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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诗喜用长题，有些题目或题记长达数十甚至一百多字，这在历代诗歌中是种特异现象。诗题为一诗的主脑，全篇的提要，诗人都以简洁为贵，而苏轼一反传统的格局，在诗题这个方寸之地戛戛独造，犹如在小园里广植参天大树，在船头上驰骋狂野骏马。对此，人们总会归结到苏诗散文化倾向的因素。但我认为，这种说法比较笼统；准确地说，应该是微型散文闯入诗题的抒写变格。
纵观古代诗歌，上古诗无题或短题，短者如“古意”、“失题”、“闷”、“雷”、“火”、“无题”、“情诗”之类，而咏物诗常有一字一题。诗题与诗一样，力求精炼雅洁，至魏晋始才渐有长题之风气。陶潜诗有十多字的题目，谢灵运诗有二十多字的题目，如《登临海峤初发疆中作，与从弟惠连可见，羊何其和之四首》等。诗的长题明显出于唐代，最突出的是李白、杜甫、白居易。李白长题如五古《张相公出镇荆州，寻除太子詹事。余流夜郎，与张相公相去千里。公因太府丞王昔使车寄罗衣二事，及五月五日赠余诗，余答以此诗》，四十字的诗而题目长五十六字。杜甫长题如五律《天宝初，南曹小司寇舅于我太夫人堂下垒土为山，一匮盈尺，以代彼朽木，存诸焚香瓷瓯甚安矣。旁植慈竹，盖兹数峰嶔岑婵娟，宛有尘外致。乃不知兴之所之，而作是诗》，题长六十七字。白居易一首七律《自河南经乱，关内阻饥，兄弟离散，各在一处。因望月有感，聊书数怀，寄上浮梁大兄、於潜七兄、乌江十五兄，兼示符离及下邽弟妹》，题长五十字。自唐至宋，苏轼继承了长题传统，他很多诗题常有五六十字之多。七绝二首《子由将赴南都……》题长九十五字，最长一首七律竟有一百零二字：《昔在九江，与苏伯固唱和，其略曰：“我梦扁舟浮震泽，雪浪横江千顷白。觉来满眼是庐山，倚天无数开青壁。”盖实梦也。昨日又梦伯固手持乳香婴儿示余，觉而思之，盖南华赐物也，岂复与伯固相见于此耶！今得来书，知已在南华相待数日矣。感叹不已，故先寄此诗》。宋代诗人中除黄庭坚、陆游偶作长题外，此后诗人的诗题很少有类似情况。但在清末民初又出现长题情况，最突出的是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古典诗人”的陈曾寿。他的《苍虬阁诗集》中百字以上的长题有四五首，最长一首为一百四十六字，系记述辛未年（1931）末至旅顺蒙溥仪关心生活之事，这已是一篇短散文的格局了。
诗出现长题的原因，首先应该从诗歌创作规律中探求。近体诗有字数限制，歌行类古风长短不限，但总的来说，字数的约束是诗精粹性的一个起码要求。在有限的篇幅内产生无限的意味，才是诗的本质特征。昔人论五言律诗：“如聚四十贤人，更著一屠沽不得。”诗人好比主人，只能“宴请”贤人，不能掺入粗俗之辈。刘熙载认为，“诗要避俗，更要避熟。剥去数层方下笔，庶不堕熟字界里。”诗人在写诗时，常有一些影响抒情性和精炼要求的字句纷至沓来，如有关诗的背景材料，包括叙述性、介绍性、注释性的内容。它们虽然有一定作用，不是“粗俗之辈”，但放在诗中总难免成为累赘，应该“剥去数层”。而“剥”的最好的办法就是砍尽枝蔓，实在不能割舍的，可以把它们另列于诗句之外，放在不受“编制”限制的题目中。
