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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名字是与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场战役一农村包产到户联系在一起的，他所主持起草的“75号文件”和五个“一号文件”，为饱受争议的包产到户提供了法律保障，使中国农村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
10月9日原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在北京医院病逝，享年102岁。杜润生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改革政策制定的核心人物之一，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
作为经济学家、资深农村问题专家，杜润生的主要著作包括《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中国农村的选择》《中国农村制度变迁》《杜润生文集》等。
1981年，时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的杜润生起草的“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确立了“包产到户”的合法性，结束了对“包产到户”长达30年的争论。
据媒体报道，曾长期在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工作过的王岐山、陈锡文、杜鹰、林毅夫、周其仁、温铁军等都聆听过杜老的教诲。
还看了“9·3”闼兵
“外公病情之前很平稳，一直在住院。昨天身体有点不适，中午突然有些急症，基本上是十几个小时就不行了，是突发状况。现在家人都在医院。”杜润生的外孙杜帆告诉记者。
一位曾经在杜润生身边工作多年的人士告诉记者，他在中秋节前还曾前往北京医院探望杜润生，当时老人的身体还可以，所以听到消息后感到很突然。
上述人士说，杜润生于2009年住进北京医院，刚开始是听力衰退，后来吞咽系统也出现问题，只能插胃管、吃流食。
他说，这几年老人因为听不见，已经不怎么说话，和人交流主要通过笔谈。平日里，老人睡眠时间很长，也会在医院锻炼锻炼身体。总的来说，老人晚年过得很安详。
杜帆则回忆，头几年的时候，外公还会看看作品，读读文章，做些批示，有时候，读到一些东西还很激动。杜帆说，今年以来，大概一个月里他有一个星期左右时间是清醒的，这段时间他就比较亢奋，白天黑夜不睡觉，这个时候跟他说些农业相关的东西他还是能明白的。9月3日阅兵的时候，外公还特地爬起来看，非常高兴。
杜帆还说，外公最后三四年基本上都在医院里，之前一直在上班。虽然他年纪大了，思维能力不可能像以前那么好了，但他对农业太熟悉了，就像一个熟练的司机一样，“一个人开车开到七八十岁时，那时候凭的就不是判断力，而是经验和感觉了。”
晚年的杜润生已倦于回顾自己对“包产到户”的作为，他说那是农民自己的发明。“其实老爷子不是特别喜欢跟别人讲述自己成功故事的人，他的很多故事，都是他的弟子、朋友给我讲的。但是对于年轻人，他最喜欢的是问别人有什么新鲜事，他对新鲜事物有强大的求知欲和好奇心。”杜帆感慨道。
理想主义情怀下的现实主见
1913年，杜润生出生于山西太谷县，14岁时，考上了太原国民师范学校，7年后，进入北平师范大学文史系。据说青少年时代，他便展示出才华，在家乡盛有口碑，以至于同样是山西太谷人士的国民党财政部长孔祥熙曾想过把他招为幕僚，为此还专门找他谈过话。
他拒绝了邀请，转而投入到拯救国家的运动中，很快成为“一二·九运动”的先进分子，进而加入共产党。七七事变后，他回到家乡组织游击队抗日。既有学识，亦有风骨，更有革命经验，30岁时，他已成为太行六分区的专员。有人还记得，1943年，他代表太行地方政权到太行陆军中学做报告的情形，个子不高，但额头开阔，目光闪闪：“我们什么都不怕，就怕脱离群众，只要有了群众，我们就变成孙悟空，什么都不怕了……”
他没有孙悟空的神通，他有的是理想主义情怀下的现实主见。
因此，在担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秘书长、中南局军政委员会土改委员会副主任时，他提出了分阶段性土改的主张，甚至提出允许“四大自由”（商品交换的自由、借贷自由、雇工自由和租佃关系的自由）。多年以后，再次回顾这一时期时，他解释说：“其实就是‘市场经济’，只是那时候还没有这个词儿。”“四大自由”的主张推动了土改运动，他作为有力干将被调往中央农村工作部，辅助社会主义农村革命的进一步发展。
好景不长。“四大自由”随即受到批判。作为当时农村工作路错误路线的代表，他得了个“小脚女人”的断语（“像小脚女人走路，前怕狼，后怕虎”），调离了岗位。几年以后，中央农村工作部也以“十年中没做一件好事”为由被撤销了。“75号文件”和“一号文件”
