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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对外交往活力是连接城市对外交往能量与其在国际社会实际对外交往影响力的中观概念和中间变量，体现在社会、文化、经贸及政治四个领域。本文通过一个创新性的指标体系测量了中国46个主要城市的对外交往活力情况并以指数的形式得以呈现。城市对外交往活力与城市发展程度有密切关系，我国城市对外交往活力指数东西差距相较于南北差距更为明显；我国城市对外交往活力指数在不同城市群之间呈现出中心突出、差距悬殊和各具特色的特点。
随着中国与世界交流的日益深化，中国的对外交往模式正经历着深刻的转型。这一转型的特征可体现为对外交往行为主体正逐步从国家单一行为体向国家社会多元行为体转变，对外交往维度从单纯的政治外交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多重维度转变。在这一进程中，城市的对外交往也逐步从幕后走向前台，成为中国对外交流中的新常态，也成为影响中国与世界整体互动的关键变量。在城市对外交流日益复杂多元的当下，单纯的概念和对城市对外交往的简单质性描述无疑与城市对外交往的研究要求存在一定的差距，城市对外交流的研究急需现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协助，从而产生具有科学性、客观性和精确性的研究成果。为了进一步丰富发展城市对外交往研究的科学内涵，为进一步的研究打下坚实的现实和方法论基础，本研究以城市对外交往活力指数为基础，使用新的测量方式，构建出城市对外交往活力指数，并以此指数分析了中国数十个主要城市的对外交往情况，为下一步深入的研究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城市对外交往活力指数的构建
城市对外交往活力的概念
何为城市对外交往活力？明晰这一概念关键在于理顺城市对外交往活力与城市对外交往基础和城市外交三者的区别。本文认为，城市对外交往是沟通城市对外交往基础与城市外交的中间变量。（见图1）一方面城市对外交往基础支撑着城市对外交往。所谓城市对外交往基础是指影响城市对外交往的各项资源，如国际化程度、可持续发展程度、竞争力程度等。既有的全球城市指标或国际化程度指标体系都可以被看成衡量城市对外交往基础的有效指标。另一方面，城市对外交往与城市外交存在着相互塑造、相互影响的关系。城市外交可以被看成是城市对外交往在政治领域的投射，城市对外交往包含了城市外交，但同时另一方面，城市外交有时也会超越城市对外交往，甚至引领城市对外交往。例如北京通过2008年奥运会、上海通过2010年世博会等大大提升了城市对外交往水平。
与城市国际化程度、竞争力程度等基础性、结构性变量相比，城市对外交往侧重于城市间的互动进程，与城市外交这一带有具体政治目的的战略举措相比，城市对外交往更为多元，体现了城市在一般情况下与世界其他地区发生联系的实际情况；与城市外交聚焦政治领域不同，城市对外交往还应该聚焦于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体现其多维度的特征。
指标构建
城市是信息流通、货物运输、人员交往、资金流动的节点，作为非国家行为体在国家对外交往中日益发挥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城市与国际社会的交往不断加深。每个城市由于自身的地理区位、支柱产业、资源禀赋迥异，在与国际社会交往中形成了不同的风格、层次和战略。我们认为城市对外交往的活力表现在城市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交往的深度、广度上。具有良好效度和信度的城市对外交往活力测量指标需涵盖社会、文化、经济与政治四个维度。考虑到数据的获得和可操作性，课题组对指标的设计如下：
一是城市在社会领域的对外交往活力。社会交往与政府之间的官方交往对应，具有民间性和自发性的特征。社会是人类各种关系的综合，城市在社会领域的对外交往能力聚焦于城市社群与外界发生的社会关系，如社区中的外籍婚姻数量、外籍居民数量等。该研究的具体指标由外籍人员居民人数、国际航班数、国际会议数、国际会展数以及城市居民持有护照数组成。外籍人员民数：居住在城市的外籍人员需要与当地的居民进行常规的各方面交往。外籍人员居民数量反应了城市对外交往的层级。国际航班数：国际航班数量一方面由城市的地理位置的影响，另一方面亦反映城市在世界交通网络中的纽带作用。国际会议（会展）数：国际会议和会展聚集国际专业人士、企业在城市中交流专业知识以及展示公司产品，体现各界人士与外界交流的信息和知识流量。居民持有护照数：护照是出国的必需证件，用于比较不同城市居民出境的意愿和与外界的联系密切程度。
