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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曾经是指报刊、广播、电视之外的网络媒体，随着技术和传播方式的迅猛发展，新媒体的含义时时刻刻在更新着。门户时代已经是新媒体中的“传统媒体”，移动终端的普及使传播已经不囿于媒介形式。
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形成扎根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其时唯一的大众传播媒介是报刊，所以马克思媒介观将报刊指代为大众传播媒介。实践证明，尽管有历史因素的限制，但是马克思对于传播现象、媒介发展规律的论述仍然适用于当代的新媒体环境。
一、马克思媒介观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呈现
李·本森著在《马克思关于社会冲突的一般的和中级的理论》一书中谈到，“在所有方面，关于马克思的‘巨大争论’强烈地带有意识形态的倾向，而不是科学的倾向。”当代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现状存在一定层面上的误读，即过分强调其政治倾向，低估、忽略甚至否定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理论对于世界各种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影响和指导意义。马克思的新闻传播观就是其中曾经被忽略不计的一个重要部分。
陈力丹在1993年的《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一书中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媒介观做了详尽的研究，并且一直致力于对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观的研究。在2003年的著作《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概论》中，进一步梳理了马克思主义中关于传播思想的研究，他指出，马克思传播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马克思主义传播观的形成，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和个人因素。其时，以专业报刊为主的大众传播媒介在人民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并且在社会进程中起到日益突出的作用。因此，马克思将目光投向大众传播领域。另外一个不得忽视的因素，马克思几乎一生都伴随着新闻工作，而且报刊是其时唯一和最主要的大众新闻传播媒介。史上著名的“新莱茵报”审判案，影响不仅仅在于大众传播领域，更是深入到法律层面。
在其历史背景中，马克思关于大众传播的思考都是基于唯一的媒介——报刊，因此马克思主义媒介观中的大众传播媒介，即指报刊。但是，作为一套系统的思想，马克思媒介观是具有预测性和普适意义的，用来解释和剖析当下新媒体环境中的传播现象同样适用。
二、人、社会和媒介的有机结合
传播学家麦克卢汉在其学说中提出影响深远的观点——媒介即人的延伸。他强调了技术在对媒介和社会形态的影响。在麦克卢汉看来，任何媒介都不外乎是人的感觉和感官的扩展或延伸：文字和印刷媒介是人的视觉能力的延伸，广播是人的听觉能力的延伸，电视则是视觉、听觉和触觉能力的综合延伸。这个观点是为了说明传播媒介对人类感觉中枢的影响，因此，在他的眼里，媒介和社会的发展史同时也是人的感官能力由“统合”→ “分化”→“再统合”的历史。“媒介即人的延伸”观点开辟了人与媒介关系的新的思维方式。
马克思主义全部理论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的解放”。他认为，“人的解放”从总体来看就是人摆脱物的役使和心的枷锁，而达到精神和实际生活中的自主、自由及创造、 发展。在大众传播层面，马克思注重人民报刊的概念。他强调自由的报刊在解放人民、改造社会的进程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他认为真正的报刊=自由报刊=人民报刊，它们极其忠实地报道人民的呼声。
在论述中，他将媒介、人以及社会发展有机结合。马克思多次注意到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关系，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他提出符合人的社会本性的交往要求，并总结说：“人的本质是认得真正的社会联系。”并且清晰地“意识到报刊在人民参与社会、政治事务中能够成为一种特殊的强大中介。”而“报纸是作为社会舆论的纸币流通的”这一观点的提出，更突显出马克思对于大众传播媒介在将个人意见通过公开表达之后形成社会意见的强大功能的认识，实际上也就是强调了大众传播媒介的社会公器性质。
