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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石家庄市的中国人民银行成立旧址“小灰楼”吸引了不少游客探访，他们到这里来寻根人民币诞生，了解中国的金融史、货币史。“小灰楼”坐落在石家庄市中华北大街55号(原中华北大街11号)，目前已被改建为中国人民银行成立旧址纪念馆、河北钱币博物馆。本文正是笔者查阅整理有关文档资料解密了人民币诞生的前前后后，以飨读者。
（一）
解放前，由于敌人的分割包围严密封锁，各个根据地解放区的财政经济以及货币金融工作都是相互独立分散管理的，货币一直实行“统一领导，分散发行”的方针，各根据地的货币仅限于在本解放区流通。如晋察冀有晋察冀边区银行，晋冀鲁豫有冀南银行，山东有北海银行，晋绥有西北农民银行，陕甘宁有陕甘宁边区银行，东北有东北银行，中原有中州农民银行，华中有华中银行等，这些银行都发行自己的货币。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流通范围较小、种类繁多的区域性货币和地方流通券。这些货币大多源于抗战时期。那时，各根据地之间处于被敌分割、封锁状态，各自为战，为了对付敌人的经济封锁，不得不“自立门户”。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各解放区开始连成一片，原先的割据状态被打破，野战军跨区作战频繁，各区之间物资交流、贸易往来增多，新形势要求各解放区统一财经政策。
1947年3月15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华北财经会议在河南省武安县（1949年划归河北省）冶陶镇召开。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晋绥、陕甘宁五大战略区的财经要员齐集于此，商讨统一财经的问题。这次会议开了将近两个月，由于各区情况千差万别，统一财经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了统一思想，中央派遣董必武前往指导会议。
董必武带着夫人和孩子从陕北一路东行。当他们走到山西五台县东山区大槐庄时，所带的干粮吃光了。警卫员跑到一个小店买烧饼，但店家不收陕甘宁边币，甚至连公家开的商店也只认晋察冀边币，最后只好空手而归。孩子饿急了，董必武的夫人只好以物易物，用一块新布料换了两个烧饼。这件事使董必武深切体会到货币统一的必要性。
同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华北财经办事处，以统一华北各解放区的财经政策，指导各解放区财经工作的开展。董必武任主任，杨立三、南汉宸、薛暮桥、汤平为副主任。除特别重大的问题需经中央批准之外，一般问题由华北财经办事处直接指挥各解放区的财经部门自行解决。
华北财经办事处驻地在河北平山县夹峪村，距刘少奇、朱德领导的中央工作委员会驻地西柏坡约两公里。办事处工作人员有五六十人，都是几位副主任从各地带去的，因此对各解放区的情况了如指掌。这个精干的机构，肩负起了战时“财经内阁”的神圣使命。
董必武在起草《华北财经办事处组织规程》时，就将“筹建中央财政及银行”列为规程的第五条。中央批准后，华北财经办事处便开始酝酿筹建中央银行，并开始考虑新货币的设计和印制问题。当时，晋察冀边区财政印刷局的印钞设备在华北解放区是最好的，拥有大量胶印机，生产规模也是最大的。南汉宸主张新货币由晋察冀边区设计和印制。
9月，在南汉宸的陪同下，董必武前往太行山区的阜平县南峪村实地考察。这次考察，董必武不仅亲自了解了晋察冀边区财政印刷局的生产设备和生产能力，而且对于印制新中国的中央银行货币、统一钞票有了进一步的设想。
同月，华东局的张鼎丞、邓子恢致电华北财经办事处：“建议立即成立联合银行或解放区银行，以适应战争，越快越好。”董必武接到电报后征询南汉宸的意见，南汉宸说：“解放区要尽快建立统一的银行，发行统一的货币。不能等到北平解放时，各路大军都拿着五花八门的票子进城。否则，就跟八国联军进北京时一样混乱。”
经过一番考虑，董必武致电中共中央：“已派南汉宸赴渤海找张（鼎丞）、邓（子恢）商议建立银行的具体办法。银行的名称，拟定为中国人民银行。是否可以，请考虑示遵。名称希望早定，印钞时要用。”
当时毛泽东率中央机关正在陕北转战。接电后，他和周恩来、任弼时仔细推敲，回电说：“目前建立统一的银行是否过早一点儿？进行准备工作是必要的，至于银行名称，可以用中国人民银行。”中央虽然认为解放区建立统一的银行时机尚未成熟，但同意开始着手筹备，并同意了统一后的银行名称为中国人民银行。自然而然，后来由人民银行发行的货币，就叫人民币。
1947年冬天，在河北平山县夹峪村一座农家小院的门前，挂出了“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的牌子。筹备工作由南汉宸负责。筹备处的工作人员有何松亭、武子文、孙及民、石雷、秦炎、王厚朴等十几人，主要来自晋察冀边区银行。他们的工作是搜集各解放区货币发行政策、发行指数、物价指数和设计人民币票样等。
一天，朱德从西柏坡来到夹峪村，看见“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的牌子后十分好奇，于是走进了院子。何松亭立即将朱德迎进屋子。