二是城市在文化领域的交往活力。城市作为次国家主体在文化领域的交往集中在物态文化层（衣食住行）、心态文化层（价值观、思维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化艺术作品）。具有较强文化交往能力的城市大多呈现出文化的多元性、包容性的特性。衡量社会交往活力的二级指标由国际艺术演出数量、市民外文水平、外国口味餐馆数量构成。国际艺术演出数量：来自国外的艺术表演，包括演奏会、演唱会、话剧、舞剧等形式的演出。艺术表演的数量体现城市在文化交往中的层级。市民外文水平：一个国家的语言是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与使用该语言的文化体进行交流的必要工具。市民的外文水平可以反应城市整体对外交流的能力。外国口味餐馆数量：要测量一个城市与外部世界的文化交流，必须要寻找到扎实并可测量的代理变量（proxy variable），而这也可在饮食文化中得到体现，一个城市外国口味餐馆数量可体现城市与外部世界的交流情况。
三是城市在经贸领域的交往活力。城市之间的交往活动不同于国际层面的交往，其所涉及的领域更加具体。一般而言，一座城市的外向程度基于其经济的外向性。该城市的进出口贸易额、涉外税收和对外直接投资三项数据从资金交流角度展示了该城市同外国的交往水平，而其对外国资本的吸引力直接体现在该地的外企数量和合资企业数量上。这些企业的绝对数量体现了城市在经贸领域外向性的程度，企业的年度或季度的增长率体现了城市在经贸领域对外交往的活力趋势。基本而言，一所城市在经贸领域的外向性水平是同这些数据呈正相关的关系，而该城市在经贸领域的对外交往活力往往直接决定了其整体的对外交往水平。城市经贸领域交往活力二级指标由进出口贸易额、外企数量、合资企业数量、涉外税收和对外直接投资等组成。进出口贸易数：进出口贸易又叫“国际贸易”，指跨越国境的货品和服务贸易，一般由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组成。外企数量：外企主要指外商投资企业，即企业的全部资本是由外国投资者投资的，企业的利润、风险和亏损也由外国投资者独立承担。涉外税收：涉外税收指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对外商投资企业与外国个人征收的税收。作为地方税收和地方对外经济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城市涉外税收规模的扩大反映出地方利用外资水平的不断加强。对外直接投资：指企业以跨国经营的方式所形成的国际间资本转移，体现的是特定地区资本“走出去”的程度。 四是城市在政治领域的交往活力。城市与国际组织、国家和地方政府在地方治理和其他国际事务中的互动日益频繁。城市政治交往的二级指标由领馆数量、外国领导人访问数量、国际组织数量和友城数量组成。外国政府来访人数：外国领导人的访问次数是衡量一所城市内在吸引力的因素之一，城市的对外交往程度与高层领导来访数量呈正相关趋势，而且政府高层的访问有利于提升城市的对外交往水平。领事馆数量：领事馆是一国政府经另一国政府同意或根据同另一个政府达成的协议派驻对方国家的特定城市并在一定区域内执行领事职务的政府代表。领事馆是领事代表机关。一个国家是否建立领事馆以及建立哪一种的领事馆通常根据该地点或地区的重要程度来决定。国际组织数量：由于受到社团管理相关法规及其配套基础设施等限制，国内国际非政府组织数量少且分布集中。国际组织在城市的落户需要当地政府在政策和习惯配套设施上的支持。另一方面，国际组织把其所在城市纳入了世界性的国际组织网络，为其提供与国际社会在环境、经济和其他领域交往的平台，因此，国际组织数量能够从侧面反映城市对外交往的能力。国际友城数量：国际友城的数量往往反映出一所城市对外交往的意愿和能力，以及对其他城市的吸引力。友城交流为加速城市国际化提供了相关的资源和借鉴，为全面提升城市软实力提供了有利的契机，为开展国际合作提供了重要的途径，为城市各领域人员开展国际交流提供了便捷的渠道，它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城市日益增长的对外交往需求。
