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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闻自由主义观念诞生于西方，传入中国后，经历了持续的中国化改造。在当代中国，新闻自由观念已呈现出与西方迥异的内涵解读，究其原因在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传统、政治土壤以及中国近现代的现实背景。
关键词：新闻自由观念 文化传统 政治土壤
中国近代以来，西风东渐，中国的近现代传媒从形式到精神都进入了全面学习西方的阶段，近现代报人的新闻传播观念也大都承袭了西方的新闻传播观念。但是，由于东西方不同的经济形态、社会制度、文化传统、风俗习惯，乃至体现文化精神核心特质的不同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使中国人的新闻传播观念经中西文化糅合，而具有其特质，这其中就包括新闻理论中的核心内容——新闻自由观念。
中国新闻自由观念的发展演进
中国的新闻自由观念是随着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而传入的。1840年前后，他们在出版一批中外文报刊的同时，也把西方国家近代报纸刊物的相关知识观念向中国大众传播。早期传教士马礼逊曾在《广州记录纸》上发表过《印刷自由论》一文，向中国人介绍西方出版自由观点和天赋人权学说；发表于1833年的第一篇新闻学专文《新闻纸略论》在简略地叙述了报纸的起源和西方报刊的现状的同时，也提到了新闻自由。①
随后中国逐渐打开国门，西方社会观念开始以各种形式进入中国，觉醒的中国人开始认识西方学习西方，王韬、郑观应、梁启超、康有为、洪仁玕、严复以及孙中山等人开始把自己对进步社会的理解与各自的办报活动紧密结合，西方的新闻自由理论逐渐在中国传播开来。
进入民国时期，出现了中国新闻史上一批著名的专业记者，其中包括被人称为“民初三大记者”的黄远生、刘少少、徐彬彬和稍后的邵飘萍、林白水、张季鸾、胡政之、范长江、邹韬奋、戈公振等。这一时期的报界先驱们，反对暴虐统治，提倡人权，主张法制，尽最大努力主持正义，抨击时弊，捍卫新闻自由主义理念。这一时期的中国报人对现代报业的认识已经较为成熟，他们把办报做文作为实现救民图强、捍卫新闻自由理念的途径。
进入新中国后，在相当长时期里，我国新闻事业既要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斗争形势，又因为新闻事业全部进入国有体制，党报一统天下，新闻事业进入了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时期。这其中，从1956年至1976年20年的政治漩涡中，新闻事业经历了风尘，迷失了自我，这段历史值得每一个新闻人铭记。
改革开放后，我国新闻界开始了全面的拨乱反正，新闻改革在不触及领导体制和管理体制的前提下，在新闻业务领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变革。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规定：“党的报刊必须无条件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政治观点……这是党的纪律。”1981年1月，中央发出《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为了尽快适应进一步实现经济调整、政治安定的需要，中央认为，对报刊、新闻、广播、电视的工作，应该加强集中统一领导，使它们能够切实坚持党性原则，密切联系群众，发扬实事求是、旗帜鲜明、真实准确、生动活泼的优良传统……”
这一系列有关新闻宣传的方针成为之后很长一段时期（甚至到今天仍具有指导意义），我国对新闻自由的基本政策性观念。
“八九事件”后新闻政策的表述，集中见于江泽民1989年11月28日《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几个问题》的讲话和江泽民1996年9月26日视察《人民日报》的讲话。前一讲话，旨在改变之前新闻界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后一讲话，则更完整地阐述了前一讲话提出的“舆论导向”即传媒管制原则。江泽民新闻政策的核心是“舆论导向”②。
从2002年到2007年，中央对新闻政策作了具体调整，如对宣传工作提出“三贴近”，即“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要求，以及制定《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这一时期，我国新闻政策基本沿袭了江泽民时期制定的方针。