离开农业岗位后，杜润生被调到了中国科学院。工作岗位的变更并没有淡化他对农村的关注和牵挂，他利用这段时间抓紧学习，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总结历史经验，对农村工作实现了从实践到认识的理论升华。
杜润生回忆说，虽然在中国科学院岗位上度过了20年光阴，但“心里对农村问题总是念念不忘……向历史实践寻找答案，渴望水落石出，看出究竟”。
杜润生再次回到农业系统工作时已是1979年。当阴霾散去，农村工作需要他时，他第一时间站到了这个岗位上。当时，新成立了国家农业委员会，杜润生因为有农村工作经验，被任命为副主任。虽然身心遭遇重创，平反后的他只是感慨浪费了10年时间，然后就只争朝夕地工作着。
1979年，国家农业委员会恢复，他重获信任，出任副主任。4年后，这个部门更名为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问题研究中心，他以70岁高龄出任两个部门的主任，并一直担任到1989年后这两个机构被撤销。
为了了解多样性，寻找出路，他组织了17个联合调查组，分赴15个省调查实际情况，终于促成了中央政府从1982年至1986年连续5年出台以解决农村问题为主要目的的“中央一号文件”。
这一系列文件后来也被称为“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路线图”：1982年——正式承认包产到户的合法性；1983年——放活农村工商业；1984年——疏通流通渠道，以竞争促发展：1985年——调整产业结构，取消统购统销；1986年——增加农业投入，调整工农城乡关系。 熟悉这段历史的人后来评价，在波澜不惊中，时代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人民公社静悄悄地走下神坛，未发生任何震动，这是何等的大手笔。
尽管中国任何一次改革都需要决策层的集体合力推动，但无人能够否认，他在其中穿针引线、弥合分歧，寻找能达成共识的解决途径的努力。
1980年一次讨论“包产到户”的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分歧之大，讨论已经无法继续下去了。他突然撇开“包产到户”的话题，讲起了温饱问题应该如何解决。事到最后，竟然扭转乾坤，形成了著名的1980年“75号文件”，肯定包产到户是一种解决温饱问题的必要措施，不能自上而下用一个模式强迫群众，群众有自由选择的权利。
这种举重若轻的太极手法，具备一种神奇的魅力。国务院副总理万里曾有过描述：有些话我们说了不成，润生圆起来一说，大家就同意了。
比如，在将“包产到户”精神写入文件时，他以退求进，最后在文件中的用语是“可以包产到队，可以包产到组，也可以包产到户”；在描述包产到户后的农村土地所有制时，他想出的办法是“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人们说，只有他想得出这种鬼使神差的词语组合，不只决策层达成了共识，文件发下去，农民们也都看懂了，他们记住了“可以……可以……也可以……”，于是兴高采烈地选择了最后那个“可以”。
这种不乏幽默的机智有时也体现在生活中。一个趣闻流传很广。80年代去山西调研，晚上在太原夜市，闻到家乡小吃的香味，他忍不住了。同行的人说怕是不卫生，他悠然回应：“没事，天黑，看不见。”“老头”
与杜润生亲密接触的人，对他的共同评价是：有容乃大。无论是否同道，无论老幼，一律平等善待，包容共生。他甚至不允许别人称呼他为“杜主任”。于是，以他为模板，凡在西皇城根9号院这个独特的空间里，所有人的称呼都变成了“老张”“老李”“老王”。对于他，则是亲昵而专属的用语——“老头”。
这种人格魅力，为他最后十年从政生涯赢得了巨大空间，也赢得了爱戴。以成为他的“徒子徒孙”为傲的后辈中，有王岐山、陈锡文、周其仁、林毅夫、翁晓曦……2005年春，时任北京市市长的王岐山在一次市委召开的农村工作会议上说到：“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北京市整体的现代化……”这正是20多年前杜润生一次讲话的翻版。当时他说：农民不富，中国不会富；农民受苦，中国就受苦；农民还是古代化，中国就不会现代化！
时过境迁，当年与他一同推动中国农村改革的年轻人们，有些人已远离改革核心，有些则走上了更中枢的决策层。但他的生日成为这些曾经风华正茂的年轻人重聚的理由。
2002年，在90岁诞辰聚会上，他说：“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要反思，从反思中奋起，人要自以为是，也要自以为非，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而他的反思结果是：“农村改革靠的是一个团队，我只是这个团队的一个符号。”
