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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章从一件出现于中世纪伊比利亚地区著名的“巴格达丝绸”来探讨当时该地区对仿制东方式丝绸的自觉性。以同时期的中国丝绸作为切入点，分析东方风格传统纹样的流变，探讨在十二世纪时横跨欧亚大陆两端的安达卢西亚与中国之间的丝绸贸易往来与图案范式。以巴格达与中国作为安达卢西亚在十二世纪获取东方式丝绸的两个重要贸易点，对当时安达卢西亚的仿东方式丝绸的生产模式做出两种不同的分类，从安达卢西亚著名的“巴格达丝绸”出发，推断“巴格达丝绸”等安达卢西亚的仿东方式丝绸与一种生产自巴格达的名为“Nasich”的纺织品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并根据这两种不同的丝绸生产模式探析安达卢西亚的纺织工厂自觉仿制东方式丝绸的原因。
关键词：安达卢西亚;伊比利亚;丝织品;中国;丝绸之路;巴格达
中图分类号： TS941.12;J533.6（55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7003（2021）10-0101-06
引用页码： 101206
DOI： 10.3969/j.issn.1001-7003.2021.10.016（篇序）
Cultural connotation and spread of the twelfth-century Al-Andalus silk fabricpattern design paradigm in the context of the Silk Road
ZHANG Shentong， SHAO Yiyang
（Humanities Institute， China Central Academy of Fine Arts， Beijing 100102， 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 a famous "Baghdad silk" that appeared in the Iberian region of the Middle Ages was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o investigate the conscious imitation of Oriental silk in this region. Starting from the Chinese silk of the same period，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evolution of the traditional patterns of the Oriental-style silk fabrics， and discussed the silk trade exchange and pattern paradigm between China and Al-Andalus， an area that traversed the two ends of Eurasia in the twelfth century. With Baghdad and China as two important trading points for Al-Andalus to acquire Oriental-style silk fabrics in the 12th century， the production model of Al-Andalus imitation of Oriental-style silk was divided into two different classifications. Starting from "Baghdad Silk" in the Iberian region， it was inferred that Al-Andalus imitation of Oriental-style silk fabrics such as "Baghdad Silk" was inextricably connected with a textile called "Nasich" produced in Baghdad. Based on these two different silk production models，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reasons for Al-Andalus textile factories’ conscious imitation of Oriental silk.
Key words：
Al-Andalus; Iberian; silk fabric; China; Silk Road; Baghdad
收稿日期： 2021-03-02;
修回日期： 2021-09-15
基金项目：
作者简介： 张沈彤（1997），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世界美术史，通信作者：邵亦杨，教授，shaoyiyang@cafa.edu.cn。
十二世紀的安达卢西亚是穆斯林统治的伊比利亚半岛，现代历史学家用这个词来形容伊比利亚的前伊斯兰国家[1]。安达卢西亚的丝织品生产与丝织品贸易在十一世纪、十二世纪及十三世纪早期十分发达，它通过海运向中世纪的地中海地区源源不断输送它生产的丝织品。这些华丽的丝织品在纹样上呈现出强烈的东方风格，这对当时安达卢西亚的居民来说是具有强烈异域风情的奢侈品。
本研究聚焦于十二世纪安达卢西亚地区的丝织品，从一件名为“巴格达丝绸”（图1）的安达卢西亚丝织品出发，探讨这种横跨欧亚大陆的图案范式的交流与传播。目前国内有关安达卢西亚地区丝织品的图案设计研究较为少见，而国外针对安达卢西亚丝织品图案设计的研究也一般聚焦在中世纪地中海地区的贸易活动，并没有将视野拓展到整个欧亚大陆，事实上十二世纪的安达卢西亚丝织品纹样受到了很多东方国家的影响。 1 联珠圣树对兽纹的传统
在十二世纪安达卢西亚的丝织品中大量地出现了联珠圣树对兽的设计（图1、图2）[2]，这并非安达卢西亚地区的本土纹样。联珠圣树对兽纹是一个纺织史中非常具有影响力的纹样，它主要是来自中亚与西亚的传统，是一个极具东方色彩的纹样。
联珠圣树对兽纹的基本构图是以串珠组成密闭的圆环包围住内部对称的一对禽鸟或者猛兽。事实上，这种纹样可以被拆分为联珠纹的装饰传统与圣树对兽纹的装饰传统，这两种装饰传统分别起源于不同的地域文化。
联珠纹装饰纹样传统是来自萨珊王朝。早在公元三世纪时，波斯人就已经掌握了养蚕的秘诀，而在此之前，他们已经学会了怎么通过中国进口来的丝线进行提花纹样的织造[2]。可以想象，当时萨珊王朝生产的丝织品纹样通过对外贸易向周边国家进行辐射式的影响（公元四世纪之后，中国也开始出现具有萨珊特色的丝织品）。另外，在巴黎圣礼由教堂中的圣骨盒中发现了饰由塞摩尔狼鹰的丝绸（图3）。塞摩尔狼鹰是一种出现在《波斯古经》中的鸟身犬首的动物，因此这块丝绸很有可能是萨珊王朝时期的织物。[3]