朱德仔细询问了筹备处的工作情况，并问何松亭以前干什么工作。何松亭说他是晋察冀边区银行副经理，早在抗战以前就跟南汉宸、吉鸿昌一起在天津搞地下工作。朱德闻听高兴地说：好，好！你是老银行，搞这个工作就需要你这样的行家里手。
何松亭坦诚地向朱德汇报了筹备工作中的困难。朱德说：“你们现在的情况比中央苏区的时候好多了。那时候，毛泽民是国家银行行长，他的全部家当就是几根扁担。有了情况，挑起来就走。现在解放区的银行哪一家都比毛泽民的银行要大得多，也富得多。”
朱德对中国人民银行这一名称赞不绝口：“这个名字取得好。它叫我们记住，人民银行是为人民服务的。”
（二）
根据董必武和南汉宸的指示，晋察冀边区财政印刷局开始设计人民币票样。在局长王文焕组织下，由经验丰富的设计师王益久和沈乃镛具体负责。大约在1947年11月，设计出来的票样送到夹峪村后，南汉宸立即呈报给董必武审定。
《晋察冀边区财政印刷局简史》记载：“不久，南汉宸派人到印刷局传达了董必武及中央的指示，票券需要重新设计，要反映解放区工农业生产的情景，正面和背面，除必要的阿拉伯字码外，一律用中文，不用英文。同时，将董必武为人民币题写的行名与金额题字也一并送来。”
第一套人民币上的“中国人民银行”六个字，是董必武题写的。他知道这几个字的分量，特地沐浴更衣，怀着无比庄重和虔诚的心情，工工整整地写下了这六个字。
那么，晋察冀边区财政印刷局最初设计的方案为什么没有通过呢？这里有一个故事。
那时候，中共中央还在陕北。毛泽东得知票样上印有他的像后，致电董必武，不同意钞票上印他的像。毛泽东的理由是，钞票是政府发行的，他是党主席，不是政府主席，要印他的像也要等将来他当了政府主席后再说。
这是毛泽东第二次拒绝在货币上印他的像。第一次是在中央苏区，黄亚光设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货币时就准备用他的像。那时毛泽东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黄亚光的理由是，钞票上一般都有国家元首的头像，美元有总统头像，英镑有国王头像。然而，毛泽东在审看票样时却说：“我的像不能用，我没有这个资格。”他没有资格，谁有这个资格呢？当大家犯难时，毛泽东出了个主意：列宁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可以考虑采用列宁的头像。这就是列宁的像出现在中国红色货币上的原因。尽管毛泽东不同意货币上印他的像，但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他的像仍然多次出现在红色货币上，在解放战争时期也存在这一现象。
毛泽东不同意印他的像，这件事启发了董必武。经过一番思考，董必武要求人民币的票面设计，应尽量体现人民性质，反映工农业生产。人民币的风格就此定调，直至新中国成立20多年后都没有改变。改革开放以后，人民币开始与世界接轨，1988年发行的第四套人民币上，出现了毛泽东等已故领袖人物的肖像。
根据中央及董必武的指示精神，王文焕立即召集设计人员重新开始人民币票券的设计修改工作。同时，边区政府财政处立即派人准备印钞用纸及油墨等材料，先后从冀中、山东调运了大批模造纸和道林纸，这就为人民币的生产准备了丰厚的物资基础。
由王益久和沈乃镛设计的第一套人民币，10元券正面图案为车水灌溉和矿山，反映工农业生产；20元券正面图案为矿山采煤和工人推动煤车，反映工业生产；50元券正面图案为毛驴车水和矿山工厂，也是反映工农业生产的。
（三）
1947年11月22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召开华北五大解放区金融贸易会议的通知》，准备在会上讨论中国人民银行的建立和人民币的发行问题。1948年4月，会议在石家庄召开。会上，讨论了由董必武起草的《中国人民银行组织纲要草案》。刚开始时，鉴于当时西北和山东还在进行激烈的战斗，与会代表认为建立中国人民银行和发行人民币时机还不成熟，决定金融货币统一分步实行，在一年内先实行各区货币的互相流通，再建立中国人民银行和发行人民币。但时隔不久，战争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连连败北，其经济形势更是岌岌可危，蒋家王朝出现了提前总崩溃的迹象。
经济必须与政治、军事步调一致。新的形势，促使人民币必须提前发行。
1948年4月，晋察冀边区银行与冀南银行迁入石家庄市中华北大街11号联合办公。7月22日，两银行合并组成华北银行，南汉宸任总经理，胡景沄、关学文任副总经理。9月，华北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人民银行券于明年1月1日发行。今年的三个月为准备阶段。在印制上力求精美，防止造假。由南（汉宸）起草一个关于发行人民银行券的指示，内容着重号召人民予以支持，注意稳定物价，金融避免波动，防止假票，与蒋币斗争等，并向各级党委、各级政府和广大人民说明，我们这次发行是统一货币，整理发行，不是币制改革。”
这次会议是由董必武主持的。为什么要特别强调人民币的发行不是币制改革呢？因为当时国民党政府正在搞币制改革，由金圆券取代法币，实际上宣布了法币的崩溃，从而引起国统区民众的恐慌。
