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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夏天，记忆中两件事都与电影有关。一是我母亲单位的年轻女演员李芳芳要去拍电影，一是父亲和王文斌一起写电影剧本《江上明灯》。李芳芳人长得漂亮，导演到剧团来挑女演员，一眼就看上了，立刻选中。
王文斌家离我家不远，也可以算邻居。比我大5岁，小时候5岁差距很大，感觉比我要大得多。他的弟弟妹妹是一对双胞胎，与我是同学，姐姐王武斌与我同班，弟弟朱武斌在隔壁班。因为异性双胞，两人一点都不像，一高一矮，一胖一瘦。我们只是奇怪为什么都叫“武斌”，后来才明白一个跟母亲姓，一个跟父亲姓。他家成分不太好，父亲当过国民党反动军官，因此很穷，我们学校下乡劳动，朱武斌不肯去，理由是他哥王文斌回来探亲了，如果要去农村，带走被子铺盖，他哥没办法睡觉。
王文斌与父亲一起写电影剧本的缘由很简单，他在安徽农村插队，写了一个故事，被某电影导演看中，鼓励他写电影。那时候，除了八个样板戏，能看到的电影非常少，新拍摄的国产片更少。看来看去几部外国电影，都是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朝鲜电影哭哭笑笑，越南电影飞机大炮，罗马尼亚电影搂搂抱抱，阿尔巴尼亚电影颠颠倒倒。很多老干部已复出，邓小平进了政治局，四届人大正准备召开，形势一片大好。王文斌基本上不明白电影剧本怎么写，无知便胆大，粗粗写了一稿，导演看了，说，这不行，我帮你找几个人改改。于是找到了父亲。
除了父亲，还有个京剧团编剧老赵，有一段时间，经常在我家讨论电影剧本，剧本名字叫《江上明灯》，我曾经看过油印的征求意见稿，封面上几个美术字很醒目。俗套的英雄人物故事，情节很简单。有一天刮大风下暴雨，江面上的航标被吹走了，年迈的老支书为了过往航船安全，将小船划到江中间，手举航标灯为船只导航。
这样的故事要拍成电影，显然是个技术活。父亲很得意自己的编故事能力，觉得经过他加工和改造，故事变得越来越好看。首先老支书改了，改成年轻的美女书记，为什么李芳芳一下子被选中拍电影呢？还不是因为生得漂亮。其次，增加了阶级斗争元素，有好人，还必须有坏人，有了坏人才有戏剧冲突，才会好看。父亲的扬扬得意被母亲打断，她警告他不要忘乎所以，要提高警惕，1957年就是太自以为是，所以犯了错误，所以成了右派。母亲这么一说，父亲顿时不吭声。
母亲从内心深处讨厌老赵，趾高气昂地过来讨论剧本，总是在快吃中饭的时候。他倒一点不见外，该抽烟抽烟，该喝茶喝茶，饮酒吃饭，好像都是天经地义，都是应该的，不吃白不吃，不享受白不享受。谁让你们工资高，谁让你们高级知识分子，活该你们有钱，有钱就得共产主义。很快，王文斌也像老赵一样，烟酒茶样样都学会。习惯成为自然，只要是在我家讨论剧本，父亲就得乖乖地提供后勤保障。母亲背后跟父亲抱怨，说，难怪人家看不起你们这些拿笔杆子的，一天到晚正经事干不了，就知道蹭吃蹭喝，这叫什么知识分子？有句形容词一点都不错，这叫臭知识分子，够不要脸的！
我家保姆也在背后抱怨，要临时加菜，一顿饭吃上几个小时，地上扔得到处都是烟头，浓痰吐在了痰盂边上。结论是父亲做人太窝囊，太好说话，人家明摆着拿他当冤大头，就算是57年犯过错误，就算文革又被打倒，也不应该这么被人欺负。然而父亲觉得根本不算事儿，能工作就是最美好的，一个人只要能工作，能干与写作沾边的活，就证明人生还有那么点意义。说着说着，他又有些按捺不住得意：
“小王这个剧本，很单薄，非得是我给他出出主意才行。”
父亲最得意之处，原来故事中的阶级敌人乘小船去破坏航标，改成悄悄将拴木筏的铁链解开，让木筏顺流而下，把航标灯给撞走了。这样一改，坏人的故意破坏，也有个故意破坏的样子，感觉上要真实和自然。没想到恰恰是这改动，让事情变得不可收拾。《江上明灯》一度接近拍摄，剧本一层层送审，有位领导无意中看出问题，说航标灯不是普通玩意儿，它象征着伟大光荣正确的党，象征着伟大领袖毛主席，航标没了，江上明灯没有了，说明什么呢，是不是有什么潜台词藏在里面？航标作为指路明灯被木筏带走了，木筏是木头捆在一起，很容易引起联想，双木成林，这木筏会不会与林彪有关？眼下正在批林批孔，这电影很可能会是一株为林彪翻案的大毒草。
一时间，大家变得有些恐慌，老赵赶紧撇清这情节与自己毫无关系，当初他就觉得不妥，隐隐地觉得不太好，曾提出过疑义，是父亲坚持认为这细节巧妙，认为这细节更真实。母亲又紧张又生气，他这一撇清，等于把父亲推到了风口浪尖。王文斌很委屈，说，这不是明摆着不讲道理吗？母亲说，你小伙子年轻，不知道阶级斗争的复杂，不知道写东西有多危险，很多事都是不讲道理的，只要一上纲上线，问题就不得了，就会很严重，就犯错误。
父亲无话可说，眼睛瞪得老大，憋了半天，一开口便结巴：
“我们还、还可以再改。”
“改什么呀？”母亲不耐烦地说，“算了，别改了。”
父亲不甘心，说：“蛮好的一个电影剧本，我们花了那么多时间。”
这事说过去也就过去，毕竟不是文革刚开始，四人帮还在台上，邓小平是主持工作的副总理，已经开始着手准备搞整顿。某种意义上来说，文革中的整顿，就是后来改革开放的先声。反正电影是不拍了，王文斌又开始写小说，仍然还叫《江上明灯》，将原来的剧本改成长篇小说。
王文斌有个女朋友叫阿玉，第一次见到阿玉，是他将她带来我们家。说起来很荒唐，这位女朋友，其实是别人的未婚妻。阿玉与王文斌在同一个生产队插队，早已是名花有主，已经和当地大队书记的儿子订婚。因为都是南京知青，她喜欢看小说，尤其喜欢看外国小说，听说我们家有很多藏书，一定要让王文斌带她过来。
阿玉是个很漂亮的女孩，真的很漂亮，个子不高，人很白，小巧玲珑，头发有点棕黄，长得像外国人，大家给她起的一个绰号叫小洋人。我母亲对王文斌说，你这位女朋友很漂亮。王文斌乐呵呵不说话，阿玉十分大方地纠正，说，我不是他的那种女朋友，我已经有男朋友了。她这么一说，王文斌立刻很尴尬，想笑，笑不出来，最后还是笑了。 阿玉说：“你笑什么，我本来就是有男朋友嘛。”
