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伦敦奥运已经结束，金牌丰收让国人扬眉吐气。但4年一次看比赛的日子将慢慢远去，在生活中被我们遗忘。
围绕奥运所发生的诸多事情，其实也是对中国的一次“解密”—一次对国内问题，以及2008年北京奥运以来国民心态的折射。要中国人不带着一个“中国”的现实背景去看奥运是困难的，正如要运动员不带着一个“中国”的抽象实体去投入将不可想象一样。
胜败两重天
“对中国人来说，奥运会就是一群最需要运动的人，看着一群最需要休息的人在那运动！”
当很多人为金牌得主欢呼，但冷落那些同样付出巨大艰辛，却无缘金牌的运动员时，有人在网上激愤地说了这句话。
当初，为了回应中国的百年屈辱，体育被政治化，后来，又获得了和别人比较“优越性”的功能。
它很大程度上成功了。至少，多年来中国运动员得金牌如探囊取物的一幕幕，已经在“代表”的意义上证明了“中国人”在体育上还是很厉害的。而2008年的北京奥运，我们拿金牌拿到手软，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所以，当完成了洗雪百年屈辱的历史性任务，而民众对是否拿金牌，已不是那么在乎后，更多了几分豁达与从容。
7月29日，吴景彪在男子56公斤级决赛中发挥失常，获得银牌。赛后，他痛苦地蹲在地上。对着摄像机，他连鞠3个躬：“我有愧于祖国，我有愧于中国举重队，有愧于所有关心我的人。对不起大家！”
这一幕，让人不是滋味。
不得不说的是，在今天，“夺取金牌”虽然还在延续以往的国家主义宏大叙事，但同时已经成为体育部门维护自身利益的一种需要，也几乎是运动员改变命运的一种机遇。
所以完全可以理解一块奥运金牌对于吴景彪来说是多么的重要。有人甚至残忍地评论：“他哭并不是对不起所谓祖国，而是为得不到那些奖金而哭。”
8月8日，伦敦奥运会激战正酣，有几张图片出现在网上，图片显示：1.23万公里外的北京，前中国体操队队员张尚武，在朝阳门外地下通道卖艺乞讨。
很清楚，如果一个运动员不能拿到国际大赛的金牌—或者就算拿到了，但并没有得到体制和市场宠爱，那么退役后，没有别的谋生技能，他的人生将会比别人艰难得多。
但靠体育成功者也大有人在。某些冠军不仅可以得到丰厚的奖金、体制的宠爱，还能“体而优则仕”，成为各地的体育官员，甚至可以一边享受体制的好处，一边“转型”混娱乐圈。邓亚萍、刘春红、刘璇、田亮、郭晶晶等可谓成功的榜样。
与吴景彪的痛哭相比，孙杨和叶诗文可以笑了，他们的冠军身份和外形条件，已具备“明星”的潜质。香港专栏作家查小欣就直白地评价他们“钱途无限”。
很多人注意到，运动员们的这种“两极分化”，恰如国民中体育资源的分配不均。
“多元化”继续裂变
在看奥运时，公共空间存在四种不同的声音。
一种当然是主流的国家主义话语，它延续的是以往“为国争光”的宏大叙事。
第二种，这一次借助微博得以热烈传播，则是“公知话语”。按照话语预设，体育部门、运动员与纳税人之间存在一个想象中的契约，但这一契约并没有得到公知们的同意。既然如此，他们就把运动员的荣辱在心理上和自己进行剥离，极端的表达就是：“他们得不得金牌关我什么事？”
比赛本身，以及运动员本人，显然不是“公知话语”的兴奋点。他们看见的只是背后的政治意义，以及现实中政府与公民的关系。
第三种，是纯粹的看比赛，从对运动员竞技的欣赏中得到快乐。这是一种快乐主义的话语，它屏蔽了政治含义、偶像崇拜、社会心理等东西，从某种意义上更接近于奥林匹克的精神实质。
但当然不仅仅如此。还有一种话语，可能更契合多数人看奥运的心理，那就是粉丝主义的话语。这种话语表现出对某个被预设为偶像、同时往往是体制和市场宠儿的运动员的喜爱，为他高兴或悲伤—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焦点。