2008年6月20日，胡锦涛视察《人民日报》并发表讲话。这篇讲话，标志着胡锦涛新闻政策正式出台。胡锦涛的“6·20讲话”，重申了江泽民新闻政策的核心理念即党管新闻的原则，同时也出现了若干变化：其一，强调“保证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类似说法曾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出现，但却是第一次明确用于新闻政策。其二，强调“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健全突发公共事件新闻报道机制，第一时间发布权威信息，提高时效性，增加透明度”。“透明度”一词在我国新闻政策中再一次被放在重要位置。其三，强调“要充分认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社会影响力，高度重视互联网的建设、运用、管理”。胡锦涛新闻政策的要点，是将对信息和舆论的被动防堵，转为积极出击。
胡锦涛新闻政策更强调“舆论引导”。在“6·20讲话”中，他提出“要把提高舆论引导能力放在突出位置”、“以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为主，整合都市类媒体、网络媒体等多种宣传资源，努力构建定位明确、特色鲜明、功能互补、覆盖广泛的舆论引导新格局”。
纵观中国近代、现代、当代历史，从晚清——民国——新中国——改革开放——“八九事件”后，一直到新世纪的今天，160多年来，内忧外患一直徘徊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不曾离去，这也使得执政者不得不在施政时，在面对国内新闻业界、学界对新闻自由的诉求时步步谨慎、如履薄冰。这大概也契合了邓小平所说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深意吧。
中国新闻自由观念的特点
中国新闻自由观念的演进变化过程，伴随的就是中国人图强求变、救国救民的民族自强史。一代代中国人忍辱负重，在吞咽血泪的同时把先进的西方理念、主义、科技尝试着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进行着顽强的试验。新闻自由观念在中国的传播、成长也同样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新闻自由被当做通往国家富强、民族文明的工具。在五四运动以前，新闻自由在中国是被当做一种通往国家富强、民族文明的工具来看待的。近代报人王韬十分赞赏西方报刊“辩论其是非折衷其曲直”的言论自由观念，认为办报可以满足“强中以攘外，诹远以师长”。到了郑观应，他仍然还未超越把报纸看做是“通民隐，达民情”之工具；到了戊戌变法时期，维新人士又突出报纸的“去塞求通”、“联络同志”、“权衡国事”的政治职能；当时孙中山的办报思想也未脱离时代，他倡设报馆的目的也是“以开风气”。他的“党报思想”也是这种价值取向的体现。③
无论是在国人第一次办报高潮时期，还是在辛亥革命时期，中国人争取办报自由基本上是为了保国保种、救国图存，这和西方的新闻自由观念毫不相干，新闻自由的理念被解读成了一种救国武器。中国的政治精英们将新闻自由的含义偷换成了“设立报馆可以开启民智，从而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④。
这一状况直到新中国成立都不曾改变，一直被延续下来，直到今天，新闻自由还是被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保驾护航的重要工具。
新闻自由的星火只在中国政治精英中传播。在中国近代革命的进程中，从维新变法到辛亥革命，革命的星火总是离普通的民众甚是遥远，中国的办报活动也仅仅停留在一些少数的政治精英的实践活动层面，普通民众极少参与。因此，国人对于新闻自由的观念了解甚少。一千多年的封建历史进程中，统治阶级在我国普通民众中推行的广泛的愚民政治造成了民众广泛的政治冷漠、国家观念的丢失。因此，当救国图存的历史时刻来临之际，中国政治精英们面对的是一片民主自由的荒漠，新闻自由主义观念根本无法在大众中普及。新闻自由观念被中国的政治精英解读、异化、运用实践，中国民众自然也就被动地接受了被改造了的新闻自由观念。
新中国新闻自由观念多以新闻政策形式体现。新中国的党报体制决定了新闻宣传的高度“一律”，新闻学界、业界具有可行性的研究探讨也多集中在新闻传播的业务范畴，所以民间新闻自由理论发展的空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全社会遵从的新闻自由规范是官方在每一个历史阶段制定的指导性的新闻政策文件以及高层领导的相关讲话精神。
中国新闻自由观念形成的原因分析
中国传统文化的改造。西方文化的内核之一是主张突出个体的主体性，维护个体自由和权利，保持个人对社会和国家的或多或少的独立地位。西方文化中一直存在尊重个体自由的理性精神，并且一直是把个人的自由放在首位，个人自由是国家自由的基础，这是西方文化的核心所在。面对政治自由和个体自由的两难选择中，西方的学者和理论家始终相信没有个体自由就没有政治自由。因此，新闻自由观所涉及的对象也必然是以个体自由为基础。
而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却没有个体自由的论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群体观念的影响很深。在长期的农耕社会发展中，“家天下”成为封建政权和社会文化意识的主流。在古代中国，“国”和“家”的概念已经合二为一，即有国无家，在这样的社会中是没有什么个人的自由、价值可言的。
