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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济教授是我的恩师。能从黄先生学教育是我一生的荣幸。
我是于1991年秋在北京师范大学上研究生的时候，在成有信教授主持的教育学原理课上第一次正式见到黄先生(校园路上常常遇到蹬三轮的黄教授当不算“正式”见到)的。当时成老师的课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改变了我对教育学的刻板印象，也改变了我人生奋斗的航向(从上这门课开始，我决定备考教育学博士研究生)。其中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成老师本人严谨、深邃的思维吸引了我，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的这门课将黄济、王策三、孙喜亭以及心理系的冯忠良教授等教育学大家统统组合进来——常常是每人一讲，大师们毕生学术深入浅出于三个小时之间，令人受益匪浅。正因为如此，此后我一直认为这种组合型课程组织是研究生课程最应该提倡的形式!除了强烈而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色彩的教育哲学思想之外，黄老师当时给人的印象大概就是他浓重的胶东口音、随和的讲授风格和一丝不苟的中山装。许多同学听不懂，一些同学则私下模仿老师的口音以为玩笑。我属少数听得懂、且对模仿口音者十分不以为然的幸运儿之一。
1993年我提前攻博，去南京师范大学师从鲁洁教授。当时考博的专业科目之_是教育哲学，黄老师的《教育哲学》是我最重要的复习参考书。1996年6月初，黄老师作为答辩委员莅临我的博士论文答辩会。我自告奋勇去南京火车站举牌迎接老师。当我接到先生的时候，慈祥地微笑着的黄老师的第一句话就是“怎么样，博士毕业还回去，如何?”这实际上是我后来坚定回母校从先生做博士后的动力之_。
1996年7月，我如愿回到北京师范大学，成为黄先生指导下的博士后(当时全国每年只有一个教育学博士后指标)，一直到1998年夏天出站。进行博士后研究的两年，我是在极其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度过的。因为黄老师对我除了呵护、指点之外，几乎没有任何约束!虽然先生笃信马克思，但是却从不在学术自由上打半点折扣。“信仰教育与道德教育关系研究”的选题是我自己选的，研究框架老师也完全认可我的设计，博士后报告初稿完成后送呈先生审阅，老师的“批改”形式更是令我震撼_所有的改动建议都是用铅笔在空白处完成的，老师对我解释说：如果改得不妥，尽管擦去；不用改动的稿子还可以直接投稿去!我之所以极为震撼，一是因为老师的真诚和极致的谦逊，另外一个就是恩师对于穷学生的细致关照——对于当时收入极低的我来说，也许的确如老师设身处地所设想的那样，省点稿纸钱也是好的!
1998年博士后出站、留校后，我很快担任了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育学教研室主任(过去黄老师也曾担任过这一职务)，成为老师戏称的他的“领导”。当时我的工作难点之一是全教研室几乎我最年轻、资历最浅，开一次教研室的会议也许需要两个小时打电话——先是和各位前辈协调时间，后是将协调好的时间再打电话通知回去。但是黄先生、王策三教授、成有信教授等恩师几乎全都是微笑着随时准备帮助我的样子。所以虽然礼数要讲，但一些同事私下告诫我所说的老教研室的“复杂”，我完全没有遇到过。也许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浩劫中的恩恩怨怨之后，大家都已经自觉地把宝贵精力放到专业发展、学术队伍建设上了，但是最主要的原因应是前辈们的高尚、儒雅的道德风范。在我担任教研室主任的两年多时间里最令我感动的是两件事。一件是退休后的王策三教授一次在路上和我谈教育学原理的全国学科排名(华东师大一度超过曾经是第一的北师大)。他认真地交待说：我们要努力，但不必着急。因为“假如我们也不错，而人家比我们更好，整个中国多一个比我们更好的教育学原理队伍，有什么不好?”另外一件就是关于黄先生的。一次教研室聚餐的时候，一位比我还年轻的同事(实际上也曾是先生课堂里的学生)直呼其名，十分莽撞地当面指责老师历史上的某个“不是”，当时几乎整个房间的空气都僵在那里了。我以为老师要生气，但是先生的反应竟然只是淡淡的微笑而已。事后老师曾经对我解释说那位同事完全颠倒、误解了事实的真相，相信他最终会明白过来的。超然境界，令人感佩!