而“圣树对兽”的构图起源于更早的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时期[3]，乌尔王陵出土过的一枚装饰板（图4[4]），年代约在公元前2600年，这可能是目前看到最早的“圣树对兽”纹样。画面中两只长角山羊面对面被放置在一棵树的两侧，羊的前肢抬起放在树上，树枝在羊的身后伸展出来，一朵圆形的白花位于两只羊头之间，构成一个非常稳定、紧凑的对称纹样。可以发现这个图像并非完全对称的，羊脚下的树根及树枝的走向都不是完全对称的，这可能是因为装饰板浮雕的特质与纺织品的不同（出现在丝织品中的“圣树对兽”纹样基本都是完全对称的）。
此外，在公元前九世纪的亚述青铜透雕，圣树两侧装饰了一对长有翅膀的鹰头狮兽（图5）[5]。这个构图与波斯酒杯上的圣树和鹰头人守护神非常相似（图6）[5]。这两个纹样中的圣树形式也十分相似：主树干两边伸出三个如手指展开的叶片，花瓶一样的树根与树干相接处有一对像丝带延伸至地面的树叶。
综上可以看到，两河流域的“圣树对兽”纹样有三个特点：“如手指展开的植物纹（很有可能是棕榈树）”[4]、放置在圣树两侧的动物一般呈现面对面的构图、动物抬起前肢与圣树发生联系。这也成为圣树对兽纹样最原始的构图，在纹样外传后，不同地区又对这种纹样进行了不同的改造和加工。
这两种装饰风格的融合对整个欧亚大陆的装饰风格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东至东亚地区的中国和日本，西至西班牙地区都受到了联珠圣树对兽纹样的影响。本文也将以这种纹样在欧亚大陆的传播作为线索，试图探讨在十二世纪时横跨欧亚大陆两端的安达卢西亚与中国之间的丝绸贸易往来问题。
安达卢西亚在不断的贸易与文化交流中继承了这种来自中亚和西亚的联珠圣树对兽纹样的传统，并在这种基本的纹样中加以改造，构成了符合当地人审美风趣、更加繁复、更加绚丽的丝织品。
2 十二世纪安达卢西亚仿制东方式丝绸的自觉性
在十二世纪安达卢西亚出现的东方式丝织品中有一件非常有趣的织物，就是著名的“巴格达丝绸”（图1），它是在圣佩德罗·德·奥斯马的天主教墓地被发现的。这是中世纪伊比利亚最著名的纺织品之一，上面有一段非常著名的铭文“This is among the things made at the city of Baghdad， may God guard it”（hādhā mimmā umila bi madīnat Baghdād harasahā Allāh），即“这是在巴格达制造的，愿上帝保佑”[2]。这段铭文暗示了很多有关伊比利亚地区纺织业的信息。
这件织物的出现首先暗示了当时在伊比利亚地区复杂的海外贸易往来及纺织技术在地中海与伊比利亚地区的传播[2]。“巴格达丝绸”的纺织工艺与设计工艺都达到了十分高超的水平，这说明了以Almería地区为首的安达卢西亚纺织工厂在制作这类仿东方式丝绸的水平上已经非常成熟。事实上，这种仿东方式风格甚至被看作一种国际化的风格在十一至十二世纪的地中海地区流行，而这个时期的拜占庭丝绸和
伊斯兰丝绸有时难以区分[3]。可以看到这个来自拜占庭十一世纪上半叶的大象图案丝绸（图7）[3]，它的纹样设计与安达卢西亚地区的有异曲同工之妙：它们都以联珠纹围绕动物主题作为装饰纹样。但这两者在一些细微之处还是有所不同，例如这片产自拜占庭的大象图案丝绸在动物主题的装饰上没有完全遵照以圣树为轴、动物在两旁左右对称的装饰风格，而是大联珠纹与小联珠纹形成基本花回单元，并以平接组织进行四方连续。可以看到，在联珠纹之中，虽然装饰于大象上下的植物纹样遵循了对称的风格，可圆形串珠中只装饰一只大象;而安达卢西亚地区的丝织品中有明显的对称特点，它们基本上完全遵循了来自两河流域“圣树对兽”的传统。Harris[3]指出，拜占庭丝绸，特别是皇家丝绸，对于确立地中海地区的丝绸编织风格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十二世纪后期日耳曼人在西西里岛建立丝绸纺织工厂。但这种影响并不是决定安达卢西亚地区的丝绸装饰风格决定性因素，这两个地区的丝织品装饰风格仍旧存在差异。
同时，这段“制作于巴格达”的铭文也暴露了它的产地是在伊比利亚地区，而非东地中海地区的纺织工厂[2]。Glick[6]指出在当时仿造巴格达地区生产的丝织品可能是作为一种国家政策事项来完成的，并且这种仿造是司空见惯的事。到了十一世纪，安达卢西亚开始在地中海的纺织品贸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安达卢西亚地区的主要纺织业位于Almería地区，这里是半岛上最重要的港口之一，数百个纺织工厂汇聚于此[7]。当时中世纪的地理学家与商人等都有提及西班牙的纺织品，尤其是这里生产的丝绸。他们称赞西班牙生产的丝绸漂亮且质量好，价格低廉，同时他们的出口量很大，海外对他们的丝绸有很大的需求量[8]。 也就是说，这种从安达卢西亚出产的仿东方式的丝织品在当时的数量很多，其生产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模仿，而是在作为一种盛名在外的产品销售。以Almería地区为首的安达卢西亚纺织工厂，在十一至十二世纪时故意向地中海地区出口这种标明是出产于“巴格达”地区的或是充满异域风情的东方式丝织品，这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在十二世纪时安达卢西亚对仿造东方式丝绸的自觉性。由此可见，十二世纪伊比利亚地区生产的丝织品出现明显的东方元素，这并非完全源于东方国家对伊比利亚地区潜移默化的影响，更多的原因是来自伊比利亚地区对仿制东方式丝绸的自觉。
3 安达卢西亚的“中国丝绸”
对比同时期的中国丝织品（图8），可以发现十二世纪安达卢西亚的东方式丝绸与之有很多相似之处，图8（a）～（c）中的灵鹫毬路纹锦的装饰风格也是以小圆连接动物主题的联珠纹装饰，图9的双羊纹锦也是基本上类似的装饰风格[9]。
因此，分析认为十二世纪安达卢西亚地区仿制的东方式丝绸不仅是为了模仿巴格达等近东国家的丝织品，而是为了暗示它是从中国进口的。另外，安达卢西亚还有很多没有标注产自东方国家的仿东方式丝绸，这些丝绸或许不是为了暗示它的进口身份，而是为了迎合当时大众的审美趣味批量生产，它们将作为中國丝绸或是其他东方国家丝绸的廉价替代品。由此可见，安达卢西亚的仿东方式丝绸的生产模式在十二世纪时应该分为两种：第一种是点明产自于某东方国家的丝绸（例如“巴格达丝绸”），另一种是未注明产自东方国家的仿东方式丝绸。
随着丝绸之路贸易的蓬勃发展，中国的养蚕缫丝技术在公元三、四世纪传入中国以西的地区，再经这些地区传入波斯。波斯开始生产新的波斯织锦，这些纺织品的风格与中国风格不同。而这些非常不同的异域织锦很快成为丝绸之路贸易的重要商品，在中国北朝时期，它们受到中原统治阶级的欢迎，并被卖回中国[10]。至少从公元四世纪开始，中国开始出现具有本土特色与异域特色混合的纺织品并盛行一时。