中国近代思想家在接受新闻自由观念的时候深受这种传统文化的影响。他们主要不是强调个人自由，而是强调“群体自由”、“国家自由”、“总体自由”。康有为认为“中国其民最自由”，而少“民权”，甚至说“自由与合群，其义至相反”⑤。孙中山也曾强调不可将自由“再用到个人上去，要用到国家上去”⑥。
中国政治土壤的改造。准确地讲，是“大一统”的传统政治土壤决定了中国新闻自由观念的中国化改造走向。中国历史，一以贯之，异端言论、思想从来都是不被政治精英阶层所接受的，即使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广开言路的时期，那也只不过是精英阶层的恩惠罢了。“大一统”是中国精英阶层的核心价值，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价值理念也是受到中国民众广泛赞同和支持的。
中国近代，晚清统治千疮百孔、风雨飘摇，当政者已无力把控言论，但当时的政治精英们还是紧紧围绕在紫禁城外图维新、求改良，以现代报业为救国、强国呐喊，对革命思想疯狂打压，可见“大一统”的政治土壤之深厚。
民国时期，中国报业曾出现过短暂的繁荣，新闻自由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但这样的局面，前期是当政者要借势，利用媒体宣传自己、巩固政权；而后期，实在是大势已去，政治精英们无力回天的结果。
可见，这样的政治土壤中是决不会生长出原生态的新闻自由观念的，而西方新闻自由观念在中国被异质化也就不足为奇了。
传入初期，西方传教士的选择性传播。西方传教士在我国及华人文化圈进行的一系列新闻传播活动把新闻自由观念带入中国。但是，西方传教士为了躲避清王朝对其所办报刊的封禁，他们把办现代报刊与当时的中国国情紧密地联系起来，强调现代报刊可以沟通中外信息，利于上下信息通达，利于富国强兵，完全回避新闻自由在西方理论中是“天赋人权”的理念，甚至将办现代报刊和中国古代的“谏鼓谤木”联系在一起，以迎合中国当政者的好感。西方传教士的做法虽然为其报刊进入中国赢得了机会，但客观上使新闻自由观念在中国出现异化，进而造成国人在新闻自由观念认识上的偏差。
总结
中国政治文化精英从救国富民强兵的起点出发，中国命运的跌宕起伏、思想的演进发展总是与中国近代社会的变迁密切相关。新闻自由观念的传入、发展、演进同样融入了这一历史潮流。因为中西传统文化、政治土壤、历史传统的巨大差异造成了当今中西方新闻自由观念的不同理解，也就因此造就了当今中西方不同的新闻实践。
注释：
①③④姜巍：《近代中西新闻自由观的比较》，《青年记者》2008（5）。
②钱钢：《胡锦涛新闻政策之周年观察》，香港电台网，2009年9月12日。
⑤⑥丁守和：《中国近代思潮论》，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60页。
[作者为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生(在读)，中原工学院广播影视学院教师]
编校：施宇
关键词：新闻自由观念 文化传统 政治土壤
中国近代以来，西风东渐，中国的近现代传媒从形式到精神都进入了全面学习西方的阶段，近现代报人的新闻传播观念也大都承袭了西方的新闻传播观念。但是，由于东西方不同的经济形态、社会制度、文化传统、风俗习惯，乃至体现文化精神核心特质的不同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使中国人的新闻传播观念经中西文化糅合，而具有其特质，这其中就包括新闻理论中的核心内容——新闻自由观念。
中国新闻自由观念的发展演进
中国的新闻自由观念是随着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而传入的。1840年前后，他们在出版一批中外文报刊的同时，也把西方国家近代报纸刊物的相关知识观念向中国大众传播。早期传教士马礼逊曾在《广州记录纸》上发表过《印刷自由论》一文，向中国人介绍西方出版自由观点和天赋人权学说；发表于1833年的第一篇新闻学专文《新闻纸略论》在简略地叙述了报纸的起源和西方报刊的现状的同时，也提到了新闻自由。①
随后中国逐渐打开国门，西方社会观念开始以各种形式进入中国，觉醒的中国人开始认识西方学习西方，王韬、郑观应、梁启超、康有为、洪仁玕、严复以及孙中山等人开始把自己对进步社会的理解与各自的办报活动紧密结合，西方的新闻自由理论逐渐在中国传播开来。
进入民国时期，出现了中国新闻史上一批著名的专业记者，其中包括被人称为“民初三大记者”的黄远生、刘少少、徐彬彬和稍后的邵飘萍、林白水、张季鸾、胡政之、范长江、邹韬奋、戈公振等。这一时期的报界先驱们，反对暴虐统治，提倡人权，主张法制，尽最大努力主持正义，抨击时弊，捍卫新闻自由主义理念。这一时期的中国报人对现代报业的认识已经较为成熟，他们把办报做文作为实现救民图强、捍卫新闻自由理念的途径。
进入新中国后，在相当长时期里，我国新闻事业既要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斗争形势，又因为新闻事业全部进入国有体制，党报一统天下，新闻事业进入了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时期。这其中，从1956年至1976年20年的政治漩涡中，新闻事业经历了风尘，迷失了自我，这段历史值得每一个新闻人铭记。
