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影响力是根深蒂固的，他的书占据了专门一层书架，和其他对我意义非凡的书放在一起。”也有书评人对他的写作不吝赞美，“虽然莫迪亚诺还没能在先贤祠获得一个灵位，但他已经赢得了超凡的地位，他创造了一个新词——‘莫迪亚诺式的’。”
　　他的小说就如深秋的午夜巴黎，多雨多雾，湿嗒嗒、雾，让评论者很难抓到一个进入的点。那种宏大而清晰的分析估计也是不大可能。如果把他的东西拍成电影，镜头很可能是一个男人，穿着半湿的长风衣，走在夜晚巴黎的某条街上，表情和动作统统不清不楚，只有街道名依稀可辨，看了人心情莫名地惆怅迷惘起来。刚刚好，这就是莫迪亚诺要的氛围，不需要更清楚了，他几乎不写作者意识强烈、情节脉络清晰、表达完整的小说，他只要那种氛围，叙述从来不是为了表明什么，而只是为了抒情。
　　艺术家的创作根源大多来自他的童年。
　　帕特里克·莫迪亚诺有一段不平常的童年。他出生法国，法国其实是一个势力的国度，有看不见的阶层。父亲阿贝尔·莫迪亚诺是意大利托斯卡纳一犹太人后裔，四岁便成了孤儿，年轻时喜欢投机倒把，走私石油，“德占”期间他隐瞒自己的犹太人身份，在一次警察的大搜捕行动中成功脱逃后转入地下，从事黑市交易，累积了大量财富。母亲路易莎·科尔皮金是比利时弗拉芒人，演员，1942年到巴黎。父母相识后，两人在巴黎孔蒂滨河路安顿下来，出入“下流社会”，直到1945年法国光复。
　　帕特里克·莫迪亚诺正是在这一年出生，但一生下来就由外公外婆照顾。两年后，弟弟鲁迪出世，兄弟俩被母亲扔给奶妈抚养。刚过十岁生日的弟弟突然病逝，给他造成巨大的心灵创伤，他常讲到：“我的童年让我感到恐惧，有一些人的形象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并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记忆之中”。后来他把自己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八二年间出版的所有作品都题献给这个早夭的弟弟。
　　弟弟的去世，他是最伤心的一个人。他恨父母生他们而不养，那种少年的愤怒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那段时间，他和父母对抗。他变成一个坏孩子，来表达他的反抗。他经常从家里出逃，放任自流地在巴黎闲荡，去许多危险的、他那种年龄的孩子不该去的地方，有些街区一直让他感到恐惧，那种冲击非常强烈，也正是他的这段时间，成就了他的笔下之物。
　　父母毫无办法，就把他扔给学校去调教。一九五六年后的四年间，他被送进寄宿学校，1960年至1962年转到圣约瑟夫中学。当然学校也没有把他培养成上进少年。少年时的愤怒、叛逆、甚至恐惧持续干扰他成为上进少年。
　　他不好不坏地活着。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文学是他疗伤的方式。那些在青春期帮助他生存下去的诗人们：波德莱尔、魏尔伦、兰波、阔比埃、查理·克罗、日耳曼·努沃、阿波利奈尔……他们在他心目中的地位超越了父母。在他低迷之时，他们永远向他敞开心灵，给他倚靠。当初，他不过是借由文学疗伤，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以它为业。
　　然而发生了一件事，结结实实的一件事，他母亲从西班牙巡回演出回来后，发现他父亲跟一个年轻的意大利女子生活在一起后，两人分居。由于母亲没有生活来源，他只得经常到父亲那里讨钱维持生计。为了接济穷困潦倒的母亲，莫迪亚诺开始到一些特别的人家或者图书馆偷书卖给一些书店的老板。母亲再次打发他到父亲那里去要钱，父亲并没有帮他，反而向警方告发，说他是“流氓”。这件事情，让他突然成长。
　　他决意与父亲开战，长成一个比他父亲更出色的人，有一天，他可以俯视他的父亲。这一年，他去了索邦大学文学院注册，在一个熟人的帮助下发表了第一篇作品。与此同时，雷蒙·格诺每周六都会邀请他到家里吃晚饭，并带他出入法国的文学界，经常参加伽利马出版社的鸡尾酒会，他的第一部小说《星形广场》便是在该社出版，让他崭露头角。