王文斌说：“我又没说你没有。”
父亲让王文斌抽烟，他连连摇手，说不抽烟不抽烟。父亲十分奇怪，说，怎么戒烟了？王文斌说他原来就不抽烟，过去要抽，也是学着玩玩。然后就瞎聊天，一起吃饭，打开书橱借书。父亲不在乎别人来吃饭，就怕别人跟他借书。很长一段时间，文革轰轰烈烈，他的书概不外借，理由很简单，借口很充分，这些书都是大毒草，都是封资修的黑货。到了文革后期，大家悄悄地开始读书了，有点上进心的年轻人到处找书看，父亲虽然心痛，找不到好的理由拒绝。
母亲便说我们家这位最怕别人借书，这是用刀子在割他的肉，有些话他不好意思说出口，我来帮他说。你小王今天带了女朋友过来，我们要给你这个面子，但不能多借，借两本，顶多三本，好借好还，再借不难，你们说是不是这个道理。王文斌看了看阿玉，阿玉说，好吧，我们只借三本，看完了再过来换。
这以后，过几天阿玉就会来换书看，刚开始与王文斌一起来，再后来，常常独自一个人就来了，来了也简单，只是认认真真找书看。渐渐熟悉了，会跟母亲聊天，跟父亲谈谈看过的小说，跟我却没什么话说，大约觉得一个毛孩子，跟他没什么好说的。那年头，很多知青回家探亲，都会赖在家里不回去，阿玉家经济条件好，有哥哥有弟弟，就她一个宝贝女儿，能在家里多住一天是一天。
我们开始知道阿玉的未婚夫在部队里当兵，是工程兵，已经入党了，很快要复员，一复员就准备结婚。知道王文斌曾经追过她，事实上直到现在，仍然还没死心，还在死皮赖脸地追求。知道阿玉对王文斌也动过心，她其实挺喜欢他的。知道阿玉母亲嫌王文斌家成分不好，嫌他家太穷。还知道王文斌第一次是怎么去阿玉家的，这可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
有一年他们相约一起回南京过春节，在途中，王文斌嬉皮笑脸，说，新年里我能不能去你们家拜个年，见见你父母？阿玉很大方，说，你要来只管来，我们欢迎。不过我们家人不好客，很夹生的，他们要是对你不客气，我也没办法。当时是在长江的轮船上，从安徽回南京，都是坐船。图便宜，睡大统舱，人很多，船舱角落里有个痰盂，是有机玻璃的，看上去很脏，不过在当时，也算是一种很新的款式。王文斌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个痰盂，说，我去你们家，总不能空着手吧。阿玉笑了，当然是空着手，我跟你就是普通朋友关系，你去我们家玩，干吗还要带东西呢？
两人聊着天，说东说西，王文斌突然起身，当着阿玉的面，径直走过去，将那痰盂端起来，看了看，拿到盥洗室，很认真地将上面痰渍洗掉。恰好水池边上有一小块用剩下的肥皂，反反复复一遍遍洗干净，然后众目睽睽之下，又将痰盂拿回船舱，放回原处。阿玉很吃惊，说，怎么成了做好人好事的雷锋？王文斌笑而不语，若无其事，不光阿玉吃惊，一船舱的人都觉得奇怪，都看着他。中国人有随地吐痰的坏习惯，在公共场所，谁也不会认认真真地往痰盂里吐痰。现在洗干净了，看上去像是一个没使用过的新痰盂，更没人往里吐。快下船，王文斌从旅行包里拿出几张旧报纸，很细心地将痰盂一层层包上，包裹严实了，又腾出一个网线袋，将包装好的痰盂放进去，然后像拎着一个篮球那样，大大方方大模大样地下船了。
更为精彩的部分还在后面，正月初二那天，王文斌到阿玉家做客，所带的见面礼物，竟然就是这个痰盂。我们听了目瞪口呆，不敢想象，阿玉说她也觉得难以想象，怎么可以这样呢？怎么可以在那么多人的眼皮底下，就这么肆无忌惮将公家财物据为己有？
“这玩意儿我们家现在还用着呢，我妈挺喜欢这个痰盂，”阿玉重提此事，仍然哭笑不得，“其实他完全可以空着手来，我妈又不明白怎么回事，我也不能把实话说出来。”
母亲觉得很好笑：“想不到老实巴交的小王，竟敢做出这种事来。”
阿玉说：“我也批评过他，你们知道他怎么说？他说人穷志短，没钱又要想讨好你们家人，迫不得已，只能出此下策了。”
父亲说：“这话不对，人可以穷，不应该志短。”
母亲倒是愿意理解，说：“也不容易，这说明小王为了你，什么事都敢去做。”
“其实我不愿意跟他，不是为了他穷，也不在乎他家庭成分不好，说老实话，我们家人也不是真在乎，主要是不赞成他写东西。”阿玉突然脸蛋通红，叹起气来，十分无奈地说，“我爸我妈都觉得写东西太危险，都觉得这行当不好，不安全，而且他写的那些东西，一点都不好看。”
阿玉这番话，母亲深表赞同，意味深长地看了父亲一眼，父亲被她看得很不好意思，信心全无，觉得这话是在说自己，简直就是冲着他去的。
阿玉的未婚夫李福全是回乡知青，在县城读中学，毕业回家，户口本来就在农村。与李福全不一样，阿玉这个回乡知青从小生长在南京，是城市户口，她父亲从这儿出去，所以她又回老家插队。
王文斌跟他们都不一样，与此地毫无牵连，他家世世代代城里人，地地道道老南京，来这儿安家落户，完全是被学校分配来的，所在中学安排的知青点就在这儿。刚开始，外来知青总被当地人欺负，很快颠倒过来。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年轻人学好不容易，学坏不用教，偷吃扒拿打架斗殴，样样都干，什么都敢。两年以后，其他人都转走了，知青点只剩下王文斌一个人。
王文斌与阿玉和李福全一直挺要好，他们的关系错综复杂，都是因为参加宣传队才熟悉的。有一段时间，王文斌与李福全是最好的朋友，两个人很谈得来，有共同理想，都想靠自己努力，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好，想过要建水库，想过要修山路，不久就明白这些根本行不通。知识青年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说起来冠冕堂皇，用知识改变农村的贫穷落后，效果适得其反，本来就穷，结果是越来越穷。