改革开放后，我国新闻界开始了全面的拨乱反正，新闻改革在不触及领导体制和管理体制的前提下，在新闻业务领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变革。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规定：“党的报刊必须无条件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政治观点……这是党的纪律。”1981年1月，中央发出《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为了尽快适应进一步实现经济调整、政治安定的需要，中央认为，对报刊、新闻、广播、电视的工作，应该加强集中统一领导，使它们能够切实坚持党性原则，密切联系群众，发扬实事求是、旗帜鲜明、真实准确、生动活泼的优良传统……”
这一系列有关新闻宣传的方针成为之后很长一段时期（甚至到今天仍具有指导意义），我国对新闻自由的基本政策性观念。
“八九事件”后新闻政策的表述，集中见于江泽民1989年11月28日《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几个问题》的讲话和江泽民1996年9月26日视察《人民日报》的讲话。前一讲话，旨在改变之前新闻界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后一讲话，则更完整地阐述了前一讲话提出的“舆论导向”即传媒管制原则。江泽民新闻政策的核心是“舆论导向”②。
从2002年到2007年，中央对新闻政策作了具体调整，如对宣传工作提出“三贴近”，即“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要求，以及制定《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这一时期，我国新闻政策基本沿袭了江泽民时期制定的方针。
2008年6月20日，胡锦涛视察《人民日报》并发表讲话。这篇讲话，标志着胡锦涛新闻政策正式出台。胡锦涛的“6·20讲话”，重申了江泽民新闻政策的核心理念即党管新闻的原则，同时也出现了若干变化：其一，强调“保证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类似说法曾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出现，但却是第一次明确用于新闻政策。其二，强调“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健全突发公共事件新闻报道机制，第一时间发布权威信息，提高时效性，增加透明度”。“透明度”一词在我国新闻政策中再一次被放在重要位置。其三，强调“要充分认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社会影响力，高度重视互联网的建设、运用、管理”。胡锦涛新闻政策的要点，是将对信息和舆论的被动防堵，转为积极出击。
胡锦涛新闻政策更强调“舆论引导”。在“6·20讲话”中，他提出“要把提高舆论引导能力放在突出位置”、“以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为主，整合都市类媒体、网络媒体等多种宣传资源，努力构建定位明确、特色鲜明、功能互补、覆盖广泛的舆论引导新格局”。
纵观中国近代、现代、当代历史，从晚清——民国——新中国——改革开放——“八九事件”后，一直到新世纪的今天，160多年来，内忧外患一直徘徊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不曾离去，这也使得执政者不得不在施政时，在面对国内新闻业界、学界对新闻自由的诉求时步步谨慎、如履薄冰。这大概也契合了邓小平所说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深意吧。
中国新闻自由观念的特点
中国新闻自由观念的演进变化过程，伴随的就是中国人图强求变、救国救民的民族自强史。一代代中国人忍辱负重，在吞咽血泪的同时把先进的西方理念、主义、科技尝试着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进行着顽强的试验。新闻自由观念在中国的传播、成长也同样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新闻自由被当做通往国家富强、民族文明的工具。在五四运动以前，新闻自由在中国是被当做一种通往国家富强、民族文明的工具来看待的。近代报人王韬十分赞赏西方报刊“辩论其是非折衷其曲直”的言论自由观念，认为办报可以满足“强中以攘外，诹远以师长”。到了郑观应，他仍然还未超越把报纸看做是“通民隐，达民情”之工具；到了戊戌变法时期，维新人士又突出报纸的“去塞求通”、“联络同志”、“权衡国事”的政治职能；当时孙中山的办报思想也未脱离时代，他倡设报馆的目的也是“以开风气”。他的“党报思想”也是这种价值取向的体现。③
无论是在国人第一次办报高潮时期，还是在辛亥革命时期，中国人争取办报自由基本上是为了保国保种、救国图存，这和西方的新闻自由观念毫不相干，新闻自由的理念被解读成了一种救国武器。中国的政治精英们将新闻自由的含义偷换成了“设立报馆可以开启民智，从而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④。
