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到美国蒙塔纳州大学教授拉杰的新著《纳粹的竞赛：1936年的奥运会》，与以前读过的门德尔的《纳粹奥林匹克》和哈特戴维斯的《希特勒的竞赛》两本关于1936年柏林奥运会的专著相比，此书无疑有它超越先行研究的长处。
　　拉杰的新著有两个特点给笔者留下深刻印象：其一，利用了从欧美各国几十所公共图书馆、大学图书馆和档案馆收集的、前人未曾发掘和利用过的、浩瀚的史料，把1936年奥运会这样一个历史事件深入到各个细节，该书不局限于一般讨论，而还娓娓讲述一个接一个的故事；其二，该书不仅揭露纳粹政权以“和平主义”面貌出现、利用奥运会为其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服务，强调个中的历史教训，而且对那些尽力推动、协助纳粹1936年奥运会取得成功的人们至今未受到道德、良心上的追究和谴责（即所谓“伦理责任”）提出了疑问。
　　该书关于美、英、法三国奥委会的立场和民间团体曾对柏林奥运会的抵制及失败经过的叙述，比同类著作要翔实得多。特别是记录了关于美国体育协会与美国奥委会之间，围绕抵制还是出席柏林奥运会所做的斗争。
　　1933年纳粹上台后的“反犹太人政策”不久就在美国臭名昭著，从同年4月《美国巴尔的摩犹太时报》主编米勒写信给美国奥委会主席埃韦利·布伦戴奇提出反对1936年在柏林举行奥运会开始，由美国犹太人团体发起的、呼吁美国选手拒绝出席柏林奥运会的抵制运动就未曾间断过。尽管1933年底德国奥委会在纳粹政府的指导下，对国际奥委会发表过一个承诺遵守奥林匹克精神、不排斥犹太人选手参加柏林奥运会的宣言。但是，纳粹之后并没有兑现许诺，反犹暴行变本加厉。1934年春天，在美国体育协会推动下，美国国内工会团体、人权协会等20多个团体集会，要求美国奥委会抵制柏林大会——“抵制派”声势浩大。1935年纳粹政权的“纽伦堡人种法”出台，德国犹太人的处境更为险峻。围绕是否出席奥运会问题，不仅美国体育界，普通民众也分成旗鼓相当的对立两派。
　　当时布伦戴奇等人口头上也表示尊重奥林匹克宪章精神，反对排斥犹太人，但却坚持既定的1936年在柏林举行奥运会的决定。拉杰书中的许多史料表明，布伦戴奇等人反对抵制柏林奥运会的表面理由是坚持奥林匹克精神的原则——即体育运动与政治分离的原则，但实际上正是他们自身隐含的政治倾向促使他们反对抵制行动。他们相信，纳粹主持的柏林奥运会成功将能防止共产主义势力和犹太人政治势力对体育运动的渗透。
　　1935年11月，美国奥委会组织就是否要再次对德国犹太人现状进行调查进行表决，也就是对是否出席1936年柏林奥运会的表决，结果布伦戴奇等“出席派”以微弱多数获胜。正如拉杰分析的那样，罗斯福政府保持沉默的暧昧立场，给“抵制派”带来重大打击，因为美国驻德国大使等外交官员提交国务院的若干有分量的关于纳粹迫害犹太人的报告，政府方面都没有转达给美国体育协会。柏林奥运会结束后几年中，布伦戴奇在是否要抵制预定于1940年在日本举行的奥运会态度也很离奇。1939年，有人问他如果日本向美国开战，是否还参加在日本举行奥运会时，他竟然还是要坚持他阐释的“政治与体育相分离”的原则——届时也必须参加，“因为奥委会与选手不存在喜欢或不喜欢日本的问题”。
　　英国、法国尽管民间也出现过抵制柏林奥运会的思潮，但也为国内政治形势左右，最后不了了之。因为政府的绥靖政策对民间的影响，英国抵制柏林奥运会思潮软弱无力；法国虽然对德国“崛起”保持高度警惕，但为国内政治环境所累，最后布鲁姆社会党政府做出参加柏林奥运会的决定。1936年6月，“捍卫奥林匹克理念”组织集会对布鲁姆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抵制柏林奥运会。6月中旬，时间到了极限，布鲁姆最后还是做出了参加柏林奥运会的决定，原因有二：其一，他自己是犹太人。