以上关于人、社会和媒介的论述，根植于马克思其时的社会背景，放在当下新媒体环境中，同样具有普适意义。新媒体带给大众传播界剧变是，人在传播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被凸显和放大。新媒体带动了除大众传播以外的其他传播方式，如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等等，个人在不再仅作为传播过程的一部分，自媒体开始踊跃发展，个人成为媒体。在描述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区别时，往往称新媒体为“草根媒体”、“草根的胜利”，传者和受众的角色互相转换。新媒体环境下，人们越来越关注社会事务，学会利用媒介发声，成为社会进程中的一部分。人、社会和媒体的融合更加紧密。
技术的发展和传播环境的更新是否实现了人的解放？草根媒体真是草根的胜利吗？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公共事务的进程中，这种量增能否在本质上改变社会现状？下文从社会舆论、媒介的社会功能和谣言三个层面讨论。
三、舆论发展与媒介的社会功能
对于大众传播媒介（自由报刊）强大的社会功能，马克思认为“报刊作为面向社会的信息传播的中介，构造了另一个由报刊构造的‘世界’……它是根基于现实世界的‘观念世界’”，
马克思已经将大众传播媒介视为国家统一和复兴的必要条件，且为“社会生产过程的一般条件”。如此强大的社会功能突出表现在马克思关于自由报刊从“第三个因素”到“第三种权力”的认识转变。
1842年至1843年，马克思恩格斯在《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中曾提出并论述过“自由出版物的人民性”和“人民报刊的人民性”问题。自由报刊的目的是表达人民的呼声，代表人民的意见。一个新闻记者应该“极其忠实的报道他所听到人民的呼声”，“侧重于描写他从民众意见中获得有关贫困状况的直接印象。”
在马克思的著作里，“舆论”的概念出现频率很高。public opinion，直译为“公众的意见”，在译作中常以“舆论”、“社会舆论”、“公众舆论”等词出现。在谈到舆论这种意见形式时，他们强调其公众的特点，因为他们有“不可数的无名的公众的意见”。舆论日益明显地成为一种推动社会前进的力量。马克思在论述舆论现象时，认为共同利益越来越成为较大范围内的舆论的基础。在不同的范围和层次中，都有相对先进的舆论起到“带头羊”的作用。 马克思有一句名言：“任何的科学的批评一件我都是欢迎的。而对于我从来就不让步的所谓舆论的偏见，我仍然遵循伟大的佛罗伦萨诗人的格言：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罢！”马克思一方面十分重视现代舆论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充分意识到有些舆论的非理性成分，在原则问题上决不屈从于它。而只有进步的舆论才是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力。
马克思对于媒介的社会监督功能寄予很高的期望，认为大众媒介可以监督权力，让人民发声；进步的舆论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而大众媒介是引导舆论发声和走向理性化的载体。同时，他观察到“意见领袖”的存在和其对舆论的引导意义。
网络在形成舆论和发挥舆论力量方面体现了显著地作用。新媒体时代的舆论力量源于2003年孙志刚事件。在中国，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因舆论的力量改变了一条法律，废止了自1982年开始施行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2003年被称为中国的“舆论监督年”。自此之后，新媒体的舆论力量在社会发展进程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网络提供了一个更广泛的舆论空间，门槛的降低和对多元化的包容，我国的舆论环境体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不仅仅是公共知识分子，普通民众也投身于社会公共事务中。另一个鲜明的例子是2008年汶川地震。微博网友成为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的中坚力量，微博的舆论监督功能开始凸显。大众的声音被更多的人听到，政府广开言路，舆论汇集迅速及时，最大多数的普通人得以进入舆论场。新媒体近年来亦成为反腐倡廉的重要基地。新媒体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关注亦带动了传统媒体对热点事件的深度报道，大众传播媒介的“人民性”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媒介形态固然在更新换代，但是其本质规律不会改变。马克思不仅探求到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同时也指出了舆论的不理性。网络舆论热火朝天，但当我们谈到网络上的“大众”时，往往会联想到“网络暴民”。由于门槛降低，网络的匿名性，网民不再顾及现实世界的身份，出现不理智倾向。同样是因舆论而受到全社会关注的“药家鑫案”、“唐慧案”等，在热闹过后的反思中，都可以看到网络舆论对司法公正的影响。人肉搜索、网络暴力等受到道德谴责的行为，仍然愈演愈烈。我们在欣慰大众传播走向“人民性”的同时，需要思考“人民”是否能担得起应有的社会责任，公共事务参与人数的暴增是否意味着真正的“人的解放”；这种对公共事务的热忱讨论，究竟是理性的参与，还是个人泄愤。媒介素养与媒介的发展不对等，我们在欢呼民主进程的同时，必须引导人民媒介素养的提高和理性思考的能力。
