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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天水地区作为中华人文初祖伏羲的诞生地，历来有祭祀伏羲的传统。卦台山伏羲庙和太昊宫是天水地区伏羲祭祀活动的重要场所，明清两代的地方官员和贤达士绅多次对其进行重建、修缮。文章主要利用了《伏羲庙志》和《画卦台新建伏羲庙记》《新修太昊宫门坊记》《重建伏羲庙记碑》等文献和碑刻资料。通过考证，认为地方官员在伏羲祭祀场所的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主导和组织作用，同时，地方贤达士绅也起了辅助作用。具体表现在建设伏羲祭祀场所的目的和经费来源等方面。
关键词：明清;天水;伏羲;伏羲庙;太昊宫
明清时期天水地区的伏羲祭祀活动已经达到高潮。两处祭祀场所——卦台山伏羲庙和太昊宫的兴建、修缮以及祭祀制度的完善是天水地区伏羲祭祀活动达到高潮的主要标志。关于卦台山伏羲庙、太昊宫的兴建和历次重建的时间以及规模等问题，学者们已经进行了详细而深入的考证研究。另外，相关研究人员在地域文化视野下，分析了天水市伏羲庙及伏羲城的形成、历史变迁、历史地位，以及其特色空间结构。[1]但是，当前已有的研究成果鲜有关注祭祀场所兴建与重建活动的主导者、参与者、资金来源以及地方官员在其中的作用等问题。本文将通过对现存的地方文献和两处祭祀场所中所保存的碑刻资料的考证，对这些问题进行解答。
一、明代天水地区伏羲祭祀场所的建设
笔者通过对所掌握的史料进行考证，发现卦台山伏羲庙在明代的重建与修缮一共有二次，太昊宫包括始建、重建在内一共是四次。明代天水地区这两处祭祀场所的历次建设均是重要的工程。其中的主导者、建设资金的来源都是值得探究的。
（一）建设伏羲祭祀场所的主导者
明嘉靖十年（1531年）卦台山伏羲庙进行了重建，时“巡按御史方君行步至秦。登台瞻望，慨然兴怀。于是进郡吏与士大夫、耆旧谋曰：古之圣迹，散在天下，俱有表彰，而此又人文之始，……宜建祠于此，以祀伏羲。”[2]根据这条碑刻史料，可以看出，巡按御史方君（方远宜）行至卦台山时，得知伏羲在此创制八卦的事迹后，认为应该在这里建设祭祀场所予以祭祀。
当然，在这一过程中，方远宜也同地方官员和贤达士绅进行了会商。在整个建设过程中，地方官员发挥了显著的作用，“而主承兹事者，巩昌府同知滑台李暹、临洮府同知中山王卿二人云。”[3]也就是说，巡按御史方远宜首先提出了建设伏羲庙的想法，实际主导建设的是地方官员，地方贤达士绅也积极参与了建设活动。嘉靖十二年（1533年），巡茶御史刘希龙在前人的建设基础上，主持增修工程。本次增修“其诸茸缺而补敝、增美以饰观者，类多有之，功至是而大备矣。”[4]因此，明代天水建設卦台山伏羲庙的主导者主要是地方官员。
太昊宫的建设也是在地方官员的主导下进行的。“秦州西关外一里许，有伏羲行宫焉，前为傅公天和之所建也。”[5]太昊行宫即太昊宫，傅公天和指的是时任知州的傅鼐。然而，建设尚处于草创阶段，傅鼐便得到升迁。此后由“郡之耆老刘克己”等继续建设。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朝廷允准将准备建于卦台山的伏羲庙，改建于秦州城。此举也是在时任甘肃御史许翔凤的多次奏请下，才获得朝廷允可。等到嘉靖十年（1531年），在前人的建设基础上，“檄知州李楷鸠工修补，备极坚好矣。又益以龛帷，文以彩绘，周缭崇垣，外建棹楔。”[6]到此时，太昊宫的各项建设已经基本完成。根据上述史料，可以看出太昊宫的建设从草创阶段到基本完成，地方官府和官员都是这一过程的主导。
（二）建设伏羲祭祀场所的目的
天水地区作为伏羲的诞生地，建设伏羲祭祀场所的最重要的目的是为了祭祀伏羲，纪念先祖和表彰伏羲的功德。巡按御史方远宜主持重建卦台山伏羲庙时，与天水的地方官员和贤达士绅商讨：“宜建祠于此，以祀伏羲。匪直追报其肇人文之德。”[7]嘉靖十年（1531年），增修卦台山伏羲庙时，白世卿为此所撰的碑文《增修太昊庙记》中就记载了本次增修的目的，即“余惟太昊太羲氏，古元圣也。……是故，丰帝王之祠者，存敦本之思;广圣贤之祀者，立报功之义。”[8]太昊宫的建设，便是因为秦州知州傅鼐认为秦州作为伏羲的诞生地，应该设祠祭祀。《新修太昊宫门坊记》中对此有记载：“公以为伏羲为太始祖，圣德象日月，神功配天地，万事之下，咸有赖。……而所生之地，岂容妄然而不祭乎？此行宫之所由建也。”[9]此后，明代的几次对太昊宫重建、修缮也都是出于祭祀伏羲、表彰其功德这一目的。