同年10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印制新币问题的指示：“决定中国人民银行新币……委托华北、华东印制10元、50元、100元的新币，尽可能于年前完成50亿元。印刷必须力求精细，应由中国人民银行派人负责检查票版、票纸，切勿粗制滥造，以防假票流行。”
此时，晋察冀边区财政印刷局已改称华北银行第一印刷局。根据华北银行总经理南汉宸的指示，第一印刷局进行了生产总动员，全厂上下迅速投入到第一套人民币的印制工作中。华北银行第一印刷局生产的第一套人民币，有10元、20元、50元三种面值。
首批人民币刚刚印出，票样就立即被送到了西柏坡，由董必武面交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对崭新的人民币赞不绝口，兴奋地说：“人民有了自己的武装，有了自己的政权，现在又有了自己的银行和货币，这才真正是人民当家作主！”
（四）
1948年11月25日，华北银行总经理南汉宸、副总经理胡景沄、关学文签发了《华北银行总行关于发行中国人民银行钞票的指示》。12月1日，在石家庄中华北大街11号原华北银行旧址，举行了中国人民银行的挂牌仪式。同日，华北人民政府发布公告：“为适应国民经济建设之需要，特商得山东省政府、陕甘宁晋绥两边区政府同意，统一华北、华东、西北三区货币。决定：一、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为中国人民银行；二、于本年12月1日起，发行中国人民银行钞票，定为华北、华东、西北三区的本位货币，统一流通。”
当时，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正在进行中。从这个布告的内容可以看出，中国人民银行成立之初，人民币的发行范围是华北、西北、华东三区。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由三区银行合并组建的中国人民银行还是区域性银行，人民币还是区域性的货币。但以发展的目光看，中国人民银行必将成为中央银行性质的银行，人民币必定会成为全国性的货币。
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当日即发行了10元、20元、50元三种面值的人民币，均为华北银行第一印刷局在南峪村印刷的。
12月7日，《人民日报》（华北版）发表社论：“我们解放区的货币正在配合着战争的胜利，迅速扩张它的流通范围，并把蒋币驱逐到它的坟墓里去。”
中国人民银行的成立和第一套人民币的发行，如东方天际一抹朝霞，预示着新中国的红日即将喷薄而出。
（五）
除晋察冀边区之外，东北是最早参与人民币印制工作的解放区。据《晋察冀边区银行》一书记载：“11月，赴东北负责办理印制新人民币的同志，带着印好的人民币冒着艰险回到了华北。在此之前，东北按照东北财委的指示，印好票面金额和发行银行（中国人民银行）的名称。但运回的新人民币都是没有裁开的大张，而且只有每一大张的号码，却没有每一小张票面的号码。据承办的同志谈，主要是为防止被盗。运回华北，经过华北印制厂又进行了一番加工和中国人民银行发行部门的检查、验收，这才最后完成了钞票的印制任务。”
《东北解放区印钞简史》一书也有相关记述：“1948年曾代为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印制图案为双马拉犁的壹仟圆券（只印制大张，未裁切成小张成品）。”“1947年冬，华北行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办事处主任董必武（当时主持中央财经部工作），电请中共中央东北局协助，代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印制1万令纸人民币。其中以6000令纸印伍佰圆券、4000令纸印壹仟圆券（1948年6月5日来人嘱告伍佰圆券停印）。东北局批转东北银行将此任务交由佳木斯东北银行工业处承办。佳木斯厂设计印制的版面为壹仟圆券，图案正面为‘双马耕地’，背面为‘天坛’。”
东北印制的千元券特点突出：一是票面规格不同，长宽比例关内为2：1，东北为2：0.8；二是正面“中国人民银行”和“壹仟圆”不是董必武题写的，这在第一套人民币中是特例；三是背面无“中国人民银行”字样；四是在第一套人民币中首次采用了水纹钞票纸；五是钞票号码与罗马冠字左右位置与关内相反。
除上述1948年版的1000元券之外，佳木斯厂还印了1949年版甲种10元券、100元券、200元券、500元券和乙种100元券人民币。
在《东北解放区印钞简史》一书的附图中，收入了两种1000元版人民币，1948年版为佳木斯厂生产的，1949年版为沈阳造币厂生产的。沈阳造币厂生产的1949年版人民币还有甲种100元券、200元券、500元券和乙种100元券。
在河北涉县悬钟村的原冀南银行印钞厂，生产了1948年版5元券人民币，正面图案为帆船。该厂改称中国人民银行第二印刷局后，印制过1949年版的20元券，正面图案为农民打场。
在山东的北海银行印钞厂，后来改称中国人民银行第三印刷局。在第一套人民币中，主图案大多为工农业生产或风景名胜，唯有山东解放区北海银行印钞厂印制的10元券和50元券采用了人物肖像。