穷不可怕，关键是没希望。王文斌自小家庭经济条件不好，为养活几个小孩，母亲不止一次偷偷去卖血。都说卖血伤身，他母亲身体一直不错，父亲身体也没多大问题，戴着一顶历史反革命帽子，逆来能够顺受，活得也还算乐观。受家庭成分影响，上大学，当兵，招工，这些好事王文斌想都不敢想。当知青最大的好处，反正落到了最底层，不可能再糟糕。破罐子破摔，王文斌发现自己想干啥，就可以干啥，轮船上顺手牵羊偷个公家痰盂又算什么事？ 王文斌和李福全不知不觉中成为情敌，突然发现对方与自己一样，都在暗暗地喜欢阿玉，而阿玉呢，也很喜欢他们。耐人寻味的是，在一开始，王文斌和李福全羞答答地都不愿意承认喜欢，那年头，恋爱是见不得人的小资情调，要在心里酝酿很久才敢说出来。阿玉也不确定她究竟喜欢谁，与王文斌在一起，更在乎李福全；真跟李订了婚，又好像有点喜欢王文斌。
大队里轮到一个大学名额，李福全那时候还没与阿玉订婚，开诚布公地跟王文斌谈话，打算把名额让给阿玉。这么说自然有理由，李福全父亲是大队书记，想让谁去就是谁去。最后阿玉也没上成大学，推荐是推荐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又被取消，好端端一个名额浪费了。有一种传闻，大队书记知道儿子已看中阿玉，因此不想放她走。这以后不久，李福全和阿玉订婚，又过不久，部队来招兵，李福全便入伍了。
王文斌与李福全从没红过脸，过去是好哥们儿，李福全和阿玉订了婚，他们仍然还是好朋友。李福全到了部队，给王文斌写信，希望他能帮自己照顾好阿玉，王文斌不知道如何回答，心里免不了有些怨恨，好事都被李福全一个人占了。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越想越不高兴，越想越窝囊。本来只是暗暗喜欢阿玉，现在除了仍然喜欢，又多了一层惹是生非之心。那年头还不流行第三者这个词，王文斌突然下决心要豁出去，要在李福全和阿玉之间插上一脚。
于是一方面，若无其事跟李福全通信；另一方面，干脆直截了当地追求阿玉。在农村，男女之间的公开调情十分常见，找不着老婆的光棍，嫁了人的泼辣小媳妇，说起那方面话都十分露骨。王文斌说不了下流话，他很大胆地对阿玉表白，说自己喜欢她。
阿玉说：“我没和李福全订婚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吭声？”
“我觉得自己配不上你。”
阿玉笑了：“现在难道就能配上了？”
阿玉是句玩笑话，王文斌自尊心很受伤，准备好的台词也说不出口，他原来想说我们更般配，我们更志同道合。阿玉说，你不是李福全的好朋友吗？既然是好朋友，怎么可以挖他的墙脚？王文斌最不愿意听这句话，冷笑说，要挖墙脚，也是他李福全先挖我的墙脚。阿玉说，你这个人不讲道理，凭什么说是人家先挖你墙脚呢？
王文斌说：“不管是不是，反正我觉得是这样。”
《江上明灯》的故事完全胡编乱造，躺床上睡不着，透过纸糊窗户的破洞，王文斌仰望天上的星星。天上星星很多，不知怎么的，他想到茫茫黑夜的江面，想到刚下乡第一次坐船。那时候，他们生机勃勃，看什么都新鲜。坐在甲板上看风景，四处一片漆黑，除了远远的航标灯，隐隐约约一个小红点，渐渐近了，渐渐又远了。王文斌寂寞时，觉得人生就像江面上那些漂浮的航标，阿玉是个航标，他王文斌也是个航标。为什么要写《江上明灯》这么个故事呢，说出来理由很不充分，阿玉说起她的童年理想，长大想写文章当作家，或许就因为这个，王文斌也决定写点什么，仿佛中学生写作文那样。他曾在报纸上看过一则报道，介绍守岛战士如何护卫航标灯，尽管从未见过真正的大海，王文斌很巧妙地把守岛卫兵事迹，移植到自己的故事中。事实上，最初发表在报纸上那篇稿子，也是编辑帮他加工过的。
没想到能在报纸上发表，更没想到还会有导演看中。要拍电影这事，改变了王文斌的生活轨迹。大家开始刮目相看，去大队部开证明，李福全的爹亲自加盖图章，说，我儿子觉得你是个人才，看来没说错，你还真是个人才，要拍电影，这真他妈的是了不得。
印象中的王文斌，始终停留在1974年的夏秋之际。那一段日子，是他人生中最风光的岁月。很多细节其实我从来没搞清楚，只知道他一直处在借调状态。这一年，王文斌22岁，作为一名知青，人生最大目标，是赖在南京不回去，是想尽快离开自己插队的地方。
《江上明灯》的电影肯定是不拍了，好在又被出版社看中。一个人运气好，拦都拦不住，出版社开始重建，迫切需要合适的选题。有一段日子，王文斌殚心竭虑，努力要让自己手头这部小说，贴近火热的现实生活，要和轰轰烈烈的批林批孔结合起来，小说中反面人物也改成了姓孔，成为孔子后裔。一度还顺应形势，与邓小平主持的“整顿”有所联系。再后来形势突变，开始反击右倾翻案风，小平同志再次被打倒，在编辑授意下，他赶紧在小说中增添反邓内容。
为了能让这本书顺利出版，王文斌觉得怎么修改都行。他知道只要能出版，就可以如愿以偿地调回南京。直到粉碎“四人帮”前夕，小说才最后定稿，一校出了，二校也出了，三校过后，终于付印出版。拿到样书第二天，他火急火燎地赶往阿玉家，想让她先睹为快，没想到阿玉已在前一天返乡，结果最先看到样书的，反倒是不赞成他写东西的阿玉父母。
王文斌马不停蹄，赶往自己插队的乡村。阿玉看到这本书，也是心生无限羡慕，比他还要激动。毕竟是一本活生生的书，在那个荒漠年代，能出版这样一本充满了墨香的小说，真的很了不起，让人不得不打心底里佩服。世上的事情都是相对的，文化大革命让文化跌落到最底层，可是人们内心深处对文化的热爱，对文化的敬重，并不是那么轻易就能抹去。
“阿玉，你要知道，”王文斌很认真地看着她，脉脉含情地说，“我是为了你，才会写这样一本书，你不知道，写这样一本书多不容易。”
阿玉不知道说什么好，她看着王文斌，有些感动，有些激动，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她告诉他，李福全已经转业，再过两天，他就要回来了。
王文斌说：“真希望能像那些外国人一样，在书的扉页印上一行字，写上‘献给某某’字样，这本书就应该献给你。”