在明代重视伏羲祭祀的背景下，地方官员注重对伏羲祭祀场所的建设是情理之中的。地方官员作为伏羲祭祀场所建设的主导者，还必须考虑建设的经费的问题。通过考证建设经费的来源，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还原地方官府和官员在建设中的作用。
（三）建设伏羲祭祀场所的经费来源
明代天水地区伏羲祭祀场所的建设经费主要有两个来源，其一是由朝廷和官府拨款，其二是由地方贤达士绅和民众的捐资。第一次对卦台山伏羲庙进行重建时，“财出公帑，民不知费，”[10]据此可知其建设便是由官府出资。在太昊宫初创时，傅鼐不久便得到升迁，地方贤达士绅便继续进行建设，并积极进行捐资。“弘治庚戌岁，郡之耆老刘克己辈各捐己资，匠建立坊门，榜曰‘太昊宫’。”[11]据此可知，地方官员和贤达士绅作为建设伏羲祭祀场所的主导者和参与者，他们在建设经费的筹集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清代天水地区伏羲祭祀场所的建设
到清代，天水地区的伏羲祭祀活动有了新的变化。清代之前的祭祀主要由地方官府主持，而入清之后，官方行为渐渐隐去，主要以民间祭祀为主。[12]卦台山伏羲庙的地位已远远不如太昊宫。这一重要变化，也直接影响到了伏羲祭祀场所的建设活动。
（一）建设伏羲祭祀场所的主导者
根据史料记载，清代卦台山伏羲庙只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重建，顺治十二年（1655年），秦州游击郭镇都在秦州地震后组织重建卦台山伏羲庙。“乾隆《直隶秦州新志·名宦》说：（郭）尝登卦台，见旧伏羲庙圮废，捐赀重修，视前加壮丽焉。”[13]即是说，在地震后，郭镇都去卦台山，发现伏羲庙受损，随即捐资组织重建。因此，作为地方官员的郭镇都是本次重建的主导者和组织者。 在清代，相对于卦台山伏羲庙，太昊宫在天水地区的地位比较高，重建的次数也较多。第一次对太昊宫进行重建是在顺治十年（1653年），分巡陇右道于之士、秦州营游击郭镇都、秦州知州姚时采是组织者。于之士在《重修太昊宫碑记》中记载：“命军贾万钟、同乡耆老王纪等督率工匠，勤力修理。”[14]据此可知，王纪等地方贤达士绅也是本次重建工程的重要组成人员。到乾隆四年（1739年），秦州知州李鋐与州判、吏目等官员再次主持重修太昊宫。此次重修“嗣州人亦有助之者，委别驾吴三煜、参军郑重、阶州绅士乡耆数人敦其事。”[15]据此可知，除了地方官员，地方的贤达士绅在重修工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光绪十一年（1885年）夏季，太昊宫再次进行重修，《重修伏羲庙记》记载：“乙酉夏，始于州牧于君泽春协心营建。”[16]根据这条史料，可以得知，重建工作由姚协赞和于泽春共同组织。地方官员任其昌等和贤达士绅也积极参与了此次重建工作。据史料记载参与本次重建工程的地方官员和贤达士绅有“在籍郎中张和、副贡员生关镛、训导徐顺天、诸生董谦光、马凤彩、张维、军功赵廷璧、举人张廷举、耆民马烈等”[17]。
根据上述内容，可以看出在清代，地方官员虽然依旧是伏羲祭祀场所建设工程的主导者，但地方贤达士绅也已经成为了建设工程的重要力量。地方官员和贤达士绅共同为伏羲祭祀场所的建设工程作出了贡献。
（二）建设伏羲祭祀场所的目的
到清代后，天水地区的民间伏羲祭祀渐渐兴起，官方主持的祭祀则相对较少。但是在建设祭祀场所方面，地方官员依旧发挥了很大作用。地方官员和贤达士绅重视建设伏羲祭祀场所，首要的目的依然是为纪念伏羲，以表彰伏羲的功德，同时也是为了执行朝廷的“重秩祀之意”[18]。
在民间祭祀兴起的背景下，重视建设祭祀场所，也是为了“慰民庶仰报答之诚矣。”[19]嘉庆十年（1805年）三月，知州王赐均主持重修太昊宫，事后邹曹纯撰写的《重修伏羲庙碑记》中就称“其亦公厚爱吾民之意也。”[20]
除了上述原因，地方官员重视建设伏羲祭祀场所，也掺杂了私人目的，即为了突显个人政绩。《重修伏羲庙碑记》中就提及“夫庙社城郭之兴废，足以观都邑之盛衰、政俗之隆替。”[21]即是说，通过一个地方的寺庙、城郭等设施场所，就可以看出此地各方面的兴衰。出于这种考虑，地方官员在所难免会重视建设伏羲祭祀场所。
（三）建设伏羲祭祀场所的经费来源