可以看到，国家主义话语虽然占据强势地位，但更多是姿态性、原则性的表述。而“公知话语”虽然表面上迎合了现实，也不过是对现实的一种反弹罢了。
我们太容易忘记一个常识：那种太宏大或极端的表达，在是否传递多数人的呼声上，不无疑问—正如17岁的周俊在参加女子举重53公斤级比赛时失败，被国内一些媒体称之为“中国女举最耻辱一败”那样。这种“拔高”的煽情，遭到很多人的批评。第二天，即有媒体公开道歉。
快乐主义的话语则基本就是私人语言或小圈子语言。
最值得分析的是粉丝主义的话语，其力量不容小觑。原因很简单，它有一种招魂机制：认同。我们总需要去认同某种东西，把自己的情感、情绪投射到某种东西身上—而无论是国家、民族，还是金钱、名人，都可以让我们得到满足。
由于认同的背后就是焦虑。所以，在世俗化程度很高，且社会中弥漫着不安全感和焦虑的今天，一种认同，如果不借助于娱乐这一可以让人把焦虑忘记的元素，可能是很难玩得下去的。
那就意味着，它完全可以被利用。
“公知话语”在和粉丝主义话语结盟方面早就摸索出了成熟的机制，一个个偶像般的“公知”横空出世，文青似的语言，正是冲着人们的心理而来。
与之相比，国家主义话语正在“转型”，比如《人民日报》的微博，以及各地政府的一些用语，因为对现实的关注而受到赞赏。而其他话语的成功，则更多是和商业主义话语在利益上分享一个运动明星，以赢得更多粉丝。
在这方面，没有谁比刘翔更具代表性的了。他其实是一个公共符号。而受伤并单腿蹦到终点吻栏架，给他罩上了浓浓的悲情。
无论怎样，借助奥运而得到表达的这几种话语，将继续在现实中找一些符号来说话。而在把人们“粉丝化”方面比较成功的话语，肯定是最有吸引力的。
对外媒的理性反驳
奥运是以国家名义参加的。看一次奥运，其实就是中国人在心理模式上重复一次自己和政府、中国和欧美世界的关系。
很难认为到今天为止欧美世界对于中国已经摆脱了傲慢和偏见，或许和中国在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博弈所造成的焦虑，会投射到奥运上，给具有历史传统的傲慢和偏见注入新的动力。英国《自然》杂志在其新闻网站上质疑夺了两块游泳金牌的叶诗文，后终于道歉，其实并不意外。
从一开始这种质疑就不太像是一个理性的人所为。因此表达的，其实也仅仅是具有攻击性的偏见而已。
“中国”这个符号在奥运的遭遇并不止于此。很多错判漏判误判让人莫名其妙，而中国运动员也不幸成为牺牲品。最典型的是陈一冰，“以金牌的动作拿到了银牌”。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西方舆论的质疑，以及裁判的不公平对待，普通中国人的反应和过去被称为“民族主义”的经典表达已大相径庭。事实上，国内除了个别媒体或说西方有偏见，或叫中国人不要有“受害者心态”的渲染，看不出多数人的反应有多少情绪化。令人刮目的是，出现了许多理性批驳的声音，其中不乏西方人所熟悉的逻辑反驳。
越来越多的人显然已经明白：不能说理的东西正需要通过说理来捍卫—当中国确实已经有“实力”可以说话时，是没必要动不动就说过于激动的话的。
这就可能让一些“公知”失望了。因为实在看不出多数中国人的国家认同已经弱化，或者没有理性。而这种国家认同，与他们的话语所想象的有一定的差距，它不是基于别的原因，而是基于一种对“共同体”的自然情感。在一个被“民族—国家”撕成碎片的世界，这种对国家的自然情感，在中国人中还存在广泛的基础。
所以，最起码在中国和世界发生某种关系，而中国占理或就是一个“受害者”时，存在着广泛的“民意”。
但同时，就国内而言，“中国—世界”的反应模式消失，一切还原成政府和民众、民众与民众之间在权力—权利、利益—利益上的关系，情况则大不一样。奥运会上金牌丰收让中国人扬眉吐气，但无论在奥运上有多牛，都不能指望能对解决国内的改革、民生等问题有太大的帮助。社会的问题，会继续在现实中经受持续的考验。