城市对外交往活力指数分析结果
整体情况分析
城市对外交往活力指数是按照四类指标权重相等计算出的，综合排名前十位是：北京、上海、广州、重庆、武汉、杭州、成都、深圳、天津、青岛；四类指标权重不等，分别按3、2.5、2.5、2计算出的综合排名前十位是：北京、上海、广州、重庆、杭州、武汉、成都、天津、深圳、西安。城市对外交往活力指标在社会领域、文化领域、经贸领域及政治交往分别进行排名得出的结果是：社会类别按照外籍人员居民人数、国际航班数、国际会议（会展）数、居民持有护照数计算出排名前十位的城市是：北京、上海、广州、海口、重庆、大连、昆明、南京、成都、杭州；文化类别按照国际艺术演出数量、市民外文水平、外国口味餐馆数量计算出排名位居前十位的城市是：北京、上海、重庆、天津、广州、福州、武汉、深圳、成都、杭州；经贸类别按照进出口贸易额、外企数量、合资企业数量、涉外税收、对外直接投资计算出排名前十位的城市是：上海、北京、天津、武汉、青岛、大连、深圳、广州、宁波、厦门；政治类别按照外国领导人访问数量、领事馆数量、国际组织数量、国际友城数量计算出排名前十位的城市是：北京、杭州、上海、广州、成都、哈尔滨、南宁、厦门、西安、重庆。表2是城市对外交往活力指数的详细排名。
通过聚类分析，本研究将中国城市对外活力按照不同城市在四个指标上的矩阵相近程度，分成如下几类。
第一类：北京、上海，这一类属于我国当前的特大型城市，又兼具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的地位。故而其既有的国际化程度和对外交往资源都较多，并且这些城市居民无论是经济水平还是教育水平都在我国属于较高端者，故而也有较强的意愿走出国门，了解世界。这一系列的主客观因素使北京和上海成为了中国当前最具对外交往活力的两大城市。
第二类：成都、西安、昆明、广州、杭州、重庆、武汉、天津、深圳这一类城市属于城市交往获利中的二线城市，是在统计的城市中除了北京、上海之外最具有对外交往活力的城市。这一部分的城市由三个类型组成。首先是如天津、重庆这一类直辖市。由于其重要的政治地位和近年来高速增长的经济，其也具备了较高的对外交往基础，也成为了具有较高对外交往活力的城市。其次是如成都、西安、昆明、广州、杭州、武汉等省会城市。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省会城市既有传统的东部沿海发达省份的省会如广州、杭州等，也有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省份的省会如成都、西安、昆明。这充分反映了我国城市对外交往活力的发展态势如同我经济发展一样，呈现出了从东部向中西部辐射的波浪式效应。伴随着近年来西部大开发和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加速，我国发展格局及全民科学文化素质和视野眼界全面提升，并且我国基础设施的大发展和全覆盖也使得中西部地区出现了一批具有较强对外交往活力的城市。再次是如深圳这样毗邻香港、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非省会性城市。
第三类：宁波、青岛、哈尔滨、厦门、南京、大连、海口、长沙、南宁这一类城市主要由东部沿海的非省会城市和一些中西部省会城市组成。这些城市近年来发展速度较快，但其发展程度与前述的两类城市还有一定的差距，故而其对外交流活力属于中等区间。
第四类：烟台、长春、南昌、珠海、呼和浩特、温州、威海、沈阳、济南、太原、郑州、合肥、福州，这一类城市大部分属于东部沿海的非省会城市和一部分北部和西部地区的省会城市。这一部分城市近年来都遇到了经济结构转型的瓶颈期，其对外交往基础较薄弱，故而无法开展较为活跃的城市对外交往。
第五类：银川、汕头、北海、拉萨、连云港、贵阳、西宁、石家庄、湛江、乌鲁木齐、南通、兰州，这一批城市相对而言对外交往活力较一般。分析这些城市的构成主要集中在西部边陲、内陆城市和东部的欠发达地区。这些地区由于整体发展程度不够好，故而城市整体对外交流活力尚不够发达。
地域比较研究
除了对调查城市整体进行分类评估外，我们还将这些城市按照东、西南、北进行了大类区分和对中国东北、华北、华东、华中、华南和西南、西北的城市进行了区分，并对区域间和区域内不同城市的对外活力指数进行比较研究。在比较中，为了确保比较的效度，我们除了将东部、西部城市整体进行比较之外，还专门将两个地区的省会城市和直辖市城市拿出来进行比较。从该比较之中可以发现，东部地区的城市对外活力指数无论是在整体指标还是具体每个分指标上都优于西部城市，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与我国当前东强西弱的发展格局相匹配，进一步反映了发展是决定城市对外交往活力的关键要素。