尤其到了中国唐朝时期，也就是公元七至十世纪，中国的丝织纹样中出现了非常多的有萨珊装饰风格的丝织品，有联珠纹、翼马纹、狩猎纹（图9）[10]。图9中的对称站立于灯树下颈系绶带的大角羚羊带有中亚和波斯艺术的特征。首先，织锦上的羚羊并非中国本土羚羊，而是产自中亚地区的大角羚羊;第二，绶带纹样是萨珊王朝继承自古波斯的纹样，该纹样沿丝绸之路东传中亚直至中国和日本[11]。唐代丝绸贸易十分繁荣，除了陆上丝绸之路，又兴起海上丝绸之路，中国生产的丝绸产品一直作为备受欢迎的奢侈品存在。这些丝织品通过东海线和南海线分别输往朝鲜半岛、日本和东南亚、印度，并且通过阿拉伯商人转输到欧洲[12]。
巴格达作为当时国际性的商业都市，欧亚各地的商品从不同商路一同汇聚至此，其中也包括从中国进口的丝织品，这些丝织品除了供应巴格达当地的需要之外，将会有很大一部分转向别处[13]。因此，中国生产的丝织品很有可能随着商队到达伊比利亚，而当时Almería地区作为重要港口的地理位置与其蓬勃发展的纺织业不仅促进了货物的交流，也促进了伊比利亚地区的装饰技术与纹样的交流[14]。
另外，还有一个证据可以指向阿拉伯商人可能将中国丝织品带向西班牙。到了十世纪之后，中国进入北宋时期，这段时间与阿拉伯国家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也较为频繁。古代中国将阿拉伯国家总称为“大食”，根据记载，在北宋时期，阿拉伯来中国经商的人数是当时来中国的外国商人中最多的，在宋人赵汝适的《诸藩志》中记载：“诸藩国之富盛多宝货者，莫如大食国（阿拉伯）。”阿拉伯商人一般从波斯湾航行到中国泉州。泉州位于中国东南沿海，是一个天然良港，物产丰富，除了丝绸之外，还有制作优良的茶叶、漆器，在当时的海外贸易中十分出名。在西班牙的纺织术语中也提到了“泉州”这个著名的贸易港。例如，aceituní这个词似乎就源自中世纪的中国港口Tsen-tung[14]。而Tsen-tung现在也被称为Chüanchow或者Tsin-kiang[15]，这个发音与中国的泉州已经十分相似。
在十二世纪周去非撰写的《岭外代答》中，他提到一个名为“木兰皮国”的国家，这实际上是十一世纪由撒哈拉的柏柏尔人在西非所建立的穆拉比特王朝（Almoravid dynasty）的音译，他提到在阿拉伯众国的西边有一个很大的海，海的西面有很多国家，阿拉伯的巨舰可以到达这个西边的国家，也就是穆拉比特王朝：“大食国西有巨海。海之西，有国不可胜计，大食巨舰所可至者，木兰皮国尔。”很明显，周去非提到的那个阿拉伯西边的海就是地中海，而阿拉伯的商船可以到达地中海西侧的穆拉比特进行贸易往来。
这些证据都能证明十二世纪在伊比利亚地区的人们，尤其是贵族，很有可能接触到由阿拉伯商人贩卖的昂贵的中国丝绸。研究可以得出，这些来自远东的、从海上丝绸之路或者陆上丝绸之路千里迢迢运送而来的丝织品一定非常昂贵和稀有。
当然，十二世纪伊比利亚地区向中国进口的丝绸并非本文探讨的重点，重点在于当地人对这种中国丝绸的喜爱或许导致了当时安达卢西亚地区对中国丝绸的大量仿制。在安达卢西亚大量生产的一种叫lasīn的丝织品或许可以证明这一点。Goitein[16]在他的研究中指出，lasīn是一种西西里岛的中国丝绸仿制品（ladh-s·īn， after a recurring， but unidentified， textile called ladh from s·īn， Arabic for China）。事实上，在安达卢西亚同样出产这种名为lasīn的丝织品，它的价钱很低廉并被认为是一种很好的西班牙织物[8]。因此，可以看出这种名为lasīn的织物在地中海地区十分流行，不仅西西里的纺织工厂在生产，同时安达卢西亚人也为此十分着迷。很明显的是，lasīn正是一种由安达卢西亚等地中海地区生产的中国丝绸的廉价替代品。
不论是有意仿造巴格达丝绸还是仿造中国丝绸，十二世纪安达卢西亚地区对仿制东方式丝绸的自觉原因并不难推断：一是平价的仿东方式丝绸（例如lasīn）是为了迎合当时人们对于异域风格丝绸的喜爱，这使得安达卢西亚生产的本土丝绸销量更好;二是点明是“产自巴格达”的丝绸，这种仿造丝织品产地的自觉常是为了抬高本土丝织品的价格。 4 “巴格达丝绸”与伊比利亚东方式丝绸的纺织方式
在“巴格达丝绸”暗示了它的产地是巴格达后，从巴格达的丝织品纺织方式出发，对“巴格达丝绸”与伊比利亚东方式丝绸的纺织方式进行比较研究。除此之外，该地区的纺织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到了拜占庭的影响，这里不再赘述。
巴格达在十世纪时，它的纺织技术已经有很高的水平。它向欧洲各国出口棉布与各种丝织品，例如围裙、缠头巾等。它在十世纪时开始织造有条纹的彩色丝和棉的混合织品，并在欧洲各国销售[13]。伊比利亚地区的纺织工厂很有可能是因为巴格达地区的丝织品名声在外，才会在丝织品上冠上“产自巴格达”的铭文。在当时巴格达还生产一种用金纬织成各种花纹的丝织品，它被称为“Nasich”，传到西方也以其产地为名[13]（伊比利亚地区著名的“巴格达丝绸”极有可能就是Almería的纺织工厂对这种丝织品的仿造）。这种叫“Nasich”的织物也影响到了中国丝织物的纺织方式，自中国隋唐开始，西亚的“Nasich”进入中国，中国学习了这种纺织方式并开始以自己的方式生产，被称为“纳石失”。到了中国辽宋金时期，中国的纳石失织金锦不断发展，其与西方国家的联系也更加紧密[17]。
也就是說，整个亚洲地区的丝织品生产都受到了这种叫“Nasich”的织物影响。这正是十二世纪左右，也就是安达卢西亚地区开始大批量生产东方式丝绸的时间。因此，“巴格达丝绸”等安达卢西亚的东方式丝绸与这种生产自巴格达的名为“Nasich”的丝织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捻金线制作是“Nasich”生产工艺的重要环节[20]。在中国元代以前（公元13世纪以前）的捻金线制作时一般加入桑蚕丝芯线，棉线作为捻金线芯线的较少。而捻金时以棉线作为地纬，金线作为纹纬（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在纬线中加入了棉线），这正是西亚地区“Nasich”的传统工艺方法[18]。
因此，要判断伊比利亚地区的“巴格达丝绸”究竟是受到巴格达地区的影响大，还是受到中国的影响大，最重要的就是关注其丝织品的纬线中是否加入了棉线。从地缘位置上来，尽管中国的丝织品名声在外，但巴格达地区向欧洲国家出产的丝织品数量一定占绝大多数，因此伊比利亚地区生产的以“巴格达丝绸”为代表的这类仿东方式丝绸奢侈品，非常有可能是一种受到了西亚“Nasich”传统生产工艺影响后进行改进的丝织品。
5 结 语
安达卢西亚在不断的贸易与文化交流中继承了来自中亚和西亚的联珠圣树对兽纹样的传统，并在这种基本的纹样中加以改造，构成了符合当地人审美风趣的、更加繁复、更加绚丽的丝织品。
十二世纪时从安达卢西亚出产的仿东方式的丝织品在当时生产的数量很多，其生产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模仿，而是在作为一种盛名在外的产品销售。这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在十二世纪时安达卢西亚对仿造东方式丝绸的自觉性。由此可见，十二世纪伊比利亚地区生产的丝织品出现明显的东方元素，这并非完全源于东方国家对伊比利亚地区潜移默化的影响，更多的原因是来自伊比利亚地区对仿制东方式丝绸的自觉。