2007年9月，笔者曾到上海采访钞票中工人的原型杨琦。杨琦回忆说：“我那个时候在北海银行印钞厂制版部，工作是雕刻制版。钞票里的农民叫翟英，跟我一样是制版部的雕刻师。在山东临朐的一个小山村，我扮工人，翟英扮农民，在野地摆姿势任画家画了一个星期。最初我是一手拿枪，一手拿锤子；翟英是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头。画完后，上级审查，把枪去掉了，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主图案是翟英雕刻的，花边是我雕刻的。我是受年画的启发，用如意做钞票的花边，意思是吉祥如意。”
在大决战的隆隆炮声中，人民币问世并开始在解放区发行。随着大决战的胜利，沈阳、天津、北平等大城市相继解放，人民币的印制工作开始由农村转入城市。红色金融工作者接管旧金融机构之后，迅速利用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印钞设备印制人民币。
（六）
淮海、平津战役结束后，中原、华北、华东三大解放区连成一片。此时，人民解放军二野、三野百万雄师饮马长江，即将发起渡江战役。四野南下大军也即将过境中原。人民币随军进发，在支持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的同时，也在完成自身的使命：占领全国流通市场，统一全国币制。
中原解放区是人民币扩展的最早地区。1948年12月下旬，中国人民银行总经理南汉宸到郑州，与中州农民银行商议并签署《华北中原统一货币方案》，为人民币南下作准备。1949年3月2日，中原局发出紧急指示：“东北南下大军均携带与使用新币（也就是人民币），因此中原区必须争取时间，在东北大军未到达前，即发行新票，使新币与人民见面，以免引起金融市场的混乱与物价波动，影响部队的供给，增加财政困难。”
指示还特别强调：全党同志要高度重视新币的发行工作，向群众做好宣传解释工作。“货币问题不仅影响到财政经济，而且还会影响到军事政治。国民党反动派最后垮台大家都会看到，固然由于军事失败，但蒋券暴跌经济崩溃也不能说不是重要因素之一。”1949年3月10目，人民币在中原解放区正式发行。
1949年2月，中共中央华东局指示北海银行抽调人员组成南下支队，代号“青州纵队”，先在山东青州集训，准备接收南京、上海等城市的国民党金融机构。培训结束后，青州纵队开始南下。同行的有一支由三四十辆大卡车组成的车队，满载人民币以供南下部队解放南京、上海使用。4月25日，青州纵队从扬州过江，两天后到达丹阳。在这里，又进行了培训，为接收上海作准备。
一天，邓小平和负责接管上海财经工作的骆耕漠乘吉普车从南京到丹阳，由于战争破坏，公路遍布弹坑，直至深夜才到。邓小平和骆耕漠饿急了，到街上找吃的。餐馆早就打烊，只看到一个馄饨担子。吃完馄饨，骆耕漠将一张崭新的人民币递给小贩，问：“钞票你愿意收吗？”小贩一看是人民币，高兴地说：“这个票子值钱，能买好多东西，大家都愿意要。不像国民党的票子，只能当草纸擦屁股。”邓小平听后高兴地对骆耕漠说：“这就是人民的心声，听到了没有！”
押运人民币的车队向上海进发，其时大雨倾盆，千军万马将道路挤得水泄不通。这时陈毅的车队开过来了，大家纷纷让路。陈毅看到运钞车，特别允许运钞车编入他的车队。运钞车队深夜沿着苏州河进入市区，当夜抵达金门饭店，第二天就接管了国民党的中央造币厂和中央印制厂，第三天就开始利用那里的设备和人员印制人民币。
1949年12月底，原华南解放区的南方人民银行改为中国人民银行华南区分行，其分支机构并入中国人民银行系统。南方币和华南解放区其他货币按固定比价收兑。
1950年5月1日，海南岛解放。7月23日，海南军政委员会发出通告，宣布琼崖革命根据地发行的票券停止流通。人民币的流通区域扩展到天涯海角。
1951年3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发布《关于统一关内关外币制的命令》，责成中国人民银行限期收回东北银行和内蒙古人民银行所发行的地方流通券。东北是最先结束战争的地方，为什么这么晚才与人民币统一呢？因为东北经济基础好，物价已经稳定，而关内战争尚在进行，通货膨胀的问题一时还解决不了。为了使东北经济尽快恢复元气，更好地支援关内的解放战争，中央和东北局决定，暂时保持东北的独立币制。到1951年3月，关内的通货膨胀局面已经终结，统一币制水到渠成。
1951年4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为执行政务院的命令，对收兑东北币和内蒙古币作出了具体规定：“因为内蒙古地域辽阔，交通不便，内蒙古人民银行地方流通券的兑换期限将延至7月底。人民银行为照顾内蒙古人民，特印制了一部分有蒙古文字的人民币在内蒙古地区流通。”同日，东北银行和内蒙古人民银行统一于中国人民银行系统。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达成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为巩固国防，人民解放军从四川、云南、青海、新疆分路进入西藏。但在这次行动中，人民币没有随军进发。根据“十七条协议”，西藏政治制度暂时维持现状。这样，藏币得以继续在西藏地区流通。
原十八军老干部王贵回忆说：“藏币有银币、铜币和纸币，拉萨有一个造币厂，我去参观过。进藏部队的经费是从内地运进去的，都是‘袁大头’，有旧的，更多的是新铸的。据说内地有两个工厂专门生产银元供应西藏。解放军干部每月发几块大洋的津贴，买一点生活用品，其余工资是人民币打到存折上，不发。当时，阿沛·阿旺晋美是西藏军区副司令员，每月工资为800块大洋，女会计背不动，只得用一头骡子驮着银元上他家发工资了。她不会讲藏语，到发工资的时候就让我去当翻译。”