其次，应从诗的发展趋势和诗人的写诗习惯来研究。古诗常有议论入诗的倾向，而杜甫擅长此道；宋人学杜，又力图蹊径独辟，逐步滑入以“以文字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斜道。苏轼高才俊迈，散文擅唐宋八大家之名，才学如水银泻地，肆意汪洋，所以诗中的散文化倾向特别明显。他不仅把诗散文化，而且把诗题也当作洋洋洒洒的散文去自由抒写。其好处是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诗的认知和审美空间，弊端是削弱了诗的简洁凝练，甚至题对于诗已呈喧宾夺主之态势。
苏诗长题的抒写策略主要有以下几种：
点明诗之本事。诗反映作者亲身经历的真实情况，便于读者了解人物和事件的背景。《子由在筠作《东轩记》，或戏之为东轩长老。其婿曹焕往筠，余作一绝句送曹以戏子由。曹过庐山，示以圆通慎长老，慎欣然亦作一绝。送客出门归，入室趺坐化去。子由闻之，仍作二绝，一以答余，一以答慎。明年，余过圆通，始得其诗，乃追次慎韵》（九十四字）其诗云：“君到高安几日回？一时斗（抖）擞旧尘埃。赠君一笼牢收取，盛取东轩长老来。”为了方便读诗，诗题中叙述了多项内容：四人之间诗的赠答来往，以及慎长老神秘坐化，主要事件应作交代；高安即江西筠阳镇，唐时改为高安县；东轩长老是对子由的戏称。有了这些情况介绍，就有利了解事情的本末和诗人的情感。当然，有些本末还不能全部索解，需要其他材料的佐证。
又如古风《兴隆节侍宴前一日微雪，与子由同访王定国，小饮清虚堂。定国出数诗皆佳，而五言尤奇。子由又言，昔与孙巨源同过定国，感念存没，悲叹久之。夜归稍醒，各赋一篇，明日朝中以示定国也》（七十三字）。诗曰：
天风淅淅飞玉沙，诏恩归沐休早衙。遥知清虚堂里雪，正似薝蔔林中花。出门自笑无所诣，呼酒持劝惟君家。踏冰淩竞战疲马，扣门剥啄惊寒鸦。羡君五字入诗律，欲与六出争天葩。头风已倩檄手愈，背痒却得仙爪爬。银瓶泻油浮蚁酒，紫碗铺粟盘龙茶。幅巾起作鸜鵒舞，叠鼓谁掺渔阳挝。九衢灯火杂梦寐，十年聚散空咨嗟。明朝握手殿门外，共看银阙暾晨霞。
这首诗写雪景、欢饮，赞王定国五言诗之美，抒聚散咨嗟之情，诗题已写成一篇微散文了。诗的景、事、情等在题中都先作铺垫，有助于读者身临其境，一唱三叹。
突出诗意氛围。为进入诗境，题中稍加点缀，能起到暗示和先声夺人的作用。如七绝《少年时尝过一村院，见壁上有诗云：“夜凉疑有雨，院静似无僧。”不知何人诗也。宿黄州禅智寺，寺僧皆不在，夜半雨作，偶记此诗，故作一绝》（五十三字）：“佛灯渐暗饥鼠出，山雨忽来修竹鸣。知是何人旧诗句，已应知我此时情。”