和明代相比，清代天水地区伏羲祭祀场所的建设经费，一部分也是來自官方拨款，但主要是靠地方官员和贤达士绅的捐资。顺治十二年（1655年），郭镇都对卦台山伏羲庙进行重建，所需经费便是由自己捐资。顺治十年（1653年），于之士等人主持重建太昊宫，“况闻肃王暨卦台各有助施，但苦不足，余亦捐俸若干，”[22]即是说，本次重建工程由于经费不足，于之士捐献了自己的薪俸做补充。乾隆四年（1739年），秦州知州李鋐主持重修太昊宫时，亦“洁捐薄俸”[23]。嘉庆十年（1805年）三月，知州王赐均主持重修太昊宫事宜，“公自捐钱三百万、银六百两，并所积罚锾，共银一千一百两。”[24]公指的是知州王赐均。然而，王赐均的捐资还不够用，“乃遇绅士石作环等老成练达者董其事，募之民间，复得二千余金。”[25]由此，才募集到本次的建设经费，使建设工程顺利进行。因此，可以看出，本次重修太昊宫的经费，主要来源于地方官员和贤达士绅以及民众的捐资。光绪十一年（1885年）夏，姚协赞和于泽春组织重建太昊宫，此次修建“既各捐俸为倡，且延在籍主政任君其昌、苏君统武董率绅耆，分诣陇南各州县劝分集赀。”[26]据此可知，这次的建设经费同样来源于地方官员和贤达士绅的捐资。
清代天水地区伏羲祭祀场所的建设，不论是组织建设，还是募集建设经费，地方官员都积极地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地方贤达士绅也是如此。相比较明代而言，在清代天水地区伏羲祭祀场所的建设过程中，地方官员和贤达士绅的个人行为显得更为突出。
三、结语
明清两代，在地方官员的主导和组织下，天水地区伏羲祭祀场所的建设未曾中断，但是又各有特点。在明代举朝上下重视祭祀伏羲的背景下，为了祭祀伏羲，表彰伏羲的功德，天水地区的两处祭祀场所——卦台山伏羲庙和太昊宫，历来受到地方官府和官员的重视，经费也多来源于官方拨款，地方贤达士绅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到了清代，随着官方祭祀行为的隐去，民间祭祀的兴起，天水地区伏羲祭祀场所的建设有了新的变化。这一时期，官方的建设活动稍显沉寂，卦台山伏羲庙的地位也让步于太昊宫。地方官员虽然依旧是建设伏羲祭祀场所的主导者和组织者，但其个人意志更为突出。同时，地方贤达士绅在建设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魏锋：《地域文化视野下的天水伏羲庙及伏羲城空间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安：西安建筑科技大学，2011年6月。
[2] 康海：《秦州画卦台新建伏羲庙记》，刘雁翔：《伏羲庙志》，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101页。
[3] 康海：《秦州画卦台新建伏羲庙记》，刘雁翔：《伏羲庙志》，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102页。
[4] 白世卿：《增修太昊庙记》，刘雁翔：《伏羲庙志》，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102页。
[5] 萧英，尹凤：《新修太昊宫门坊记》，刘雁翔：《伏羲庙志》，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128页。
[6] 康海：《重修伏羲庙记》，刘雁翔：《伏羲庙志》，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130页。
[7] 康海：《秦州画卦台新建伏羲庙记》，刘雁翔：《伏羲庙志》，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101页。
[8] 白世卿：《增修太昊庙记》，刘雁翔：《伏羲庙志》，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102页。 [9] 萧英，尹凤：《新修太昊宫门坊记》，刘雁翔：《伏羲庙志》，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128页。
[10] 康海：《秦州画卦台新建伏羲庙记》，刘雁翔：《伏羲庙志》，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101页。
[11] 萧英，尹凤：《新修太昊宫门坊记》，刘雁翔：《伏羲庙志》，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128页。
[12] 贾坤：《<重建伏羲庙记>碑文中的祭祀研究》，《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第124页。
[13] 刘雁翔：《伏羲庙志》，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94页。