1959年，达赖集团撕毁“十七条协议”，发动武装叛乱。平叛后，西藏实行民主改革，藏币终于成为历史，人民币由此跃上世界屋脊。至此，人民币在祖国大陆一统天下。
（一）
解放前，由于敌人的分割包围严密封锁，各个根据地解放区的财政经济以及货币金融工作都是相互独立分散管理的，货币一直实行“统一领导，分散发行”的方针，各根据地的货币仅限于在本解放区流通。如晋察冀有晋察冀边区银行，晋冀鲁豫有冀南银行，山东有北海银行，晋绥有西北农民银行，陕甘宁有陕甘宁边区银行，东北有东北银行，中原有中州农民银行，华中有华中银行等，这些银行都发行自己的货币。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流通范围较小、种类繁多的区域性货币和地方流通券。这些货币大多源于抗战时期。那时，各根据地之间处于被敌分割、封锁状态，各自为战，为了对付敌人的经济封锁，不得不“自立门户”。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各解放区开始连成一片，原先的割据状态被打破，野战军跨区作战频繁，各区之间物资交流、贸易往来增多，新形势要求各解放区统一财经政策。
1947年3月15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华北财经会议在河南省武安县（1949年划归河北省）冶陶镇召开。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晋绥、陕甘宁五大战略区的财经要员齐集于此，商讨统一财经的问题。这次会议开了将近两个月，由于各区情况千差万别，统一财经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了统一思想，中央派遣董必武前往指导会议。
董必武带着夫人和孩子从陕北一路东行。当他们走到山西五台县东山区大槐庄时，所带的干粮吃光了。警卫员跑到一个小店买烧饼，但店家不收陕甘宁边币，甚至连公家开的商店也只认晋察冀边币，最后只好空手而归。孩子饿急了，董必武的夫人只好以物易物，用一块新布料换了两个烧饼。这件事使董必武深切体会到货币统一的必要性。
同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华北财经办事处，以统一华北各解放区的财经政策，指导各解放区财经工作的开展。董必武任主任，杨立三、南汉宸、薛暮桥、汤平为副主任。除特别重大的问题需经中央批准之外，一般问题由华北财经办事处直接指挥各解放区的财经部门自行解决。
华北财经办事处驻地在河北平山县夹峪村，距刘少奇、朱德领导的中央工作委员会驻地西柏坡约两公里。办事处工作人员有五六十人，都是几位副主任从各地带去的，因此对各解放区的情况了如指掌。这个精干的机构，肩负起了战时“财经内阁”的神圣使命。
董必武在起草《华北财经办事处组织规程》时，就将“筹建中央财政及银行”列为规程的第五条。中央批准后，华北财经办事处便开始酝酿筹建中央银行，并开始考虑新货币的设计和印制问题。当时，晋察冀边区财政印刷局的印钞设备在华北解放区是最好的，拥有大量胶印机，生产规模也是最大的。南汉宸主张新货币由晋察冀边区设计和印制。
9月，在南汉宸的陪同下，董必武前往太行山区的阜平县南峪村实地考察。这次考察，董必武不仅亲自了解了晋察冀边区财政印刷局的生产设备和生产能力，而且对于印制新中国的中央银行货币、统一钞票有了进一步的设想。
同月，华东局的张鼎丞、邓子恢致电华北财经办事处：“建议立即成立联合银行或解放区银行，以适应战争，越快越好。”董必武接到电报后征询南汉宸的意见，南汉宸说：“解放区要尽快建立统一的银行，发行统一的货币。不能等到北平解放时，各路大军都拿着五花八门的票子进城。否则，就跟八国联军进北京时一样混乱。”
经过一番考虑，董必武致电中共中央：“已派南汉宸赴渤海找张（鼎丞）、邓（子恢）商议建立银行的具体办法。银行的名称，拟定为中国人民银行。是否可以，请考虑示遵。名称希望早定，印钞时要用。”
当时毛泽东率中央机关正在陕北转战。接电后，他和周恩来、任弼时仔细推敲，回电说：“目前建立统一的银行是否过早一点儿？进行准备工作是必要的，至于银行名称，可以用中国人民银行。”中央虽然认为解放区建立统一的银行时机尚未成熟，但同意开始着手筹备，并同意了统一后的银行名称为中国人民银行。自然而然，后来由人民银行发行的货币，就叫人民币。
1947年冬天，在河北平山县夹峪村一座农家小院的门前，挂出了“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的牌子。筹备工作由南汉宸负责。筹备处的工作人员有何松亭、武子文、孙及民、石雷、秦炎、王厚朴等十几人，主要来自晋察冀边区银行。他们的工作是搜集各解放区货币发行政策、发行指数、物价指数和设计人民币票样等。
一天，朱德从西柏坡来到夹峪村，看见“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的牌子后十分好奇，于是走进了院子。何松亭立即将朱德迎进屋子。
朱德仔细询问了筹备处的工作情况，并问何松亭以前干什么工作。何松亭说他是晋察冀边区银行副经理，早在抗战以前就跟南汉宸、吉鸿昌一起在天津搞地下工作。朱德闻听高兴地说：好，好！你是老银行，搞这个工作就需要你这样的行家里手。