少年时见到的两句诗，在中年时贬谪黄州的雨夜中被想起来了，这是诗人的一段情感经历。有了题中壁上旧诗和静寺夜雨的预告，已现凄清孤寂之状和迁客心态；在冥冥之中的巧合，带有几分神秘色彩，更显命运坎坷和无奈。没有这个长题，读者就无从得知诗中的“此时情”所包含的厚重内涵。 又如七律《仆去杭五年，吴中仍岁大饥疫，故人往往逝去。闻湖上僧舍不复往日繁丽，独净慈本长老学者益盛，作诗寄之》（四十三字），诗曰：“来往三吴一梦间，故人半作冢累然。独依旧社传真法，要与遗民度厄年。赵叟近闻还印绶，竺翁先已返林泉。何时策杖相继去，任性逍遥不学禅。”题中先交代大饥疫和故人相继逝去，悲忧之情已先笼罩，“还印绶”、“返林泉”都是弃官归隐之辞，诗人自己也作“相继去”的思想准备。虽然向净慈本长老学佛的人很多，但诗人只想任性逍遥、逃禅自适了。由此可见诗处处扣住题，而题先已统领着诗，题目的叙写并非多余。
借题阐发议论。诗中议论不如题中叙述方便，诗也不宜承担这种任务，而诗题基本上不受这个限制。如评徐凝瀑布诗：《世传徐凝瀑布诗云“一条界破青山色”，至为尘陋。又伪作乐天诗，称羡此句有赛不得之语。乐天虽语涉浅易，然岂至是哉？乃戏作一絕》（五十二字）：“帝遣银河一派垂，古来唯有谪仙词。飞流溅沫知多少，不与徐凝洗恶诗。”
题中有了对徐凝瀑布诗的评价和对作伪者的批评，诗中就能描写瀑布形象及对比李白瀑布诗与徐凝诗的悬殊。如果没有这长题，二十八字岂能如此高屋建瓴地激扬贬褒？
除诗歌评论外，还有社会人生的评论。七律《西蜀杨耆，二十二年前见之甚贫，今见之亦贫；所异于昔者，苍颜华发耳。女无美、恶，富者妍；士无贤、不肖，贫者鄙。使其逢时遇合，岂减当世之士哉！顷宿长安驿舍，闻泣者甚怨，问之，乃昔富而今贫者。乃作一诗以赠杨君》（八十四字）诗云：“孤村渐雨逐秋凉，逆旅愁人怨夜长。不寐相看惟枥马，愁吟互答有寒螿。天寒滞穗犹横亩，晚岁空机尚倚墙。劝尔一杯聊复睡，人间贫富海茫茫。”诗题固然有介绍诗之本末的作用，但主要的是为杨耆的人生遭际表达诗人的深刻见解。诗是诗人被贬黄州后所作，“乌台诗案”以后诗人一直遭受排挤迫害，此时心情已如寒蝉，惟借杨耆之贫抒胸中块垒。题中一个深刻的观点是“女无美、恶，富者妍；士无贤、不肖，贫者鄙”，而“昔富而今贫”，又富有沧桑感和戏剧性。因此，如将这种人生感叹全靠这五十六字体现，只不过是一般的“逆旅愁人”情怀和“人间贫富海茫茫”泛泛之言，就缺少应有的力度。而且，题中点明是为杨耆和驿舍泣者而生发，也可避免文网罗织的政治迫害。题的份量大于诗的份量，是诗人诗作散文化的表达需要，也可看作是作者在特殊的环境下的一种文化智慧。
以题代注。苏轼诗喜欢加自注，因为其中有不少游览、赠答、应酬之作，人事、景点、典故等等需要注释清楚。据《十八家诗钞》（曾国藩编纂，1935年世界书局印行）中的苏轼五百四十首七律，就有一百三十七个自注，占总篇数的四分之一。《台头寺送宋希元》八句三注，《次韵孔常父送张天觉河东提刑》八句中有四注。七古加自注亦不少，《荔枝叹》二十四句有四注，都包含了针砭社会的丰富内容；最多的是《游罗浮山示儿子过》，二十四句竟有九注。可见诗人处处为友人和读者着想，同时也反映他强烈的叙事欲望和对散文的叙述依赖。
凡注释牵涉整体内容的，就在题中提前言说。如七律《是日偶至野人汪氏之居，有神降于其室，自称天人李全，字德通。善篆字，用笔奇妙，而字不可识，云天篆也。与余言有所会者。复作一篇，仍用前韵》（五十六字）。诗云：“酒渴思茶漫扣门，那知竹里是仙村。已闻龟策通神语，更看龙蛇落笔痕。色瘁形枯应笑屈，道存目击岂非温。归来独扫空斋卧，犹恐微言入梦魂。”
