走了。随后走得只剩下3人,我依然坚持不愿掏钱,在那干耗着。最后饿得快瘫倒在地,担心会被继续关押小房子里,只好交钱作罢。
我走出院子大门,忽然觉得像走出监狱一般。然而东莞对于大多数工人来说,却像一个更大的监狱。东莞早期是被拿来做试验的,为了获取经济上的发展,工人的利益是不被顾及的,粗暴的治理更使得工厂以外的领域成为野蛮丛林。
多年后,一场影响深远的用工荒袭击了东莞。工厂开始购买更先进的机器,开始提高工资待遇,增加娱乐设施。政府开始放下身段帮着企业全国招聘,开始帮着处理养老转移等各种问题。然而除了工资从2004年的800~1000元涨到了3000~3500元,其他一切并没有改变。很多症结早已形成,积重难返,依然还是个野蛮的丛林。
在东莞,无论飞车盗贼还是“小姐”,于他们自己而言,不过是自己选择的某种不寻常的生活方式。
“下海”的小姐
陶琪(化名)刚从乡下来东莞打工时,在厚街镇一家餐厅当服务员。那时候她20岁不到,在餐厅工作一段时间以后,她认识了当时的男朋友梁坚(化名)。
梁坚能说会道,自称在工厂当业务员。时常会和她表达想要在东莞扎根的想法,并且他会跟着强调,扎根东莞需要房子和车。可在他看来,现实很坚硬,以他自己的收入,买房子的可能性在十年内几乎为零。
在这样的语境熏陶下,梁坚最终提出要陶琪去当小姐的要求。一开始陶琪极为反对,梁坚则多次以分手作为要挟。陶琪家里来自农村,两个弟弟在读大学。那时候是2009年,在餐厅当服务员,每个月不过2000多元的收入,家里难以支撑。而当小姐,一个月能有3万左右的收入。综合这些因素,陶琪最后选择了进入这行。在后来,她发现梁坚是一个专业从事拉皮条行当的,手上有着四五个像她这样的“小姐女友”,便偷偷的离开了厚街,前往虎门的酒店会所当小姐。
在东莞,大多数小姐的故事,都离不开一个拉皮条的男友。这些“男友”们活跃在东莞镇区各个地方,发现相貌不错的女子,会通过各种手段与其接近,最后发展为情侣。再在合适时候提出让女子去当小姐的要求。即使如此,大多数小姐入行还是自愿的,这种“皮条男友”充当的不过是一个牵线的角色。
当然,也有一些机缘巧合,主动入行的。20岁的时候,周静(化名)在虎门一家酒店当服务员,在酒店上班长了以后,知道在酒店桑拿会所当小姐来钱很快,便“下海”去当了小姐。
在陶琪记忆里,一开始接客时心里异常难受,每天都要接客10—15人左右。每次见客时都非常紧张,担心这客人是个变态或者大腹便便的。但另一方面,她又希望多接一些客人,多赚一些钱。相对而言,周静则洒脱很多。刚入行时,小姐需要培训一个月,比如训练“含香蕉”,按摩力度等。在接客期间,无论客人提出多无理或者“变态”的要求,大多都不能拒绝,否则如果客人投诉,她们将会受到严厉的处罚。
在一个月的培训期结束以后,这些小姐会按身材、样貌、服务等分为不同级数与价位。分别为500元、600元、700元、800元、1000元等。周静属于700元价位的,在她看来这和在酒店当服务员叠被子洗床单差不多,但收入却是能让自己看得到未来生活希望的,“要是在酒店当服务员,别说买房子,一辈子都买不起一个小厕所。”在家里问起她工作的时候,她基本都是说在酒店里做经理工作。如果家人有质疑,她就会随便找个理由搪塞过去。在周静认识的小姐里边,也有不少家里人清楚她们从事的职业。
周静入行时认识的男朋友李翔(化名),是她的一个客人。这个人来自江西,其貌不扬,长得黝黑黝黑的。他每次来酒店的桑拿会所光顾,都会专门点周静。各种熟识以后,他们便成了男女朋友。
事实上在东莞,大多数去追求小姐当女朋友的,要么是拉皮条的,要么是想靠此“发家致富”的。李翔便是后者,在他们的想法里,拿女子的身体当武器,是拥有资本立足社会最快的捷径。在周静当了两年小姐以后,李翔拿着她积累下的40多万开了个服装公司,并买了一台宝马汽车。而买车月供1.8万,由周静每月支付。然而像李翔这样的“小姐男友”,时常在达到目的以后,迅速和她们分手。李翔在宝马车供到差不多的时候,便和周静提出了分手。
当小姐这一行的,大多会在25岁之后另谋新的出路。将自己身世洗白,回家相亲嫁人是其中一种,更多的是会去学一点东西,尽力跳出小姐这圈子,离开当小姐时的地方。陶琪正在学一些美容美妆之类的营生,准备开一家美容相关的店面,这也是大多当小姐的出路。然而由于社会关系单一,也很少会从客人这里发展社交,因此她们时常都是跳不出小姐的圈子。