[14] 于之士：《重修太昊宮碑记》，刘雁翔：《伏羲庙志》，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134页。
[15] 李鋐：《重修伏羲庙记》，刘雁翔：《伏羲庙志》，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135页。
[16] 姚协赞：《重修伏羲庙记》，刘雁翔：《伏羲庙志》，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139页。
[17] 姚协赞：《重修伏羲庙记》，刘雁翔：《伏羲庙志》，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140页。
[18] 于之士：《重修太昊宫碑记》，刘雁翔：《伏羲庙志》，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134页。
[19] 于之士：《重修太昊宫碑记》，刘雁翔：《伏羲庙志》，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134页。
[20] 邹曹纯：《重修伏羲庙碑记》，刘雁翔：《伏羲庙志》，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138页。
[21] 邹曹纯：《重修伏羲庙碑记》，刘雁翔：《伏羲庙志》，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138页。
[22] 于之士：《重修太昊宫碑记》，刘雁翔：《伏羲庙志》，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134页。
[23] 李鋐：《重修伏羲庙记》，刘雁翔：《伏羲庙志》，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135页。
[24] 邹曹纯：《重修伏羲庙碑记》，刘雁翔：《伏羲庙志》，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138页。
[25] 邹曹纯：《重修伏羲庙碑记》，刘雁翔：《伏羲庙志》，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138页。
[26] 姚协赞：《重修伏羲庙记》，刘雁翔：《伏羲庙志》，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139页。
作者简介：何瑞，男，陕西省洛南县人，1994年7月，研究方向：西北区域史。
关键词：明清;天水;伏羲;伏羲庙;太昊宫
明清时期天水地区的伏羲祭祀活动已经达到高潮。两处祭祀场所——卦台山伏羲庙和太昊宫的兴建、修缮以及祭祀制度的完善是天水地区伏羲祭祀活动达到高潮的主要标志。关于卦台山伏羲庙、太昊宫的兴建和历次重建的时间以及规模等问题，学者们已经进行了详细而深入的考证研究。另外，相关研究人员在地域文化视野下，分析了天水市伏羲庙及伏羲城的形成、历史变迁、历史地位，以及其特色空间结构。[1]但是，当前已有的研究成果鲜有关注祭祀场所兴建与重建活动的主导者、参与者、资金来源以及地方官员在其中的作用等问题。本文将通过对现存的地方文献和两处祭祀场所中所保存的碑刻资料的考证，对这些问题进行解答。
一、明代天水地区伏羲祭祀场所的建设
笔者通过对所掌握的史料进行考证，发现卦台山伏羲庙在明代的重建与修缮一共有二次，太昊宫包括始建、重建在内一共是四次。明代天水地区这两处祭祀场所的历次建设均是重要的工程。其中的主导者、建设资金的来源都是值得探究的。
（一）建设伏羲祭祀场所的主导者
明嘉靖十年（1531年）卦台山伏羲庙进行了重建，时“巡按御史方君行步至秦。登台瞻望，慨然兴怀。于是进郡吏与士大夫、耆旧谋曰：古之圣迹，散在天下，俱有表彰，而此又人文之始，……宜建祠于此，以祀伏羲。”[2]根据这条碑刻史料，可以看出，巡按御史方君（方远宜）行至卦台山时，得知伏羲在此创制八卦的事迹后，认为应该在这里建设祭祀场所予以祭祀。
当然，在这一过程中，方远宜也同地方官员和贤达士绅进行了会商。在整个建设过程中，地方官员发挥了显著的作用，“而主承兹事者，巩昌府同知滑台李暹、临洮府同知中山王卿二人云。”[3]也就是说，巡按御史方远宜首先提出了建设伏羲庙的想法，实际主导建设的是地方官员，地方贤达士绅也积极参与了建设活动。嘉靖十二年（1533年），巡茶御史刘希龙在前人的建设基础上，主持增修工程。本次增修“其诸茸缺而补敝、增美以饰观者，类多有之，功至是而大备矣。”[4]因此，明代天水建設卦台山伏羲庙的主导者主要是地方官员。