在此期间，一个重要的工作是组织编撰《小学教育学》(这本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约请黄济先生领衔为当时全国中等师范学校主编的教育学教材，后来黄老师坚持署名黄济、劳凯声、檀传宝主编)。我作为先生的助手近距离亲身见证了这本著作组织编撰的全过程。教材编撰启动于1998年秋，1999年公开出版。期间年事已高的黄老师不仅亲自谋划教材的篇章结构，到中等师范学校实地考察了解旧教材及其使用中存在的问题，亲自撰写了前言、第一章，而且完全负责地进行了全书的统稿、修改工作。虽然作者多是他的学生，工作效率极高，但是老师付出的心血显然是作者中最大的。后来稿费来了，老师一次次最为坚持的原则居然是完全按照章节分配——这样他作为第一主编的贡献在稿费分配时就显然被他自己执意埋没掉了!我曾经反复和先生说明，我们现在收入都比已经离休的他要高很多，且如此分配实在不符合按劳分配的原则，但是先生却一直不为所动。也许先生仍然在身教我们这些学生什么叫礼让的古风!由于先生的努力，这本教材在许多方面都有革新，在教育学教材建设上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教材先叫《中师教育学》，后来改称《小学教育学》，2006年又修订过一次，现在仍然是全国各师范院校小学教育专业首选的教育学教材。
如从1991年算起，师从先生已历18年矣。老师的学问、人生智慧对作为弟子的我都是泽被良多。如果有人问，北师大黄济先生最主要的形象是什么?或者说黄老师对我等弟子最大的影响是什么?我愿意说，黄先生是一个当代中国社会中十分难得的仁者：先生身教、言传于我之最主要者也正是努力成为一个爱人的“仁者”!惟其仁，所以能包容、宽恕，可以笑对所有的挫折、侵犯，同时随时准备出手帮助所有需要帮助的人；惟其仁，所以能素朴、真诚、谦逊，能够对所有人说自己“没什么学问”(老师常说的话)，但至耄耋之年仍孜孜不倦于教育学术的耕耘!
记得博士毕业离开南京师范大学前，导师鲁洁教授和我聊及黄先生时曾说过一句令我动容的话——“谁如果和黄老师这样的人都处不好，一定是这个^本身有问题!”作为黄先生的同辈人鲁老师的如此评价，当是我以上个人感受的一个最好的确证。
地生仁者，天必寿之。先生今年已届88高龄，我一直在心底里祝愿老师不仅“仁者寿”而且“仁者乐”，拥有一个大仁、大智者所配享的幸福晚年!
我是于1991年秋在北京师范大学上研究生的时候，在成有信教授主持的教育学原理课上第一次正式见到黄先生(校园路上常常遇到蹬三轮的黄教授当不算“正式”见到)的。当时成老师的课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改变了我对教育学的刻板印象，也改变了我人生奋斗的航向(从上这门课开始，我决定备考教育学博士研究生)。其中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成老师本人严谨、深邃的思维吸引了我，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的这门课将黄济、王策三、孙喜亭以及心理系的冯忠良教授等教育学大家统统组合进来——常常是每人一讲，大师们毕生学术深入浅出于三个小时之间，令人受益匪浅。正因为如此，此后我一直认为这种组合型课程组织是研究生课程最应该提倡的形式!除了强烈而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色彩的教育哲学思想之外，黄老师当时给人的印象大概就是他浓重的胶东口音、随和的讲授风格和一丝不苟的中山装。许多同学听不懂，一些同学则私下模仿老师的口音以为玩笑。我属少数听得懂、且对模仿口音者十分不以为然的幸运儿之一。
1993年我提前攻博，去南京师范大学师从鲁洁教授。当时考博的专业科目之_是教育哲学，黄老师的《教育哲学》是我最重要的复习参考书。1996年6月初，黄老师作为答辩委员莅临我的博士论文答辩会。我自告奋勇去南京火车站举牌迎接老师。当我接到先生的时候，慈祥地微笑着的黄老师的第一句话就是“怎么样，博士毕业还回去，如何?”这实际上是我后来坚定回母校从先生做博士后的动力之_。
1996年7月，我如愿回到北京师范大学，成为黄先生指导下的博士后(当时全国每年只有一个教育学博士后指标)，一直到1998年夏天出站。进行博士后研究的两年，我是在极其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度过的。因为黄老师对我除了呵护、指点之外，几乎没有任何约束!虽然先生笃信马克思，但是却从不在学术自由上打半点折扣。“信仰教育与道德教育关系研究”的选题是我自己选的，研究框架老师也完全认可我的设计，博士后报告初稿完成后送呈先生审阅，老师的“批改”形式更是令我震撼_所有的改动建议都是用铅笔在空白处完成的，老师对我解释说：如果改得不妥，尽管擦去；不用改动的稿子还可以直接投稿去!我之所以极为震撼，一是因为老师的真诚和极致的谦逊，另外一个就是恩师对于穷学生的细致关照——对于当时收入极低的我来说，也许的确如老师设身处地所设想的那样，省点稿纸钱也是好的!
