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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北平市委书记的彭真亲自与100多名摊贩代表座谈。他说，今天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摊贩也是人民的一部分。
1949年1月21日，傅作义宣布息兵。10天后，一直驻扎在京南良乡的彭真，带着2000名共产党干部开始进城。
彭真是在1948年12月被任命为北平市委书记的，叶剑英为市委第一副书记兼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北平人民政府市长。
自50年代起担任彭真秘书的马句，当时也在这2000人之中。他乘坐的大卡车，经过西直门，一直开到前门东珠市口大街，这里是原国民党第八区公所的办公地。
第二天一早8点，旧区公所的工作人员已经在办公室里等候了。
马句拿着旧区公所的花名册一一点名，宣布即日起，所有人员停止工作、等候审查。另一队人则开始查验对方的印章、文件、档案、资金、账单、房屋和设施。
接着，马句到区公所门前把旧牌子摘下，换上崭新的“北平市第八区人民政府”牌子，还放了一挂鞭炮。
一个崭新国家对3000年古都基层治理的重建，就这样开始了。
不能信任保甲长
1949年国民政府统治下的北平有20个区：内外城12个，郊区8个。
以10至30户为一甲，10甲至30甲为一保。保设保办公处，有保长、副保长各一，另有干事4名，保丁若干——在解放前的中国，国民政府就是靠无数个这样的城市细胞进行管理的。
据1948年11月国民政府统计，北平全市有保338个、甲9955个，涉及410113户、人口约210万。
1949年1月进城前夕，彭真在良乡的接管干部大会上说，中央对保甲长有指示：“直接指明他们是罪人，但准其将功赎罪。”
马句回忆说，对于留用的旧政府人员，新政府严格保证工资发放。当他给那些人发放作为薪水的小米时，对方特别感动，上来就是三鞠躬。
看到共产党的干部们只吃粗粮度日，部分旧政府人员甚至不好意思拿小米回家。
不过，有些区最初并没有完全领会中央的精神，把保甲长视同自己的干部使用，有的区甚至让保甲长去联系“积极分子”，结果找来许多市井无赖。
旧保甲长们的习气一时难以彻底改变。
以丰台长辛店为例，据当时资料，“九保蒋某卖给解放军六十三斤柴，部队付了八万八千元，保长只拿出六万三千元，从中贪污了二万五千元”。一保户籍员周文明结婚时，要求各户摊款六万元作为“礼洋”。
而在十九区二保，调查救济对象时，真正的贫民没登记上，富有户、保长常德海等却被写上了。
居民委员会诞生
这种基层情况已严重妨碍了新政权的建设。
对此，彭真早有预料。他在良乡向接管干部举例说，在石家庄纱厂选举代表曾选出国民党，在东北某学校选举代表曾选出三青团。他说：“在工人、农民不敢讲话的情况下，民主容易被流氓及反革命分子利用。”
进城伊始，基层政权建设成为了共产党的首要任务。
1949年3月，北平市人民政府提出了过渡阶段政权组织形式：在基层设立街政府，下辖闾。这样就建立了市政府、区政府、街政府的政权结构。北平市委后来在报告中说明，搬用农村建政经验建立区街政权。
街政府在农村对应乡政府，闾则对应自然村。街政府负责人由上级委派，以下人员则由积极分子和骨干提拔而来。
4月，在平津视察的刘少奇提出了关于城市政权建设的重要观点：与农村不同，应是集中领导，区、街一级应是市级组织的派出机关，一切都要集中到市级机关。
这时，街政府的设立也暴露出许多问题，根据北平市委的总结报告：各街区往往对相同的事情做出不同处理。而在街政府这个单元内部，也不能获得统一。另外由于城市人口较农村更为集中，分散设立政府职能机构也没有特别大的必要，反而造成机构臃肿。
6月，北平市再次调整基层政权结构：街一级不应设立政权和群众组织，区应设区公所，但不是政权的一级。
1950年全国各城市成立了居民组织以取代闾，但名称不一，天津叫居民小组，武汉叫治安保卫委员会，上海叫冬防队，有的直接取名为居民委员会。主要领导人由上级公安派出所指定专职国家干部担任。