太昊宫的建设也是在地方官员的主导下进行的。“秦州西关外一里许，有伏羲行宫焉，前为傅公天和之所建也。”[5]太昊行宫即太昊宫，傅公天和指的是时任知州的傅鼐。然而，建设尚处于草创阶段，傅鼐便得到升迁。此后由“郡之耆老刘克己”等继续建设。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朝廷允准将准备建于卦台山的伏羲庙，改建于秦州城。此举也是在时任甘肃御史许翔凤的多次奏请下，才获得朝廷允可。等到嘉靖十年（1531年），在前人的建设基础上，“檄知州李楷鸠工修补，备极坚好矣。又益以龛帷，文以彩绘，周缭崇垣，外建棹楔。”[6]到此时，太昊宫的各项建设已经基本完成。根据上述史料，可以看出太昊宫的建设从草创阶段到基本完成，地方官府和官员都是这一过程的主导。
（二）建设伏羲祭祀场所的目的
天水地区作为伏羲的诞生地，建设伏羲祭祀场所的最重要的目的是为了祭祀伏羲，纪念先祖和表彰伏羲的功德。巡按御史方远宜主持重建卦台山伏羲庙时，与天水的地方官员和贤达士绅商讨：“宜建祠于此，以祀伏羲。匪直追报其肇人文之德。”[7]嘉靖十年（1531年），增修卦台山伏羲庙时，白世卿为此所撰的碑文《增修太昊庙记》中就记载了本次增修的目的，即“余惟太昊太羲氏，古元圣也。……是故，丰帝王之祠者，存敦本之思;广圣贤之祀者，立报功之义。”[8]太昊宫的建设，便是因为秦州知州傅鼐认为秦州作为伏羲的诞生地，应该设祠祭祀。《新修太昊宫门坊记》中对此有记载：“公以为伏羲为太始祖，圣德象日月，神功配天地，万事之下，咸有赖。……而所生之地，岂容妄然而不祭乎？此行宫之所由建也。”[9]此后，明代的几次对太昊宫重建、修缮也都是出于祭祀伏羲、表彰其功德这一目的。
在明代重视伏羲祭祀的背景下，地方官员注重对伏羲祭祀场所的建设是情理之中的。地方官员作为伏羲祭祀场所建设的主导者，还必须考虑建设的经费的问题。通过考证建设经费的来源，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还原地方官府和官员在建设中的作用。
（三）建设伏羲祭祀场所的经费来源
明代天水地区伏羲祭祀场所的建设经费主要有两个来源，其一是由朝廷和官府拨款，其二是由地方贤达士绅和民众的捐资。第一次对卦台山伏羲庙进行重建时，“财出公帑，民不知费，”[10]据此可知其建设便是由官府出资。在太昊宫初创时，傅鼐不久便得到升迁，地方贤达士绅便继续进行建设，并积极进行捐资。“弘治庚戌岁，郡之耆老刘克己辈各捐己资，匠建立坊门，榜曰‘太昊宫’。”[11]据此可知，地方官员和贤达士绅作为建设伏羲祭祀场所的主导者和参与者，他们在建设经费的筹集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清代天水地区伏羲祭祀场所的建设
到清代，天水地区的伏羲祭祀活动有了新的变化。清代之前的祭祀主要由地方官府主持，而入清之后，官方行为渐渐隐去，主要以民间祭祀为主。[12]卦台山伏羲庙的地位已远远不如太昊宫。这一重要变化，也直接影响到了伏羲祭祀场所的建设活动。
（一）建设伏羲祭祀场所的主导者
根据史料记载，清代卦台山伏羲庙只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重建，顺治十二年（1655年），秦州游击郭镇都在秦州地震后组织重建卦台山伏羲庙。“乾隆《直隶秦州新志·名宦》说：（郭）尝登卦台，见旧伏羲庙圮废，捐赀重修，视前加壮丽焉。”[13]即是说，在地震后，郭镇都去卦台山，发现伏羲庙受损，随即捐资组织重建。因此，作为地方官员的郭镇都是本次重建的主导者和组织者。 在清代，相对于卦台山伏羲庙，太昊宫在天水地区的地位比较高，重建的次数也较多。第一次对太昊宫进行重建是在顺治十年（1653年），分巡陇右道于之士、秦州营游击郭镇都、秦州知州姚时采是组织者。于之士在《重修太昊宫碑记》中记载：“命军贾万钟、同乡耆老王纪等督率工匠，勤力修理。”[14]据此可知，王纪等地方贤达士绅也是本次重建工程的重要组成人员。到乾隆四年（1739年），秦州知州李鋐与州判、吏目等官员再次主持重修太昊宫。此次重修“嗣州人亦有助之者，委别驾吴三煜、参军郑重、阶州绅士乡耆数人敦其事。”[15]据此可知，除了地方官员，地方的贤达士绅在重修工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光绪十一年（1885年）夏季，太昊宫再次进行重修，《重修伏羲庙记》记载：“乙酉夏，始于州牧于君泽春协心营建。”[16]根据这条史料，可以得知，重建工作由姚协赞和于泽春共同组织。地方官员任其昌等和贤达士绅也积极参与了此次重建工作。据史料记载参与本次重建工程的地方官员和贤达士绅有“在籍郎中张和、副贡员生关镛、训导徐顺天、诸生董谦光、马凤彩、张维、军功赵廷璧、举人张廷举、耆民马烈等”[17]。