四、谣言的传播与自律
马克思和恩格斯很注意社会环境和流言传播之间的影响关系。他们发现，社会发生重大事变（战争、灾害、政变、经济危机等）前夕及发生过程中，流言往往成为人们交往的主要话题。有意制造的流言一旦与大众媒介结合，危害最大。而大众媒介的弊端会放大谣言的危害，马克思在《<莱比锡总汇报>在普鲁士邦境内的查禁》中表示：“（人民报刊）显得不够老成、不够确定、不够周密。”流言的流通与整个社会的信息流通成反比。在信息畅通的环境里，留言出现的频率小，持续的时间也较短；而在封闭的环境中，谣言则由于统治者的人为控制，可能会持续较长的时间。
有信息交换，就会有谣言传播。社会事件频频曝光、传播层级的放大、传播速度的极致增长，网络媒体更是放大了谣言活动的舞台。谣言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其中最著名的“抢盐事件”，其造成的社会恐慌已经超越了信息本身。
谣言作为一种信息，其传播同样是有规可循的。我们害怕谣言，是因为害怕信息的不对等和其造成的社会影响。掌握其传播规律，就能迅速清理谣言，完善传播环境。
马克思是在批驳沙培尔指责《莱茵报》报道失实而提出“有机的报纸运动”，他用这个概念说明报纸报道新闻的特点。这一概念在网络时代同样适用。就如同观点的自由市场中所表达的一样，虽然网络加速了谣言的传播，但是同样也提供了更大的讨论空间，加速了正确信息的传播速度，扩展了传播渠道。
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对人民报刊给予了极大地厚望：“报刊尽管受到敌意和轻率的毒素的毒害，但报刊的本质总是真实的和纯洁的，这种毒素会在报刊的永不停息的滚滚激流中变成真理和强身健体的药剂。人民知道，它的报刊为它承担着各种罪过，并准备为它和它的荣誉忍受一切屈辱；它的报刊正在抛弃傲慢的外表以及自满和武断，成为现代荆棘丛中一朵伦理道德精神的玫瑰花。”
我们坚信，对谣言的惩处、观点的自由流通、人民媒介素养的提高，谣言终会被真理战胜。
参考文献：
[1]陈力丹.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2]吴瑶.马克思在《新莱茵报》案中的发言的启示[J].青年记者，2010，06：73.
[3]许正林，钱峰.马克思传播思想中的四个核心观念[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1：79-87.
[4]马歇尔·麦克卢汉. 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广东：商务印书馆， 2008.
（黄子轩单位：湖北省随州市第二中学高二（3）班；陈雨单位：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潘鑫单位：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随州分公司）
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形成扎根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其时唯一的大众传播媒介是报刊，所以马克思媒介观将报刊指代为大众传播媒介。实践证明，尽管有历史因素的限制，但是马克思对于传播现象、媒介发展规律的论述仍然适用于当代的新媒体环境。
一、马克思媒介观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呈现
李·本森著在《马克思关于社会冲突的一般的和中级的理论》一书中谈到，“在所有方面，关于马克思的‘巨大争论’强烈地带有意识形态的倾向，而不是科学的倾向。”当代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现状存在一定层面上的误读，即过分强调其政治倾向，低估、忽略甚至否定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理论对于世界各种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影响和指导意义。马克思的新闻传播观就是其中曾经被忽略不计的一个重要部分。
陈力丹在1993年的《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一书中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媒介观做了详尽的研究，并且一直致力于对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观的研究。在2003年的著作《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概论》中，进一步梳理了马克思主义中关于传播思想的研究，他指出，马克思传播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马克思主义传播观的形成，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和个人因素。其时，以专业报刊为主的大众传播媒介在人民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并且在社会进程中起到日益突出的作用。因此，马克思将目光投向大众传播领域。另外一个不得忽视的因素，马克思几乎一生都伴随着新闻工作，而且报刊是其时唯一和最主要的大众新闻传播媒介。史上著名的“新莱茵报”审判案，影响不仅仅在于大众传播领域，更是深入到法律层面。
