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2000年，我上大学期间，某一天，文艺理论课老师讲的是“新历史主义”，用此理论分析了刘震云《温故一九四二》。课后，我找了书来读，很受触动。接着，我在我们中文系的系报上写了一篇《在“吃”的世界里》，尝试着用“新历史主义”写一写中国人吃饭的历史。我在那篇文章里提到了1961年死于饥饿的曾祖母。
　　我很早就看到冯小刚说，他在有生之年希望把《温故一九四二》拍成电影之类的话。跟他的想法近似，我觉得这是一件遥遥无期的事情。隔了10年之后，当我听到冯小刚要开机拍电影《一九四二》时，非常吃惊。倒不是说这部更像是调查特稿一样的小说很难改编，而是在目前的电影审查制度下，想投拍这部电影非常之难。但是，竟然开拍了。
　　今年8月份，刘震云的小说《我不是潘金莲》出版，在北京采访他的时候，我说我想回到1942年的历史中，去实地走一走。刘震云给我提出了建议，把他当初写小说时采访的路线、后来和冯小刚为筹拍电影重走的路线、美国记者白修德调查的路线、灾民逃荒的路线都跟我详细地说了一遍。
　　在随后的时间里，我陆续找了很多资料来看，包括白修德的回忆录《探索历史》（In Search of History），里面有一部分是寫他当年到河南采访饥荒的事情。白修德的经历和文字本身都很吸引我，况且他也是记者。我打算按照白修德的路线重走一回。
　　在河南采访幸存者的时候，我发现他们有两个共同之处：一是，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二是，说完1942年，他们会接着说到1960年。当年看小说《温故一九四二》的时候，有一段对话令我印象极深。小说里，“我”在1990年代初回到河南老家寻访1942年的事情，见到自己的姥娘，“我”跟姥娘说：姥娘，五十年前，大旱，饿死许多人！姥娘：饿死人的年头多得很，到底指的哪一年？
　　在电影公映前，我在华谊兄弟的放映室里提前看了《一九四二》，结尾正是“姥娘”说的这句话。刘震云非常满意这个结尾。但公映的电影版本却不是如此。我之后还看了刘震云的剧本。在剧本里，有一长串的字幕，说的是从东周桓王三年一直到民国三十二年以及“……”的“旱”和“饥”。
　　在档案馆翻阅资料时，一些馆员对我所查的东西感到很惊奇，他们完全不知道有这回事，甚至有些谨慎，你查这些要做什么？我就得从历史到小说到电影给他们讲一遍。其实，这些资料并不多，记载有限，叙述也很简单，有一股统计学意义上的冰冷。大概历史记录者都麻木了。就好比早些年，矿难死人的事情被爆出来后，大家都义愤填膺。这些年下来，大家对这样的事情已经习以为常，矿难再发生时，记者不愿意写了，读者也不愿意看了。
　　小说和电影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饥荒会不断地产生？其中的人为因素如何终止？我尝试着去寻找答案，又找了许多研究饥荒的资料和书籍来看。我看到了世界范围内的饥荒，看到了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提出的解决饥荒问题的办法：建立民主制度。人民会用嘴巴投票，这几乎是几千年来反复上演的剧目。采访那些饥荒的幸存者时，我感受到了这一点。
　　一圈采访后，我从西安乘坐高铁去往洛阳。火车出了潼关，在冬天阴冷混沌的山野里行驶，远处有几座坟墓从车窗外掠过，我想起了自己的曾祖母，想起了70年前饿死路边的那些亡灵，眼泪忽然就冒了出来，往外涌了好几分钟。冯小刚说过一句话：我们都是灾民的后代。这句话，我无比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