2008年，95岁寿辰时，他以全票获得“第四届中国发展百人奖（农村）终身成就奖”。颁奖典礼就在他家中举行。答谢时，他说：“农村改革开放已经30年了，除了党的领导，主要靠农民的努力和创新，和农民相比，我的工作是微不足道的。”
2012年，他的百岁诞辰是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同时还举行了“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奖”颁奖仪式。当年师从他的“年轻人”、如今的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为他颁发“特别贡献奖”。致敬词这样写道：追溯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的历程，无论是在文献的丛林中检索，还是在人们记忆的长河里回望，我们都看到一个众望所归的名字——杜润生。
他未能出席。90岁后，他便渐渐失聪，依靠纸笔与外界交流，后来，长年卧病在床。
但从某种程度上，这个出生于山西农村的老派知识分子思考得更多。
2000年，他为向朱镕基谏言的李昌平著作写序：“李昌平不是第一个提出‘三农’问题（指农业、农村和农民）的人，但以一个乡党委书记身份，系统提出、用数据说话、用切身经历讲话的，他是第一个。他告诉我们：除了在走向繁荣文明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方看到的中国，还有另外一个‘乡土中国’……农民事实上已经沦为二等公民了。”而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对“乡土中国”和“凋敝的乡村”的全面关注还要再等上10年。所论述的不过是他退休后反复强调的主张——给农民以国民待遇：给予自由迁徒权，平等受教育权，减轻税负，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医疗保障制度、土地制度以及民主自治制度，鼓励农民成立保护自身权益的政治组织。
但没有一个人如他所说的那样真切而令人动容。2008年，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一位领导同志说过：新中国是用成千上万人的生命换来的。由于通过乡村包围城市战略取得胜利，所以牺牲的人中农民占大多数……中国革命很大程度上是农民革命……为解放农民而奋斗，也就是为我国大多数人解放而奋斗。”
退下来后，下属们依然为他保留了一间办公室。房间不宽敞，堆满了书，需台灯常明方能融化一些灰暗。住院之前，他每早8时必定坐在其间一把躺椅上。有人询问这把躺椅上面镶嵌的可是玉石，老人家淡然回答：价钱不重要，但很珍贵，因为是素不相识的农民送给他的。（资料来源：新华网、财新网、央视、《财经》、《南方人物周刊》）
10月9日原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在北京医院病逝，享年102岁。杜润生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改革政策制定的核心人物之一，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
作为经济学家、资深农村问题专家，杜润生的主要著作包括《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中国农村的选择》《中国农村制度变迁》《杜润生文集》等。
1981年，时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的杜润生起草的“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确立了“包产到户”的合法性，结束了对“包产到户”长达30年的争论。
据媒体报道，曾长期在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工作过的王岐山、陈锡文、杜鹰、林毅夫、周其仁、温铁军等都聆听过杜老的教诲。
还看了“9·3”闼兵
“外公病情之前很平稳，一直在住院。昨天身体有点不适，中午突然有些急症，基本上是十几个小时就不行了，是突发状况。现在家人都在医院。”杜润生的外孙杜帆告诉记者。
一位曾经在杜润生身边工作多年的人士告诉记者，他在中秋节前还曾前往北京医院探望杜润生，当时老人的身体还可以，所以听到消息后感到很突然。
上述人士说，杜润生于2009年住进北京医院，刚开始是听力衰退，后来吞咽系统也出现问题，只能插胃管、吃流食。
他说，这几年老人因为听不见，已经不怎么说话，和人交流主要通过笔谈。平日里，老人睡眠时间很长，也会在医院锻炼锻炼身体。总的来说，老人晚年过得很安详。
杜帆则回忆，头几年的时候，外公还会看看作品，读读文章，做些批示，有时候，读到一些东西还很激动。杜帆说，今年以来，大概一个月里他有一个星期左右时间是清醒的，这段时间他就比较亢奋，白天黑夜不睡觉，这个时候跟他说些农业相关的东西他还是能明白的。9月3日阅兵的时候，外公还特地爬起来看，非常高兴。