此题每句都与诗句相应，尤其是“天人”、“善篆字”、“与余言有所会者”，是必须注明的事件。五句用屈原典，六句用《庄子》典。“温”指温伯雪子，孔子久欲见他，见了却不说话，子路感到奇怪，孔子说：“目击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声矣。”即后来成语“目击道存”的来源，意为虽未说话，但已与他声气相应，志同道合了。这就是题中“与余言有所会者”，也就是末句中的“微言”。当然，题中不可能每事都注出，应该留有余地，让读者自己深思默会。总之，苏诗的叙事成分较多，不得不靠题目来作详细预告了。
长题与题下之引和序有所区别。引和序的独立性比题要强一些，与诗本体的关系相对要松散些，可看作是诗文相得益彰的自由体制。如作者南迁岭表时写的《临城道中作》就有一篇七十八字的引，而诗只有二十八字，因为诗中内容较多，长题也不堪负载，姑以引来映照。
刘熙载曾指出：“文所不能言之意，诗或能言之。大抵文善醒，诗善醉，醉中语亦有醒时道不到者。”这是论述文与诗不同的言说功能；但反过来也可说诗不能言者，文能言之。“醒时语”也有“醉中语”所道不到者。苏诗很多篇为什么要用长题，就是文能言之，文有诗难于完成的能力。“善醉”者需要“善醒”者相伴前行。
苏诗长题的叙事抒情作用继承了李、杜的传统，而他超越前人之处是拓展了范围，以微散文的抒写，扩大叙事抒情议论的容量，从而增加诗的艺术优势，把以文为诗的习惯在题中发挥到极致。
微散文跨界入诗题，使苏轼诗的天地有了进一步拓宽，也形成他的诗更具有纵横开阖、才情泛溢的鲜明特色。尽管有些诗也有过度解释的遗憾，但这毕竟敞开了了解苏轼诗的一个个窗口。
纵观古代诗歌，上古诗无题或短题，短者如“古意”、“失题”、“闷”、“雷”、“火”、“无题”、“情诗”之类，而咏物诗常有一字一题。诗题与诗一样，力求精炼雅洁，至魏晋始才渐有长题之风气。陶潜诗有十多字的题目，谢灵运诗有二十多字的题目，如《登临海峤初发疆中作，与从弟惠连可见，羊何其和之四首》等。诗的长题明显出于唐代，最突出的是李白、杜甫、白居易。李白长题如五古《张相公出镇荆州，寻除太子詹事。余流夜郎，与张相公相去千里。公因太府丞王昔使车寄罗衣二事，及五月五日赠余诗，余答以此诗》，四十字的诗而题目长五十六字。杜甫长题如五律《天宝初，南曹小司寇舅于我太夫人堂下垒土为山，一匮盈尺，以代彼朽木，存诸焚香瓷瓯甚安矣。旁植慈竹，盖兹数峰嶔岑婵娟，宛有尘外致。乃不知兴之所之，而作是诗》，题长六十七字。白居易一首七律《自河南经乱，关内阻饥，兄弟离散，各在一处。因望月有感，聊书数怀，寄上浮梁大兄、於潜七兄、乌江十五兄，兼示符离及下邽弟妹》，题长五十字。自唐至宋，苏轼继承了长题传统，他很多诗题常有五六十字之多。七绝二首《子由将赴南都……》题长九十五字，最长一首七律竟有一百零二字：《昔在九江，与苏伯固唱和，其略曰：“我梦扁舟浮震泽，雪浪横江千顷白。觉来满眼是庐山，倚天无数开青壁。”盖实梦也。昨日又梦伯固手持乳香婴儿示余，觉而思之，盖南华赐物也，岂复与伯固相见于此耶！