围绕奥运所发生的诸多事情，其实也是对中国的一次“解密”—一次对国内问题，以及2008年北京奥运以来国民心态的折射。要中国人不带着一个“中国”的现实背景去看奥运是困难的，正如要运动员不带着一个“中国”的抽象实体去投入将不可想象一样。
胜败两重天
“对中国人来说，奥运会就是一群最需要运动的人，看着一群最需要休息的人在那运动！”
当很多人为金牌得主欢呼，但冷落那些同样付出巨大艰辛，却无缘金牌的运动员时，有人在网上激愤地说了这句话。
当初，为了回应中国的百年屈辱，体育被政治化，后来，又获得了和别人比较“优越性”的功能。
它很大程度上成功了。至少，多年来中国运动员得金牌如探囊取物的一幕幕，已经在“代表”的意义上证明了“中国人”在体育上还是很厉害的。而2008年的北京奥运，我们拿金牌拿到手软，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所以，当完成了洗雪百年屈辱的历史性任务，而民众对是否拿金牌，已不是那么在乎后，更多了几分豁达与从容。
7月29日，吴景彪在男子56公斤级决赛中发挥失常，获得银牌。赛后，他痛苦地蹲在地上。对着摄像机，他连鞠3个躬：“我有愧于祖国，我有愧于中国举重队，有愧于所有关心我的人。对不起大家！”
这一幕，让人不是滋味。
不得不说的是，在今天，“夺取金牌”虽然还在延续以往的国家主义宏大叙事，但同时已经成为体育部门维护自身利益的一种需要，也几乎是运动员改变命运的一种机遇。
所以完全可以理解一块奥运金牌对于吴景彪来说是多么的重要。有人甚至残忍地评论：“他哭并不是对不起所谓祖国，而是为得不到那些奖金而哭。”
8月8日，伦敦奥运会激战正酣，有几张图片出现在网上，图片显示：1.23万公里外的北京，前中国体操队队员张尚武，在朝阳门外地下通道卖艺乞讨。
很清楚，如果一个运动员不能拿到国际大赛的金牌—或者就算拿到了，但并没有得到体制和市场宠爱，那么退役后，没有别的谋生技能，他的人生将会比别人艰难得多。
但靠体育成功者也大有人在。某些冠军不仅可以得到丰厚的奖金、体制的宠爱，还能“体而优则仕”，成为各地的体育官员，甚至可以一边享受体制的好处，一边“转型”混娱乐圈。邓亚萍、刘春红、刘璇、田亮、郭晶晶等可谓成功的榜样。
与吴景彪的痛哭相比，孙杨和叶诗文可以笑了，他们的冠军身份和外形条件，已具备“明星”的潜质。香港专栏作家查小欣就直白地评价他们“钱途无限”。
很多人注意到，运动员们的这种“两极分化”，恰如国民中体育资源的分配不均。
“多元化”继续裂变
在看奥运时，公共空间存在四种不同的声音。
一种当然是主流的国家主义话语，它延续的是以往“为国争光”的宏大叙事。
第二种，这一次借助微博得以热烈传播，则是“公知话语”。按照话语预设，体育部门、运动员与纳税人之间存在一个想象中的契约，但这一契约并没有得到公知们的同意。既然如此，他们就把运动员的荣辱在心理上和自己进行剥离，极端的表达就是：“他们得不得金牌关我什么事？”
比赛本身，以及运动员本人，显然不是“公知话语”的兴奋点。他们看见的只是背后的政治意义，以及现实中政府与公民的关系。
第三种，是纯粹的看比赛，从对运动员竞技的欣赏中得到快乐。这是一种快乐主义的话语，它屏蔽了政治含义、偶像崇拜、社会心理等东西，从某种意义上更接近于奥林匹克的精神实质。
但当然不仅仅如此。还有一种话语，可能更契合多数人看奥运的心理，那就是粉丝主义的话语。这种话语表现出对某个被预设为偶像、同时往往是体制和市场宠儿的运动员的喜爱，为他高兴或悲伤—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焦点。
可以看到，国家主义话语虽然占据强势地位，但更多是姿态性、原则性的表述。而“公知话语”虽然表面上迎合了现实，也不过是对现实的一种反弹罢了。