杜帆还说，外公最后三四年基本上都在医院里，之前一直在上班。虽然他年纪大了，思维能力不可能像以前那么好了，但他对农业太熟悉了，就像一个熟练的司机一样，“一个人开车开到七八十岁时，那时候凭的就不是判断力，而是经验和感觉了。”
晚年的杜润生已倦于回顾自己对“包产到户”的作为，他说那是农民自己的发明。“其实老爷子不是特别喜欢跟别人讲述自己成功故事的人，他的很多故事，都是他的弟子、朋友给我讲的。但是对于年轻人，他最喜欢的是问别人有什么新鲜事，他对新鲜事物有强大的求知欲和好奇心。”杜帆感慨道。
理想主义情怀下的现实主见
1913年，杜润生出生于山西太谷县，14岁时，考上了太原国民师范学校，7年后，进入北平师范大学文史系。据说青少年时代，他便展示出才华，在家乡盛有口碑，以至于同样是山西太谷人士的国民党财政部长孔祥熙曾想过把他招为幕僚，为此还专门找他谈过话。
他拒绝了邀请，转而投入到拯救国家的运动中，很快成为“一二·九运动”的先进分子，进而加入共产党。七七事变后，他回到家乡组织游击队抗日。既有学识，亦有风骨，更有革命经验，30岁时，他已成为太行六分区的专员。有人还记得，1943年，他代表太行地方政权到太行陆军中学做报告的情形，个子不高，但额头开阔，目光闪闪：“我们什么都不怕，就怕脱离群众，只要有了群众，我们就变成孙悟空，什么都不怕了……”
他没有孙悟空的神通，他有的是理想主义情怀下的现实主见。
因此，在担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秘书长、中南局军政委员会土改委员会副主任时，他提出了分阶段性土改的主张，甚至提出允许“四大自由”（商品交换的自由、借贷自由、雇工自由和租佃关系的自由）。多年以后，再次回顾这一时期时，他解释说：“其实就是‘市场经济’，只是那时候还没有这个词儿。”“四大自由”的主张推动了土改运动，他作为有力干将被调往中央农村工作部，辅助社会主义农村革命的进一步发展。
好景不长。“四大自由”随即受到批判。作为当时农村工作路错误路线的代表，他得了个“小脚女人”的断语（“像小脚女人走路，前怕狼，后怕虎”），调离了岗位。几年以后，中央农村工作部也以“十年中没做一件好事”为由被撤销了。“75号文件”和“一号文件”
离开农业岗位后，杜润生被调到了中国科学院。工作岗位的变更并没有淡化他对农村的关注和牵挂，他利用这段时间抓紧学习，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总结历史经验，对农村工作实现了从实践到认识的理论升华。
杜润生回忆说，虽然在中国科学院岗位上度过了20年光阴，但“心里对农村问题总是念念不忘……向历史实践寻找答案，渴望水落石出，看出究竟”。
杜润生再次回到农业系统工作时已是1979年。当阴霾散去，农村工作需要他时，他第一时间站到了这个岗位上。当时，新成立了国家农业委员会，杜润生因为有农村工作经验，被任命为副主任。虽然身心遭遇重创，平反后的他只是感慨浪费了10年时间，然后就只争朝夕地工作着。
1979年，国家农业委员会恢复，他重获信任，出任副主任。4年后，这个部门更名为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问题研究中心，他以70岁高龄出任两个部门的主任，并一直担任到1989年后这两个机构被撤销。
为了了解多样性，寻找出路，他组织了17个联合调查组，分赴15个省调查实际情况，终于促成了中央政府从1982年至1986年连续5年出台以解决农村问题为主要目的的“中央一号文件”。
这一系列文件后来也被称为“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路线图”：1982年——正式承认包产到户的合法性；1983年——放活农村工商业；1984年——疏通流通渠道，以竞争促发展：1985年——调整产业结构，取消统购统销；1986年——增加农业投入，调整工农城乡关系。 熟悉这段历史的人后来评价，在波澜不惊中，时代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人民公社静悄悄地走下神坛，未发生任何震动，这是何等的大手笔。
尽管中国任何一次改革都需要决策层的集体合力推动，但无人能够否认，他在其中穿针引线、弥合分歧，寻找能达成共识的解决途径的努力。
1980年一次讨论“包产到户”的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分歧之大，讨论已经无法继续下去了。他突然撇开“包产到户”的话题，讲起了温饱问题应该如何解决。事到最后，竟然扭转乾坤，形成了著名的1980年“75号文件”，肯定包产到户是一种解决温饱问题的必要措施，不能自上而下用一个模式强迫群众，群众有自由选择的权利。
这种举重若轻的太极手法，具备一种神奇的魅力。国务院副总理万里曾有过描述：有些话我们说了不成，润生圆起来一说，大家就同意了。