根据此表可看出南方城市的对外交往活力指数略高于北方城市，但整体而言，依然没有非常明显的差距。
区域内城市比较研究
在进行了东、西、南、北跨区域比较之后，本研究还对华北、华南、华东、华中、西南等区域内城市对外活力指数进行了比较。
在社会活力指数方面，北京在社会、文化、经贸及政治活力指数上均排在华北六座城市的第一位，而天津在社会、文化、经贸及政治活力指数上均排在华北六座城市的第二位。除北京与天津外，在社会活力指数和政治活力指数上，呼和浩特高于其余三座城市；在文化活力指数上，太原高于其余三座城市；在经贸活力指数上，石家庄高于其余三座城市。
由于华东城市共有14座，所以分为省会城市（直辖市）和非省会城市进行比较。
在以上省会城市（直辖市）中，在社会活力指数上，上海最高，南京排在第二，杭州次之，接下来是济南、合肥和福州；在文化活力指数上，上海最高，福州排在第二位，接下来是杭州、济南、合肥和南京。在经贸活力指数上，上海仍旧最高，南京与上海有较大差距但排在第二位，其次是杭州、福州、济南和合肥；在政治活力指数上，杭州最高，上海排在第二位，其次是济南、合肥、南京。上海除了政治活力指数低于杭州，其余三项指数均在以上六座城市中排在第一，而且与第二位相比具有明显的领先优势。
华东八座非省会城市中，社会活力指数上，青岛最高，宁波次之，接下来是烟台、厦门、威海和温州，连云港和南通排在最后两位；文化活力指数上，烟台最高，厦门和温州次之，威海排在第四位，接下来是青岛、宁波、连云港和南通；经贸活力指数上，青岛最高，宁波次之，厦门在第三位，温州、威海、南通分类四、五、六位，烟台和连云港排在最后；政治活力指数上，厦门最高，宁波次之，青岛排在第三位，第五到第八位是烟台、温州、威海、连云港和南通。综上，青岛的经贸和社会活力指数最高；烟台的文化活力指数最高；厦门的政治活力指数最高。
武汉在四项指标上均排在第一位。长沙在社会活力指数上排在第二，郑州次之，最后是南昌。郑州在文化活力指数排在第二，南昌次之，最后是长沙；长沙在经贸活力指数排在第二，南昌次之，郑州最后，且与前面三座城市差距巨大。长沙的政治活力指数排在第二，南昌次之，郑州最后。
在社会活力指数上，广州最高，海口次之，深圳第三，接下来是南宁、珠海，最后三位是湛江、汕头和北海；在文化活力指数上，广州最高，深圳次之，接下来是汕头和珠海，第五到第八位是海口、北海、湛江、南宁；经贸活力指数上，深圳最高，广州次之，南宁和湛江分列三、四位，接下来是珠海、汕头、北海、海口；政治活力指数上，广州最高，南宁次之，接下来是海口和深圳，珠海、北海、湛江和汕头排在第五到第八位。
结论
第一，城市对外交往活力与城市发展程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将城市交往活力的分类与在我国目前约定俗成的一线、二线、三线城市做一个对比，可以发现城市交往活力高的城市往往集中于一线和二线中的发达城市，而城市交往活力低的城市主要集中于二线和三线城市。发展不仅仅是推动城市面貌和经济水平的核心推动力，更是调整市民思维方式、促使城市对外开放和对外交流的有效推动力。所以城市发展水平与城市对外交往活力密切相关。
第二，每个子区域中的城市对外活力指数呈现出中心突出、差异悬殊、各有特色的特征。所谓中心突出，是指每个区域都存在一个对外交流活力的中心，例如东北地区的大连、华南地区的广州、华东地区的上海、西北地区的西安，这些地区往往在对外交流活力上呈现出明显的领先地位，是这一地区与外部世界交流的枢纽和窗口。其次，每个区域内，不同城市之间的对外交流活力差距悬殊，例如在华北地区，北京与其临近的石家庄和太原之间的对外交流活力差距非常大，一方面这与每个城市自身的发展程度有关，另一方面中心城市在对外活力上的虹吸效应也值得关注。最后，每个城市的对外交流活力在不同方面各具特色，有的城市例如福州，在经济外部活力上并不发达，但其在文化交流上却很活跃。这表明，各个城市由于其自身的特色而在对外交流中充分发挥所长发挥特色。
第三，我国城市对外交往活力东西差距存在，但南北差距不明显。从我们的研究中可发现，在东西部城市之间，对外交往活力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这中间除了经济发展程度的原因，还可以从环境和地理两方面进行解释。一方面，西部城市地理上位于内陆，缺乏东部沿海的有利环境，故而其与外部世界进行沟通相对而言阻碍更多；另一方面并且从环境而言，西部地区环境普遍不及东部地区，故而也导致了许多外国机构和外国公民不愿进入此地区开展长期的业务与交流，这也限制了此地区的对外交往活力。