同时，十二世纪安达卢西亚地区仿制的东方式丝绸不仅是为了模仿巴格达等近东国家的丝织品，而是为了暗示它是从中国进口的。另外，安达卢西亚还有很多没有标注产自东方国家的仿东方式丝绸，这些丝绸或许不是为了暗示它的进口身份，而是为了迎合当时大众的审美趣味批量生产，并作为中国丝绸或是其他东方国家丝绸的廉价替代品。
最后，从“巴格达丝绸”出发，伊比利亚地区生产的以“巴格达丝绸”为代表的这类仿东方式丝绸奢侈品非常有可能是一种受到了西亚“Nasich”传统生产工艺影响后进行改进的丝织品。随着研究的深入，丝绸之路展示出迷人的文化多样性和复杂性，多种文化的相互碰撞形成了直至今天，无论东亚、中亚、西亚，还是地中海，甚或全欧洲，在纺织品图案设计文化中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交融。
参考文献：
[1]GOMEZ-RIVAS C. Law and the Islamization of Morocco Under the Almoravids： the Fatwas of Ibn Rushd Al-Jadd to the Far Maghrib[M]. Leiden， Netherlands： Brill， 2015.
[2]FELICIANO M J. Medieval textiles in iberia： studies for a new approach[J]. Envisioning Islamic Art and Architecture， 2014， 2： 46-65.
[3]HARRIS J. 5000 Years of Textiles[M]. London： British Museum Press， 1993.
[4]刘芊. 中国神树图像设计研究[D]. 苏州： 苏州大学， 2014.
LIU Qian. The Study of Holy Tree Image of China[D]. Suzhou： Soochow University， 2014.
[5]诸葛铠. “忍冬纹”与“生命之树”[J]. 中国书画， 2007（8）： 176-179.
ZHUGE Kai. "Honeysuckle pattern" and "Tree of life"[J]. Chinese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2007（8）： 176-179.
[6]GLICK T F. Islamic and Christian Spain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M].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7]PEINADO L R. Oriental patterns in Andalusi textile ornamentation： 13th-15th centuries[J]. Conservar Património， 2019， 31： 67-68.
[8]CONSTABLE， OLIVIA R. At the Edge of the West：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Traders in Muslim Spain（1000-1250）[D]. Princeton： Proquest Dissertations Publishing， 1989： 237.
[9]張晓霞. 中国古代染织纹样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ZHANG Xiaoxia. History of Chinese Ancient Dyeing and Weaving Patterns[M].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6.
[10]单月英. 千年丝路的中国记忆： 王朝的经营与丝路贸易[J]. 艺术品， 2015（1）： 10-27.
SHAN Yueying. Chinese memory of thousand years of silk road： dynasty management and silk road trade[J]. Art Work， 2015（1）： 10-27.
[11]宋炀. 中国古代织物树纹装饰文化源流考[J]. 艺术设计研究， 2019（4）： 42-50.
SONG Yang. Researsh on the cultur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extile pattern of the tree on Chinese ancient fabric[J]. Art Design Research， 2019（4）： 42-50.
[12]张云， 李曼丽. 丝绸之路上散落的古丝绸[J]. 收藏， 2016（15）： 52-61.
ZHANG Yun， LI Manli. The ancient silkcloth scattered along the silk road[J]. Collections， 2016（15）： 52-61.
[13]孙培良. 中世纪的巴格达[J]. 世界历史， 1980（1）： 42-54.
SUN Peiliang. Baghdad in the middle ages[J]. World History， 1980（1）： 42-54.
[14]MACDONALD G J. Spanish textile and clothing nomenclature in-án， -í， and –ín[J]. Hispanic Review， 1976， 44（1）： 57.
[15]OLSCHKI L. Marco Polo’s Asia an Introduction to His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 Called "Il Milione"[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0.
[16]GOITEIN S D. Two arabic textiles[J].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1976， 19（1）： 221-224.
[17]尚刚. 纳石失在中国[J]. 东南文化， 2003（8）： 54-64.
SHANG Gang. Nasich in China[J]. Southeast Culture， 2003（8）： 54-64.