在其历史背景中，马克思关于大众传播的思考都是基于唯一的媒介——报刊，因此马克思主义媒介观中的大众传播媒介，即指报刊。但是，作为一套系统的思想，马克思媒介观是具有预测性和普适意义的，用来解释和剖析当下新媒体环境中的传播现象同样适用。
二、人、社会和媒介的有机结合
传播学家麦克卢汉在其学说中提出影响深远的观点——媒介即人的延伸。他强调了技术在对媒介和社会形态的影响。在麦克卢汉看来，任何媒介都不外乎是人的感觉和感官的扩展或延伸：文字和印刷媒介是人的视觉能力的延伸，广播是人的听觉能力的延伸，电视则是视觉、听觉和触觉能力的综合延伸。这个观点是为了说明传播媒介对人类感觉中枢的影响，因此，在他的眼里，媒介和社会的发展史同时也是人的感官能力由“统合”→ “分化”→“再统合”的历史。“媒介即人的延伸”观点开辟了人与媒介关系的新的思维方式。
马克思主义全部理论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的解放”。他认为，“人的解放”从总体来看就是人摆脱物的役使和心的枷锁，而达到精神和实际生活中的自主、自由及创造、 发展。在大众传播层面，马克思注重人民报刊的概念。他强调自由的报刊在解放人民、改造社会的进程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他认为真正的报刊=自由报刊=人民报刊，它们极其忠实地报道人民的呼声。
在论述中，他将媒介、人以及社会发展有机结合。马克思多次注意到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关系，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他提出符合人的社会本性的交往要求，并总结说：“人的本质是认得真正的社会联系。”并且清晰地“意识到报刊在人民参与社会、政治事务中能够成为一种特殊的强大中介。”而“报纸是作为社会舆论的纸币流通的”这一观点的提出，更突显出马克思对于大众传播媒介在将个人意见通过公开表达之后形成社会意见的强大功能的认识，实际上也就是强调了大众传播媒介的社会公器性质。
以上关于人、社会和媒介的论述，根植于马克思其时的社会背景，放在当下新媒体环境中，同样具有普适意义。新媒体带给大众传播界剧变是，人在传播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被凸显和放大。新媒体带动了除大众传播以外的其他传播方式，如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等等，个人在不再仅作为传播过程的一部分，自媒体开始踊跃发展，个人成为媒体。在描述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区别时，往往称新媒体为“草根媒体”、“草根的胜利”，传者和受众的角色互相转换。新媒体环境下，人们越来越关注社会事务，学会利用媒介发声，成为社会进程中的一部分。人、社会和媒体的融合更加紧密。
技术的发展和传播环境的更新是否实现了人的解放？草根媒体真是草根的胜利吗？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公共事务的进程中，这种量增能否在本质上改变社会现状？下文从社会舆论、媒介的社会功能和谣言三个层面讨论。
三、舆论发展与媒介的社会功能
对于大众传播媒介（自由报刊）强大的社会功能，马克思认为“报刊作为面向社会的信息传播的中介，构造了另一个由报刊构造的‘世界’……它是根基于现实世界的‘观念世界’”，
马克思已经将大众传播媒介视为国家统一和复兴的必要条件，且为“社会生产过程的一般条件”。如此强大的社会功能突出表现在马克思关于自由报刊从“第三个因素”到“第三种权力”的认识转变。
1842年至1843年，马克思恩格斯在《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中曾提出并论述过“自由出版物的人民性”和“人民报刊的人民性”问题。自由报刊的目的是表达人民的呼声，代表人民的意见。一个新闻记者应该“极其忠实的报道他所听到人民的呼声”，“侧重于描写他从民众意见中获得有关贫困状况的直接印象。”
在马克思的著作里，“舆论”的概念出现频率很高。public opinion，直译为“公众的意见”，在译作中常以“舆论”、“社会舆论”、“公众舆论”等词出现。在谈到舆论这种意见形式时，他们强调其公众的特点，因为他们有“不可数的无名的公众的意见”。舆论日益明显地成为一种推动社会前进的力量。马克思在论述舆论现象时，认为共同利益越来越成为较大范围内的舆论的基础。在不同的范围和层次中，都有相对先进的舆论起到“带头羊”的作用。 马克思有一句名言：“任何的科学的批评一件我都是欢迎的。而对于我从来就不让步的所谓舆论的偏见，我仍然遵循伟大的佛罗伦萨诗人的格言：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罢！”马克思一方面十分重视现代舆论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充分意识到有些舆论的非理性成分，在原则问题上决不屈从于它。而只有进步的舆论才是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力。
马克思对于媒介的社会监督功能寄予很高的期望，认为大众媒介可以监督权力，让人民发声；进步的舆论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而大众媒介是引导舆论发声和走向理性化的载体。同时，他观察到“意见领袖”的存在和其对舆论的引导意义。
