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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托尼·莫里森在《最蓝的眼睛》中，以双重身份的视角描写了美国黑人的个性和自我本质的失落和异化感；运用精神分析的手法，把黑人内心世界的冲突、抗争、寻求解放的艰辛刻画得淋漓尽致；揭示了美国的社会体制才是导致美国黑人人格异化的真正元凶。
关键词：《最蓝的眼睛》 托尼·莫里森 美国黑人 异化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荣获1993年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是获此殊荣的第一位非裔女作家，也是当代美国文学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对黑人异化的描写是莫里森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正如非洲和美国在地理上是分离的一样，非裔美国人的自我身份也是断裂的，他们在渴望加入美国主流社会的同时，又要保持自身的黑人文化传统。因此，非裔美国人总是在自我和异化之间痛苦地挣扎着。莫里森的小说旨在修复黑人文化、文化传播的断裂及持续性中黑人自我的异化。她认为美国黑人的自我异化主要是由自我与自身文化传统的断裂以及白人世界中主流文化对黑人文化的渗透和颠覆造成的：美国白人种族主义对于黑人的奴役、压迫和剥削，使得美国黑人的生活陷入重重苦难；白人主流社会不但在经济上压迫黑人，而且在意识形态上对白人种族优越性的宣传，使黑人在精神上陷入了异化状态，否认了自己的黑人性，丧失了自己的文化意识。莫里森的作品反映了黑人在美国社会中、在他们各自生活的环境和集体中、在被种族歧视扭曲了的价值观的影响下，对自己生存价值及意义的探索。《最蓝的眼睛》是莫里森的第一篇小说，作者通过一个黑人小女孩佩科拉精神分裂的悲惨遭遇，控诉了白人种族中心主义者的意识形态对黑人的精神造成的异化，揭示了美国的社会体制才是导致美国黑人人格异化的真正元凶。
一 父亲乔利的人格异化
20世纪美国黑人女作家们在描述黑人男女之间以及黑人与白人之间复杂的两性关系时，经常深刻地揭示贫困的压力以及对现实的失望和愤怒往往转化为黑人男子对黑人女子的性暴力。“美国梦的幻灭折磨得黑人男性失去理性，他们的失望和愤怒往往转化为对妇女的残暴。”罗伯特·史达姆揭示了美国黑人族群自身所具有的白人性正是美国白人主流意识形态对于黑人族群意识歪曲和压抑的产物。吕埃克·沃克昆特也指出，歧视黑人的制度把奴隶和自由人之间的种族划分改造为“白人”和“黑鬼”之间的严格种族隔离。莫里森认为黑人男性固然是美国种族歧视主义的受害者，然而，他们却是性别歧视的施虐者，他们经常把怨恨发泄到比他们更弱小的女性身上。报酬最低的工作使黑人女性在社会中处于最底层，而黑人女性容易获得工作的现实又不可避免地加重了黑人男女之间的紧张关系。成年黑人男性因失去工作而无力养家糊口，不得不离家出走，以避免与家人呆在一起的尴尬境况。这样一来，黑人男性就被剥夺了传统意义上的“阳刚之气”，而黑人女性则去除了自身的“阴柔之气”，变成一家之主，成为家庭经济来源的主要成员。为了释放内心的焦虑，黑人男性转而将心中的憎恶发泄到黑人女性身上，视她们为替罪羊。《最蓝的眼睛》中佩科拉的父亲乔利正是在贫困、失业、与妻子不和的种种社会压力之下，其人格发生极度的扭曲：他从不关心自己的孩子，经常和妻子厮打来泄愤，甚至于在酒后强奸了自己的女儿，导致了佩科拉怀孕并最终精神分裂。乔利的堕落和变态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他14岁那年姨婆去世后被两个白人用枪逼着和一个女孩做爱，白人却从中作乐；二是他和波琳的婚姻彻底击毁了他。一成不变的生活压力使他感到绝望，波琳在他面前的傲慢让他感到震惊。然而，让他更加束手无策的是孩子的降生，他根本不懂如何抚养孩子：由于从未有过父母抚养他本人的经历，使他无法理解父子或父女关系的本质。美国白人主流社会的意识形态对黑人性的否定造成了乔利的人格异化，彻底地打击了乔利的自信心和改变生活的勇气，造成了乔利的悲剧人生，同时也给了波琳和佩科拉以人生毁灭性的打击，他只有通过“性暴力”来对待家中的黑人女性——妻子和女儿，从而获得自我。