　　另一方面，纳粹政府以及完全受其操纵的德国奥委会，对美国和世界舆论的抵制也做出了不少所謂的“让步”。如1936年2月的冬季奥运会召开前夕，在各国抵制思潮影响下，纳粹当局考虑到反犹言行会引起各国来客的“不良”反应，以及冬季奥运会的失败会导致夏季柏林奥运会夭折，便要求冬季奥运会所在地加尔米歇和帕藤基钦两地撤除各种反犹的政治宣传品、标语牌，严禁反犹事件发生，并对广播、报纸的报道进行严格控制，一反常态地禁止任何反犹言论和暴行。再如，德国政府与奥委会表示同意击剑女运动员梅耶（后获得击剑银牌）、冰球队第一主力巴尔，作为德国选手出席奥运会，除了实际上他俩都是一半犹太血统，在“纽伦堡人种法”的规定许可之内，根本的原因是让他们为德国赢得奖牌。而完全犹太血统女子跳高运动员贝尔克曼就不能代表德国出席奥运会。
　　值得一提的是，拉杰此书没有回避美国体育界本身存在的种族歧视，导致欧文斯这样杰出的明星不能正确认识纳粹的本质。
　　书中涉及的另一个令人遗憾的历史事实是，除了奥地利3位犹太人游泳选手外，散居在世界各国的绝大多数犹太人运动员都没有抵制柏林奥运会。阿伦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书中对犹太人评议会领袖协助毁灭自己民族、提出伦理责任的质疑，不是没有道理的。
　　当年为纳粹政权成功举办柏林奥运会的德国人，像里芬斯塔尔那样为纳粹宣传做出特殊贡献的超级艺术家，战后未曾有过良心的反省，欧洲一些国家和美国奥委会的负责人在战后清算纳粹罪行时都还曾为她说情。5次连任美国奥委会主席的布伦戴奇也从来没有批评过1936年的奥运会或有所反省。在纳粹政府领导下坚持不懈促成柏林奥运会成功的德国奥委会两位负责人莱瓦尔特和迪以姆——后来成为纳粹的体育官员，也未曾有过自责之意。值得一提的是，前者因为“身体内流着犹太人血”，后者妻子有1/4犹太人血统，他们不久先后被赶下德国奥委会领导的位子，由纳粹党官员接替，但是，依然作为纳粹领导的部属忠诚地为1936年柏林奥运会效力。
　　拉杰对国际奥委会没有接受1936年柏林奥运会的历史教训，也进行了评论。他指出：1936年德国奥运会之前，奥运会历史上并没有“圣火接力传递仪式”这样一个传统，这是纳粹宣传部精心策划宣传工作的一部分——盛大仪式中的一个创举。当时国际奥委会因这一创举，向希特勒表示感谢，感谢德国对奥运会仪式的贡献。自柏林奥运会起（也可以说战后的奥运会），奥运会都继承了柏林奥运会这样一个“新传统”——圣火接力传递仪式。然而，当年戈培尔等人策划这样一个仪式的动因，却是要强调日耳曼民族与古代希腊血缘上的直接联系的正统性。戈培尔在传递仪式演说中说：“（圣火传递）标志着是我们德意志祖国、迁移到欧洲北方移民创建了与将近4000年前希腊的真正精神上的联系！”拉杰指出，国际奥委会不仅不对纳粹价值观表示反对，而且还赞赏这样的价值观，其本身就严重违反了政治与体育相分离的原则。
　　拉杰运用的史料表明：纳粹并不满足利用1936年柏林奥运会所取得的成功。1936年11月希姆莱对希特勒表示，1940年在日本举行奥运会时，要派出全世界人数最多的德国代表团和声援队伍。关于原定于1940年在日本札幌、东京举行冬季、夏季奥运会被取消的前前后后，拉杰也为读者叙述了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日本军方缺乏纳粹那样的远见，认为奥林匹克精神不符合武士道的传统，对政府施加压力，最后内阁政府在1938年7月放弃了举办1940年奥运会的权利，并且还规定日本运动员不准参加国外的体育比赛。于是要寻找新的冬季奥运会举办地点，国际奥委会竟然还是选择了德国加尔米歇为举办地（夏季奥运会改在赫尔辛基举行）。那时候德国已经发生了袭击犹太人店铺“水晶之夜”的惨剧，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1939年9月进攻波兰之后，国际奥委会还期望希特勒停战照旧举办冬季奥运会，但遭到希特勒拒绝。那时候，国际奥委会如同置于纳粹的“保护之下”，1944年的奥运会原定在伦敦举行，希特勒强硬决定必须改在罗马或柏林，最后因战争未能举行。
　　70多年后的今天，有关1936年柏林奥委会的历史污点，无论是组织的政治责任，还是个人的伦理责任都未得到认真的对待，不能不说是件令人遗憾的事情。
　　（摘自安徽教育出版社《东张西望》 作者：孙传钊）（图片 37-1.jpg 图注：1936年希特勒参加奥运会开幕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