我们太容易忘记一个常识：那种太宏大或极端的表达，在是否传递多数人的呼声上，不无疑问—正如17岁的周俊在参加女子举重53公斤级比赛时失败，被国内一些媒体称之为“中国女举最耻辱一败”那样。这种“拔高”的煽情，遭到很多人的批评。第二天，即有媒体公开道歉。
快乐主义的话语则基本就是私人语言或小圈子语言。
最值得分析的是粉丝主义的话语，其力量不容小觑。原因很简单，它有一种招魂机制：认同。我们总需要去认同某种东西，把自己的情感、情绪投射到某种东西身上—而无论是国家、民族，还是金钱、名人，都可以让我们得到满足。
由于认同的背后就是焦虑。所以，在世俗化程度很高，且社会中弥漫着不安全感和焦虑的今天，一种认同，如果不借助于娱乐这一可以让人把焦虑忘记的元素，可能是很难玩得下去的。
那就意味着，它完全可以被利用。
“公知话语”在和粉丝主义话语结盟方面早就摸索出了成熟的机制，一个个偶像般的“公知”横空出世，文青似的语言，正是冲着人们的心理而来。
与之相比，国家主义话语正在“转型”，比如《人民日报》的微博，以及各地政府的一些用语，因为对现实的关注而受到赞赏。而其他话语的成功，则更多是和商业主义话语在利益上分享一个运动明星，以赢得更多粉丝。
在这方面，没有谁比刘翔更具代表性的了。他其实是一个公共符号。而受伤并单腿蹦到终点吻栏架，给他罩上了浓浓的悲情。
无论怎样，借助奥运而得到表达的这几种话语，将继续在现实中找一些符号来说话。而在把人们“粉丝化”方面比较成功的话语，肯定是最有吸引力的。
对外媒的理性反驳
奥运是以国家名义参加的。看一次奥运，其实就是中国人在心理模式上重复一次自己和政府、中国和欧美世界的关系。
很难认为到今天为止欧美世界对于中国已经摆脱了傲慢和偏见，或许和中国在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博弈所造成的焦虑，会投射到奥运上，给具有历史传统的傲慢和偏见注入新的动力。英国《自然》杂志在其新闻网站上质疑夺了两块游泳金牌的叶诗文，后终于道歉，其实并不意外。
从一开始这种质疑就不太像是一个理性的人所为。因此表达的，其实也仅仅是具有攻击性的偏见而已。
“中国”这个符号在奥运的遭遇并不止于此。很多错判漏判误判让人莫名其妙，而中国运动员也不幸成为牺牲品。最典型的是陈一冰，“以金牌的动作拿到了银牌”。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西方舆论的质疑，以及裁判的不公平对待，普通中国人的反应和过去被称为“民族主义”的经典表达已大相径庭。事实上，国内除了个别媒体或说西方有偏见，或叫中国人不要有“受害者心态”的渲染，看不出多数人的反应有多少情绪化。令人刮目的是，出现了许多理性批驳的声音，其中不乏西方人所熟悉的逻辑反驳。
越来越多的人显然已经明白：不能说理的东西正需要通过说理来捍卫—当中国确实已经有“实力”可以说话时，是没必要动不动就说过于激动的话的。
这就可能让一些“公知”失望了。因为实在看不出多数中国人的国家认同已经弱化，或者没有理性。而这种国家认同，与他们的话语所想象的有一定的差距，它不是基于别的原因，而是基于一种对“共同体”的自然情感。在一个被“民族—国家”撕成碎片的世界，这种对国家的自然情感，在中国人中还存在广泛的基础。
所以，最起码在中国和世界发生某种关系，而中国占理或就是一个“受害者”时，存在着广泛的“民意”。
但同时，就国内而言，“中国—世界”的反应模式消失，一切还原成政府和民众、民众与民众之间在权力—权利、利益—利益上的关系，情况则大不一样。奥运会上金牌丰收让中国人扬眉吐气，但无论在奥运上有多牛，都不能指望能对解决国内的改革、民生等问题有太大的帮助。社会的问题，会继续在现实中经受持续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