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以宽广视野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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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和平与发展时代的社会主义,反映了时代要求,有鲜明时代特色和时代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到新阶段的重要标志,开创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道路、新理论和新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遵循社会发展规律,走人类文明大道,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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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财政权的价值目标是公正与效率,但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性,这就决定了其实现途径是在动态博弈中获得“次优选择”。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西方行政改革的诉求对财政管理的影响是巨大的,使政府财政权追求效率与公正的平衡。我国政府财政权的价值目标同样是公正与效率。目前财政领域产生的种种问题与弊端,主要缘于政府财政权运行中公正与效率的失衡。针对我国政府财政权实现路径所存在的缺陷,本文提出了合理划定政府财政权的边界,并对政府财政权进行规范.同时使政府财政权的运行予以公开的完善措施。
新时期,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宏观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些都对党外代表人士队伍思想建设提出了新挑战。在新的历史时期,胡锦涛指出了“思想上同心同德、目标上同心同向、行动上同心同行”的同心思想,它体现着人和、和谐及“和合精神”的哲学内涵。胡锦涛提出的“同心思想”为当前加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思想建设提供了重要着力点。从现实来看,落实加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思想建设“同心思想”这一着力点,应充分发挥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社会主义学院等载体平台的思想教育功能,构建多样化的实践教育、锻炼机制,形成与党外代表人士的坦诚沟
社会融合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实现城乡基层稳定的有力保障,也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基础。社区作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交接的转换区域,是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社会化组织载体,也是突破旧的制度隔离逐步实现社会融入的重要行动机制。本项研究基于中国市场经济开拓者和农村改革实验区温州的实地调查,从经济、社会、制度和文化四个方面分析了社会流动背景下的温州社区融入度,指出制度壁垒与利益矛盾是影响当前社会融合状况的主要因素,并构建了以制度公平与事实平等为二维视角的社会融合四象限模型,由此构成了社会融合的理论逻辑探索
执政党政治包容性是保持执政党生命力、巩固执政地位不可或缺的政治品质。执政党面对当前社会转型期价值多元、利益分化的现实情况,不断提升政治包容性,求同存异,最大限度满足社会不同组织和个人所追求的共同目标,从而达成社会包容性发展、稳定和谐的双赢结果。社会的和谐需要提升执政党政治包容性,建立包容协调的社会利益诉求多元表达的基础;注重在与民众包容与协商互动中不断提升执政水平与执政能力;以包容筑牢社会信任关系的基石;以政治包容性拓展民意表达渠道。
在每一次历史文明形态起承转合的历史关节点上,广大农民对新文明的出现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反过来历史文明形态的起承转合也对农民的命运与行为起着重要的制约作用。本文通过对温州市1950-1958年农村制度变革的考察分析,发现这一时期的农村制度变革直接影响着农民的政治命运,制约着农民的自由及自主空间,关乎农民的解放及自由,过分的制度挤压也会导致农民的弱势抗争。然而,在政治意识形态异常严峻的特殊时期,跨越边界的自由最终会受到严厉的政治惩罚。
20世纪末21世纪初,随着查韦斯当选委内瑞拉总统,拉丁美洲的政治图谱再次开始左转.这种左转不同于20世纪末之前的古巴菲德尔·卡斯特罗政权、尼加拉瓜桑地诺解放阵线以及危地马拉等老左翼政权。而新左翼与苏联解体之前的左翼政权之间也并不完全趋同,他们在建立政权的途径、背后有无大国的支持以及凝聚程度等方面都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差别。
尼联共(毛)崛起后,美国对其政策经历了从观望到介入打压再到积极接触三个阶段。美国调整对尼联共(毛)政策主要是基于自身战略和遏制中国的考虑,也是反思以往对尼联共(毛)政策失败的结果。而尼联共(毛)有意改善与美国的关系则为关政策调整提供了客观条件。美国调整对尼联共(毛)政策可能对尼联共(毛)未来发展、尼泊尔政局走向以及中尼关系造成不利影响。
灾害频发是东亚面临的诸多困难与挑战之一,为共同应对这一挑战,东亚各国在救灾领域展开了积极合作,构建救灾合作机制来应对这一挑战成为各国共识。从灾害预防到灾后恢复重建,从构建对话合作机制到救灾演习,东亚地区在救灾的不同阶段、不同层次展开了合作。形成了“一轴心两大国三层次”的救灾合作机制,这不仅有助于东亚地区的救灾合作与人道主义救援,而且也将为东亚国家密切彼此关系和维护地区和平与繁荣提供动力和契机。
查韦斯总统的逝世,是委内瑞拉“21世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拉美左翼力量的重大损失,查韦斯的逝世将影响拉美左翼运动的发展。受旧的政治经济结构的影响,拉美政坛长期存在着左翼和右翼更迭的现象。因此,我们必须探究拉美左翼兴衰的政治经济根源,并回顾历史,从中探寻拉美左翼发展的经验教训。只有正确把握好这两个方面,才能对后查韦斯时代拉美左翼的发展前景有一个正确的估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蕴含了深刻的制度文化发展逻辑,即建立在国情实际基础上的价值理想与制度发展的动态平衡逻辑。以这一制度文化逻辑解读“中国梦”,就会很清晰地明白,“中国梦”的精神实质是强化社会主义价值牵引,在新的高度达成理想共识;保证价值理想与制度发展相匹配,是“中国梦”实现的关键。为此,必须在理想与制度的张力中保持合理的平衡:必须坚持用实事求是的阶段性价值目标引领社会发展和制度变革;必须坚持制度成长与理想共识相匹配来消除理想与体制的裂痕;必须立足政治关系和谐基础做好制度顶层设计,搭建理想实现的制度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