何松亭坦诚地向朱德汇报了筹备工作中的困难。朱德说：“你们现在的情况比中央苏区的时候好多了。那时候，毛泽民是国家银行行长，他的全部家当就是几根扁担。有了情况，挑起来就走。现在解放区的银行哪一家都比毛泽民的银行要大得多，也富得多。”
朱德对中国人民银行这一名称赞不绝口：“这个名字取得好。它叫我们记住，人民银行是为人民服务的。”
（二）
根据董必武和南汉宸的指示，晋察冀边区财政印刷局开始设计人民币票样。在局长王文焕组织下，由经验丰富的设计师王益久和沈乃镛具体负责。大约在1947年11月，设计出来的票样送到夹峪村后，南汉宸立即呈报给董必武审定。
《晋察冀边区财政印刷局简史》记载：“不久，南汉宸派人到印刷局传达了董必武及中央的指示，票券需要重新设计，要反映解放区工农业生产的情景，正面和背面，除必要的阿拉伯字码外，一律用中文，不用英文。同时，将董必武为人民币题写的行名与金额题字也一并送来。”
第一套人民币上的“中国人民银行”六个字，是董必武题写的。他知道这几个字的分量，特地沐浴更衣，怀着无比庄重和虔诚的心情，工工整整地写下了这六个字。
那么，晋察冀边区财政印刷局最初设计的方案为什么没有通过呢？这里有一个故事。
那时候，中共中央还在陕北。毛泽东得知票样上印有他的像后，致电董必武，不同意钞票上印他的像。毛泽东的理由是，钞票是政府发行的，他是党主席，不是政府主席，要印他的像也要等将来他当了政府主席后再说。
这是毛泽东第二次拒绝在货币上印他的像。第一次是在中央苏区，黄亚光设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货币时就准备用他的像。那时毛泽东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黄亚光的理由是，钞票上一般都有国家元首的头像，美元有总统头像，英镑有国王头像。然而，毛泽东在审看票样时却说：“我的像不能用，我没有这个资格。”他没有资格，谁有这个资格呢？当大家犯难时，毛泽东出了个主意：列宁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可以考虑采用列宁的头像。这就是列宁的像出现在中国红色货币上的原因。尽管毛泽东不同意货币上印他的像，但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他的像仍然多次出现在红色货币上，在解放战争时期也存在这一现象。
毛泽东不同意印他的像，这件事启发了董必武。经过一番思考，董必武要求人民币的票面设计，应尽量体现人民性质，反映工农业生产。人民币的风格就此定调，直至新中国成立20多年后都没有改变。改革开放以后，人民币开始与世界接轨，1988年发行的第四套人民币上，出现了毛泽东等已故领袖人物的肖像。
根据中央及董必武的指示精神，王文焕立即召集设计人员重新开始人民币票券的设计修改工作。同时，边区政府财政处立即派人准备印钞用纸及油墨等材料，先后从冀中、山东调运了大批模造纸和道林纸，这就为人民币的生产准备了丰厚的物资基础。
由王益久和沈乃镛设计的第一套人民币，10元券正面图案为车水灌溉和矿山，反映工农业生产；20元券正面图案为矿山采煤和工人推动煤车，反映工业生产；50元券正面图案为毛驴车水和矿山工厂，也是反映工农业生产的。
（三）
1947年11月22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召开华北五大解放区金融贸易会议的通知》，准备在会上讨论中国人民银行的建立和人民币的发行问题。1948年4月，会议在石家庄召开。会上，讨论了由董必武起草的《中国人民银行组织纲要草案》。刚开始时，鉴于当时西北和山东还在进行激烈的战斗，与会代表认为建立中国人民银行和发行人民币时机还不成熟，决定金融货币统一分步实行，在一年内先实行各区货币的互相流通，再建立中国人民银行和发行人民币。但时隔不久，战争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连连败北，其经济形势更是岌岌可危，蒋家王朝出现了提前总崩溃的迹象。
经济必须与政治、军事步调一致。新的形势，促使人民币必须提前发行。
1948年4月，晋察冀边区银行与冀南银行迁入石家庄市中华北大街11号联合办公。7月22日，两银行合并组成华北银行，南汉宸任总经理，胡景沄、关学文任副总经理。9月，华北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人民银行券于明年1月1日发行。今年的三个月为准备阶段。在印制上力求精美，防止造假。由南（汉宸）起草一个关于发行人民银行券的指示，内容着重号召人民予以支持，注意稳定物价，金融避免波动，防止假票，与蒋币斗争等，并向各级党委、各级政府和广大人民说明，我们这次发行是统一货币，整理发行，不是币制改革。”
这次会议是由董必武主持的。为什么要特别强调人民币的发行不是币制改革呢？因为当时国民党政府正在搞币制改革，由金圆券取代法币，实际上宣布了法币的崩溃，从而引起国统区民众的恐慌。
同年10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印制新币问题的指示：“决定中国人民银行新币……委托华北、华东印制10元、50元、100元的新币，尽可能于年前完成50亿元。印刷必须力求精细，应由中国人民银行派人负责检查票版、票纸，切勿粗制滥造，以防假票流行。”
此时，晋察冀边区财政印刷局已改称华北银行第一印刷局。根据华北银行总经理南汉宸的指示，第一印刷局进行了生产总动员，全厂上下迅速投入到第一套人民币的印制工作中。华北银行第一印刷局生产的第一套人民币，有10元、20元、50元三种面值。
