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的关键，并非在于你能说出多少种意义，而在于你以怎样的姿态去读，你投入了多少，又收获了多少。依我之见，读书得有“见”，亦即每个人要通过读书，拥有属于自我的知识与智慧、眼光与胸怀，否则，读再多的书充其量亦不过是“两脚书柜”而已。
　　读书之要，首先在于增长“识见”。“识见”，即知识与见闻。一个人的知识和见闻，有些可以通过口耳相传获得，但极其有限，主要的途径靠读书。唯有读书，才能缩短时空，沟通古今，将古人和今人留下的知识和见闻转换为每个读书人自我的知识和见闻。有鉴于知识更新的速度极快，我们必须做到勤读书，好读书，读好书，否则，就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尤其在当今碎片化信息高度发达的时候，在微博、微信、网页、浓缩的文摘等信息随时随地都可及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忽视以至放弃读书。毕竟，碎片化的读书替代不了系统化的读书，所谓的“新潮”书、“畅销”书永远替代不了经典书。与此同时，我们要尽可能地扩大读书的范围，不仅要读与自己专业相关的书，而且要读专业以外的书；既要读自然科学方面的书，也要读人文科学方面的书。提倡越界而读，书读多了，读杂了，一个人的知识与见闻的视野自然就开阔了。
　　读书得有自己的“主见”。也就是说，读书人不能人云亦云，步人后尘，将自己禁锢在作者夯筑的知识、情感、思想的围墙里。记得哲人说过：读书时不可存有己见，读书后不可丧失己见。读书，我们先得把作者的思想和意念读懂弄通，进入书的深层邃境，靠近其核心、本质与灵魂，触摸到作者的心灵轮廓。在此基础上，我们须“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书是“死”的，人是活的，读者只有发挥主观能动性，联系自己的实际反躬自求而不随意迁就，才能有自己的见地。这般读书，也才有意义。
　　读书亦须有“灼见”。“灼见”，是一种透彻的见解，或者说是一种独到的见解。读书中，读者有主见固然重要，但若能用新眼光观察问题、从新角度提出问题、用新思路分析问题、用新方法解决问题，这不仅利于消化读书内容，更利于培养自我的创造性思维。因为读书境界的提高，表现在“读书将以穷理”，“穷理”就是追求真理，勇于创新，敢于怀疑。学者陈平原从小就背诵《明日歌》。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这首明代画家兼篆刻家文嘉的《今日歌》改写而成的《明日歌》，他至今都能做到开口道来。但对此歌“据说乃明代状元钱福（1461～1504年）所撰”，他不免有点怀疑。怀疑这原本就是谐谑体的民间歌谣，在流传过程中，为增强说服力与可信度，便靠上了一位名人。虽说，陈平原的怀疑亦只是一种说法，但有理有据的推论，对于帮助我们养成“在读书中质疑，在质疑中读书”的良好习惯，不无裨益。
　　读书还得有“预见”。一本书，一篇文章，尤其是好书好文章，往往是对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其中亦定然包孕了作者的喜怒哀乐，甚至提倡什么、反对什么。读者不仅要把握作者的倾向，更要透过作者的表达举一反三去发现由此带来的有益的思想激荡、观念交锋，并预见其作用轨迹。想起乡贤王充，其《论衡》站在批判者的立场上抨击时代弊端，不必说作为异端邪说其时根本不可能出版，对出身细族孤门的王充又谈何容易。可就在《论衡》成书的150余年后，东汉大知识分子蔡邕，为躲避宦官的迫害，“亡命江海，远踪吴会”，便有了结识《论衡》的机会。避险中的蔡邕，自更能理解《论衡》对于社会弊端的批判，尤其当其重获自由后携此孤本回到京师，与知识文化精英交谈中频频传布王充的见解，他便成了《论衡》的传播者。与其说，是蔡邕发现和传播了《论衡》，倒不如说，是蔡邕的才识和人生阅历令他从《论衡》的字里行间发现了朴素唯物主义的光芒，并预见到其改造和推动社会的力量。读书，既成就作者亦同时成就读者乃至成就社会，当是预见之功。
　　读书的过程，是一个主观能动、富于创造性、增“见”长“识”的过程，只有掌握了读书的要诀，我们才能在蜿蜒的溪流中寻找桃源梦境，并在每一转折之间碰逢豁然开朗的意韵，找寻到“宛在水中央”的“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