二 母亲波琳的人格异化
美国学者芭芭拉·克里斯蒂安在研究了19世纪40年代以前的文学作品后，指出其中塑造的两种黑人女性形象之一便是所谓的“妈妈”形象：她们都具有深黑的肤色、肥胖但十分强壮的身体、和蔼的态度、信仰宗教且擅长养育（这里指养育白人的孩子）。于是，这种打上白人文化烙印的家庭主妇形象就作为一种标准被强加给黑人女性，以此来调整和控制她们的行为举止。白人主流社会通过褒扬黑人女性的服从和耐心来把她们限制在家庭中，压抑她们的反抗精神和创造力。这些对黑人女性真实形象的扭曲及对黑人女性不恰当的赞美，实际就是重塑了一个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的“自我”，黑人女性因不得不与这个不存在的“自我”时时抗争而造成性格上的分裂。在《最蓝的眼睛》中，波琳从南方来到北方后，在一个白人家当佣人。她逐渐被白人的文化意识和价值观念所同化，“她对白人生活的羡慕、对自己日子的怨愤汇合成一种无形的力量拖着她日渐远离她早年的质朴天性和黑人文化的根基”。乔利的失业使她独自承担起养家糊口的责任。她去教堂任职，祈祷时总是祈求上帝帮助她让两个孩子免受父亲恶习的影响。为了向白人靠拢，她甚至改掉了她自己的错误发音。她把乔利当作罪孽与失败的典范，丈夫成为她的荆棘头冠，而孩子则是她的十字架。波琳由于长期受到白人文化价值观的浸染，早已把爱转移到白人雇主的家里。她把美好有序的生活仅限于她个人的小世界，对自己的孩子她更讲究威严，结果是让他们充满恐惧。她喜欢爱抚那白皮肤金发的小女孩，但厌恶自己的亲生骨肉，嫌弃他们既黑又丑；她把主人家收拾得井井有条，但听任自己的家一片混乱；漠视自己的女儿，却对白人雇主家的女孩儿呵护有加。在波琳态度的影响下，在白人审美意识的冲击下，丑陋的佩科拉产生了一种病态的渴望——希望自己能够拥有一双漂亮的“蓝眼睛”。作为妻子，波琳不再关心丈夫；作为母亲，波琳讨厌自己的孩子。然而，在白人心目中，“她是个理想的佣人”。波琳的人格异化表明了黑人女性只有从白人主流文化价值观的束缚中挣脱出来，弘扬黑人女性的传统美德，在回归黑人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才能实现黑人性心灵世界的重构。如果黑人女性割弃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仅受白人文化和价值观的影响，必定会导致自我主体性意识的缺失和自我认同形象的混乱。莫里森在小说中也揭示了在利用文化对黑人女性进行侵蚀和压抑的同时，白人主流社会还利用分裂手段来离间黑人男性和女性，利用黑人男性进一步加重对黑人女性的摧残和异化，令黑人女性承受着双重的压迫。
三 黑人孩子的人格异化
莫里森曾经指出，“身体美的概念，作为一种价值观，是西方社会最不足道、最有毒害性、最具破坏性的观点之一，我们应该对此不屑一顾……把问题归结于我们是否美的症结来自于衡量价值的方式，这种价值方式是彻头彻尾的细微末节并且完全是白人的那一套，致力于这个问题是理智上无可救药的奴隶制。”以莫里森的观点来看，身体美是一种白人的价值观，即使按照这一价值观把“黑人丑”变成“黑人美”，依然不足取；而黑人肯于接受这种白人的价值观，本身便是一种精神奴役制的恶果。佩科拉家境贫苦，她又相貌奇丑，因此，她从小在家中处境尴尬，在外面受尽屈辱。而她则把这一切都归结为自己长相丑陋。为了能够在日常生活中获得最起码的人的尊严，她渴望着拥有一双像秀兰·邓波儿那样漂亮的“最蓝的眼睛”。她的畸形愿望的形成就在于美国黑人所遭受的种族歧视，使她幼小的心灵认为只要有了“最蓝的眼睛”，她就可以得到父母的爱，可以不再受同学的歧视。然而，她却遭到父亲两次强暴并怀了他的孩子，由此陷入了更黑暗的深渊。当她求助于牧师时，反而受骗害死了无辜的狗，她终于疯了，但在疯狂中她也终于拥有了一双美丽的蓝眼睛，在疯癫的世界里她不再受外界的侵扰。美国白人意识形态所宣传的种族优越观已经深入到佩科拉的内心深处，内化为她的自我意识，从而使她愿意放弃自己拥有的黑人特征。佩科拉最后的精神分裂正是美国黑人身上黑人性和白人性的交织造成的人间悲剧。白人主流文化利用强大的大众媒介宣传代表主流文化的所谓美，否认黑人女性传统美的标准，这使黑人女性的自我实际上遭到了主流社会的否定，她们不得不开始奢望具备一些白人的特征。当黑人女性用主流的白人文化意识形态来定义自己的外貌时，其自我也遭到了严重的扭曲。