[18]刘蕴莹， 夏克尔·赛塔尔， 张妍， 等. 元代棉织品与纳石失的相关研究[J]. 国际纺织导报， 2016， 44（8）： 62-65.
LIU Yunying， SCHALK Setar， ZHANG Yan， et al. Analysis of cotton textiles and Nasij in Yuan dynasty[J]. Melliand China， 2016， 44（8）： 62-65.
关键词：安达卢西亚;伊比利亚;丝织品;中国;丝绸之路;巴格达
中图分类号： TS941.12;J533.6（55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7003（2021）10-0101-06
引用页码： 101206
DOI： 10.3969/j.issn.1001-7003.2021.10.016（篇序）
Cultural connotation and spread of the twelfth-century Al-Andalus silk fabricpattern design paradigm in the context of the Silk Road
ZHANG Shentong， SHAO Yiyang
（Humanities Institute， China Central Academy of Fine Arts， Beijing 100102， 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 a famous "Baghdad silk" that appeared in the Iberian region of the Middle Ages was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o investigate the conscious imitation of Oriental silk in this region. Starting from the Chinese silk of the same period，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evolution of the traditional patterns of the Oriental-style silk fabrics， and discussed the silk trade exchange and pattern paradigm between China and Al-Andalus， an area that traversed the two ends of Eurasia in the twelfth century. With Baghdad and China as two important trading points for Al-Andalus to acquire Oriental-style silk fabrics in the 12th century， the production model of Al-Andalus imitation of Oriental-style silk was divided into two different classifications. Starting from "Baghdad Silk" in the Iberian region， it was inferred that Al-Andalus imitation of Oriental-style silk fabrics such as "Baghdad Silk" was inextricably connected with a textile called "Nasich" produced in Baghdad. Based on these two different silk production models，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reasons for Al-Andalus textile factories’ conscious imitation of Oriental silk.
Key words：
Al-Andalus; Iberian; silk fabric; China; Silk Road; Baghdad
收稿日期： 2021-03-02;
修回日期： 2021-09-15
基金项目：
作者简介： 张沈彤（1997），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世界美术史，通信作者：邵亦杨，教授，shaoyiyang@cafa.edu.cn。
十二世紀的安达卢西亚是穆斯林统治的伊比利亚半岛，现代历史学家用这个词来形容伊比利亚的前伊斯兰国家[1]。安达卢西亚的丝织品生产与丝织品贸易在十一世纪、十二世纪及十三世纪早期十分发达，它通过海运向中世纪的地中海地区源源不断输送它生产的丝织品。这些华丽的丝织品在纹样上呈现出强烈的东方风格，这对当时安达卢西亚的居民来说是具有强烈异域风情的奢侈品。
本研究聚焦于十二世纪安达卢西亚地区的丝织品，从一件名为“巴格达丝绸”（图1）的安达卢西亚丝织品出发，探讨这种横跨欧亚大陆的图案范式的交流与传播。目前国内有关安达卢西亚地区丝织品的图案设计研究较为少见，而国外针对安达卢西亚丝织品图案设计的研究也一般聚焦在中世纪地中海地区的贸易活动，并没有将视野拓展到整个欧亚大陆，事实上十二世纪的安达卢西亚丝织品纹样受到了很多东方国家的影响。 1 联珠圣树对兽纹的传统
在十二世纪安达卢西亚的丝织品中大量地出现了联珠圣树对兽的设计（图1、图2）[2]，这并非安达卢西亚地区的本土纹样。联珠圣树对兽纹是一个纺织史中非常具有影响力的纹样，它主要是来自中亚与西亚的传统，是一个极具东方色彩的纹样。
联珠圣树对兽纹的基本构图是以串珠组成密闭的圆环包围住内部对称的一对禽鸟或者猛兽。事实上，这种纹样可以被拆分为联珠纹的装饰传统与圣树对兽纹的装饰传统，这两种装饰传统分别起源于不同的地域文化。
联珠纹装饰纹样传统是来自萨珊王朝。早在公元三世纪时，波斯人就已经掌握了养蚕的秘诀，而在此之前，他们已经学会了怎么通过中国进口来的丝线进行提花纹样的织造[2]。可以想象，当时萨珊王朝生产的丝织品纹样通过对外贸易向周边国家进行辐射式的影响（公元四世纪之后，中国也开始出现具有萨珊特色的丝织品）。另外，在巴黎圣礼由教堂中的圣骨盒中发现了饰由塞摩尔狼鹰的丝绸（图3）。塞摩尔狼鹰是一种出现在《波斯古经》中的鸟身犬首的动物，因此这块丝绸很有可能是萨珊王朝时期的织物。[3]
而“圣树对兽”的构图起源于更早的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时期[3]，乌尔王陵出土过的一枚装饰板（图4[4]），年代约在公元前2600年，这可能是目前看到最早的“圣树对兽”纹样。画面中两只长角山羊面对面被放置在一棵树的两侧，羊的前肢抬起放在树上，树枝在羊的身后伸展出来，一朵圆形的白花位于两只羊头之间，构成一个非常稳定、紧凑的对称纹样。可以发现这个图像并非完全对称的，羊脚下的树根及树枝的走向都不是完全对称的，这可能是因为装饰板浮雕的特质与纺织品的不同（出现在丝织品中的“圣树对兽”纹样基本都是完全对称的）。