两人一起到小镇上去下馆子，喝了点小酒，王文斌唠唠叨叨，说了很多近乎挑逗的话。阿玉让他别说了，老说这些没意思。王文斌红着脸，说，许多事情我不能做，我没胆子做，你让人说说还不行，我就这么说了，就让我嘴上过过瘾，又能怎么样？酒越喝越多，阿玉的脸越来越红，王文斌反倒越喝越冷静，好像借着喝酒，已经把要说的话，都说完了。从镇上回去，又到了阿玉住处，王文斌说，今天能不能就住在这儿？怎么样，我不走了。阿玉想了想，说，好吧，你就住这儿。 天说黑就黑，点上了油灯，两人继续说话。远远传来一阵阵狗吠，渐渐地，灯盏里已经没油，阿玉起身加油，一不小心，灯就灭了。王文斌赶紧去摸索火柴，就在这时候，阿玉跌倒在了他身上。王文斌趁黑搂住她，真搂住她了，阿玉又作势挣扎，说，你不能这样，不能这样！事已如此，王文斌不打算再放弃，既然已经这样，就干脆豁出去，一不做二不休。阿玉挣扎了一会儿，说，再过两天，李福全就回来了。阿玉又说，我可以跟你走，你真想要我，如果你真的想要，我们就一起离开这里，永远不再回来。王文斌被她的话一怔，惊住了，不知道说什么好。这本是他最想听到的一句话，真正听到以后，又有些犹豫了。阿玉感觉到他的犹豫，说，你怕了，我知道你会害怕。
王文斌说：“我怕什么？”
阿玉说：“你当然是害怕。”
接下来，两个人都不说话，黑暗中搂抱在一起。这么过了一段时间，阿玉突然非常主动地亲了他一下，他也赶紧回应。一来一去，有些手忙脚乱，有些不可收拾。王文斌开始在阿玉身上胡乱摸索，她不停地打他的手，将他的手一次次拿开。有些事可以无师自通，王文斌不再犹豫，一时间，他又想到黑暗江面上的航标灯，那红红的一点，隐隐的，远远的，近了，又远了。王文斌必须抓住这次机会，阿玉已失去了抵抗力，他已经完全控制局面。终于到最后关口，王文斌跃马扬鞭，眼看着就要得逞，眼看着就要大功告成，阿玉很坚定地阻止了，用毫无商量的口吻说：
“不、不行，王文斌，不能这么做！”
热血沸腾的王文斌仿佛被迎面泼了一盆冷水。
阿玉说：“我们不能这样。”
两天以后，李福全回来了。王文斌与阿玉一起去县城迎接，接到他以后，三个人一起有说有笑地去李家。李家早已备好了酒菜，大家高高兴兴喝酒，说话聊天，说李福全部队上的事，谈王文斌的那本新书。李福全父亲说，今天这顿酒喝得好，又为我儿子接了风，又正好给你小王送行，真是一举两得。我琢磨着，你这一走，鳌鱼脱却金钩去，怕是再也不会回来了。
李福全说：“人都往高处走，人家当然不会再回来，文斌干吗还要回来呢？”
王文斌许诺，李福全与阿玉结婚那天，会赶回去喝他们的喜酒。真到了日子，却找个借口逃避了。大家都说这本书可以改变命运，事实也是，不久王文斌就接到回城的调令。对于无数知青来说，这是件很大的事，但是很快又证明没什么大不了。接下来，所有知青都回城，只要你想回去，都可以回。文革结束了，历史开始进入新时期，王文斌的好运说到头就到头，那本《江上明灯》因为大段大段文字批判邓小平，成为清算文革的反面典型。
有一段日子，王文斌成了臭名昭著的“三种人”，办学习班隔离审查。关押的日子里，百无聊赖，他一遍遍地回想往事，想到那段没有结果的爱情，为阿玉感到庆幸。幸好没弄假成真，当年阿玉母亲不愿意女儿嫁给他，不愿意自己女儿嫁给一个写东西的人，这样的看法显然是有道理的。
王文斌没像文革中许多写作者那样，成为新时期文学的第一拨成名作家。虽然后来他也写过，根据创作《江上明灯》的这段经历，写了一部中篇，发表在文学刊物上，产生过一点影响，然后和写作就再也没有瓜葛。
大约是1985年，我正在读研究生，一个偶然机会，读到了王文斌的那部自传体小说。一开始，还不敢确定，是不是当年与父亲一起写电影剧本的那个王文斌，翻翻小说内容，立刻可以断定，他就是那个家伙。老实说，这小说仍然不怎么样，然而读上去很真实，起码是让你觉得真实，一点不比当时流行的名家作品差。
因为这篇小说，我了解到许多不知道的细节。譬如他被隔离审查，李福全夫妇曾到南京看望，安慰他鼓励他，他们仍然是很要好的朋友。又譬如，在与阿玉单独相对的那个漆黑夜晚，双方内心深处，都情不自禁，都犹豫不决，该发生的，不该发生的，都发生了，或者说差一点要发生。王文斌不得不承认，他对阿玉的投怀送抱产生过怀疑，吃不准她是爱他，还是爱那本新出版的小说。很显然，阿玉从冲动到冷静，最后一刻悬崖勒马，也是因为心存疑虑。她一定会想到王文斌这样的男人靠不住，不能这么轻易地就将自己的一辈子托付给他。
这以后，又过了二十多年，我一直在想，王文斌会不会又写了什么。由于自己成了作家，总觉得会在文学圈子里相遇。有一次参加苏南某城市的市民讲座，讲座结束，在过道上，一个看上去完全陌生的男人将我拦住，用地道的南京话问我，还能不能记得当年有个人与他父亲一起写过电影剧本？他的话刚说完，我立刻明白他就是王文斌。
眼前的这个人就是王文斌。
王文斌说：“当年我经常去你家，那时候，你好像中学还没毕业。”
王文斌又说：“没想到最后你成了作家，没想到你比你父亲还强。不过说老实话，你的演讲很一般，刚开始太紧张了，后来马马虎虎。”
在过道上，我们抓紧时间聊了一会儿。我提到他写的那部中篇，王文斌告诉我，除了这篇小说，再也没和文学发生过任何关系。这些年来，日子过得非常一般，现如今最倒霉的一茬人，就是知青一代，年轻时上山下乡，好不容易回城，进工厂当工人，结婚生子，离职下岗。最糟糕的那些事，都轮到了。他告诉我，因为一个熟人介绍，眼下正在这儿打工，这个城市对他来说完全是陌生的。
已订好回程票，不可能聊很长时间，说了一会儿，匆匆告辞。很多话刚开头，就结束了。我很想知道他当年的朋友李福全的情况，王文斌说已很久不联系，说这家伙早就是富翁，说他是一家私营企业老板，据说规模很大，儿子大学毕业，正准备回去接班。王文斌当年插队的地方，依然很穷，先富起来的还是那些手上有权的干部。有些人富了，能富起来的还是少数。打听阿玉的消息，虽然已过了很多年，我仍然能记得她的模样，当年的阿玉可真是漂亮。王文斌迟疑了一下，很尴尬地笑了，笑了一会儿，说，李福全现在这么有钱，她肯定差不了。这年头只要有钱，俗话说得好，有钱能使鬼推磨，人家都成了大款，是大老板，还有什么好说的。
作者简介
叶兆言，男，1957年出生，南京人。1974年高中毕业，进工厂当过四年钳工。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1986年获得硕士学位。80年代初期开始文学创作，创作总字数约500万字。主要作品有七卷本《叶兆言文集》，《叶兆言作品自选集》以及各种选本。另有长篇小说《一九三七年的爱情》《花煞》《别人的爱情》《没有玻璃的花房》《我们的心多么顽固》，散文集《旧影秦淮》《叶兆言绝妙小品文》《叶兆言散文》《杂花生树》等。