比如，在将“包产到户”精神写入文件时，他以退求进，最后在文件中的用语是“可以包产到队，可以包产到组，也可以包产到户”；在描述包产到户后的农村土地所有制时，他想出的办法是“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人们说，只有他想得出这种鬼使神差的词语组合，不只决策层达成了共识，文件发下去，农民们也都看懂了，他们记住了“可以……可以……也可以……”，于是兴高采烈地选择了最后那个“可以”。
这种不乏幽默的机智有时也体现在生活中。一个趣闻流传很广。80年代去山西调研，晚上在太原夜市，闻到家乡小吃的香味，他忍不住了。同行的人说怕是不卫生，他悠然回应：“没事，天黑，看不见。”“老头”
与杜润生亲密接触的人，对他的共同评价是：有容乃大。无论是否同道，无论老幼，一律平等善待，包容共生。他甚至不允许别人称呼他为“杜主任”。于是，以他为模板，凡在西皇城根9号院这个独特的空间里，所有人的称呼都变成了“老张”“老李”“老王”。对于他，则是亲昵而专属的用语——“老头”。
这种人格魅力，为他最后十年从政生涯赢得了巨大空间，也赢得了爱戴。以成为他的“徒子徒孙”为傲的后辈中，有王岐山、陈锡文、周其仁、林毅夫、翁晓曦……2005年春，时任北京市市长的王岐山在一次市委召开的农村工作会议上说到：“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北京市整体的现代化……”这正是20多年前杜润生一次讲话的翻版。当时他说：农民不富，中国不会富；农民受苦，中国就受苦；农民还是古代化，中国就不会现代化！
时过境迁，当年与他一同推动中国农村改革的年轻人们，有些人已远离改革核心，有些则走上了更中枢的决策层。但他的生日成为这些曾经风华正茂的年轻人重聚的理由。
2002年，在90岁诞辰聚会上，他说：“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要反思，从反思中奋起，人要自以为是，也要自以为非，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而他的反思结果是：“农村改革靠的是一个团队，我只是这个团队的一个符号。”
2008年，95岁寿辰时，他以全票获得“第四届中国发展百人奖（农村）终身成就奖”。颁奖典礼就在他家中举行。答谢时，他说：“农村改革开放已经30年了，除了党的领导，主要靠农民的努力和创新，和农民相比，我的工作是微不足道的。”
2012年，他的百岁诞辰是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同时还举行了“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奖”颁奖仪式。当年师从他的“年轻人”、如今的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为他颁发“特别贡献奖”。致敬词这样写道：追溯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的历程，无论是在文献的丛林中检索，还是在人们记忆的长河里回望，我们都看到一个众望所归的名字——杜润生。
他未能出席。90岁后，他便渐渐失聪，依靠纸笔与外界交流，后来，长年卧病在床。
但从某种程度上，这个出生于山西农村的老派知识分子思考得更多。
2000年，他为向朱镕基谏言的李昌平著作写序：“李昌平不是第一个提出‘三农’问题（指农业、农村和农民）的人，但以一个乡党委书记身份，系统提出、用数据说话、用切身经历讲话的，他是第一个。他告诉我们：除了在走向繁荣文明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方看到的中国，还有另外一个‘乡土中国’……农民事实上已经沦为二等公民了。”而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对“乡土中国”和“凋敝的乡村”的全面关注还要再等上10年。所论述的不过是他退休后反复强调的主张——给农民以国民待遇：给予自由迁徒权，平等受教育权，减轻税负，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医疗保障制度、土地制度以及民主自治制度，鼓励农民成立保护自身权益的政治组织。
但没有一个人如他所说的那样真切而令人动容。2008年，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一位领导同志说过：新中国是用成千上万人的生命换来的。由于通过乡村包围城市战略取得胜利，所以牺牲的人中农民占大多数……中国革命很大程度上是农民革命……为解放农民而奋斗，也就是为我国大多数人解放而奋斗。”
退下来后，下属们依然为他保留了一间办公室。房间不宽敞，堆满了书，需台灯常明方能融化一些灰暗。住院之前，他每早8时必定坐在其间一把躺椅上。有人询问这把躺椅上面镶嵌的可是玉石，老人家淡然回答：价钱不重要，但很珍贵，因为是素不相识的农民送给他的。（资料来源：新华网、财新网、央视、《财经》、《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