根据上述内容，可以看出在清代，地方官员虽然依旧是伏羲祭祀场所建设工程的主导者，但地方贤达士绅也已经成为了建设工程的重要力量。地方官员和贤达士绅共同为伏羲祭祀场所的建设工程作出了贡献。
（二）建设伏羲祭祀场所的目的
到清代后，天水地区的民间伏羲祭祀渐渐兴起，官方主持的祭祀则相对较少。但是在建设祭祀场所方面，地方官员依旧发挥了很大作用。地方官员和贤达士绅重视建设伏羲祭祀场所，首要的目的依然是为纪念伏羲，以表彰伏羲的功德，同时也是为了执行朝廷的“重秩祀之意”[18]。
在民间祭祀兴起的背景下，重视建设祭祀场所，也是为了“慰民庶仰报答之诚矣。”[19]嘉庆十年（1805年）三月，知州王赐均主持重修太昊宫，事后邹曹纯撰写的《重修伏羲庙碑记》中就称“其亦公厚爱吾民之意也。”[20]
除了上述原因，地方官员重视建设伏羲祭祀场所，也掺杂了私人目的，即为了突显个人政绩。《重修伏羲庙碑记》中就提及“夫庙社城郭之兴废，足以观都邑之盛衰、政俗之隆替。”[21]即是说，通过一个地方的寺庙、城郭等设施场所，就可以看出此地各方面的兴衰。出于这种考虑，地方官员在所难免会重视建设伏羲祭祀场所。
（三）建设伏羲祭祀场所的经费来源
和明代相比，清代天水地区伏羲祭祀场所的建设经费，一部分也是來自官方拨款，但主要是靠地方官员和贤达士绅的捐资。顺治十二年（1655年），郭镇都对卦台山伏羲庙进行重建，所需经费便是由自己捐资。顺治十年（1653年），于之士等人主持重建太昊宫，“况闻肃王暨卦台各有助施，但苦不足，余亦捐俸若干，”[22]即是说，本次重建工程由于经费不足，于之士捐献了自己的薪俸做补充。乾隆四年（1739年），秦州知州李鋐主持重修太昊宫时，亦“洁捐薄俸”[23]。嘉庆十年（1805年）三月，知州王赐均主持重修太昊宫事宜，“公自捐钱三百万、银六百两，并所积罚锾，共银一千一百两。”[24]公指的是知州王赐均。然而，王赐均的捐资还不够用，“乃遇绅士石作环等老成练达者董其事，募之民间，复得二千余金。”[25]由此，才募集到本次的建设经费，使建设工程顺利进行。因此，可以看出，本次重修太昊宫的经费，主要来源于地方官员和贤达士绅以及民众的捐资。光绪十一年（1885年）夏，姚协赞和于泽春组织重建太昊宫，此次修建“既各捐俸为倡，且延在籍主政任君其昌、苏君统武董率绅耆，分诣陇南各州县劝分集赀。”[26]据此可知，这次的建设经费同样来源于地方官员和贤达士绅的捐资。
清代天水地区伏羲祭祀场所的建设，不论是组织建设，还是募集建设经费，地方官员都积极地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地方贤达士绅也是如此。相比较明代而言，在清代天水地区伏羲祭祀场所的建设过程中，地方官员和贤达士绅的个人行为显得更为突出。
三、结语
明清两代，在地方官员的主导和组织下，天水地区伏羲祭祀场所的建设未曾中断，但是又各有特点。在明代举朝上下重视祭祀伏羲的背景下，为了祭祀伏羲，表彰伏羲的功德，天水地区的两处祭祀场所——卦台山伏羲庙和太昊宫，历来受到地方官府和官员的重视，经费也多来源于官方拨款，地方贤达士绅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到了清代，随着官方祭祀行为的隐去，民间祭祀的兴起，天水地区伏羲祭祀场所的建设有了新的变化。这一时期，官方的建设活动稍显沉寂，卦台山伏羲庙的地位也让步于太昊宫。地方官员虽然依旧是建设伏羲祭祀场所的主导者和组织者，但其个人意志更为突出。同时，地方贤达士绅在建设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魏锋：《地域文化视野下的天水伏羲庙及伏羲城空间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安：西安建筑科技大学，2011年6月。
[2] 康海：《秦州画卦台新建伏羲庙记》，刘雁翔：《伏羲庙志》，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101页。
[3] 康海：《秦州画卦台新建伏羲庙记》，刘雁翔：《伏羲庙志》，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102页。
[4] 白世卿：《增修太昊庙记》，刘雁翔：《伏羲庙志》，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102页。