此外，在公元前九世纪的亚述青铜透雕，圣树两侧装饰了一对长有翅膀的鹰头狮兽（图5）[5]。这个构图与波斯酒杯上的圣树和鹰头人守护神非常相似（图6）[5]。这两个纹样中的圣树形式也十分相似：主树干两边伸出三个如手指展开的叶片，花瓶一样的树根与树干相接处有一对像丝带延伸至地面的树叶。
综上可以看到，两河流域的“圣树对兽”纹样有三个特点：“如手指展开的植物纹（很有可能是棕榈树）”[4]、放置在圣树两侧的动物一般呈现面对面的构图、动物抬起前肢与圣树发生联系。这也成为圣树对兽纹样最原始的构图，在纹样外传后，不同地区又对这种纹样进行了不同的改造和加工。
这两种装饰风格的融合对整个欧亚大陆的装饰风格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东至东亚地区的中国和日本，西至西班牙地区都受到了联珠圣树对兽纹样的影响。本文也将以这种纹样在欧亚大陆的传播作为线索，试图探讨在十二世纪时横跨欧亚大陆两端的安达卢西亚与中国之间的丝绸贸易往来问题。
安达卢西亚在不断的贸易与文化交流中继承了这种来自中亚和西亚的联珠圣树对兽纹样的传统，并在这种基本的纹样中加以改造，构成了符合当地人审美风趣、更加繁复、更加绚丽的丝织品。
2 十二世纪安达卢西亚仿制东方式丝绸的自觉性
在十二世纪安达卢西亚出现的东方式丝织品中有一件非常有趣的织物，就是著名的“巴格达丝绸”（图1），它是在圣佩德罗·德·奥斯马的天主教墓地被发现的。这是中世纪伊比利亚最著名的纺织品之一，上面有一段非常著名的铭文“This is among the things made at the city of Baghdad， may God guard it”（hādhā mimmā umila bi madīnat Baghdād harasahā Allāh），即“这是在巴格达制造的，愿上帝保佑”[2]。这段铭文暗示了很多有关伊比利亚地区纺织业的信息。
这件织物的出现首先暗示了当时在伊比利亚地区复杂的海外贸易往来及纺织技术在地中海与伊比利亚地区的传播[2]。“巴格达丝绸”的纺织工艺与设计工艺都达到了十分高超的水平，这说明了以Almería地区为首的安达卢西亚纺织工厂在制作这类仿东方式丝绸的水平上已经非常成熟。事实上，这种仿东方式风格甚至被看作一种国际化的风格在十一至十二世纪的地中海地区流行，而这个时期的拜占庭丝绸和
伊斯兰丝绸有时难以区分[3]。可以看到这个来自拜占庭十一世纪上半叶的大象图案丝绸（图7）[3]，它的纹样设计与安达卢西亚地区的有异曲同工之妙：它们都以联珠纹围绕动物主题作为装饰纹样。但这两者在一些细微之处还是有所不同，例如这片产自拜占庭的大象图案丝绸在动物主题的装饰上没有完全遵照以圣树为轴、动物在两旁左右对称的装饰风格，而是大联珠纹与小联珠纹形成基本花回单元，并以平接组织进行四方连续。可以看到，在联珠纹之中，虽然装饰于大象上下的植物纹样遵循了对称的风格，可圆形串珠中只装饰一只大象;而安达卢西亚地区的丝织品中有明显的对称特点，它们基本上完全遵循了来自两河流域“圣树对兽”的传统。Harris[3]指出，拜占庭丝绸，特别是皇家丝绸，对于确立地中海地区的丝绸编织风格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十二世纪后期日耳曼人在西西里岛建立丝绸纺织工厂。但这种影响并不是决定安达卢西亚地区的丝绸装饰风格决定性因素，这两个地区的丝织品装饰风格仍旧存在差异。
同时，这段“制作于巴格达”的铭文也暴露了它的产地是在伊比利亚地区，而非东地中海地区的纺织工厂[2]。Glick[6]指出在当时仿造巴格达地区生产的丝织品可能是作为一种国家政策事项来完成的，并且这种仿造是司空见惯的事。到了十一世纪，安达卢西亚开始在地中海的纺织品贸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安达卢西亚地区的主要纺织业位于Almería地区，这里是半岛上最重要的港口之一，数百个纺织工厂汇聚于此[7]。当时中世纪的地理学家与商人等都有提及西班牙的纺织品，尤其是这里生产的丝绸。他们称赞西班牙生产的丝绸漂亮且质量好，价格低廉，同时他们的出口量很大，海外对他们的丝绸有很大的需求量[8]。 也就是说，这种从安达卢西亚出产的仿东方式的丝织品在当时的数量很多，其生产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模仿，而是在作为一种盛名在外的产品销售。以Almería地区为首的安达卢西亚纺织工厂，在十一至十二世纪时故意向地中海地区出口这种标明是出产于“巴格达”地区的或是充满异域风情的东方式丝织品，这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在十二世纪时安达卢西亚对仿造东方式丝绸的自觉性。由此可见，十二世纪伊比利亚地区生产的丝织品出现明显的东方元素，这并非完全源于东方国家对伊比利亚地区潜移默化的影响，更多的原因是来自伊比利亚地区对仿制东方式丝绸的自觉。
3 安达卢西亚的“中国丝绸”
对比同时期的中国丝织品（图8），可以发现十二世纪安达卢西亚的东方式丝绸与之有很多相似之处，图8（a）～（c）中的灵鹫毬路纹锦的装饰风格也是以小圆连接动物主题的联珠纹装饰，图9的双羊纹锦也是基本上类似的装饰风格[9]。
因此，分析认为十二世纪安达卢西亚地区仿制的东方式丝绸不仅是为了模仿巴格达等近东国家的丝织品，而是为了暗示它是从中国进口的。另外，安达卢西亚还有很多没有标注产自东方国家的仿东方式丝绸，这些丝绸或许不是为了暗示它的进口身份，而是为了迎合当时大众的审美趣味批量生产，它们将作为中國丝绸或是其他东方国家丝绸的廉价替代品。由此可见，安达卢西亚的仿东方式丝绸的生产模式在十二世纪时应该分为两种：第一种是点明产自于某东方国家的丝绸（例如“巴格达丝绸”），另一种是未注明产自东方国家的仿东方式丝绸。
随着丝绸之路贸易的蓬勃发展，中国的养蚕缫丝技术在公元三、四世纪传入中国以西的地区，再经这些地区传入波斯。波斯开始生产新的波斯织锦，这些纺织品的风格与中国风格不同。而这些非常不同的异域织锦很快成为丝绸之路贸易的重要商品，在中国北朝时期，它们受到中原统治阶级的欢迎，并被卖回中国[10]。至少从公元四世纪开始，中国开始出现具有本土特色与异域特色混合的纺织品并盛行一时。
尤其到了中国唐朝时期，也就是公元七至十世纪，中国的丝织纹样中出现了非常多的有萨珊装饰风格的丝织品，有联珠纹、翼马纹、狩猎纹（图9）[10]。图9中的对称站立于灯树下颈系绶带的大角羚羊带有中亚和波斯艺术的特征。首先，织锦上的羚羊并非中国本土羚羊，而是产自中亚地区的大角羚羊;第二，绶带纹样是萨珊王朝继承自古波斯的纹样，该纹样沿丝绸之路东传中亚直至中国和日本[11]。唐代丝绸贸易十分繁荣，除了陆上丝绸之路，又兴起海上丝绸之路，中国生产的丝绸产品一直作为备受欢迎的奢侈品存在。这些丝织品通过东海线和南海线分别输往朝鲜半岛、日本和东南亚、印度，并且通过阿拉伯商人转输到欧洲[12]。