1953年，在已经充分控制城市的情况下，彭真向中共中央建议正式建立街道居民委员会。
他认为，居民委员会不是政权组织，而是群众自治组织，应由居民小组选举产生，在城市基层政权或其派出机关的统一指导下工作，“但它在组织上并不是基层政权的‘腿’，不应交付很多事情给它办。”
次年，全国人大通过《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在彭真意见的基础上还规定：“居委会进行工作时，根据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自愿的原则充分发扬民主。”
至此，在打碎了一个旧世界后，延续至今的城市社会基层管理模式，初步建立了起来。
“无产者”也要劳动生活
在构筑城市管理细胞的同时，共产党面临的另一个严峻问题，是城市中的“无产者”。
根据马句回忆，当时北平城里失业者和半失业者超过20万人。事实上，北平在历史上一直是一个贫民众多的城市。
贫民中经常全家无一就业，靠拾破烂、拣煤核为生。要么居无定所在胡同里流浪，要么十几人挤在一个草棚里度日。对于共产党的到来，城市贫民则有着不切实际的期望。
经过调查，对于其中一部分原是工人和知识分子的，从就业的角度解决；对于“赤贫”和“半贫”户，采用救济手段，或以工代赈，组织生产自救和移民，或发放救济金。
1950年2月起，“三海”、护城河、筒子河等工程以工代赈，发米422万斤，保证了2.3万人3个月的生活；7月后，经常参加以工代赈的有2000人，平均每人每天可得6斤米。
马句说，由于贫民数量巨大，接管之初完全救济根本无法实现。对于部分人员，新政府有计划地进行了疏散---对于贫苦无力回家的难民，视其路途远近发给路费；另外还动员进城的地主还乡，规定其还乡后只要不再捣乱，应既往不咎。
此外，考虑到人口调剂问题，还号召部分无业工人和市民分赴察北、内蒙、抚顺参加生产，并给予路费补助和棉衣棉被等生活物品。统计显示，到1949年10月，有1787人离开北平，还有250 人到绥远进行生产。
群众路线解决群体事件
贫民还带来很多其他问题。马句向《瞭望东方周刊》回忆，进城之初，大小街道和胡同里摊贩众多，占道影响交通。据统计，当时北平有摊贩4.5万到5万户，超过总户数的10%。
摊贩的成分很复杂。多是贫民，用全家的本钱弄几斤瓜子、花生在小巷子里卖钱度日。在东单这样的商业区，路边的棚户几乎都是商户为了逃避税收而设立的分号。他们一度声称，如果清理就集体去政府请愿。
5月23日，身为北平市委书记的彭真和市长叶剑英，亲自与100多名摊贩代表座谈。彭真说，今天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摊贩也是人民的一部分，开这个会是为了自己的事情，“今天请大家来，就是为了商量一个具体的解决办法。”
第二天，北平市政府发布了管理办法。第一条就写明，对凡在市内摆摊以维持生活者，政府承认并保护，而摊贩应依法办理手续。
到6月13日，按照“就地整理”和“择地迁移”的方针，5万登记的摊贩中，除少数被安置在街巷里，其他4.6万户被分别安置在13个专门新建的市场中。摊贩们既没有失去生活的来源，市容交通也得到了改善。
与贫民问题一样，进城后的共产党也需要以管理者的姿态面对其他城市下级阶层。
1949年5月2日，数千工人正在长辛店铁路工厂球场观看庆祝“五一”演出，公安队员在制止互相争吵的观众时，其中一个名叫杨江的工人不听劝告，与公安队员顶撞起来。
杨江与公安队长互相动手，结果引发工人与公安队员冲突，公安队员被迫撤离现场。
随后，2000多名工人在坏分子唆使下，聚集工厂，声言要到长辛店公安分局请愿。上级工会派到长辛店铁路工厂做工作的两名干部不仅没有进行劝阻，还表示要率众前往。
工人到达公安分局后，公安队员一度持枪阻止工人冲击。公安分局局长后来为了缓和群众的对立情绪，将球场中打人的三名队员带上手铐。
3日，5000多工人聚集在一起，要求批斗这些公安队员。彭真闻讯后赶到会场。他讲话时，先严肃地批评了公安队员打人的错误。然后说，工人不遵守公共场所秩序，动手打公安人员也是不对的。他回顾了北平解放后三个月的情况，说：“公安机关是人民的保卫机关，不是国民党的警察局。”