随着中国与世界交流的日益深化，中国的对外交往模式正经历着深刻的转型。这一转型的特征可体现为对外交往行为主体正逐步从国家单一行为体向国家社会多元行为体转变，对外交往维度从单纯的政治外交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多重维度转变。在这一进程中，城市的对外交往也逐步从幕后走向前台，成为中国对外交流中的新常态，也成为影响中国与世界整体互动的关键变量。在城市对外交流日益复杂多元的当下，单纯的概念和对城市对外交往的简单质性描述无疑与城市对外交往的研究要求存在一定的差距，城市对外交流的研究急需现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协助，从而产生具有科学性、客观性和精确性的研究成果。为了进一步丰富发展城市对外交往研究的科学内涵，为进一步的研究打下坚实的现实和方法论基础，本研究以城市对外交往活力指数为基础，使用新的测量方式，构建出城市对外交往活力指数，并以此指数分析了中国数十个主要城市的对外交往情况，为下一步深入的研究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城市对外交往活力指数的构建
城市对外交往活力的概念
何为城市对外交往活力？明晰这一概念关键在于理顺城市对外交往活力与城市对外交往基础和城市外交三者的区别。本文认为，城市对外交往是沟通城市对外交往基础与城市外交的中间变量。（见图1）一方面城市对外交往基础支撑着城市对外交往。所谓城市对外交往基础是指影响城市对外交往的各项资源，如国际化程度、可持续发展程度、竞争力程度等。既有的全球城市指标或国际化程度指标体系都可以被看成衡量城市对外交往基础的有效指标。另一方面，城市对外交往与城市外交存在着相互塑造、相互影响的关系。城市外交可以被看成是城市对外交往在政治领域的投射，城市对外交往包含了城市外交，但同时另一方面，城市外交有时也会超越城市对外交往，甚至引领城市对外交往。例如北京通过2008年奥运会、上海通过2010年世博会等大大提升了城市对外交往水平。
与城市国际化程度、竞争力程度等基础性、结构性变量相比，城市对外交往侧重于城市间的互动进程，与城市外交这一带有具体政治目的的战略举措相比，城市对外交往更为多元，体现了城市在一般情况下与世界其他地区发生联系的实际情况；与城市外交聚焦政治领域不同，城市对外交往还应该聚焦于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体现其多维度的特征。
指标构建
城市是信息流通、货物运输、人员交往、资金流动的节点，作为非国家行为体在国家对外交往中日益发挥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城市与国际社会的交往不断加深。每个城市由于自身的地理区位、支柱产业、资源禀赋迥异，在与国际社会交往中形成了不同的风格、层次和战略。我们认为城市对外交往的活力表现在城市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交往的深度、广度上。具有良好效度和信度的城市对外交往活力测量指标需涵盖社会、文化、经济与政治四个维度。考虑到数据的获得和可操作性，课题组对指标的设计如下：
一是城市在社会领域的对外交往活力。社会交往与政府之间的官方交往对应，具有民间性和自发性的特征。社会是人类各种关系的综合，城市在社会领域的对外交往能力聚焦于城市社群与外界发生的社会关系，如社区中的外籍婚姻数量、外籍居民数量等。该研究的具体指标由外籍人员居民人数、国际航班数、国际会议数、国际会展数以及城市居民持有护照数组成。外籍人员民数：居住在城市的外籍人员需要与当地的居民进行常规的各方面交往。外籍人员居民数量反应了城市对外交往的层级。国际航班数：国际航班数量一方面由城市的地理位置的影响，另一方面亦反映城市在世界交通网络中的纽带作用。国际会议（会展）数：国际会议和会展聚集国际专业人士、企业在城市中交流专业知识以及展示公司产品，体现各界人士与外界交流的信息和知识流量。居民持有护照数：护照是出国的必需证件，用于比较不同城市居民出境的意愿和与外界的联系密切程度。