“下海”是小姐行当里形容入行时常用的词,当然,也包括重新回到这个行当里。由于大多数小姐没有经营经验,以往积累下来的钱很快就会亏完,然后再次下海。做了四年小姐,26岁的周静因为不如20来岁新入行的小姐抢手。在短暂的经商失败以后,她再次回到了这行当,但由于年龄问题,周静最后选择了去长安镇的酒店会所当“妈咪”,也就是帮小姐们拉客的“客户经理”。
当了妈咪以后,一个月能拿到十几万,有时候也才8万。“但是压力非常大,各路神仙要打点好,同时也要应对各种突发事件,比如扫黄等等。”周静说,酒店的会所只是提供一个地方给妈咪们来做,每个月需要上交一部分钱给酒店,这包括了酒店给派出所等机构打点的费用。
2014年年后的扫黄声势浩大,在陶琪、周静等人看来,对她们来说影响不是很大。此时,东莞的小姐基本上回家过年还没有回来,在值班的小姐不多,并且她们事先已经接到通知,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在酒店会所里接客的小姐,在扫黄时期是不会前往酒店的,不少客户经理手上有熟客,以往的服务场所,则从酒店转向了出租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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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爱一个人,就送他去东莞;如果你恨一个人,也送他去东莞。
东莞没有爱与恨,只有成与败,有人因此上了天堂,有人因此下了地狱!
初到东莞的打工仔
在东莞公安局常平分局特警大队的一侧,有一大片宽阔低矮的厂房。在这里,高宝路、土塘第一工业路与不远处的一条北上铁轨平行。这一片座落着高宝塑胶电子厂、高盛电子厂、高宝化妆品公司,组成了高宝科技园。围绕着这些工厂,周边衍生出大片小超市、网吧、电话吧、饭馆、小旅馆以及桌球吧等配套服务业。
在这里,摩托车时常飞驰而过,如果听到加大油门的轰鸣声夹杂着尖叫,不出所料就是有人的包被抢了。高宝塑胶电子厂一侧有一间小超市,小超市有一排用玻璃隔出来的电话亭。那时候手机还没现在普及,每天会有好几百人拖着大小行李,在电话亭里给家里报平安。电话亭外边,一群穿着工作服的工人正在买着拖鞋洗发水一类的生活用品。
我(讲述者)是2004年的某一天到的东莞,进厂的时候,已是晚上8点多了。从高宝塑胶电子厂大门进来,右侧是数层亮着灯的厂房,机器低沉的运转声不绝于耳,厂房绵延几百米后就是工人宿舍。在填表格时,人事部会将持假身份证人员特别划分。后来我才知道,工厂里大部分人,尤其是来自河南、湖南等地的人,使用的都是假身份证,这其中有因为年龄还不到16岁没获得身份证,也有证件遗失或有犯案记录等原因。我所在宿舍里就有个13岁的小孩拿着的是假证。12、13岁的孩童在流水线上一抓一大把,往前边一看,被普通身高挡住的看不见的,基本都是未成年人;二是有人犯了事或者觉得自己总会犯事的,就直接拿假证来护身。厂方对此现象深谙在心,但年龄未满或者没有身份证的人员太多,如果态度坚决,会影响工人数量。将持假身份证人员另外登记,是因为假证无法办理银行卡,这些人直接以现金领取薪水。
按照人事部分配,我的工作职位就是在流水线上给不断传送下来的电话话筒接线,打螺丝,再放回流水线上传送到下一岗位。一望无际的流水线承载着你将要按时按量完成的半成品,手脚不得松懈,否则你面前的货品会堆积成山,招来拉长一顿臭骂。大多数拉长是在普工位置做了七八年升上去的,因此能站在流水线普工的立场,但作为一个被指标要求的管理人员,来自农村的他们,管理方法只有父母棍棒教育的那一套。因此拉长对灵活勤快者较为关照,但对贪玩懒散,或者是动作较迟钝者,言语尽是人身攻击。对于大约占流水线1/4的童工,敲头踹肚的行为是常有发生的。在流水线上,若你要上厕所,需要和拉长递交申请,等拉长同意了,由其他装卸工顶上几分钟。但若是拉长对你各种不爽,上厕所申请会被延迟或者拒绝。粗暴的管理方式,使得工厂管理层与普工产生了强烈的对立。外加餐饮水平低劣,工作环境差,前途渺茫收入有限,对抗情绪每日都在积累。