今得来书，知已在南华相待数日矣。感叹不已，故先寄此诗》。宋代诗人中除黄庭坚、陆游偶作长题外，此后诗人的诗题很少有类似情况。但在清末民初又出现长题情况，最突出的是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古典诗人”的陈曾寿。他的《苍虬阁诗集》中百字以上的长题有四五首，最长一首为一百四十六字，系记述辛未年（1931）末至旅顺蒙溥仪关心生活之事，这已是一篇短散文的格局了。
诗出现长题的原因，首先应该从诗歌创作规律中探求。近体诗有字数限制，歌行类古风长短不限，但总的来说，字数的约束是诗精粹性的一个起码要求。在有限的篇幅内产生无限的意味，才是诗的本质特征。昔人论五言律诗：“如聚四十贤人，更著一屠沽不得。”诗人好比主人，只能“宴请”贤人，不能掺入粗俗之辈。刘熙载认为，“诗要避俗，更要避熟。剥去数层方下笔，庶不堕熟字界里。”诗人在写诗时，常有一些影响抒情性和精炼要求的字句纷至沓来，如有关诗的背景材料，包括叙述性、介绍性、注释性的内容。它们虽然有一定作用，不是“粗俗之辈”，但放在诗中总难免成为累赘，应该“剥去数层”。而“剥”的最好的办法就是砍尽枝蔓，实在不能割舍的，可以把它们另列于诗句之外，放在不受“编制”限制的题目中。
其次，应从诗的发展趋势和诗人的写诗习惯来研究。古诗常有议论入诗的倾向，而杜甫擅长此道；宋人学杜，又力图蹊径独辟，逐步滑入以“以文字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斜道。苏轼高才俊迈，散文擅唐宋八大家之名，才学如水银泻地，肆意汪洋，所以诗中的散文化倾向特别明显。他不仅把诗散文化，而且把诗题也当作洋洋洒洒的散文去自由抒写。其好处是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诗的认知和审美空间，弊端是削弱了诗的简洁凝练，甚至题对于诗已呈喧宾夺主之态势。
苏诗长题的抒写策略主要有以下几种：
点明诗之本事。诗反映作者亲身经历的真实情况，便于读者了解人物和事件的背景。《子由在筠作《东轩记》，或戏之为东轩长老。其婿曹焕往筠，余作一绝句送曹以戏子由。曹过庐山，示以圆通慎长老，慎欣然亦作一绝。送客出门归，入室趺坐化去。子由闻之，仍作二绝，一以答余，一以答慎。明年，余过圆通，始得其诗，乃追次慎韵》（九十四字）其诗云：“君到高安几日回？一时斗（抖）擞旧尘埃。赠君一笼牢收取，盛取东轩长老来。”为了方便读诗，诗题中叙述了多项内容：四人之间诗的赠答来往，以及慎长老神秘坐化，主要事件应作交代；高安即江西筠阳镇，唐时改为高安县；东轩长老是对子由的戏称。有了这些情况介绍，就有利了解事情的本末和诗人的情感。当然，有些本末还不能全部索解，需要其他材料的佐证。
又如古风《兴隆节侍宴前一日微雪，与子由同访王定国，小饮清虚堂。定国出数诗皆佳，而五言尤奇。子由又言，昔与孙巨源同过定国，感念存没，悲叹久之。夜归稍醒，各赋一篇，明日朝中以示定国也》（七十三字）。诗曰：