巴格达作为当时国际性的商业都市，欧亚各地的商品从不同商路一同汇聚至此，其中也包括从中国进口的丝织品，这些丝织品除了供应巴格达当地的需要之外，将会有很大一部分转向别处[13]。因此，中国生产的丝织品很有可能随着商队到达伊比利亚，而当时Almería地区作为重要港口的地理位置与其蓬勃发展的纺织业不仅促进了货物的交流，也促进了伊比利亚地区的装饰技术与纹样的交流[14]。
另外，还有一个证据可以指向阿拉伯商人可能将中国丝织品带向西班牙。到了十世纪之后，中国进入北宋时期，这段时间与阿拉伯国家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也较为频繁。古代中国将阿拉伯国家总称为“大食”，根据记载，在北宋时期，阿拉伯来中国经商的人数是当时来中国的外国商人中最多的，在宋人赵汝适的《诸藩志》中记载：“诸藩国之富盛多宝货者，莫如大食国（阿拉伯）。”阿拉伯商人一般从波斯湾航行到中国泉州。泉州位于中国东南沿海，是一个天然良港，物产丰富，除了丝绸之外，还有制作优良的茶叶、漆器，在当时的海外贸易中十分出名。在西班牙的纺织术语中也提到了“泉州”这个著名的贸易港。例如，aceituní这个词似乎就源自中世纪的中国港口Tsen-tung[14]。而Tsen-tung现在也被称为Chüanchow或者Tsin-kiang[15]，这个发音与中国的泉州已经十分相似。
在十二世纪周去非撰写的《岭外代答》中，他提到一个名为“木兰皮国”的国家，这实际上是十一世纪由撒哈拉的柏柏尔人在西非所建立的穆拉比特王朝（Almoravid dynasty）的音译，他提到在阿拉伯众国的西边有一个很大的海，海的西面有很多国家，阿拉伯的巨舰可以到达这个西边的国家，也就是穆拉比特王朝：“大食国西有巨海。海之西，有国不可胜计，大食巨舰所可至者，木兰皮国尔。”很明显，周去非提到的那个阿拉伯西边的海就是地中海，而阿拉伯的商船可以到达地中海西侧的穆拉比特进行贸易往来。
这些证据都能证明十二世纪在伊比利亚地区的人们，尤其是贵族，很有可能接触到由阿拉伯商人贩卖的昂贵的中国丝绸。研究可以得出，这些来自远东的、从海上丝绸之路或者陆上丝绸之路千里迢迢运送而来的丝织品一定非常昂贵和稀有。
当然，十二世纪伊比利亚地区向中国进口的丝绸并非本文探讨的重点，重点在于当地人对这种中国丝绸的喜爱或许导致了当时安达卢西亚地区对中国丝绸的大量仿制。在安达卢西亚大量生产的一种叫lasīn的丝织品或许可以证明这一点。Goitein[16]在他的研究中指出，lasīn是一种西西里岛的中国丝绸仿制品（ladh-s·īn， after a recurring， but unidentified， textile called ladh from s·īn， Arabic for China）。事实上，在安达卢西亚同样出产这种名为lasīn的丝织品，它的价钱很低廉并被认为是一种很好的西班牙织物[8]。因此，可以看出这种名为lasīn的织物在地中海地区十分流行，不仅西西里的纺织工厂在生产，同时安达卢西亚人也为此十分着迷。很明显的是，lasīn正是一种由安达卢西亚等地中海地区生产的中国丝绸的廉价替代品。
不论是有意仿造巴格达丝绸还是仿造中国丝绸，十二世纪安达卢西亚地区对仿制东方式丝绸的自觉原因并不难推断：一是平价的仿东方式丝绸（例如lasīn）是为了迎合当时人们对于异域风格丝绸的喜爱，这使得安达卢西亚生产的本土丝绸销量更好;二是点明是“产自巴格达”的丝绸，这种仿造丝织品产地的自觉常是为了抬高本土丝织品的价格。 4 “巴格达丝绸”与伊比利亚东方式丝绸的纺织方式
在“巴格达丝绸”暗示了它的产地是巴格达后，从巴格达的丝织品纺织方式出发，对“巴格达丝绸”与伊比利亚东方式丝绸的纺织方式进行比较研究。除此之外，该地区的纺织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到了拜占庭的影响，这里不再赘述。
巴格达在十世纪时，它的纺织技术已经有很高的水平。它向欧洲各国出口棉布与各种丝织品，例如围裙、缠头巾等。它在十世纪时开始织造有条纹的彩色丝和棉的混合织品，并在欧洲各国销售[13]。伊比利亚地区的纺织工厂很有可能是因为巴格达地区的丝织品名声在外，才会在丝织品上冠上“产自巴格达”的铭文。在当时巴格达还生产一种用金纬织成各种花纹的丝织品，它被称为“Nasich”，传到西方也以其产地为名[13]（伊比利亚地区著名的“巴格达丝绸”极有可能就是Almería的纺织工厂对这种丝织品的仿造）。这种叫“Nasich”的织物也影响到了中国丝织物的纺织方式，自中国隋唐开始，西亚的“Nasich”进入中国，中国学习了这种纺织方式并开始以自己的方式生产，被称为“纳石失”。到了中国辽宋金时期，中国的纳石失织金锦不断发展，其与西方国家的联系也更加紧密[17]。
也就是說，整个亚洲地区的丝织品生产都受到了这种叫“Nasich”的织物影响。这正是十二世纪左右，也就是安达卢西亚地区开始大批量生产东方式丝绸的时间。因此，“巴格达丝绸”等安达卢西亚的东方式丝绸与这种生产自巴格达的名为“Nasich”的丝织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捻金线制作是“Nasich”生产工艺的重要环节[20]。在中国元代以前（公元13世纪以前）的捻金线制作时一般加入桑蚕丝芯线，棉线作为捻金线芯线的较少。而捻金时以棉线作为地纬，金线作为纹纬（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在纬线中加入了棉线），这正是西亚地区“Nasich”的传统工艺方法[18]。
因此，要判断伊比利亚地区的“巴格达丝绸”究竟是受到巴格达地区的影响大，还是受到中国的影响大，最重要的就是关注其丝织品的纬线中是否加入了棉线。从地缘位置上来，尽管中国的丝织品名声在外，但巴格达地区向欧洲国家出产的丝织品数量一定占绝大多数，因此伊比利亚地区生产的以“巴格达丝绸”为代表的这类仿东方式丝绸奢侈品，非常有可能是一种受到了西亚“Nasich”传统生产工艺影响后进行改进的丝织品。
5 结 语
安达卢西亚在不断的贸易与文化交流中继承了来自中亚和西亚的联珠圣树对兽纹样的传统，并在这种基本的纹样中加以改造，构成了符合当地人审美风趣的、更加繁复、更加绚丽的丝织品。
十二世纪时从安达卢西亚出产的仿东方式的丝织品在当时生产的数量很多，其生产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模仿，而是在作为一种盛名在外的产品销售。这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在十二世纪时安达卢西亚对仿造东方式丝绸的自觉性。由此可见，十二世纪伊比利亚地区生产的丝织品出现明显的东方元素，这并非完全源于东方国家对伊比利亚地区潜移默化的影响，更多的原因是来自伊比利亚地区对仿制东方式丝绸的自觉。
同时，十二世纪安达卢西亚地区仿制的东方式丝绸不仅是为了模仿巴格达等近东国家的丝织品，而是为了暗示它是从中国进口的。另外，安达卢西亚还有很多没有标注产自东方国家的仿东方式丝绸，这些丝绸或许不是为了暗示它的进口身份，而是为了迎合当时大众的审美趣味批量生产，并作为中国丝绸或是其他东方国家丝绸的廉价替代品。