这一状况直到新中国成立都不曾改变，一直被延续下来，直到今天，新闻自由还是被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保驾护航的重要工具。
新闻自由的星火只在中国政治精英中传播。在中国近代革命的进程中，从维新变法到辛亥革命，革命的星火总是离普通的民众甚是遥远，中国的办报活动也仅仅停留在一些少数的政治精英的实践活动层面，普通民众极少参与。因此，国人对于新闻自由的观念了解甚少。一千多年的封建历史进程中，统治阶级在我国普通民众中推行的广泛的愚民政治造成了民众广泛的政治冷漠、国家观念的丢失。因此，当救国图存的历史时刻来临之际，中国政治精英们面对的是一片民主自由的荒漠，新闻自由主义观念根本无法在大众中普及。新闻自由观念被中国的政治精英解读、异化、运用实践，中国民众自然也就被动地接受了被改造了的新闻自由观念。
新中国新闻自由观念多以新闻政策形式体现。新中国的党报体制决定了新闻宣传的高度“一律”，新闻学界、业界具有可行性的研究探讨也多集中在新闻传播的业务范畴，所以民间新闻自由理论发展的空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全社会遵从的新闻自由规范是官方在每一个历史阶段制定的指导性的新闻政策文件以及高层领导的相关讲话精神。
中国新闻自由观念形成的原因分析
中国传统文化的改造。西方文化的内核之一是主张突出个体的主体性，维护个体自由和权利，保持个人对社会和国家的或多或少的独立地位。西方文化中一直存在尊重个体自由的理性精神，并且一直是把个人的自由放在首位，个人自由是国家自由的基础，这是西方文化的核心所在。面对政治自由和个体自由的两难选择中，西方的学者和理论家始终相信没有个体自由就没有政治自由。因此，新闻自由观所涉及的对象也必然是以个体自由为基础。
而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却没有个体自由的论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群体观念的影响很深。在长期的农耕社会发展中，“家天下”成为封建政权和社会文化意识的主流。在古代中国，“国”和“家”的概念已经合二为一，即有国无家，在这样的社会中是没有什么个人的自由、价值可言的。
中国近代思想家在接受新闻自由观念的时候深受这种传统文化的影响。他们主要不是强调个人自由，而是强调“群体自由”、“国家自由”、“总体自由”。康有为认为“中国其民最自由”，而少“民权”，甚至说“自由与合群，其义至相反”⑤。孙中山也曾强调不可将自由“再用到个人上去，要用到国家上去”⑥。
中国政治土壤的改造。准确地讲，是“大一统”的传统政治土壤决定了中国新闻自由观念的中国化改造走向。中国历史，一以贯之，异端言论、思想从来都是不被政治精英阶层所接受的，即使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广开言路的时期，那也只不过是精英阶层的恩惠罢了。“大一统”是中国精英阶层的核心价值，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价值理念也是受到中国民众广泛赞同和支持的。
中国近代，晚清统治千疮百孔、风雨飘摇，当政者已无力把控言论，但当时的政治精英们还是紧紧围绕在紫禁城外图维新、求改良，以现代报业为救国、强国呐喊，对革命思想疯狂打压，可见“大一统”的政治土壤之深厚。
民国时期，中国报业曾出现过短暂的繁荣，新闻自由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但这样的局面，前期是当政者要借势，利用媒体宣传自己、巩固政权；而后期，实在是大势已去，政治精英们无力回天的结果。
可见，这样的政治土壤中是决不会生长出原生态的新闻自由观念的，而西方新闻自由观念在中国被异质化也就不足为奇了。
传入初期，西方传教士的选择性传播。西方传教士在我国及华人文化圈进行的一系列新闻传播活动把新闻自由观念带入中国。但是，西方传教士为了躲避清王朝对其所办报刊的封禁，他们把办现代报刊与当时的中国国情紧密地联系起来，强调现代报刊可以沟通中外信息，利于上下信息通达，利于富国强兵，完全回避新闻自由在西方理论中是“天赋人权”的理念，甚至将办现代报刊和中国古代的“谏鼓谤木”联系在一起，以迎合中国当政者的好感。西方传教士的做法虽然为其报刊进入中国赢得了机会，但客观上使新闻自由观念在中国出现异化，进而造成国人在新闻自由观念认识上的偏差。
总结
中国政治文化精英从救国富民强兵的起点出发，中国命运的跌宕起伏、思想的演进发展总是与中国近代社会的变迁密切相关。新闻自由观念的传入、发展、演进同样融入了这一历史潮流。因为中西传统文化、政治土壤、历史传统的巨大差异造成了当今中西方新闻自由观念的不同理解，也就因此造就了当今中西方不同的新闻实践。
注释：
①③④姜巍：《近代中西新闻自由观的比较》，《青年记者》2008（5）。
②钱钢：《胡锦涛新闻政策之周年观察》，香港电台网，2009年9月12日。
⑤⑥丁守和：《中国近代思潮论》，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60页。
[作者为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生(在读)，中原工学院广播影视学院教师]
编校：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