荣格认为，只有在健康的环境和教育下，人格才能得到健康发展；不健康的环境和教育影响，必定会造成畸形的人格。佩科拉的哥哥山姆，从小生活在缺乏父母之爱的家庭，他对待父母的争吵和打架总是先骂一会儿或是出走或是加入战斗。山姆常常以离家出走的方式来应对家中的问题，到他14岁时他已离家出走不下27次。当父母打架时，山姆仇视父亲的心理得到了展示，他用拳头朝父亲打去，而且还连叫“杀了他！杀了他！”无力解决家庭问题的黑人少年——山姆，最后选择的道路还是离家，而这又为黑人人格异化的代代相传埋下了伏笔。美国心理学家通过调查发现，那些没有得到足够父母之爱的孩子情感障碍十分突出，出现焦虑、孤独、任性、多动、依赖、自尊心低下、自制力弱、攻击性强等行为缺陷的现象较为普遍，患有“缺乏父爱综合症”的孩子成年后出现神经质、精神病或人格障碍等心理疾病的比率以及犯罪自杀率均比其他人偏高，并且有可能影响孩子成年后正确地处理两性关系，导致不幸的婚姻生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09年6月5日的父亲节上，就黑人社会的敏感问题发表演讲时，说到：“（黑人社会）有太多父亲失踪，有太多父亲未尽到父亲责任，他们不负责任，行为举止就像个男孩，而不是男人，我们家庭的基础因此遭到削弱。”由此可见，黑人父爱的缺失给一代又一代的美国黑人带来的负面影响。
四 结语
托尼·莫里森在《最蓝的眼睛》中揭示了异化是黑人群体中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而他们的双重身份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一方面他们是美国人；另一方面他们是黑人，两个灵魂，两种思想，两种无法调和的抗争，两种冲突的理想同在一个黑色的躯体里，尽管他们也曾努力寻找自我，但一切都是徒劳的。外界环境力量如此巨大，迷惘者必将呈现出自我的缺失而屈从于主流文化和种族歧视。美国黑人所经历的痛苦过于沉重，黑人自身的精神和意识已经被美国白人主流意识形态所污染和扭曲，而排外性的黑人种族主义则同样是黑人精神和意识扭曲的根源，只有现代性才能洗刷这些异化了的思想和精神，才能实现黑人作为“人”的现代话，恢复和实现黑人作为“黑人”和“美国人”的双重身份。莫里森将白人与黑人的文化冲突与心理分析结合起来，探索了黑人人性异化的主题。在《最蓝的眼睛》中，她不仅批判了美国白人主流意识形态对于黑人精神和思想的异化，而且强调了黑人要保持和热爱黑人的文化和传统，清除掉黑人身上已经内化了的白人种族主义思想，避免黑人精神上的自我矮化和自我分裂。
参考文献：
[1] 王家湘：《20世纪美国黑人小说史》，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
[2] 艾利斯·沃克，陶洁译：《紫颜色》，外国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3] 吕埃克·沃克昆特：《黑人生来有罪》，《国际社会科学杂志》，2006年第1期。
[4] 王守仁：《性别·种族·文化——托尼·莫里森与二十世纪美国黑人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5] 沈亦菲：《被建构的女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6] Morrison Tonni.Behind the making of the black book [M],New York:Random House, 1974,P88.