二是城市在文化领域的交往活力。城市作为次国家主体在文化领域的交往集中在物态文化层（衣食住行）、心态文化层（价值观、思维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化艺术作品）。具有较强文化交往能力的城市大多呈现出文化的多元性、包容性的特性。衡量社会交往活力的二级指标由国际艺术演出数量、市民外文水平、外国口味餐馆数量构成。国际艺术演出数量：来自国外的艺术表演，包括演奏会、演唱会、话剧、舞剧等形式的演出。艺术表演的数量体现城市在文化交往中的层级。市民外文水平：一个国家的语言是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与使用该语言的文化体进行交流的必要工具。市民的外文水平可以反应城市整体对外交流的能力。外国口味餐馆数量：要测量一个城市与外部世界的文化交流，必须要寻找到扎实并可测量的代理变量（proxy variable），而这也可在饮食文化中得到体现，一个城市外国口味餐馆数量可体现城市与外部世界的交流情况。
三是城市在经贸领域的交往活力。城市之间的交往活动不同于国际层面的交往，其所涉及的领域更加具体。一般而言，一座城市的外向程度基于其经济的外向性。该城市的进出口贸易额、涉外税收和对外直接投资三项数据从资金交流角度展示了该城市同外国的交往水平，而其对外国资本的吸引力直接体现在该地的外企数量和合资企业数量上。这些企业的绝对数量体现了城市在经贸领域外向性的程度，企业的年度或季度的增长率体现了城市在经贸领域对外交往的活力趋势。基本而言，一所城市在经贸领域的外向性水平是同这些数据呈正相关的关系，而该城市在经贸领域的对外交往活力往往直接决定了其整体的对外交往水平。城市经贸领域交往活力二级指标由进出口贸易额、外企数量、合资企业数量、涉外税收和对外直接投资等组成。进出口贸易数：进出口贸易又叫“国际贸易”，指跨越国境的货品和服务贸易，一般由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组成。外企数量：外企主要指外商投资企业，即企业的全部资本是由外国投资者投资的，企业的利润、风险和亏损也由外国投资者独立承担。涉外税收：涉外税收指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对外商投资企业与外国个人征收的税收。作为地方税收和地方对外经济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城市涉外税收规模的扩大反映出地方利用外资水平的不断加强。对外直接投资：指企业以跨国经营的方式所形成的国际间资本转移，体现的是特定地区资本“走出去”的程度。 四是城市在政治领域的交往活力。城市与国际组织、国家和地方政府在地方治理和其他国际事务中的互动日益频繁。城市政治交往的二级指标由领馆数量、外国领导人访问数量、国际组织数量和友城数量组成。外国政府来访人数：外国领导人的访问次数是衡量一所城市内在吸引力的因素之一，城市的对外交往程度与高层领导来访数量呈正相关趋势，而且政府高层的访问有利于提升城市的对外交往水平。领事馆数量：领事馆是一国政府经另一国政府同意或根据同另一个政府达成的协议派驻对方国家的特定城市并在一定区域内执行领事职务的政府代表。领事馆是领事代表机关。一个国家是否建立领事馆以及建立哪一种的领事馆通常根据该地点或地区的重要程度来决定。国际组织数量：由于受到社团管理相关法规及其配套基础设施等限制，国内国际非政府组织数量少且分布集中。国际组织在城市的落户需要当地政府在政策和习惯配套设施上的支持。另一方面，国际组织把其所在城市纳入了世界性的国际组织网络，为其提供与国际社会在环境、经济和其他领域交往的平台，因此，国际组织数量能够从侧面反映城市对外交往的能力。国际友城数量：国际友城的数量往往反映出一所城市对外交往的意愿和能力，以及对其他城市的吸引力。友城交流为加速城市国际化提供了相关的资源和借鉴，为全面提升城市软实力提供了有利的契机，为开展国际合作提供了重要的途径，为城市各领域人员开展国际交流提供了便捷的渠道，它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城市日益增长的对外交往需求。
城市对外交往活力指数分析结果
整体情况分析