王文斌家离我家不远，也可以算邻居。比我大5岁，小时候5岁差距很大，感觉比我要大得多。他的弟弟妹妹是一对双胞胎，与我是同学，姐姐王武斌与我同班，弟弟朱武斌在隔壁班。因为异性双胞，两人一点都不像，一高一矮，一胖一瘦。我们只是奇怪为什么都叫“武斌”，后来才明白一个跟母亲姓，一个跟父亲姓。他家成分不太好，父亲当过国民党反动军官，因此很穷，我们学校下乡劳动，朱武斌不肯去，理由是他哥王文斌回来探亲了，如果要去农村，带走被子铺盖，他哥没办法睡觉。
王文斌与父亲一起写电影剧本的缘由很简单，他在安徽农村插队，写了一个故事，被某电影导演看中，鼓励他写电影。那时候，除了八个样板戏，能看到的电影非常少，新拍摄的国产片更少。看来看去几部外国电影，都是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朝鲜电影哭哭笑笑，越南电影飞机大炮，罗马尼亚电影搂搂抱抱，阿尔巴尼亚电影颠颠倒倒。很多老干部已复出，邓小平进了政治局，四届人大正准备召开，形势一片大好。王文斌基本上不明白电影剧本怎么写，无知便胆大，粗粗写了一稿，导演看了，说，这不行，我帮你找几个人改改。于是找到了父亲。
除了父亲，还有个京剧团编剧老赵，有一段时间，经常在我家讨论电影剧本，剧本名字叫《江上明灯》，我曾经看过油印的征求意见稿，封面上几个美术字很醒目。俗套的英雄人物故事，情节很简单。有一天刮大风下暴雨，江面上的航标被吹走了，年迈的老支书为了过往航船安全，将小船划到江中间，手举航标灯为船只导航。
这样的故事要拍成电影，显然是个技术活。父亲很得意自己的编故事能力，觉得经过他加工和改造，故事变得越来越好看。首先老支书改了，改成年轻的美女书记，为什么李芳芳一下子被选中拍电影呢？还不是因为生得漂亮。其次，增加了阶级斗争元素，有好人，还必须有坏人，有了坏人才有戏剧冲突，才会好看。父亲的扬扬得意被母亲打断，她警告他不要忘乎所以，要提高警惕，1957年就是太自以为是，所以犯了错误，所以成了右派。母亲这么一说，父亲顿时不吭声。
母亲从内心深处讨厌老赵，趾高气昂地过来讨论剧本，总是在快吃中饭的时候。他倒一点不见外，该抽烟抽烟，该喝茶喝茶，饮酒吃饭，好像都是天经地义，都是应该的，不吃白不吃，不享受白不享受。谁让你们工资高，谁让你们高级知识分子，活该你们有钱，有钱就得共产主义。很快，王文斌也像老赵一样，烟酒茶样样都学会。习惯成为自然，只要是在我家讨论剧本，父亲就得乖乖地提供后勤保障。母亲背后跟父亲抱怨，说，难怪人家看不起你们这些拿笔杆子的，一天到晚正经事干不了，就知道蹭吃蹭喝，这叫什么知识分子？有句形容词一点都不错，这叫臭知识分子，够不要脸的！
我家保姆也在背后抱怨，要临时加菜，一顿饭吃上几个小时，地上扔得到处都是烟头，浓痰吐在了痰盂边上。结论是父亲做人太窝囊，太好说话，人家明摆着拿他当冤大头，就算是57年犯过错误，就算文革又被打倒，也不应该这么被人欺负。然而父亲觉得根本不算事儿，能工作就是最美好的，一个人只要能工作，能干与写作沾边的活，就证明人生还有那么点意义。说着说着，他又有些按捺不住得意：
“小王这个剧本，很单薄，非得是我给他出出主意才行。”
父亲最得意之处，原来故事中的阶级敌人乘小船去破坏航标，改成悄悄将拴木筏的铁链解开，让木筏顺流而下，把航标灯给撞走了。这样一改，坏人的故意破坏，也有个故意破坏的样子，感觉上要真实和自然。没想到恰恰是这改动，让事情变得不可收拾。《江上明灯》一度接近拍摄，剧本一层层送审，有位领导无意中看出问题，说航标灯不是普通玩意儿，它象征着伟大光荣正确的党，象征着伟大领袖毛主席，航标没了，江上明灯没有了，说明什么呢，是不是有什么潜台词藏在里面？航标作为指路明灯被木筏带走了，木筏是木头捆在一起，很容易引起联想，双木成林，这木筏会不会与林彪有关？眼下正在批林批孔，这电影很可能会是一株为林彪翻案的大毒草。
一时间，大家变得有些恐慌，老赵赶紧撇清这情节与自己毫无关系，当初他就觉得不妥，隐隐地觉得不太好，曾提出过疑义，是父亲坚持认为这细节巧妙，认为这细节更真实。母亲又紧张又生气，他这一撇清，等于把父亲推到了风口浪尖。王文斌很委屈，说，这不是明摆着不讲道理吗？母亲说，你小伙子年轻，不知道阶级斗争的复杂，不知道写东西有多危险，很多事都是不讲道理的，只要一上纲上线，问题就不得了，就会很严重，就犯错误。
父亲无话可说，眼睛瞪得老大，憋了半天，一开口便结巴：
“我们还、还可以再改。”
“改什么呀？”母亲不耐烦地说，“算了，别改了。”
父亲不甘心，说：“蛮好的一个电影剧本，我们花了那么多时间。”
这事说过去也就过去，毕竟不是文革刚开始，四人帮还在台上，邓小平是主持工作的副总理，已经开始着手准备搞整顿。某种意义上来说，文革中的整顿，就是后来改革开放的先声。反正电影是不拍了，王文斌又开始写小说，仍然还叫《江上明灯》，将原来的剧本改成长篇小说。
王文斌有个女朋友叫阿玉，第一次见到阿玉，是他将她带来我们家。说起来很荒唐，这位女朋友，其实是别人的未婚妻。阿玉与王文斌在同一个生产队插队，早已是名花有主，已经和当地大队书记的儿子订婚。因为都是南京知青，她喜欢看小说，尤其喜欢看外国小说，听说我们家有很多藏书，一定要让王文斌带她过来。
阿玉是个很漂亮的女孩，真的很漂亮，个子不高，人很白，小巧玲珑，头发有点棕黄，长得像外国人，大家给她起的一个绰号叫小洋人。我母亲对王文斌说，你这位女朋友很漂亮。王文斌乐呵呵不说话，阿玉十分大方地纠正，说，我不是他的那种女朋友，我已经有男朋友了。她这么一说，王文斌立刻很尴尬，想笑，笑不出来，最后还是笑了。 阿玉说：“你笑什么，我本来就是有男朋友嘛。”
王文斌说：“我又没说你没有。”
父亲让王文斌抽烟，他连连摇手，说不抽烟不抽烟。父亲十分奇怪，说，怎么戒烟了？王文斌说他原来就不抽烟，过去要抽，也是学着玩玩。然后就瞎聊天，一起吃饭，打开书橱借书。父亲不在乎别人来吃饭，就怕别人跟他借书。很长一段时间，文革轰轰烈烈，他的书概不外借，理由很简单，借口很充分，这些书都是大毒草，都是封资修的黑货。到了文革后期，大家悄悄地开始读书了，有点上进心的年轻人到处找书看，父亲虽然心痛，找不到好的理由拒绝。