首批人民币刚刚印出，票样就立即被送到了西柏坡，由董必武面交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对崭新的人民币赞不绝口，兴奋地说：“人民有了自己的武装，有了自己的政权，现在又有了自己的银行和货币，这才真正是人民当家作主！”
（四）
1948年11月25日，华北银行总经理南汉宸、副总经理胡景沄、关学文签发了《华北银行总行关于发行中国人民银行钞票的指示》。12月1日，在石家庄中华北大街11号原华北银行旧址，举行了中国人民银行的挂牌仪式。同日，华北人民政府发布公告：“为适应国民经济建设之需要，特商得山东省政府、陕甘宁晋绥两边区政府同意，统一华北、华东、西北三区货币。决定：一、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为中国人民银行；二、于本年12月1日起，发行中国人民银行钞票，定为华北、华东、西北三区的本位货币，统一流通。”
当时，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正在进行中。从这个布告的内容可以看出，中国人民银行成立之初，人民币的发行范围是华北、西北、华东三区。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由三区银行合并组建的中国人民银行还是区域性银行，人民币还是区域性的货币。但以发展的目光看，中国人民银行必将成为中央银行性质的银行，人民币必定会成为全国性的货币。
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当日即发行了10元、20元、50元三种面值的人民币，均为华北银行第一印刷局在南峪村印刷的。
12月7日，《人民日报》（华北版）发表社论：“我们解放区的货币正在配合着战争的胜利，迅速扩张它的流通范围，并把蒋币驱逐到它的坟墓里去。”
中国人民银行的成立和第一套人民币的发行，如东方天际一抹朝霞，预示着新中国的红日即将喷薄而出。
（五）
除晋察冀边区之外，东北是最早参与人民币印制工作的解放区。据《晋察冀边区银行》一书记载：“11月，赴东北负责办理印制新人民币的同志，带着印好的人民币冒着艰险回到了华北。在此之前，东北按照东北财委的指示，印好票面金额和发行银行（中国人民银行）的名称。但运回的新人民币都是没有裁开的大张，而且只有每一大张的号码，却没有每一小张票面的号码。据承办的同志谈，主要是为防止被盗。运回华北，经过华北印制厂又进行了一番加工和中国人民银行发行部门的检查、验收，这才最后完成了钞票的印制任务。”
《东北解放区印钞简史》一书也有相关记述：“1948年曾代为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印制图案为双马拉犁的壹仟圆券（只印制大张，未裁切成小张成品）。”“1947年冬，华北行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办事处主任董必武（当时主持中央财经部工作），电请中共中央东北局协助，代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印制1万令纸人民币。其中以6000令纸印伍佰圆券、4000令纸印壹仟圆券（1948年6月5日来人嘱告伍佰圆券停印）。东北局批转东北银行将此任务交由佳木斯东北银行工业处承办。佳木斯厂设计印制的版面为壹仟圆券，图案正面为‘双马耕地’，背面为‘天坛’。”
东北印制的千元券特点突出：一是票面规格不同，长宽比例关内为2：1，东北为2：0.8；二是正面“中国人民银行”和“壹仟圆”不是董必武题写的，这在第一套人民币中是特例；三是背面无“中国人民银行”字样；四是在第一套人民币中首次采用了水纹钞票纸；五是钞票号码与罗马冠字左右位置与关内相反。
除上述1948年版的1000元券之外，佳木斯厂还印了1949年版甲种10元券、100元券、200元券、500元券和乙种100元券人民币。
在《东北解放区印钞简史》一书的附图中，收入了两种1000元版人民币，1948年版为佳木斯厂生产的，1949年版为沈阳造币厂生产的。沈阳造币厂生产的1949年版人民币还有甲种100元券、200元券、500元券和乙种100元券。
在河北涉县悬钟村的原冀南银行印钞厂，生产了1948年版5元券人民币，正面图案为帆船。该厂改称中国人民银行第二印刷局后，印制过1949年版的20元券，正面图案为农民打场。
在山东的北海银行印钞厂，后来改称中国人民银行第三印刷局。在第一套人民币中，主图案大多为工农业生产或风景名胜，唯有山东解放区北海银行印钞厂印制的10元券和50元券采用了人物肖像。
2007年9月，笔者曾到上海采访钞票中工人的原型杨琦。杨琦回忆说：“我那个时候在北海银行印钞厂制版部，工作是雕刻制版。钞票里的农民叫翟英，跟我一样是制版部的雕刻师。在山东临朐的一个小山村，我扮工人，翟英扮农民，在野地摆姿势任画家画了一个星期。最初我是一手拿枪，一手拿锤子；翟英是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头。画完后，上级审查，把枪去掉了，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主图案是翟英雕刻的，花边是我雕刻的。我是受年画的启发，用如意做钞票的花边，意思是吉祥如意。”