最后，从“巴格达丝绸”出发，伊比利亚地区生产的以“巴格达丝绸”为代表的这类仿东方式丝绸奢侈品非常有可能是一种受到了西亚“Nasich”传统生产工艺影响后进行改进的丝织品。随着研究的深入，丝绸之路展示出迷人的文化多样性和复杂性，多种文化的相互碰撞形成了直至今天，无论东亚、中亚、西亚，还是地中海，甚或全欧洲，在纺织品图案设计文化中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交融。
参考文献：
[1]GOMEZ-RIVAS C. Law and the Islamization of Morocco Under the Almoravids： the Fatwas of Ibn Rushd Al-Jadd to the Far Maghrib[M]. Leiden， Netherlands： Brill， 2015.
[2]FELICIANO M J. Medieval textiles in iberia： studies for a new approach[J]. Envisioning Islamic Art and Architecture， 2014， 2： 46-65.
[3]HARRIS J. 5000 Years of Textiles[M]. London： British Museum Press， 1993.
[4]刘芊. 中国神树图像设计研究[D]. 苏州： 苏州大学， 2014.
LIU Qian. The Study of Holy Tree Image of China[D]. Suzhou： Soochow University， 2014.
[5]诸葛铠. “忍冬纹”与“生命之树”[J]. 中国书画， 2007（8）： 176-179.
ZHUGE Kai. "Honeysuckle pattern" and "Tree of life"[J]. Chinese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2007（8）： 176-179.
[6]GLICK T F. Islamic and Christian Spain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M].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7]PEINADO L R. Oriental patterns in Andalusi textile ornamentation： 13th-15th centuries[J]. Conservar Património， 2019， 31： 67-68.
[8]CONSTABLE， OLIVIA R. At the Edge of the West：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Traders in Muslim Spain（1000-1250）[D]. Princeton： Proquest Dissertations Publishing， 1989： 237.
[9]張晓霞. 中国古代染织纹样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ZHANG Xiaoxia. History of Chinese Ancient Dyeing and Weaving Patterns[M].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6.
[10]单月英. 千年丝路的中国记忆： 王朝的经营与丝路贸易[J]. 艺术品， 2015（1）： 10-27.
SHAN Yueying. Chinese memory of thousand years of silk road： dynasty management and silk road trade[J]. Art Work， 2015（1）： 10-27.
[11]宋炀. 中国古代织物树纹装饰文化源流考[J]. 艺术设计研究， 2019（4）： 42-50.
SONG Yang. Researsh on the cultur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extile pattern of the tree on Chinese ancient fabric[J]. Art Design Research， 2019（4）： 42-50.
[12]张云， 李曼丽. 丝绸之路上散落的古丝绸[J]. 收藏， 2016（15）： 52-61.
ZHANG Yun， LI Manli. The ancient silkcloth scattered along the silk road[J]. Collections， 2016（15）： 52-61.
[13]孙培良. 中世纪的巴格达[J]. 世界历史， 1980（1）： 42-54.
SUN Peiliang. Baghdad in the middle ages[J]. World History， 1980（1）： 42-54.
[14]MACDONALD G J. Spanish textile and clothing nomenclature in-án， -í， and –ín[J]. Hispanic Review， 1976， 44（1）： 57.
[15]OLSCHKI L. Marco Polo’s Asia an Introduction to His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 Called "Il Milione"[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0.
[16]GOITEIN S D. Two arabic textiles[J].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1976， 19（1）： 221-224.
[17]尚刚. 纳石失在中国[J]. 东南文化， 2003（8）： 54-64.
SHANG Gang. Nasich in China[J]. Southeast Culture， 2003（8）： 54-64.
[18]刘蕴莹， 夏克尔·赛塔尔， 张妍， 等. 元代棉织品与纳石失的相关研究[J]. 国际纺织导报， 2016， 44（8）： 62-65.
LIU Yunying， SCHALK Setar， ZHANG Yan， et al. Analysis of cotton textiles and Nasij in Yuan dynasty[J]. Melliand China， 2016， 44（8）： 62-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