彭真的态度受到了工人的热烈拥护，讲话不时被掌声打断。
《彭真在北京》一书中记载的这个小故事，预示着共产党在转变为执政党后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
1949年1月21日，傅作义宣布息兵。10天后，一直驻扎在京南良乡的彭真，带着2000名共产党干部开始进城。
彭真是在1948年12月被任命为北平市委书记的，叶剑英为市委第一副书记兼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北平人民政府市长。
自50年代起担任彭真秘书的马句，当时也在这2000人之中。他乘坐的大卡车，经过西直门，一直开到前门东珠市口大街，这里是原国民党第八区公所的办公地。
第二天一早8点，旧区公所的工作人员已经在办公室里等候了。
马句拿着旧区公所的花名册一一点名，宣布即日起，所有人员停止工作、等候审查。另一队人则开始查验对方的印章、文件、档案、资金、账单、房屋和设施。
接着，马句到区公所门前把旧牌子摘下，换上崭新的“北平市第八区人民政府”牌子，还放了一挂鞭炮。
一个崭新国家对3000年古都基层治理的重建，就这样开始了。
不能信任保甲长
1949年国民政府统治下的北平有20个区：内外城12个，郊区8个。
以10至30户为一甲，10甲至30甲为一保。保设保办公处，有保长、副保长各一，另有干事4名，保丁若干——在解放前的中国，国民政府就是靠无数个这样的城市细胞进行管理的。
据1948年11月国民政府统计，北平全市有保338个、甲9955个，涉及410113户、人口约210万。
1949年1月进城前夕，彭真在良乡的接管干部大会上说，中央对保甲长有指示：“直接指明他们是罪人，但准其将功赎罪。”
马句回忆说，对于留用的旧政府人员，新政府严格保证工资发放。当他给那些人发放作为薪水的小米时，对方特别感动，上来就是三鞠躬。
看到共产党的干部们只吃粗粮度日，部分旧政府人员甚至不好意思拿小米回家。
不过，有些区最初并没有完全领会中央的精神，把保甲长视同自己的干部使用，有的区甚至让保甲长去联系“积极分子”，结果找来许多市井无赖。
旧保甲长们的习气一时难以彻底改变。
以丰台长辛店为例，据当时资料，“九保蒋某卖给解放军六十三斤柴，部队付了八万八千元，保长只拿出六万三千元，从中贪污了二万五千元”。一保户籍员周文明结婚时，要求各户摊款六万元作为“礼洋”。
而在十九区二保，调查救济对象时，真正的贫民没登记上，富有户、保长常德海等却被写上了。
居民委员会诞生
这种基层情况已严重妨碍了新政权的建设。
对此，彭真早有预料。他在良乡向接管干部举例说，在石家庄纱厂选举代表曾选出国民党，在东北某学校选举代表曾选出三青团。他说：“在工人、农民不敢讲话的情况下，民主容易被流氓及反革命分子利用。”
进城伊始，基层政权建设成为了共产党的首要任务。
1949年3月，北平市人民政府提出了过渡阶段政权组织形式：在基层设立街政府，下辖闾。这样就建立了市政府、区政府、街政府的政权结构。北平市委后来在报告中说明，搬用农村建政经验建立区街政权。
街政府在农村对应乡政府，闾则对应自然村。街政府负责人由上级委派，以下人员则由积极分子和骨干提拔而来。
4月，在平津视察的刘少奇提出了关于城市政权建设的重要观点：与农村不同，应是集中领导，区、街一级应是市级组织的派出机关，一切都要集中到市级机关。
这时，街政府的设立也暴露出许多问题，根据北平市委的总结报告：各街区往往对相同的事情做出不同处理。而在街政府这个单元内部，也不能获得统一。另外由于城市人口较农村更为集中，分散设立政府职能机构也没有特别大的必要，反而造成机构臃肿。
6月，北平市再次调整基层政权结构：街一级不应设立政权和群众组织，区应设区公所，但不是政权的一级。
1950年全国各城市成立了居民组织以取代闾，但名称不一，天津叫居民小组，武汉叫治安保卫委员会，上海叫冬防队，有的直接取名为居民委员会。主要领导人由上级公安派出所指定专职国家干部担任。
1953年，在已经充分控制城市的情况下，彭真向中共中央建议正式建立街道居民委员会。
他认为，居民委员会不是政权组织，而是群众自治组织，应由居民小组选举产生，在城市基层政权或其派出机关的统一指导下工作，“但它在组织上并不是基层政权的‘腿’，不应交付很多事情给它办。”
