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世界格局进入深度调整、加速演变的新阶段，全球治理面临系统性危机。当代资本主义出现历史性衰落，政治极化、贫富分化以及各种社会认同危机不断引发混乱与动荡，整个世界共同面临的风险挑战日益增多。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遭遇逆全球化“回头浪”，文化保守主义、种族主义、民族主义、排外主义等思潮日益蔓延。资本主义世界产生了大量复杂深刻的现实问题，提出了大量亟待回答的理论课题。
　　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大调整大转型，马克思主义从苏东剧变以来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世界遭到沉重打击的空前低潮期回归。西方马克思主义从不同角度表达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态度，力图在实践中“修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学者们围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新变化、经济危机、阶级结构、民主危机等重大现实问题展开深入分析，形成了多种多样的学术流派和理论思潮。于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逐渐从20世纪90年代的低谷中走出来，并始终坚持批判研究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新形态，产生了许多新成果。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研究主题和论域上呈现出新发展，具有时代价值;也出现了新问题，需正确看待。其文献学研究的解构主义色彩日益明显，“马恩对立论”炮制出两种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和根本原则的对立。其研究路径形形色色，认知态度莫衷一是，理论逻辑标新立异，研究成效良莠不齐，日益沦为一种经院化、边缘化的小众路线。本土化和具体化建构路径没有处理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地方经验、本土特色的关系，过分强调后者。同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在各种“后”学框架下被冠以马克思主义之名，服务各种“后”学之实。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论隔阂日益加剧，逻辑分化日益加深，路线分歧日益严重，政治立场日益多元，实践效果日益式微，未能摆脱新自由主义和欧美中心主义的隐形控制。结果，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奠基在客观矛盾之上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遭到了解构，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前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
　　20世纪60、70年代以來，生态马克思主义、女权马克思主义、都市马克思主义等成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生长点。进入新世纪，生态运动日渐消退，理论创新日益乏力，缺乏具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代表人物;空间转向日益显著，但虚无主义色彩越发浓厚;多元文化主义陷入困境，身份政治学遭受重创。虽然生命政治学日益走俏，研究范式泾渭分明，但批判力度略显不足，存在形而上学化和乌托邦化倾向。物质生产理论遭到解构，工业资本主义逻辑不断退场，新型范式不断涌现，但这些范式或曲解或抛弃了马克思的物质生产理论，没从根本上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机制。同时，危机研究全面升温，分析范式持续分化，病根诊断殊途同归;社会结构理论相互对峙，阶级逻辑日益退却，斗争策略越发空谈。
　　尤其是民主批判日益深化，问题把脉虽针砭时弊，替代方案却软弱无力。比如，当代西方左翼学者分别从不同方面剖析西方民主的乱象及其根源。他们认为西方社会内部严重分化，社会离心力日益加剧，切实反映了西方民主制度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日益下降;民粹主义、排外主义、种族主义等的蔓延和右翼势力的崛起，反映了西方代议制民主正在遭遇自身合法性危机。他们也认为资本与民主的“联姻”导致民主过度资本化，美国大选是典型例证;英国“脱欧”公投事件更反映了西方民众对民主本身的冷漠和麻木。作为替代方案，他们或主张回到古典民主或古典共和，或诉诸道德伦理和善治，或主张在西方民主制度内部进行自我改良，抑或奉行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但这些主张既不具有可行性，也不具有现实性，在总体上无力回应时代主题。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乱云飞渡尤需真理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后继者们不断根据时代、实践、认识发展而发展的历史，是不断吸收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丰富自己的历史。”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依然需要向马克思主义请教，汲取宝贵的精神滋养和继续前行的动力。同时，面对纷繁复杂的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须正确看待其积极意义及其局限性，厘清其认识态度及内部分歧，正确认识其在新的历史方位中的相对位置，切实对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给以科学的回答。本期策划邀请专家学者围绕“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说新发展”进行深入探讨，敬请读者垂注！
　　——《学术前沿》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