城市对外交往活力指数是按照四类指标权重相等计算出的，综合排名前十位是：北京、上海、广州、重庆、武汉、杭州、成都、深圳、天津、青岛；四类指标权重不等，分别按3、2.5、2.5、2计算出的综合排名前十位是：北京、上海、广州、重庆、杭州、武汉、成都、天津、深圳、西安。城市对外交往活力指标在社会领域、文化领域、经贸领域及政治交往分别进行排名得出的结果是：社会类别按照外籍人员居民人数、国际航班数、国际会议（会展）数、居民持有护照数计算出排名前十位的城市是：北京、上海、广州、海口、重庆、大连、昆明、南京、成都、杭州；文化类别按照国际艺术演出数量、市民外文水平、外国口味餐馆数量计算出排名位居前十位的城市是：北京、上海、重庆、天津、广州、福州、武汉、深圳、成都、杭州；经贸类别按照进出口贸易额、外企数量、合资企业数量、涉外税收、对外直接投资计算出排名前十位的城市是：上海、北京、天津、武汉、青岛、大连、深圳、广州、宁波、厦门；政治类别按照外国领导人访问数量、领事馆数量、国际组织数量、国际友城数量计算出排名前十位的城市是：北京、杭州、上海、广州、成都、哈尔滨、南宁、厦门、西安、重庆。表2是城市对外交往活力指数的详细排名。
通过聚类分析，本研究将中国城市对外活力按照不同城市在四个指标上的矩阵相近程度，分成如下几类。
第一类：北京、上海，这一类属于我国当前的特大型城市，又兼具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的地位。故而其既有的国际化程度和对外交往资源都较多，并且这些城市居民无论是经济水平还是教育水平都在我国属于较高端者，故而也有较强的意愿走出国门，了解世界。这一系列的主客观因素使北京和上海成为了中国当前最具对外交往活力的两大城市。
第二类：成都、西安、昆明、广州、杭州、重庆、武汉、天津、深圳这一类城市属于城市交往获利中的二线城市，是在统计的城市中除了北京、上海之外最具有对外交往活力的城市。这一部分的城市由三个类型组成。首先是如天津、重庆这一类直辖市。由于其重要的政治地位和近年来高速增长的经济，其也具备了较高的对外交往基础，也成为了具有较高对外交往活力的城市。其次是如成都、西安、昆明、广州、杭州、武汉等省会城市。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省会城市既有传统的东部沿海发达省份的省会如广州、杭州等，也有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省份的省会如成都、西安、昆明。这充分反映了我国城市对外交往活力的发展态势如同我经济发展一样，呈现出了从东部向中西部辐射的波浪式效应。伴随着近年来西部大开发和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加速，我国发展格局及全民科学文化素质和视野眼界全面提升，并且我国基础设施的大发展和全覆盖也使得中西部地区出现了一批具有较强对外交往活力的城市。再次是如深圳这样毗邻香港、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非省会性城市。
第三类：宁波、青岛、哈尔滨、厦门、南京、大连、海口、长沙、南宁这一类城市主要由东部沿海的非省会城市和一些中西部省会城市组成。这些城市近年来发展速度较快，但其发展程度与前述的两类城市还有一定的差距，故而其对外交流活力属于中等区间。
第四类：烟台、长春、南昌、珠海、呼和浩特、温州、威海、沈阳、济南、太原、郑州、合肥、福州，这一类城市大部分属于东部沿海的非省会城市和一部分北部和西部地区的省会城市。这一部分城市近年来都遇到了经济结构转型的瓶颈期，其对外交往基础较薄弱，故而无法开展较为活跃的城市对外交往。
第五类：银川、汕头、北海、拉萨、连云港、贵阳、西宁、石家庄、湛江、乌鲁木齐、南通、兰州，这一批城市相对而言对外交往活力较一般。分析这些城市的构成主要集中在西部边陲、内陆城市和东部的欠发达地区。这些地区由于整体发展程度不够好，故而城市整体对外交流活力尚不够发达。
地域比较研究
除了对调查城市整体进行分类评估外，我们还将这些城市按照东、西南、北进行了大类区分和对中国东北、华北、华东、华中、华南和西南、西北的城市进行了区分，并对区域间和区域内不同城市的对外活力指数进行比较研究。在比较中，为了确保比较的效度，我们除了将东部、西部城市整体进行比较之外，还专门将两个地区的省会城市和直辖市城市拿出来进行比较。从该比较之中可以发现，东部地区的城市对外活力指数无论是在整体指标还是具体每个分指标上都优于西部城市，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与我国当前东强西弱的发展格局相匹配，进一步反映了发展是决定城市对外交往活力的关键要素。
根据此表可看出南方城市的对外交往活力指数略高于北方城市，但整体而言，依然没有非常明显的差距。