在东莞打工的人员必定知道治安员这么个角色。东莞拥有各种没有门槛的工作机会,由此聚集成千上万农村青少年,然而东莞并没有泡沫剧中底层人能拥有的梦想。流水线上的工作繁复而无望,使得很多人无法忍受。数百万的人们,总会通过各种方式相互联系,同乡会是最普遍的一种。各个群体相互联系、相互摩擦,在群体的保护下,打破守则,铤而走险。在工厂里两个普通员工的斗殴,随时都会滚雪球一般演变成两个地域的战争。人数膨胀鱼龙混杂,治安员正是社会管理能力无法跟上带来的产物。治安员遍布东莞每一个村组,行使职能与警察相差不大。区别在于他们并没有什么规则管束。他们常常坐在摩托车上,后座时常插着一根钢管。或者戴着墨镜,或者穿着迷彩服。呼啸而过,不可一世。
某一天晚上,我难得休假一回,于是跑到网吧交了钱准备通宵上网。到了深夜,网吧忽被一群身穿黑色工作服的治安员包围,所有上网的人悉数被带走,稍有反抗随即被拳打脚踢。我第一反应是,应该是查暂住证的,并故意从后门逃走。结果被治安员大步追上,朝背后狠狠踹了两脚,爬起来后被拖着头发塞到了漆黑无光的货车车厢里。期间他们横扫了工业区周边所有的网吧,继续将人一个个塞了进来。
货车是全封闭车厢的五十铃汽车,两个车门在外反锁以后,任凭你再用力也无法推开。车厢里一丝亮光不得,只闻到周边焦急的喘息。有人刚出世道,紧张害怕而敲打车厢铁皮;有人在此打工数年,对这一套都有了解,言语淡定。我是属于刚出来混社会的人,所以有些紧张和害怕起来。黑暗中一个三十来岁的人对我说,别紧张,没事的,估计就是罚点钱而已。
后来货车开始爬坡,来到了一个小土墩上面,车尾朝着一个铁栅栏大门停了下来。我们从车尾下来,通过铁栅栏的小门一个个进到一个杂物凌乱摆放的院子里。这时一辆面包车在货车旁边停了下来,里边出来的是某一个网吧的老板,他进了院子旁边的办公室,不一会出来,在他网吧上网的人就可以跟着走了,这也使得日后更多的人只去他的网吧上网。最后被带过来的人只剩下37个,所有携带物品均被缴纳,包括我的手稿本子。凌晨2点,我们被塞进了一个空间极其狭小的房子里。
天亮以后,值班的治安员开始刷牙洗脸吃饭,没有将人放出来的意思。到了9点,一个胖子将人放到院子里,人们大多开始问为什么抓我们进来,得到的回答是,“因为你们过了晚上12点还在上网”。这就是终极答复,没有任何后续解释。如果你质疑,得到的是拳头与棍棒。随后要求每个人交罚款200元便可自行离去,其中10人交了钱,另外有7、8人称没带足够的钱,先把身份证押在这里回去拿钱来赎回。
不过他们身份证大多是假的。一张假证当年在东莞也就20、30块,押着不拿,于他们而言并没太多损失。然后剩下的人开始被指挥着干活,比如打扫卫生,拖地,洗涮厕所等。 到了下午3点,那会已经饿得浑身发软了,一夜未睡,我在想接下去会有什么境遇。期间有人陆续交200元罚款离去,最后剩下几人死撑着。有人是身上的确没钱,有人是有钱不愿给。还有人有另外想法,就是等着200块的价钱降下来再给。到了下午5点,50块钱就可以走了。随后走得只剩下3人,我依然坚持不愿掏钱,在那干耗着。最后饿得快瘫倒在地,担心会被继续关押小房子里,只好交钱作罢。
我走出院子大门,忽然觉得像走出监狱一般。然而东莞对于大多数工人来说,却像一个更大的监狱。东莞早期是被拿来做试验的,为了获取经济上的发展,工人的利益是不被顾及的,粗暴的治理更使得工厂以外的领域成为野蛮丛林。
多年后,一场影响深远的用工荒袭击了东莞。工厂开始购买更先进的机器,开始提高工资待遇,增加娱乐设施。政府开始放下身段帮着企业全国招聘,开始帮着处理养老转移等各种问题。然而除了工资从2004年的800~1000元涨到了3000~3500元,其他一切并没有改变。很多症结早已形成,积重难返,依然还是个野蛮的丛林。
在东莞,无论飞车盗贼还是“小姐”,于他们自己而言,不过是自己选择的某种不寻常的生活方式。
“下海”的小姐
陶琪(化名)刚从乡下来东莞打工时,在厚街镇一家餐厅当服务员。那时候她20岁不到,在餐厅工作一段时间以后,她认识了当时的男朋友梁坚(化名)。
梁坚能说会道,自称在工厂当业务员。时常会和她表达想要在东莞扎根的想法,并且他会跟着强调,扎根东莞需要房子和车。可在他看来,现实很坚硬,以他自己的收入,买房子的可能性在十年内几乎为零。