[7] 卡尔·荣格，李德荣译：《荣格性格哲学》，九州出版社，2003年版。
[8] 托尼·莫里森，陈苏明、胡允桓译：《最蓝的眼睛》，南海出版社，2005年版。
[9] 李有华：《黑人性、黑人种族主义和现代性》，《东北师大学报》，2009年第2期。
作者简介：吕红兰，女，1968—，河南新乡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工作单位：河南科技学院。
关键词：《最蓝的眼睛》 托尼·莫里森 美国黑人 异化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荣获1993年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是获此殊荣的第一位非裔女作家，也是当代美国文学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对黑人异化的描写是莫里森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正如非洲和美国在地理上是分离的一样，非裔美国人的自我身份也是断裂的，他们在渴望加入美国主流社会的同时，又要保持自身的黑人文化传统。因此，非裔美国人总是在自我和异化之间痛苦地挣扎着。莫里森的小说旨在修复黑人文化、文化传播的断裂及持续性中黑人自我的异化。她认为美国黑人的自我异化主要是由自我与自身文化传统的断裂以及白人世界中主流文化对黑人文化的渗透和颠覆造成的：美国白人种族主义对于黑人的奴役、压迫和剥削，使得美国黑人的生活陷入重重苦难；白人主流社会不但在经济上压迫黑人，而且在意识形态上对白人种族优越性的宣传，使黑人在精神上陷入了异化状态，否认了自己的黑人性，丧失了自己的文化意识。莫里森的作品反映了黑人在美国社会中、在他们各自生活的环境和集体中、在被种族歧视扭曲了的价值观的影响下，对自己生存价值及意义的探索。《最蓝的眼睛》是莫里森的第一篇小说，作者通过一个黑人小女孩佩科拉精神分裂的悲惨遭遇，控诉了白人种族中心主义者的意识形态对黑人的精神造成的异化，揭示了美国的社会体制才是导致美国黑人人格异化的真正元凶。
一 父亲乔利的人格异化
20世纪美国黑人女作家们在描述黑人男女之间以及黑人与白人之间复杂的两性关系时，经常深刻地揭示贫困的压力以及对现实的失望和愤怒往往转化为黑人男子对黑人女子的性暴力。“美国梦的幻灭折磨得黑人男性失去理性，他们的失望和愤怒往往转化为对妇女的残暴。”罗伯特·史达姆揭示了美国黑人族群自身所具有的白人性正是美国白人主流意识形态对于黑人族群意识歪曲和压抑的产物。吕埃克·沃克昆特也指出，歧视黑人的制度把奴隶和自由人之间的种族划分改造为“白人”和“黑鬼”之间的严格种族隔离。莫里森认为黑人男性固然是美国种族歧视主义的受害者，然而，他们却是性别歧视的施虐者，他们经常把怨恨发泄到比他们更弱小的女性身上。报酬最低的工作使黑人女性在社会中处于最底层，而黑人女性容易获得工作的现实又不可避免地加重了黑人男女之间的紧张关系。成年黑人男性因失去工作而无力养家糊口，不得不离家出走，以避免与家人呆在一起的尴尬境况。这样一来，黑人男性就被剥夺了传统意义上的“阳刚之气”，而黑人女性则去除了自身的“阴柔之气”，变成一家之主，成为家庭经济来源的主要成员。为了释放内心的焦虑，黑人男性转而将心中的憎恶发泄到黑人女性身上，视她们为替罪羊。《最蓝的眼睛》中佩科拉的父亲乔利正是在贫困、失业、与妻子不和的种种社会压力之下，其人格发生极度的扭曲：他从不关心自己的孩子，经常和妻子厮打来泄愤，甚至于在酒后强奸了自己的女儿，导致了佩科拉怀孕并最终精神分裂。乔利的堕落和变态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他14岁那年姨婆去世后被两个白人用枪逼着和一个女孩做爱，白人却从中作乐；二是他和波琳的婚姻彻底击毁了他。一成不变的生活压力使他感到绝望，波琳在他面前的傲慢让他感到震惊。然而，让他更加束手无策的是孩子的降生，他根本不懂如何抚养孩子：由于从未有过父母抚养他本人的经历，使他无法理解父子或父女关系的本质。美国白人主流社会的意识形态对黑人性的否定造成了乔利的人格异化，彻底地打击了乔利的自信心和改变生活的勇气，造成了乔利的悲剧人生，同时也给了波琳和佩科拉以人生毁灭性的打击，他只有通过“性暴力”来对待家中的黑人女性——妻子和女儿，从而获得自我。