区域内城市比较研究
在进行了东、西、南、北跨区域比较之后，本研究还对华北、华南、华东、华中、西南等区域内城市对外活力指数进行了比较。
在社会活力指数方面，北京在社会、文化、经贸及政治活力指数上均排在华北六座城市的第一位，而天津在社会、文化、经贸及政治活力指数上均排在华北六座城市的第二位。除北京与天津外，在社会活力指数和政治活力指数上，呼和浩特高于其余三座城市；在文化活力指数上，太原高于其余三座城市；在经贸活力指数上，石家庄高于其余三座城市。
由于华东城市共有14座，所以分为省会城市（直辖市）和非省会城市进行比较。
在以上省会城市（直辖市）中，在社会活力指数上，上海最高，南京排在第二，杭州次之，接下来是济南、合肥和福州；在文化活力指数上，上海最高，福州排在第二位，接下来是杭州、济南、合肥和南京。在经贸活力指数上，上海仍旧最高，南京与上海有较大差距但排在第二位，其次是杭州、福州、济南和合肥；在政治活力指数上，杭州最高，上海排在第二位，其次是济南、合肥、南京。上海除了政治活力指数低于杭州，其余三项指数均在以上六座城市中排在第一，而且与第二位相比具有明显的领先优势。
华东八座非省会城市中，社会活力指数上，青岛最高，宁波次之，接下来是烟台、厦门、威海和温州，连云港和南通排在最后两位；文化活力指数上，烟台最高，厦门和温州次之，威海排在第四位，接下来是青岛、宁波、连云港和南通；经贸活力指数上，青岛最高，宁波次之，厦门在第三位，温州、威海、南通分类四、五、六位，烟台和连云港排在最后；政治活力指数上，厦门最高，宁波次之，青岛排在第三位，第五到第八位是烟台、温州、威海、连云港和南通。综上，青岛的经贸和社会活力指数最高；烟台的文化活力指数最高；厦门的政治活力指数最高。
武汉在四项指标上均排在第一位。长沙在社会活力指数上排在第二，郑州次之，最后是南昌。郑州在文化活力指数排在第二，南昌次之，最后是长沙；长沙在经贸活力指数排在第二，南昌次之，郑州最后，且与前面三座城市差距巨大。长沙的政治活力指数排在第二，南昌次之，郑州最后。
在社会活力指数上，广州最高，海口次之，深圳第三，接下来是南宁、珠海，最后三位是湛江、汕头和北海；在文化活力指数上，广州最高，深圳次之，接下来是汕头和珠海，第五到第八位是海口、北海、湛江、南宁；经贸活力指数上，深圳最高，广州次之，南宁和湛江分列三、四位，接下来是珠海、汕头、北海、海口；政治活力指数上，广州最高，南宁次之，接下来是海口和深圳，珠海、北海、湛江和汕头排在第五到第八位。
结论
第一，城市对外交往活力与城市发展程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将城市交往活力的分类与在我国目前约定俗成的一线、二线、三线城市做一个对比，可以发现城市交往活力高的城市往往集中于一线和二线中的发达城市，而城市交往活力低的城市主要集中于二线和三线城市。发展不仅仅是推动城市面貌和经济水平的核心推动力，更是调整市民思维方式、促使城市对外开放和对外交流的有效推动力。所以城市发展水平与城市对外交往活力密切相关。
第二，每个子区域中的城市对外活力指数呈现出中心突出、差异悬殊、各有特色的特征。所谓中心突出，是指每个区域都存在一个对外交流活力的中心，例如东北地区的大连、华南地区的广州、华东地区的上海、西北地区的西安，这些地区往往在对外交流活力上呈现出明显的领先地位，是这一地区与外部世界交流的枢纽和窗口。其次，每个区域内，不同城市之间的对外交流活力差距悬殊，例如在华北地区，北京与其临近的石家庄和太原之间的对外交流活力差距非常大，一方面这与每个城市自身的发展程度有关，另一方面中心城市在对外活力上的虹吸效应也值得关注。最后，每个城市的对外交流活力在不同方面各具特色，有的城市例如福州，在经济外部活力上并不发达，但其在文化交流上却很活跃。这表明，各个城市由于其自身的特色而在对外交流中充分发挥所长发挥特色。
第三，我国城市对外交往活力东西差距存在，但南北差距不明显。从我们的研究中可发现，在东西部城市之间，对外交往活力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这中间除了经济发展程度的原因，还可以从环境和地理两方面进行解释。一方面，西部城市地理上位于内陆，缺乏东部沿海的有利环境，故而其与外部世界进行沟通相对而言阻碍更多；另一方面并且从环境而言，西部地区环境普遍不及东部地区，故而也导致了许多外国机构和外国公民不愿进入此地区开展长期的业务与交流，这也限制了此地区的对外交往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