在大决战的隆隆炮声中，人民币问世并开始在解放区发行。随着大决战的胜利，沈阳、天津、北平等大城市相继解放，人民币的印制工作开始由农村转入城市。红色金融工作者接管旧金融机构之后，迅速利用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印钞设备印制人民币。
（六）
淮海、平津战役结束后，中原、华北、华东三大解放区连成一片。此时，人民解放军二野、三野百万雄师饮马长江，即将发起渡江战役。四野南下大军也即将过境中原。人民币随军进发，在支持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的同时，也在完成自身的使命：占领全国流通市场，统一全国币制。
中原解放区是人民币扩展的最早地区。1948年12月下旬，中国人民银行总经理南汉宸到郑州，与中州农民银行商议并签署《华北中原统一货币方案》，为人民币南下作准备。1949年3月2日，中原局发出紧急指示：“东北南下大军均携带与使用新币（也就是人民币），因此中原区必须争取时间，在东北大军未到达前，即发行新票，使新币与人民见面，以免引起金融市场的混乱与物价波动，影响部队的供给，增加财政困难。”
指示还特别强调：全党同志要高度重视新币的发行工作，向群众做好宣传解释工作。“货币问题不仅影响到财政经济，而且还会影响到军事政治。国民党反动派最后垮台大家都会看到，固然由于军事失败，但蒋券暴跌经济崩溃也不能说不是重要因素之一。”1949年3月10目，人民币在中原解放区正式发行。
1949年2月，中共中央华东局指示北海银行抽调人员组成南下支队，代号“青州纵队”，先在山东青州集训，准备接收南京、上海等城市的国民党金融机构。培训结束后，青州纵队开始南下。同行的有一支由三四十辆大卡车组成的车队，满载人民币以供南下部队解放南京、上海使用。4月25日，青州纵队从扬州过江，两天后到达丹阳。在这里，又进行了培训，为接收上海作准备。
一天，邓小平和负责接管上海财经工作的骆耕漠乘吉普车从南京到丹阳，由于战争破坏，公路遍布弹坑，直至深夜才到。邓小平和骆耕漠饿急了，到街上找吃的。餐馆早就打烊，只看到一个馄饨担子。吃完馄饨，骆耕漠将一张崭新的人民币递给小贩，问：“钞票你愿意收吗？”小贩一看是人民币，高兴地说：“这个票子值钱，能买好多东西，大家都愿意要。不像国民党的票子，只能当草纸擦屁股。”邓小平听后高兴地对骆耕漠说：“这就是人民的心声，听到了没有！”
押运人民币的车队向上海进发，其时大雨倾盆，千军万马将道路挤得水泄不通。这时陈毅的车队开过来了，大家纷纷让路。陈毅看到运钞车，特别允许运钞车编入他的车队。运钞车队深夜沿着苏州河进入市区，当夜抵达金门饭店，第二天就接管了国民党的中央造币厂和中央印制厂，第三天就开始利用那里的设备和人员印制人民币。
1949年12月底，原华南解放区的南方人民银行改为中国人民银行华南区分行，其分支机构并入中国人民银行系统。南方币和华南解放区其他货币按固定比价收兑。
1950年5月1日，海南岛解放。7月23日，海南军政委员会发出通告，宣布琼崖革命根据地发行的票券停止流通。人民币的流通区域扩展到天涯海角。
1951年3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发布《关于统一关内关外币制的命令》，责成中国人民银行限期收回东北银行和内蒙古人民银行所发行的地方流通券。东北是最先结束战争的地方，为什么这么晚才与人民币统一呢？因为东北经济基础好，物价已经稳定，而关内战争尚在进行，通货膨胀的问题一时还解决不了。为了使东北经济尽快恢复元气，更好地支援关内的解放战争，中央和东北局决定，暂时保持东北的独立币制。到1951年3月，关内的通货膨胀局面已经终结，统一币制水到渠成。
1951年4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为执行政务院的命令，对收兑东北币和内蒙古币作出了具体规定：“因为内蒙古地域辽阔，交通不便，内蒙古人民银行地方流通券的兑换期限将延至7月底。人民银行为照顾内蒙古人民，特印制了一部分有蒙古文字的人民币在内蒙古地区流通。”同日，东北银行和内蒙古人民银行统一于中国人民银行系统。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达成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为巩固国防，人民解放军从四川、云南、青海、新疆分路进入西藏。但在这次行动中，人民币没有随军进发。根据“十七条协议”，西藏政治制度暂时维持现状。这样，藏币得以继续在西藏地区流通。
原十八军老干部王贵回忆说：“藏币有银币、铜币和纸币，拉萨有一个造币厂，我去参观过。进藏部队的经费是从内地运进去的，都是‘袁大头’，有旧的，更多的是新铸的。据说内地有两个工厂专门生产银元供应西藏。解放军干部每月发几块大洋的津贴，买一点生活用品，其余工资是人民币打到存折上，不发。当时，阿沛·阿旺晋美是西藏军区副司令员，每月工资为800块大洋，女会计背不动，只得用一头骡子驮着银元上他家发工资了。她不会讲藏语，到发工资的时候就让我去当翻译。”
1959年，达赖集团撕毁“十七条协议”，发动武装叛乱。平叛后，西藏实行民主改革，藏币终于成为历史，人民币由此跃上世界屋脊。至此，人民币在祖国大陆一统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