次年，全国人大通过《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在彭真意见的基础上还规定：“居委会进行工作时，根据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自愿的原则充分发扬民主。”
至此，在打碎了一个旧世界后，延续至今的城市社会基层管理模式，初步建立了起来。
“无产者”也要劳动生活
在构筑城市管理细胞的同时，共产党面临的另一个严峻问题，是城市中的“无产者”。
根据马句回忆，当时北平城里失业者和半失业者超过20万人。事实上，北平在历史上一直是一个贫民众多的城市。
贫民中经常全家无一就业，靠拾破烂、拣煤核为生。要么居无定所在胡同里流浪，要么十几人挤在一个草棚里度日。对于共产党的到来，城市贫民则有着不切实际的期望。
经过调查，对于其中一部分原是工人和知识分子的，从就业的角度解决；对于“赤贫”和“半贫”户，采用救济手段，或以工代赈，组织生产自救和移民，或发放救济金。
1950年2月起，“三海”、护城河、筒子河等工程以工代赈，发米422万斤，保证了2.3万人3个月的生活；7月后，经常参加以工代赈的有2000人，平均每人每天可得6斤米。
马句说，由于贫民数量巨大，接管之初完全救济根本无法实现。对于部分人员，新政府有计划地进行了疏散---对于贫苦无力回家的难民，视其路途远近发给路费；另外还动员进城的地主还乡，规定其还乡后只要不再捣乱，应既往不咎。
此外，考虑到人口调剂问题，还号召部分无业工人和市民分赴察北、内蒙、抚顺参加生产，并给予路费补助和棉衣棉被等生活物品。统计显示，到1949年10月，有1787人离开北平，还有250 人到绥远进行生产。
群众路线解决群体事件
贫民还带来很多其他问题。马句向《瞭望东方周刊》回忆，进城之初，大小街道和胡同里摊贩众多，占道影响交通。据统计，当时北平有摊贩4.5万到5万户，超过总户数的10%。
摊贩的成分很复杂。多是贫民，用全家的本钱弄几斤瓜子、花生在小巷子里卖钱度日。在东单这样的商业区，路边的棚户几乎都是商户为了逃避税收而设立的分号。他们一度声称，如果清理就集体去政府请愿。
5月23日，身为北平市委书记的彭真和市长叶剑英，亲自与100多名摊贩代表座谈。彭真说，今天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摊贩也是人民的一部分，开这个会是为了自己的事情，“今天请大家来，就是为了商量一个具体的解决办法。”
第二天，北平市政府发布了管理办法。第一条就写明，对凡在市内摆摊以维持生活者，政府承认并保护，而摊贩应依法办理手续。
到6月13日，按照“就地整理”和“择地迁移”的方针，5万登记的摊贩中，除少数被安置在街巷里，其他4.6万户被分别安置在13个专门新建的市场中。摊贩们既没有失去生活的来源，市容交通也得到了改善。
与贫民问题一样，进城后的共产党也需要以管理者的姿态面对其他城市下级阶层。
1949年5月2日，数千工人正在长辛店铁路工厂球场观看庆祝“五一”演出，公安队员在制止互相争吵的观众时，其中一个名叫杨江的工人不听劝告，与公安队员顶撞起来。
杨江与公安队长互相动手，结果引发工人与公安队员冲突，公安队员被迫撤离现场。
随后，2000多名工人在坏分子唆使下，聚集工厂，声言要到长辛店公安分局请愿。上级工会派到长辛店铁路工厂做工作的两名干部不仅没有进行劝阻，还表示要率众前往。
工人到达公安分局后，公安队员一度持枪阻止工人冲击。公安分局局长后来为了缓和群众的对立情绪，将球场中打人的三名队员带上手铐。
3日，5000多工人聚集在一起，要求批斗这些公安队员。彭真闻讯后赶到会场。他讲话时，先严肃地批评了公安队员打人的错误。然后说，工人不遵守公共场所秩序，动手打公安人员也是不对的。他回顾了北平解放后三个月的情况，说：“公安机关是人民的保卫机关，不是国民党的警察局。”
彭真的态度受到了工人的热烈拥护，讲话不时被掌声打断。
《彭真在北京》一书中记载的这个小故事，预示着共产党在转变为执政党后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