二 母亲波琳的人格异化
美国学者芭芭拉·克里斯蒂安在研究了19世纪40年代以前的文学作品后，指出其中塑造的两种黑人女性形象之一便是所谓的“妈妈”形象：她们都具有深黑的肤色、肥胖但十分强壮的身体、和蔼的态度、信仰宗教且擅长养育（这里指养育白人的孩子）。于是，这种打上白人文化烙印的家庭主妇形象就作为一种标准被强加给黑人女性，以此来调整和控制她们的行为举止。白人主流社会通过褒扬黑人女性的服从和耐心来把她们限制在家庭中，压抑她们的反抗精神和创造力。这些对黑人女性真实形象的扭曲及对黑人女性不恰当的赞美，实际就是重塑了一个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的“自我”，黑人女性因不得不与这个不存在的“自我”时时抗争而造成性格上的分裂。在《最蓝的眼睛》中，波琳从南方来到北方后，在一个白人家当佣人。她逐渐被白人的文化意识和价值观念所同化，“她对白人生活的羡慕、对自己日子的怨愤汇合成一种无形的力量拖着她日渐远离她早年的质朴天性和黑人文化的根基”。乔利的失业使她独自承担起养家糊口的责任。她去教堂任职，祈祷时总是祈求上帝帮助她让两个孩子免受父亲恶习的影响。为了向白人靠拢，她甚至改掉了她自己的错误发音。她把乔利当作罪孽与失败的典范，丈夫成为她的荆棘头冠，而孩子则是她的十字架。波琳由于长期受到白人文化价值观的浸染，早已把爱转移到白人雇主的家里。她把美好有序的生活仅限于她个人的小世界，对自己的孩子她更讲究威严，结果是让他们充满恐惧。她喜欢爱抚那白皮肤金发的小女孩，但厌恶自己的亲生骨肉，嫌弃他们既黑又丑；她把主人家收拾得井井有条，但听任自己的家一片混乱；漠视自己的女儿，却对白人雇主家的女孩儿呵护有加。在波琳态度的影响下，在白人审美意识的冲击下，丑陋的佩科拉产生了一种病态的渴望——希望自己能够拥有一双漂亮的“蓝眼睛”。作为妻子，波琳不再关心丈夫；作为母亲，波琳讨厌自己的孩子。然而，在白人心目中，“她是个理想的佣人”。波琳的人格异化表明了黑人女性只有从白人主流文化价值观的束缚中挣脱出来，弘扬黑人女性的传统美德，在回归黑人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才能实现黑人性心灵世界的重构。如果黑人女性割弃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仅受白人文化和价值观的影响，必定会导致自我主体性意识的缺失和自我认同形象的混乱。莫里森在小说中也揭示了在利用文化对黑人女性进行侵蚀和压抑的同时，白人主流社会还利用分裂手段来离间黑人男性和女性，利用黑人男性进一步加重对黑人女性的摧残和异化，令黑人女性承受着双重的压迫。
三 黑人孩子的人格异化
莫里森曾经指出，“身体美的概念，作为一种价值观，是西方社会最不足道、最有毒害性、最具破坏性的观点之一，我们应该对此不屑一顾……把问题归结于我们是否美的症结来自于衡量价值的方式，这种价值方式是彻头彻尾的细微末节并且完全是白人的那一套，致力于这个问题是理智上无可救药的奴隶制。”以莫里森的观点来看，身体美是一种白人的价值观，即使按照这一价值观把“黑人丑”变成“黑人美”，依然不足取；而黑人肯于接受这种白人的价值观，本身便是一种精神奴役制的恶果。佩科拉家境贫苦，她又相貌奇丑，因此，她从小在家中处境尴尬，在外面受尽屈辱。而她则把这一切都归结为自己长相丑陋。为了能够在日常生活中获得最起码的人的尊严，她渴望着拥有一双像秀兰·邓波儿那样漂亮的“最蓝的眼睛”。她的畸形愿望的形成就在于美国黑人所遭受的种族歧视，使她幼小的心灵认为只要有了“最蓝的眼睛”，她就可以得到父母的爱，可以不再受同学的歧视。然而，她却遭到父亲两次强暴并怀了他的孩子，由此陷入了更黑暗的深渊。当她求助于牧师时，反而受骗害死了无辜的狗，她终于疯了，但在疯狂中她也终于拥有了一双美丽的蓝眼睛，在疯癫的世界里她不再受外界的侵扰。美国白人意识形态所宣传的种族优越观已经深入到佩科拉的内心深处，内化为她的自我意识，从而使她愿意放弃自己拥有的黑人特征。佩科拉最后的精神分裂正是美国黑人身上黑人性和白人性的交织造成的人间悲剧。白人主流文化利用强大的大众媒介宣传代表主流文化的所谓美，否认黑人女性传统美的标准，这使黑人女性的自我实际上遭到了主流社会的否定，她们不得不开始奢望具备一些白人的特征。当黑人女性用主流的白人文化意识形态来定义自己的外貌时，其自我也遭到了严重的扭曲。