母亲便说我们家这位最怕别人借书，这是用刀子在割他的肉，有些话他不好意思说出口，我来帮他说。你小王今天带了女朋友过来，我们要给你这个面子，但不能多借，借两本，顶多三本，好借好还，再借不难，你们说是不是这个道理。王文斌看了看阿玉，阿玉说，好吧，我们只借三本，看完了再过来换。
这以后，过几天阿玉就会来换书看，刚开始与王文斌一起来，再后来，常常独自一个人就来了，来了也简单，只是认认真真找书看。渐渐熟悉了，会跟母亲聊天，跟父亲谈谈看过的小说，跟我却没什么话说，大约觉得一个毛孩子，跟他没什么好说的。那年头，很多知青回家探亲，都会赖在家里不回去，阿玉家经济条件好，有哥哥有弟弟，就她一个宝贝女儿，能在家里多住一天是一天。
我们开始知道阿玉的未婚夫在部队里当兵，是工程兵，已经入党了，很快要复员，一复员就准备结婚。知道王文斌曾经追过她，事实上直到现在，仍然还没死心，还在死皮赖脸地追求。知道阿玉对王文斌也动过心，她其实挺喜欢他的。知道阿玉母亲嫌王文斌家成分不好，嫌他家太穷。还知道王文斌第一次是怎么去阿玉家的，这可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
有一年他们相约一起回南京过春节，在途中，王文斌嬉皮笑脸，说，新年里我能不能去你们家拜个年，见见你父母？阿玉很大方，说，你要来只管来，我们欢迎。不过我们家人不好客，很夹生的，他们要是对你不客气，我也没办法。当时是在长江的轮船上，从安徽回南京，都是坐船。图便宜，睡大统舱，人很多，船舱角落里有个痰盂，是有机玻璃的，看上去很脏，不过在当时，也算是一种很新的款式。王文斌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个痰盂，说，我去你们家，总不能空着手吧。阿玉笑了，当然是空着手，我跟你就是普通朋友关系，你去我们家玩，干吗还要带东西呢？
两人聊着天，说东说西，王文斌突然起身，当着阿玉的面，径直走过去，将那痰盂端起来，看了看，拿到盥洗室，很认真地将上面痰渍洗掉。恰好水池边上有一小块用剩下的肥皂，反反复复一遍遍洗干净，然后众目睽睽之下，又将痰盂拿回船舱，放回原处。阿玉很吃惊，说，怎么成了做好人好事的雷锋？王文斌笑而不语，若无其事，不光阿玉吃惊，一船舱的人都觉得奇怪，都看着他。中国人有随地吐痰的坏习惯，在公共场所，谁也不会认认真真地往痰盂里吐痰。现在洗干净了，看上去像是一个没使用过的新痰盂，更没人往里吐。快下船，王文斌从旅行包里拿出几张旧报纸，很细心地将痰盂一层层包上，包裹严实了，又腾出一个网线袋，将包装好的痰盂放进去，然后像拎着一个篮球那样，大大方方大模大样地下船了。
更为精彩的部分还在后面，正月初二那天，王文斌到阿玉家做客，所带的见面礼物，竟然就是这个痰盂。我们听了目瞪口呆，不敢想象，阿玉说她也觉得难以想象，怎么可以这样呢？怎么可以在那么多人的眼皮底下，就这么肆无忌惮将公家财物据为己有？
“这玩意儿我们家现在还用着呢，我妈挺喜欢这个痰盂，”阿玉重提此事，仍然哭笑不得，“其实他完全可以空着手来，我妈又不明白怎么回事，我也不能把实话说出来。”
母亲觉得很好笑：“想不到老实巴交的小王，竟敢做出这种事来。”
阿玉说：“我也批评过他，你们知道他怎么说？他说人穷志短，没钱又要想讨好你们家人，迫不得已，只能出此下策了。”
父亲说：“这话不对，人可以穷，不应该志短。”
母亲倒是愿意理解，说：“也不容易，这说明小王为了你，什么事都敢去做。”
“其实我不愿意跟他，不是为了他穷，也不在乎他家庭成分不好，说老实话，我们家人也不是真在乎，主要是不赞成他写东西。”阿玉突然脸蛋通红，叹起气来，十分无奈地说，“我爸我妈都觉得写东西太危险，都觉得这行当不好，不安全，而且他写的那些东西，一点都不好看。”
阿玉这番话，母亲深表赞同，意味深长地看了父亲一眼，父亲被她看得很不好意思，信心全无，觉得这话是在说自己，简直就是冲着他去的。
阿玉的未婚夫李福全是回乡知青，在县城读中学，毕业回家，户口本来就在农村。与李福全不一样，阿玉这个回乡知青从小生长在南京，是城市户口，她父亲从这儿出去，所以她又回老家插队。
王文斌跟他们都不一样，与此地毫无牵连，他家世世代代城里人，地地道道老南京，来这儿安家落户，完全是被学校分配来的，所在中学安排的知青点就在这儿。刚开始，外来知青总被当地人欺负，很快颠倒过来。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年轻人学好不容易，学坏不用教，偷吃扒拿打架斗殴，样样都干，什么都敢。两年以后，其他人都转走了，知青点只剩下王文斌一个人。
王文斌与阿玉和李福全一直挺要好，他们的关系错综复杂，都是因为参加宣传队才熟悉的。有一段时间，王文斌与李福全是最好的朋友，两个人很谈得来，有共同理想，都想靠自己努力，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好，想过要建水库，想过要修山路，不久就明白这些根本行不通。知识青年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说起来冠冕堂皇，用知识改变农村的贫穷落后，效果适得其反，本来就穷，结果是越来越穷。
穷不可怕，关键是没希望。王文斌自小家庭经济条件不好，为养活几个小孩，母亲不止一次偷偷去卖血。都说卖血伤身，他母亲身体一直不错，父亲身体也没多大问题，戴着一顶历史反革命帽子，逆来能够顺受，活得也还算乐观。受家庭成分影响，上大学，当兵，招工，这些好事王文斌想都不敢想。当知青最大的好处，反正落到了最底层，不可能再糟糕。破罐子破摔，王文斌发现自己想干啥，就可以干啥，轮船上顺手牵羊偷个公家痰盂又算什么事？ 王文斌和李福全不知不觉中成为情敌，突然发现对方与自己一样，都在暗暗地喜欢阿玉，而阿玉呢，也很喜欢他们。耐人寻味的是，在一开始，王文斌和李福全羞答答地都不愿意承认喜欢，那年头，恋爱是见不得人的小资情调，要在心里酝酿很久才敢说出来。阿玉也不确定她究竟喜欢谁，与王文斌在一起，更在乎李福全；真跟李订了婚，又好像有点喜欢王文斌。