网络在形成舆论和发挥舆论力量方面体现了显著地作用。新媒体时代的舆论力量源于2003年孙志刚事件。在中国，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因舆论的力量改变了一条法律，废止了自1982年开始施行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2003年被称为中国的“舆论监督年”。自此之后，新媒体的舆论力量在社会发展进程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网络提供了一个更广泛的舆论空间，门槛的降低和对多元化的包容，我国的舆论环境体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不仅仅是公共知识分子，普通民众也投身于社会公共事务中。另一个鲜明的例子是2008年汶川地震。微博网友成为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的中坚力量，微博的舆论监督功能开始凸显。大众的声音被更多的人听到，政府广开言路，舆论汇集迅速及时，最大多数的普通人得以进入舆论场。新媒体近年来亦成为反腐倡廉的重要基地。新媒体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关注亦带动了传统媒体对热点事件的深度报道，大众传播媒介的“人民性”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媒介形态固然在更新换代，但是其本质规律不会改变。马克思不仅探求到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同时也指出了舆论的不理性。网络舆论热火朝天，但当我们谈到网络上的“大众”时，往往会联想到“网络暴民”。由于门槛降低，网络的匿名性，网民不再顾及现实世界的身份，出现不理智倾向。同样是因舆论而受到全社会关注的“药家鑫案”、“唐慧案”等，在热闹过后的反思中，都可以看到网络舆论对司法公正的影响。人肉搜索、网络暴力等受到道德谴责的行为，仍然愈演愈烈。我们在欣慰大众传播走向“人民性”的同时，需要思考“人民”是否能担得起应有的社会责任，公共事务参与人数的暴增是否意味着真正的“人的解放”；这种对公共事务的热忱讨论，究竟是理性的参与，还是个人泄愤。媒介素养与媒介的发展不对等，我们在欢呼民主进程的同时，必须引导人民媒介素养的提高和理性思考的能力。
四、谣言的传播与自律
马克思和恩格斯很注意社会环境和流言传播之间的影响关系。他们发现，社会发生重大事变（战争、灾害、政变、经济危机等）前夕及发生过程中，流言往往成为人们交往的主要话题。有意制造的流言一旦与大众媒介结合，危害最大。而大众媒介的弊端会放大谣言的危害，马克思在《<莱比锡总汇报>在普鲁士邦境内的查禁》中表示：“（人民报刊）显得不够老成、不够确定、不够周密。”流言的流通与整个社会的信息流通成反比。在信息畅通的环境里，留言出现的频率小，持续的时间也较短；而在封闭的环境中，谣言则由于统治者的人为控制，可能会持续较长的时间。
有信息交换，就会有谣言传播。社会事件频频曝光、传播层级的放大、传播速度的极致增长，网络媒体更是放大了谣言活动的舞台。谣言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其中最著名的“抢盐事件”，其造成的社会恐慌已经超越了信息本身。
谣言作为一种信息，其传播同样是有规可循的。我们害怕谣言，是因为害怕信息的不对等和其造成的社会影响。掌握其传播规律，就能迅速清理谣言，完善传播环境。
马克思是在批驳沙培尔指责《莱茵报》报道失实而提出“有机的报纸运动”，他用这个概念说明报纸报道新闻的特点。这一概念在网络时代同样适用。就如同观点的自由市场中所表达的一样，虽然网络加速了谣言的传播，但是同样也提供了更大的讨论空间，加速了正确信息的传播速度，扩展了传播渠道。
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对人民报刊给予了极大地厚望：“报刊尽管受到敌意和轻率的毒素的毒害，但报刊的本质总是真实的和纯洁的，这种毒素会在报刊的永不停息的滚滚激流中变成真理和强身健体的药剂。人民知道，它的报刊为它承担着各种罪过，并准备为它和它的荣誉忍受一切屈辱；它的报刊正在抛弃傲慢的外表以及自满和武断，成为现代荆棘丛中一朵伦理道德精神的玫瑰花。”
我们坚信，对谣言的惩处、观点的自由流通、人民媒介素养的提高，谣言终会被真理战胜。
参考文献：
[1]陈力丹.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2]吴瑶.马克思在《新莱茵报》案中的发言的启示[J].青年记者，2010，06：73.
[3]许正林，钱峰.马克思传播思想中的四个核心观念[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1：79-87.
[4]马歇尔·麦克卢汉. 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广东：商务印书馆， 2008.
（黄子轩单位：湖北省随州市第二中学高二（3）班；陈雨单位：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潘鑫单位：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随州分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