在这样的语境熏陶下,梁坚最终提出要陶琪去当小姐的要求。一开始陶琪极为反对,梁坚则多次以分手作为要挟。陶琪家里来自农村,两个弟弟在读大学。那时候是2009年,在餐厅当服务员,每个月不过2000多元的收入,家里难以支撑。而当小姐,一个月能有3万左右的收入。综合这些因素,陶琪最后选择了进入这行。在后来,她发现梁坚是一个专业从事拉皮条行当的,手上有着四五个像她这样的“小姐女友”,便偷偷的离开了厚街,前往虎门的酒店会所当小姐。
在东莞,大多数小姐的故事,都离不开一个拉皮条的男友。这些“男友”们活跃在东莞镇区各个地方,发现相貌不错的女子,会通过各种手段与其接近,最后发展为情侣。再在合适时候提出让女子去当小姐的要求。即使如此,大多数小姐入行还是自愿的,这种“皮条男友”充当的不过是一个牵线的角色。
当然,也有一些机缘巧合,主动入行的。20岁的时候,周静(化名)在虎门一家酒店当服务员,在酒店上班长了以后,知道在酒店桑拿会所当小姐来钱很快,便“下海”去当了小姐。
在陶琪记忆里,一开始接客时心里异常难受,每天都要接客10—15人左右。每次见客时都非常紧张,担心这客人是个变态或者大腹便便的。但另一方面,她又希望多接一些客人,多赚一些钱。相对而言,周静则洒脱很多。刚入行时,小姐需要培训一个月,比如训练“含香蕉”,按摩力度等。在接客期间,无论客人提出多无理或者“变态”的要求,大多都不能拒绝,否则如果客人投诉,她们将会受到严厉的处罚。
在一个月的培训期结束以后,这些小姐会按身材、样貌、服务等分为不同级数与价位。分别为500元、600元、700元、800元、1000元等。周静属于700元价位的,在她看来这和在酒店当服务员叠被子洗床单差不多,但收入却是能让自己看得到未来生活希望的,“要是在酒店当服务员,别说买房子,一辈子都买不起一个小厕所。”在家里问起她工作的时候,她基本都是说在酒店里做经理工作。如果家人有质疑,她就会随便找个理由搪塞过去。在周静认识的小姐里边,也有不少家里人清楚她们从事的职业。
周静入行时认识的男朋友李翔(化名),是她的一个客人。这个人来自江西,其貌不扬,长得黝黑黝黑的。他每次来酒店的桑拿会所光顾,都会专门点周静。各种熟识以后,他们便成了男女朋友。
事实上在东莞,大多数去追求小姐当女朋友的,要么是拉皮条的,要么是想靠此“发家致富”的。李翔便是后者,在他们的想法里,拿女子的身体当武器,是拥有资本立足社会最快的捷径。在周静当了两年小姐以后,李翔拿着她积累下的40多万开了个服装公司,并买了一台宝马汽车。而买车月供1.8万,由周静每月支付。然而像李翔这样的“小姐男友”,时常在达到目的以后,迅速和她们分手。李翔在宝马车供到差不多的时候,便和周静提出了分手。
当小姐这一行的,大多会在25岁之后另谋新的出路。将自己身世洗白,回家相亲嫁人是其中一种,更多的是会去学一点东西,尽力跳出小姐这圈子,离开当小姐时的地方。陶琪正在学一些美容美妆之类的营生,准备开一家美容相关的店面,这也是大多当小姐的出路。然而由于社会关系单一,也很少会从客人这里发展社交,因此她们时常都是跳不出小姐的圈子。
“下海”是小姐行当里形容入行时常用的词,当然,也包括重新回到这个行当里。由于大多数小姐没有经营经验,以往积累下来的钱很快就会亏完,然后再次下海。做了四年小姐,26岁的周静因为不如20来岁新入行的小姐抢手。在短暂的经商失败以后,她再次回到了这行当,但由于年龄问题,周静最后选择了去长安镇的酒店会所当“妈咪”,也就是帮小姐们拉客的“客户经理”。
当了妈咪以后,一个月能拿到十几万,有时候也才8万。“但是压力非常大,各路神仙要打点好,同时也要应对各种突发事件,比如扫黄等等。”周静说,酒店的会所只是提供一个地方给妈咪们来做,每个月需要上交一部分钱给酒店,这包括了酒店给派出所等机构打点的费用。
2014年年后的扫黄声势浩大,在陶琪、周静等人看来,对她们来说影响不是很大。此时,东莞的小姐基本上回家过年还没有回来,在值班的小姐不多,并且她们事先已经接到通知,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在酒店会所里接客的小姐,在扫黄时期是不会前往酒店的,不少客户经理手上有熟客,以往的服务场所,则从酒店转向了出租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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