大队里轮到一个大学名额，李福全那时候还没与阿玉订婚，开诚布公地跟王文斌谈话，打算把名额让给阿玉。这么说自然有理由，李福全父亲是大队书记，想让谁去就是谁去。最后阿玉也没上成大学，推荐是推荐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又被取消，好端端一个名额浪费了。有一种传闻，大队书记知道儿子已看中阿玉，因此不想放她走。这以后不久，李福全和阿玉订婚，又过不久，部队来招兵，李福全便入伍了。
王文斌与李福全从没红过脸，过去是好哥们儿，李福全和阿玉订了婚，他们仍然还是好朋友。李福全到了部队，给王文斌写信，希望他能帮自己照顾好阿玉，王文斌不知道如何回答，心里免不了有些怨恨，好事都被李福全一个人占了。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越想越不高兴，越想越窝囊。本来只是暗暗喜欢阿玉，现在除了仍然喜欢，又多了一层惹是生非之心。那年头还不流行第三者这个词，王文斌突然下决心要豁出去，要在李福全和阿玉之间插上一脚。
于是一方面，若无其事跟李福全通信；另一方面，干脆直截了当地追求阿玉。在农村，男女之间的公开调情十分常见，找不着老婆的光棍，嫁了人的泼辣小媳妇，说起那方面话都十分露骨。王文斌说不了下流话，他很大胆地对阿玉表白，说自己喜欢她。
阿玉说：“我没和李福全订婚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吭声？”
“我觉得自己配不上你。”
阿玉笑了：“现在难道就能配上了？”
阿玉是句玩笑话，王文斌自尊心很受伤，准备好的台词也说不出口，他原来想说我们更般配，我们更志同道合。阿玉说，你不是李福全的好朋友吗？既然是好朋友，怎么可以挖他的墙脚？王文斌最不愿意听这句话，冷笑说，要挖墙脚，也是他李福全先挖我的墙脚。阿玉说，你这个人不讲道理，凭什么说是人家先挖你墙脚呢？
王文斌说：“不管是不是，反正我觉得是这样。”
《江上明灯》的故事完全胡编乱造，躺床上睡不着，透过纸糊窗户的破洞，王文斌仰望天上的星星。天上星星很多，不知怎么的，他想到茫茫黑夜的江面，想到刚下乡第一次坐船。那时候，他们生机勃勃，看什么都新鲜。坐在甲板上看风景，四处一片漆黑，除了远远的航标灯，隐隐约约一个小红点，渐渐近了，渐渐又远了。王文斌寂寞时，觉得人生就像江面上那些漂浮的航标，阿玉是个航标，他王文斌也是个航标。为什么要写《江上明灯》这么个故事呢，说出来理由很不充分，阿玉说起她的童年理想，长大想写文章当作家，或许就因为这个，王文斌也决定写点什么，仿佛中学生写作文那样。他曾在报纸上看过一则报道，介绍守岛战士如何护卫航标灯，尽管从未见过真正的大海，王文斌很巧妙地把守岛卫兵事迹，移植到自己的故事中。事实上，最初发表在报纸上那篇稿子，也是编辑帮他加工过的。
没想到能在报纸上发表，更没想到还会有导演看中。要拍电影这事，改变了王文斌的生活轨迹。大家开始刮目相看，去大队部开证明，李福全的爹亲自加盖图章，说，我儿子觉得你是个人才，看来没说错，你还真是个人才，要拍电影，这真他妈的是了不得。
印象中的王文斌，始终停留在1974年的夏秋之际。那一段日子，是他人生中最风光的岁月。很多细节其实我从来没搞清楚，只知道他一直处在借调状态。这一年，王文斌22岁，作为一名知青，人生最大目标，是赖在南京不回去，是想尽快离开自己插队的地方。
《江上明灯》的电影肯定是不拍了，好在又被出版社看中。一个人运气好，拦都拦不住，出版社开始重建，迫切需要合适的选题。有一段日子，王文斌殚心竭虑，努力要让自己手头这部小说，贴近火热的现实生活，要和轰轰烈烈的批林批孔结合起来，小说中反面人物也改成了姓孔，成为孔子后裔。一度还顺应形势，与邓小平主持的“整顿”有所联系。再后来形势突变，开始反击右倾翻案风，小平同志再次被打倒，在编辑授意下，他赶紧在小说中增添反邓内容。
为了能让这本书顺利出版，王文斌觉得怎么修改都行。他知道只要能出版，就可以如愿以偿地调回南京。直到粉碎“四人帮”前夕，小说才最后定稿，一校出了，二校也出了，三校过后，终于付印出版。拿到样书第二天，他火急火燎地赶往阿玉家，想让她先睹为快，没想到阿玉已在前一天返乡，结果最先看到样书的，反倒是不赞成他写东西的阿玉父母。
王文斌马不停蹄，赶往自己插队的乡村。阿玉看到这本书，也是心生无限羡慕，比他还要激动。毕竟是一本活生生的书，在那个荒漠年代，能出版这样一本充满了墨香的小说，真的很了不起，让人不得不打心底里佩服。世上的事情都是相对的，文化大革命让文化跌落到最底层，可是人们内心深处对文化的热爱，对文化的敬重，并不是那么轻易就能抹去。
“阿玉，你要知道，”王文斌很认真地看着她，脉脉含情地说，“我是为了你，才会写这样一本书，你不知道，写这样一本书多不容易。”
阿玉不知道说什么好，她看着王文斌，有些感动，有些激动，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她告诉他，李福全已经转业，再过两天，他就要回来了。
王文斌说：“真希望能像那些外国人一样，在书的扉页印上一行字，写上‘献给某某’字样，这本书就应该献给你。”
两人一起到小镇上去下馆子，喝了点小酒，王文斌唠唠叨叨，说了很多近乎挑逗的话。阿玉让他别说了，老说这些没意思。王文斌红着脸，说，许多事情我不能做，我没胆子做，你让人说说还不行，我就这么说了，就让我嘴上过过瘾，又能怎么样？酒越喝越多，阿玉的脸越来越红，王文斌反倒越喝越冷静，好像借着喝酒，已经把要说的话，都说完了。从镇上回去，又到了阿玉住处，王文斌说，今天能不能就住在这儿？怎么样，我不走了。阿玉想了想，说，好吧，你就住这儿。 天说黑就黑，点上了油灯，两人继续说话。远远传来一阵阵狗吠，渐渐地，灯盏里已经没油，阿玉起身加油，一不小心，灯就灭了。王文斌赶紧去摸索火柴，就在这时候，阿玉跌倒在了他身上。王文斌趁黑搂住她，真搂住她了，阿玉又作势挣扎，说，你不能这样，不能这样！事已如此，王文斌不打算再放弃，既然已经这样，就干脆豁出去，一不做二不休。阿玉挣扎了一会儿，说，再过两天，李福全就回来了。阿玉又说，我可以跟你走，你真想要我，如果你真的想要，我们就一起离开这里，永远不再回来。王文斌被她的话一怔，惊住了，不知道说什么好。这本是他最想听到的一句话，真正听到以后，又有些犹豫了。阿玉感觉到他的犹豫，说，你怕了，我知道你会害怕。