1998年博士后出站、留校后，我很快担任了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育学教研室主任(过去黄老师也曾担任过这一职务)，成为老师戏称的他的“领导”。当时我的工作难点之一是全教研室几乎我最年轻、资历最浅，开一次教研室的会议也许需要两个小时打电话——先是和各位前辈协调时间，后是将协调好的时间再打电话通知回去。但是黄先生、王策三教授、成有信教授等恩师几乎全都是微笑着随时准备帮助我的样子。所以虽然礼数要讲，但一些同事私下告诫我所说的老教研室的“复杂”，我完全没有遇到过。也许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浩劫中的恩恩怨怨之后，大家都已经自觉地把宝贵精力放到专业发展、学术队伍建设上了，但是最主要的原因应是前辈们的高尚、儒雅的道德风范。在我担任教研室主任的两年多时间里最令我感动的是两件事。一件是退休后的王策三教授一次在路上和我谈教育学原理的全国学科排名(华东师大一度超过曾经是第一的北师大)。他认真地交待说：我们要努力，但不必着急。因为“假如我们也不错，而人家比我们更好，整个中国多一个比我们更好的教育学原理队伍，有什么不好?”另外一件就是关于黄先生的。一次教研室聚餐的时候，一位比我还年轻的同事(实际上也曾是先生课堂里的学生)直呼其名，十分莽撞地当面指责老师历史上的某个“不是”，当时几乎整个房间的空气都僵在那里了。我以为老师要生气，但是先生的反应竟然只是淡淡的微笑而已。事后老师曾经对我解释说那位同事完全颠倒、误解了事实的真相，相信他最终会明白过来的。超然境界，令人感佩!
在此期间，一个重要的工作是组织编撰《小学教育学》(这本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约请黄济先生领衔为当时全国中等师范学校主编的教育学教材，后来黄老师坚持署名黄济、劳凯声、檀传宝主编)。我作为先生的助手近距离亲身见证了这本著作组织编撰的全过程。教材编撰启动于1998年秋，1999年公开出版。期间年事已高的黄老师不仅亲自谋划教材的篇章结构，到中等师范学校实地考察了解旧教材及其使用中存在的问题，亲自撰写了前言、第一章，而且完全负责地进行了全书的统稿、修改工作。虽然作者多是他的学生，工作效率极高，但是老师付出的心血显然是作者中最大的。后来稿费来了，老师一次次最为坚持的原则居然是完全按照章节分配——这样他作为第一主编的贡献在稿费分配时就显然被他自己执意埋没掉了!我曾经反复和先生说明，我们现在收入都比已经离休的他要高很多，且如此分配实在不符合按劳分配的原则，但是先生却一直不为所动。也许先生仍然在身教我们这些学生什么叫礼让的古风!由于先生的努力，这本教材在许多方面都有革新，在教育学教材建设上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教材先叫《中师教育学》，后来改称《小学教育学》，2006年又修订过一次，现在仍然是全国各师范院校小学教育专业首选的教育学教材。
如从1991年算起，师从先生已历18年矣。老师的学问、人生智慧对作为弟子的我都是泽被良多。如果有人问，北师大黄济先生最主要的形象是什么?或者说黄老师对我等弟子最大的影响是什么?我愿意说，黄先生是一个当代中国社会中十分难得的仁者：先生身教、言传于我之最主要者也正是努力成为一个爱人的“仁者”!惟其仁，所以能包容、宽恕，可以笑对所有的挫折、侵犯，同时随时准备出手帮助所有需要帮助的人；惟其仁，所以能素朴、真诚、谦逊，能够对所有人说自己“没什么学问”(老师常说的话)，但至耄耋之年仍孜孜不倦于教育学术的耕耘!
记得博士毕业离开南京师范大学前，导师鲁洁教授和我聊及黄先生时曾说过一句令我动容的话——“谁如果和黄老师这样的人都处不好，一定是这个^本身有问题!”作为黄先生的同辈人鲁老师的如此评价，当是我以上个人感受的一个最好的确证。
地生仁者，天必寿之。先生今年已届88高龄，我一直在心底里祝愿老师不仅“仁者寿”而且“仁者乐”，拥有一个大仁、大智者所配享的幸福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