　　小说的创作源泉其实就是他自己所站立的生活。他常常幻想自己是一个侦探，并以侦探式的眼睛去看周围的世界，乐此不疲。所以写作时，他不经意地在自己的创作中也掺入侦探小说的元素。他的作品就像侦探小说一样，经常会有私家侦探或者警探出没，喜欢大笔墨对一些形迹可疑的小人物的描写，营造一种暧昧不明、紧张刺激的神秘气氛。他时常陷入这种幻想之中，常常分不清楚自己是莫迪亚诺还是一个侦探，所以小说里流露的就是他的内心写照。人物身份常常不清不楚，他们总是在寻找某个人或者某样东西。
　　《星形广场》一出来便获得当年的罗歇·尼米埃奖，人们被他的这个世界所吸引。他非常感激这本书的出版，这算得上他唯一的救命板。因为辍学而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他喜欢文学但文学没有给他出路之时，加上当时的经济状况困难，其实他的内心有一种极度的恐慌不安，夜晚常常被恐惧吓醒。
　　他永远记得，那年的秋天来得比往年都早，秋雨绵绵，枯叶凋零，上索省河畔笼罩着蒙蒙轻雾。他得找份工作干干。一月，克鲁瓦·帕凯广场附近的一家丝织品公司雇用他当了六个月的打字员。工资微薄，但必须省吃俭用，因为他的身后还有孤苦无依的可怜母亲。
　　他找到了文学这根稻草，能够真切地救他。此后，他专事写作，著有二十余种小说，屡获大奖。只有真正从事艺术的人，才懂得创作时的苦闷，常常关在一个黑暗隐秘的处所，与外界隔绝起来，一字一句，句句敲心头的话。然而创作者又是幸福的，当自己的作品成为铅字，被世界的人争相传阅，那一种认同是极大的精神养分。
　　人有时候，可怜到只需要一点点认同。
　　写作令很多东西复活，再生，有鼓舞力。福楼拜说，写作是一种生活方式，并非坐在书桌前，而是以写作安排生活节奏。他希望与街上的人接触，写身边的故事，又借以遥远的时代。
　　“我一想到什么人，就必须把他放在一个地方，一条街，一栋房子里，地名能让人想起许多事情。但是精确的地址并非服务于一部过于现实的小说，而是为了引发联想。”这种地形学和人文学的结合，让人产生一种阅读旅行文学的感觉，仿佛跟着作品的人物一起在巴黎畅游。
　　他创作了一种新的文学呈现方式，那是莫迪亚诺式的。
　　这种方式也适合电影呈现。他发觉自己这一点优势之时，又跑去电影圈。起笔他就创作过电影《拉孔布·吕西安》，意外的，获得奥斯卡金像奖。
　　然而写作剧本并不带劲，不如小说，可以淋漓尽致地抒情，描述，为了一种萦绕他心间的挥之不去的紧张氛围。他着迷那种感觉。尽管很多时候，因为这他常觉得自己喘不过气来。
　　他又转过头写小说。《夜晚巡逻队》、《环城大道》、《家庭手册》、《凄凉的别墅》《黑店街》、《暗店夜》、《八月的星期天》等等，一共二十多部。
　　然而他说自己并不是一个非常努力的作家。他一天也就写一两个小时。一两个小时后，紧张度就会减弱。这就像一个外科医生，有时候，事情必须迅速终止。他为了保持作品的紧张度。当然也有好有坏。他所有的作品都不超过200页。他可以写得更多更好一些。可是他不得不经常性地写一些东西，因为这也是他赖以维持生计的。写作于他，不是一种奢侈，这同样也是一种谋生手段。因此，这是一个混合体，其中有不纯洁的东西：谋生，同时又……他有时会后悔没有足够的时间花在自己的某些书上……但是他思忖生活就是这样的。总之，很难解释清楚。这与物质的局限束缚有关系，所以，他不得不更快地写东西。
　　如今六十七岁，刚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那是所有写作者至高的荣誉。他甚至感谢自己的童年，落难的少年时光，正是这些劫难造就了他的所有，尽管经历时有多么苦楚。可世界就是这样，得失永远在一线之间。
　　一个作家总是被人夸赞、有奖金、有政府补贴的话，会很危险，他的创造性就会丧失。碰到困难的时候，你必须战胜困难，这些困难的存在是有好处的，能使创作的精神发挥出来，这是非常好的、强大的力量。精彩杰出的作品都是从困难中诞生的。
　　有出版社建议他出自传，自传的素材，他说只有“当想象为它蒙上薄雾，让它变得更稀薄”的时候才有价值。
　　因此，他的真正的生活就像一个谜，只有他自己才有谜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