荣格认为，只有在健康的环境和教育下，人格才能得到健康发展；不健康的环境和教育影响，必定会造成畸形的人格。佩科拉的哥哥山姆，从小生活在缺乏父母之爱的家庭，他对待父母的争吵和打架总是先骂一会儿或是出走或是加入战斗。山姆常常以离家出走的方式来应对家中的问题，到他14岁时他已离家出走不下27次。当父母打架时，山姆仇视父亲的心理得到了展示，他用拳头朝父亲打去，而且还连叫“杀了他！杀了他！”无力解决家庭问题的黑人少年——山姆，最后选择的道路还是离家，而这又为黑人人格异化的代代相传埋下了伏笔。美国心理学家通过调查发现，那些没有得到足够父母之爱的孩子情感障碍十分突出，出现焦虑、孤独、任性、多动、依赖、自尊心低下、自制力弱、攻击性强等行为缺陷的现象较为普遍，患有“缺乏父爱综合症”的孩子成年后出现神经质、精神病或人格障碍等心理疾病的比率以及犯罪自杀率均比其他人偏高，并且有可能影响孩子成年后正确地处理两性关系，导致不幸的婚姻生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09年6月5日的父亲节上，就黑人社会的敏感问题发表演讲时，说到：“（黑人社会）有太多父亲失踪，有太多父亲未尽到父亲责任，他们不负责任，行为举止就像个男孩，而不是男人，我们家庭的基础因此遭到削弱。”由此可见，黑人父爱的缺失给一代又一代的美国黑人带来的负面影响。
四 结语
托尼·莫里森在《最蓝的眼睛》中揭示了异化是黑人群体中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而他们的双重身份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一方面他们是美国人；另一方面他们是黑人，两个灵魂，两种思想，两种无法调和的抗争，两种冲突的理想同在一个黑色的躯体里，尽管他们也曾努力寻找自我，但一切都是徒劳的。外界环境力量如此巨大，迷惘者必将呈现出自我的缺失而屈从于主流文化和种族歧视。美国黑人所经历的痛苦过于沉重，黑人自身的精神和意识已经被美国白人主流意识形态所污染和扭曲，而排外性的黑人种族主义则同样是黑人精神和意识扭曲的根源，只有现代性才能洗刷这些异化了的思想和精神，才能实现黑人作为“人”的现代话，恢复和实现黑人作为“黑人”和“美国人”的双重身份。莫里森将白人与黑人的文化冲突与心理分析结合起来，探索了黑人人性异化的主题。在《最蓝的眼睛》中，她不仅批判了美国白人主流意识形态对于黑人精神和思想的异化，而且强调了黑人要保持和热爱黑人的文化和传统，清除掉黑人身上已经内化了的白人种族主义思想，避免黑人精神上的自我矮化和自我分裂。
参考文献：
[1] 王家湘：《20世纪美国黑人小说史》，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
[2] 艾利斯·沃克，陶洁译：《紫颜色》，外国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3] 吕埃克·沃克昆特：《黑人生来有罪》，《国际社会科学杂志》，2006年第1期。
[4] 王守仁：《性别·种族·文化——托尼·莫里森与二十世纪美国黑人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5] 沈亦菲：《被建构的女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6] Morrison Tonni.Behind the making of the black book [M],New York:Random House, 1974,P88.
[7] 卡尔·荣格，李德荣译：《荣格性格哲学》，九州出版社，2003年版。
[8] 托尼·莫里森，陈苏明、胡允桓译：《最蓝的眼睛》，南海出版社，2005年版。
[9] 李有华：《黑人性、黑人种族主义和现代性》，《东北师大学报》，2009年第2期。
作者简介：吕红兰，女，1968—，河南新乡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工作单位：河南科技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