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井坏了。”
　　孙学明用方言说。他的意思并不是指井台塌了，也不是指水井已经枯竭，他是说水井里的水“坏”了。
　　在2008年导致小麦绝收的那场灾难之后，村民认为水井“坏了”，于是弃用了大湾边上的“毒井”，在相邻的别处另外打了3口井。但他们发现，这几口水井仿佛得了传染病，一个接一个地“坏了”。

减产

　　孙学明说的水井，就在他承包的地头上。这里位于寿光市化龙镇埠西村的一块地势稍高的地方，当地人俗称“埠子顶”。近几年来，有一句话被当地村民当成顺口溜：“埠子顶的庄稼——不长”。
　　从2007年下半年，孙学明承包了“埠子顶”上的20亩农田，后来增加到30亩，承包期10年。开始的时候，他只种胡萝卜。以农作物的经济价值来算，种胡萝卜和韭菜最划算，市场行情好，省人工，当地的农田里，这两种作物最为常见。
　　2007年是个丰收年，天公眷顾，雨水勤。孙学明在2007年秋后花1万多元打的一眼水井根本没用上，“老天爷替我浇地了”。
　　收获的第一季胡萝卜，净收入7万多元，可谓“开门红”。
　　但是转过年来，雨水很少，孙学明开始用井水灌溉。但他发现胡萝卜的长势受到影响。6月份胡萝卜大量上市时，他种的20亩胡萝卜个头明显瘦小，长势缓慢，比去年产量减少了三分之一。胡萝卜市场行情波动很大，早上市的可以卖到每斤2元，晚上市只能卖每斤0.2元～0.3元。因为长得慢，上市晚，孙学明种的胡萝卜再也卖不上好价钱。
　　不过，当孙学明看到邻家地块因为用大湾边上的水井浇地而全面绝收时，他为自己微薄的收入感到庆幸。
　　2008年春天，邻近地块上用大湾边的水井浇地的十几亩小麦、胡萝卜，全都莫名其妙地死了。用井水浇过之后，麦苗和胡萝卜的叶子开始打蔫，慢慢干枯、萎黄。

绝收

　　当村民看到“埠子顶”农田旁边的大湾时，明白了庄稼死亡的原因。
　　原本干涸的大湾，成为一家饲料添加剂工厂排放污水的天然渗坑。工厂就在大湾旁边的潍高路化龙段7号院里，未经任何处理的污水，每天像小溪一样排入大湾。污水流到干旱的湾底，立即渗入地下。太阳晒干的湾底，留下一层灰白色的沉淀物，没人知道那是何种物质。
　　埠子顶上庄稼绝收的2008年，是该工厂向大湾里排污的第二年。

　　愤怒的农民找到饲料添加剂厂老板邱纯礼，带他看绝收的庄稼地。邱纯礼开始时还推诿，他告诉村民，“你们认为水井有毒，我出钱给你们另外打口井就是。”后来又说，“我只跟村里打交道，你们有意见找村委去。”过了几天，在埠西村委协调下，邱纯礼给绝收的农户按每亩800元进行了赔偿。
　　孙学明种的胡萝卜减产也跟井里的水有关，但幸运的是，他的水井距离大湾稍远，所以受害较轻。而邻家农户浇地用的水井，紧邻大湾，以致颗粒无收。
　　但当孙学明找到邱纯礼讨说法时，邱纯礼竟然跑路了。在2008年夏天的一个夜里，邱把简陋的设备装上卡车，离开了潍高路化龙段7号院。这家饲料添加剂厂留下的唯一痕迹，就是院子旁边大湾底的不知为何物的灰白色沉淀。
　　从2008年至今的5年里，这个渗坑始终是它原来的样子，遇到下雨，雨水夹杂着不明沉淀物，继续向地下渗漏。当《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走到大湾底查看不明沉淀物时，发现虽经多年雨水冲刷，沉淀物仍有近10厘米厚。
　　那口紧邻大湾的水井，被村民视为“毒井”。在此后的5年里，再也没人从里面取过水。
　　此后，埠西村出面在距离“毒井”数十米的地方打了另外两口井。在地里劳作的孙为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打井时，为确保井水不受污染，两口井都是120米左右的深水井。
　　但村民发现，这两口井里的水虽然不像“毒井”一样浇什么死什么，但浇过之后，庄稼一定减产。原来亩产1000斤的小麦田，用井水浇过，亩产只能达到700-800斤。“小麦一年至少要浇五次水，我们是能不浇就不浇，只要能保证庄稼生长，浇得越少越好。”孙为龙说。