[5] 萧英，尹凤：《新修太昊宫门坊记》，刘雁翔：《伏羲庙志》，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128页。
[6] 康海：《重修伏羲庙记》，刘雁翔：《伏羲庙志》，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130页。
[7] 康海：《秦州画卦台新建伏羲庙记》，刘雁翔：《伏羲庙志》，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101页。
[8] 白世卿：《增修太昊庙记》，刘雁翔：《伏羲庙志》，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102页。 [9] 萧英，尹凤：《新修太昊宫门坊记》，刘雁翔：《伏羲庙志》，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128页。
[10] 康海：《秦州画卦台新建伏羲庙记》，刘雁翔：《伏羲庙志》，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101页。
[11] 萧英，尹凤：《新修太昊宫门坊记》，刘雁翔：《伏羲庙志》，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128页。
[12] 贾坤：《<重建伏羲庙记>碑文中的祭祀研究》，《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第124页。
[13] 刘雁翔：《伏羲庙志》，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94页。
[14] 于之士：《重修太昊宮碑记》，刘雁翔：《伏羲庙志》，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134页。
[15] 李鋐：《重修伏羲庙记》，刘雁翔：《伏羲庙志》，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135页。
[16] 姚协赞：《重修伏羲庙记》，刘雁翔：《伏羲庙志》，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139页。
[17] 姚协赞：《重修伏羲庙记》，刘雁翔：《伏羲庙志》，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140页。
[18] 于之士：《重修太昊宫碑记》，刘雁翔：《伏羲庙志》，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134页。
[19] 于之士：《重修太昊宫碑记》，刘雁翔：《伏羲庙志》，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134页。
[20] 邹曹纯：《重修伏羲庙碑记》，刘雁翔：《伏羲庙志》，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138页。
[21] 邹曹纯：《重修伏羲庙碑记》，刘雁翔：《伏羲庙志》，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138页。
[22] 于之士：《重修太昊宫碑记》，刘雁翔：《伏羲庙志》，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134页。
[23] 李鋐：《重修伏羲庙记》，刘雁翔：《伏羲庙志》，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135页。
[24] 邹曹纯：《重修伏羲庙碑记》，刘雁翔：《伏羲庙志》，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138页。
[25] 邹曹纯：《重修伏羲庙碑记》，刘雁翔：《伏羲庙志》，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138页。
[26] 姚协赞：《重修伏羲庙记》，刘雁翔：《伏羲庙志》，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139页。
作者简介：何瑞，男，陕西省洛南县人，1994年7月，研究方向：西北区域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