王文斌说：“我怕什么？”
阿玉说：“你当然是害怕。”
接下来，两个人都不说话，黑暗中搂抱在一起。这么过了一段时间，阿玉突然非常主动地亲了他一下，他也赶紧回应。一来一去，有些手忙脚乱，有些不可收拾。王文斌开始在阿玉身上胡乱摸索，她不停地打他的手，将他的手一次次拿开。有些事可以无师自通，王文斌不再犹豫，一时间，他又想到黑暗江面上的航标灯，那红红的一点，隐隐的，远远的，近了，又远了。王文斌必须抓住这次机会，阿玉已失去了抵抗力，他已经完全控制局面。终于到最后关口，王文斌跃马扬鞭，眼看着就要得逞，眼看着就要大功告成，阿玉很坚定地阻止了，用毫无商量的口吻说：
“不、不行，王文斌，不能这么做！”
热血沸腾的王文斌仿佛被迎面泼了一盆冷水。
阿玉说：“我们不能这样。”
两天以后，李福全回来了。王文斌与阿玉一起去县城迎接，接到他以后，三个人一起有说有笑地去李家。李家早已备好了酒菜，大家高高兴兴喝酒，说话聊天，说李福全部队上的事，谈王文斌的那本新书。李福全父亲说，今天这顿酒喝得好，又为我儿子接了风，又正好给你小王送行，真是一举两得。我琢磨着，你这一走，鳌鱼脱却金钩去，怕是再也不会回来了。
李福全说：“人都往高处走，人家当然不会再回来，文斌干吗还要回来呢？”
王文斌许诺，李福全与阿玉结婚那天，会赶回去喝他们的喜酒。真到了日子，却找个借口逃避了。大家都说这本书可以改变命运，事实也是，不久王文斌就接到回城的调令。对于无数知青来说，这是件很大的事，但是很快又证明没什么大不了。接下来，所有知青都回城，只要你想回去，都可以回。文革结束了，历史开始进入新时期，王文斌的好运说到头就到头，那本《江上明灯》因为大段大段文字批判邓小平，成为清算文革的反面典型。
有一段日子，王文斌成了臭名昭著的“三种人”，办学习班隔离审查。关押的日子里，百无聊赖，他一遍遍地回想往事，想到那段没有结果的爱情，为阿玉感到庆幸。幸好没弄假成真，当年阿玉母亲不愿意女儿嫁给他，不愿意自己女儿嫁给一个写东西的人，这样的看法显然是有道理的。
王文斌没像文革中许多写作者那样，成为新时期文学的第一拨成名作家。虽然后来他也写过，根据创作《江上明灯》的这段经历，写了一部中篇，发表在文学刊物上，产生过一点影响，然后和写作就再也没有瓜葛。
大约是1985年，我正在读研究生，一个偶然机会，读到了王文斌的那部自传体小说。一开始，还不敢确定，是不是当年与父亲一起写电影剧本的那个王文斌，翻翻小说内容，立刻可以断定，他就是那个家伙。老实说，这小说仍然不怎么样，然而读上去很真实，起码是让你觉得真实，一点不比当时流行的名家作品差。
因为这篇小说，我了解到许多不知道的细节。譬如他被隔离审查，李福全夫妇曾到南京看望，安慰他鼓励他，他们仍然是很要好的朋友。又譬如，在与阿玉单独相对的那个漆黑夜晚，双方内心深处，都情不自禁，都犹豫不决，该发生的，不该发生的，都发生了，或者说差一点要发生。王文斌不得不承认，他对阿玉的投怀送抱产生过怀疑，吃不准她是爱他，还是爱那本新出版的小说。很显然，阿玉从冲动到冷静，最后一刻悬崖勒马，也是因为心存疑虑。她一定会想到王文斌这样的男人靠不住，不能这么轻易地就将自己的一辈子托付给他。
这以后，又过了二十多年，我一直在想，王文斌会不会又写了什么。由于自己成了作家，总觉得会在文学圈子里相遇。有一次参加苏南某城市的市民讲座，讲座结束，在过道上，一个看上去完全陌生的男人将我拦住，用地道的南京话问我，还能不能记得当年有个人与他父亲一起写过电影剧本？他的话刚说完，我立刻明白他就是王文斌。
眼前的这个人就是王文斌。
王文斌说：“当年我经常去你家，那时候，你好像中学还没毕业。”
王文斌又说：“没想到最后你成了作家，没想到你比你父亲还强。不过说老实话，你的演讲很一般，刚开始太紧张了，后来马马虎虎。”
在过道上，我们抓紧时间聊了一会儿。我提到他写的那部中篇，王文斌告诉我，除了这篇小说，再也没和文学发生过任何关系。这些年来，日子过得非常一般，现如今最倒霉的一茬人，就是知青一代，年轻时上山下乡，好不容易回城，进工厂当工人，结婚生子，离职下岗。最糟糕的那些事，都轮到了。他告诉我，因为一个熟人介绍，眼下正在这儿打工，这个城市对他来说完全是陌生的。
已订好回程票，不可能聊很长时间，说了一会儿，匆匆告辞。很多话刚开头，就结束了。我很想知道他当年的朋友李福全的情况，王文斌说已很久不联系，说这家伙早就是富翁，说他是一家私营企业老板，据说规模很大，儿子大学毕业，正准备回去接班。王文斌当年插队的地方，依然很穷，先富起来的还是那些手上有权的干部。有些人富了，能富起来的还是少数。打听阿玉的消息，虽然已过了很多年，我仍然能记得她的模样，当年的阿玉可真是漂亮。王文斌迟疑了一下，很尴尬地笑了，笑了一会儿，说，李福全现在这么有钱，她肯定差不了。这年头只要有钱，俗话说得好，有钱能使鬼推磨，人家都成了大款，是大老板，还有什么好说的。
作者简介
叶兆言，男，1957年出生，南京人。1974年高中毕业，进工厂当过四年钳工。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1986年获得硕士学位。80年代初期开始文学创作，创作总字数约500万字。主要作品有七卷本《叶兆言文集》，《叶兆言作品自选集》以及各种选本。另有长篇小说《一九三七年的爱情》《花煞》《别人的爱情》《没有玻璃的花房》《我们的心多么顽固》，散文集《旧影秦淮》《叶兆言绝妙小品文》《叶兆言散文》《杂花生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