逃离

　　在“埠子顶”上种田的村民都知道，这里的井水有毒，但他们普遍种植经济作物，用水量大，小麦一年最多浇5次水就够，种胡萝卜和韭菜每年要浇十多次。除了从这几口水井取水，别无他法。
　　孙学明自己打的水井，距离大湾仅有20米左右，但村民认为，这口井的毒性，比村里打的两口井要轻一些。所以邻近地块的村民，都在用孙学明的水井浇地，不管用水多少，每年向孙学明支付400元“磨损费”。
　　孙学明一度也以为自己的水井除了造成庄稼减产，水质并没有太大问题。去年秋后，他中午喝了酒，下午在地里犁田，傍晚回家时口渴得厉害，顺手在自家水井里打水喝了几口。“当时就觉得（肚子）不好，没当回事。”回家过了两个小时，开始上吐下泻，腹疼难忍，在化龙镇卫生室里挂了三天吊瓶。
　　从那以后，他再也不敢喝井里的水。“井里的水有一股杏仁味，放在杯子里过一阵子，会变成茶水一样的浅黄色。”孙学明说。
　　2008年前后，村里通了自来水。孙学明像其他村民一样，花1600元，把自来水管引到家里。自来水来自4公里外的一口200米深的水井。
　　饮水安全虽然得到了部分保障，但对这些靠种田为生的农民来说，“毒井”带来的威胁渗透到生活的每个角落。
　　孙学明有时赤脚下田耕种，浇地时难免会沾到井水。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如果脚上有伤口，碰到井水，会觉得“杀得慌（有刺疼感）”。 　　村民摸索出经验，井水刚打上来时最“毒”，所以浇地时，他们会开着水泵，先放一阵子水，估摸着水干净一些了再灌到田里。
　　孙学明有一儿一女，大女儿在潍坊医学院读书，小儿子在寿光读高中。孙学明和张发兰有个心愿，希望两个孩子读书出去，不要再回来与“毒井”为邻。

无人负责

　　孙学明的土地承包期还剩5年。他对此忧心忡忡，“别人的地少，问题不大，我这么一大片地，承包期还剩下5年，要是出什么事，我向谁诉苦？”
　　2011年初，他曾抱着赌一把的心态，全部种了胡萝卜，但因为长势不好，上市晚，质量差，最后全部贱卖，年底一算亏损5万元。从去年开始，他不敢全种胡萝卜，大部分农田改种小麦。小麦经济效益一般，但是收入稳定，一年下来，20亩小麦可以收入2万多元，“够糊口就行”。
　　另外，之所以选择种小麦，是因为他发现，小麦对“毒井”的反应没有那么明显，“产量虽然不高，不会差太多”。
　　经过2011年的亏损，孙学明对“毒井”的担忧越发强烈。他向寿光市环保局反映了情况，环保局也数次来取水样化验，“但环保局从来没有告诉我们水里有什么有害成分。”
　　5月24日下午，寿光市环保局副局长冯树柏和《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来到潍高路化龙段7号院旁的“毒井”。
　　当环保局工作人员要求孙学明开水泵抽水取水样时，村民不以为然，“（环保局）来取了几十回水样，从来没有告诉我们结果。”
　　冯树柏赌气似地答道：“你们自己找人去检测吧，反正环保局检测你们也不信。”
　　冯树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前几年，寿光市环保局曾处理过埠西村“毒井”的投诉，调查后得出的结论是，饲料添加剂厂排放的污水主要成分是“食盐”，“工厂用盐调节咸度，所以排放的污水里主要是盐。”他说，当时下大雨，把大湾里的污水冲到田里，造成庄稼绝收。
　　但村民对这个结论抱有疑虑，孙学明说，他喝过井水，知道绝不单纯是盐的味道。
　　5月27日，寿光市环保局将“毒井”水样检测结果告知《中国新闻周刊》，检测数据显示，水样PH值7.04，氯化物（mg/l）825，氨氮（mg/l）0.34，高锰酸盐指数（mg/l）5.43，硝酸盐氮（mg/l）4.38。未检出亚硝酸盐氮、铁、锰、锌等成分。
　　“寿光市环保局只能检测这些指标，主要是针对COD、氨氮等有机质成分的检测。其他如重金属等成分的检测，寿光市环保局检测不了。”冯树柏说。
　　《中国新闻周刊》要求寿光市环保局对该检测结果进行解释，对方未予回应。
　　环保NGO“自然大学”研究员邵文杰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从寿光市环保局提供的检测报告看，氯化物偏高，远远高于四类水质（可用来饮用的最低标准）标准，就这一项来说地下水无法饮用。“由于检测指标很少，无法看出对农作物有哪些影响。”他说。
　　冯树柏透露，邱纯礼开办的饲料添加剂厂证照齐全，“偷偷跑掉”是村民误传，搬迁原因是厂房合同到期。
　　“厂子老板叫邱纯礼，是寿光人，从埠西村搬走后，听说搬到北洛干了一两年，老百姓不让干了，又搬到侯镇干了一两年，老百姓又不让他干了，他就转行做餐饮，听说现在在县城干自助餐。”埠西村支部书记孙树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冯树柏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以前可以打通邱纯礼的电话，他说，“我不干企业了，别找我了。”后来他就换电话号码了。
　　“2008年以前，寿光的环保工作不如现在的力度大，一些小化工厂不在工商局注册，找个厂房就能干起来，造成的污染很厉害，埠西村水井的事，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尾巴。”冯树柏说。
　　如此，潍高公路化龙段7号院旁的露天渗坑以及旁边的“毒井”，似乎再也找不到责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