天风淅淅飞玉沙，诏恩归沐休早衙。遥知清虚堂里雪，正似薝蔔林中花。出门自笑无所诣，呼酒持劝惟君家。踏冰淩竞战疲马，扣门剥啄惊寒鸦。羡君五字入诗律，欲与六出争天葩。头风已倩檄手愈，背痒却得仙爪爬。银瓶泻油浮蚁酒，紫碗铺粟盘龙茶。幅巾起作鸜鵒舞，叠鼓谁掺渔阳挝。九衢灯火杂梦寐，十年聚散空咨嗟。明朝握手殿门外，共看银阙暾晨霞。
这首诗写雪景、欢饮，赞王定国五言诗之美，抒聚散咨嗟之情，诗题已写成一篇微散文了。诗的景、事、情等在题中都先作铺垫，有助于读者身临其境，一唱三叹。
突出诗意氛围。为进入诗境，题中稍加点缀，能起到暗示和先声夺人的作用。如七绝《少年时尝过一村院，见壁上有诗云：“夜凉疑有雨，院静似无僧。”不知何人诗也。宿黄州禅智寺，寺僧皆不在，夜半雨作，偶记此诗，故作一绝》（五十三字）：“佛灯渐暗饥鼠出，山雨忽来修竹鸣。知是何人旧诗句，已应知我此时情。”
少年时见到的两句诗，在中年时贬谪黄州的雨夜中被想起来了，这是诗人的一段情感经历。有了题中壁上旧诗和静寺夜雨的预告，已现凄清孤寂之状和迁客心态；在冥冥之中的巧合，带有几分神秘色彩，更显命运坎坷和无奈。没有这个长题，读者就无从得知诗中的“此时情”所包含的厚重内涵。 又如七律《仆去杭五年，吴中仍岁大饥疫，故人往往逝去。闻湖上僧舍不复往日繁丽，独净慈本长老学者益盛，作诗寄之》（四十三字），诗曰：“来往三吴一梦间，故人半作冢累然。独依旧社传真法，要与遗民度厄年。赵叟近闻还印绶，竺翁先已返林泉。何时策杖相继去，任性逍遥不学禅。”题中先交代大饥疫和故人相继逝去，悲忧之情已先笼罩，“还印绶”、“返林泉”都是弃官归隐之辞，诗人自己也作“相继去”的思想准备。虽然向净慈本长老学佛的人很多，但诗人只想任性逍遥、逃禅自适了。由此可见诗处处扣住题，而题先已统领着诗，题目的叙写并非多余。
借题阐发议论。诗中议论不如题中叙述方便，诗也不宜承担这种任务，而诗题基本上不受这个限制。如评徐凝瀑布诗：《世传徐凝瀑布诗云“一条界破青山色”，至为尘陋。又伪作乐天诗，称羡此句有赛不得之语。乐天虽语涉浅易，然岂至是哉？乃戏作一絕》（五十二字）：“帝遣银河一派垂，古来唯有谪仙词。飞流溅沫知多少，不与徐凝洗恶诗。”
题中有了对徐凝瀑布诗的评价和对作伪者的批评，诗中就能描写瀑布形象及对比李白瀑布诗与徐凝诗的悬殊。如果没有这长题，二十八字岂能如此高屋建瓴地激扬贬褒？
除诗歌评论外，还有社会人生的评论。七律《西蜀杨耆，二十二年前见之甚贫，今见之亦贫；所异于昔者，苍颜华发耳。女无美、恶，富者妍；士无贤、不肖，贫者鄙。使其逢时遇合，岂减当世之士哉！顷宿长安驿舍，闻泣者甚怨，问之，乃昔富而今贫者。乃作一诗以赠杨君》（八十四字）诗云：“孤村渐雨逐秋凉，逆旅愁人怨夜长。不寐相看惟枥马，愁吟互答有寒螿。天寒滞穗犹横亩，晚岁空机尚倚墙。劝尔一杯聊复睡，人间贫富海茫茫。”诗题固然有介绍诗之本末的作用，但主要的是为杨耆的人生遭际表达诗人的深刻见解。诗是诗人被贬黄州后所作，“乌台诗案”以后诗人一直遭受排挤迫害，此时心情已如寒蝉，惟借杨耆之贫抒胸中块垒。题中一个深刻的观点是“女无美、恶，富者妍；士无贤、不肖，贫者鄙”，而“昔富而今贫”，又富有沧桑感和戏剧性。因此，如将这种人生感叹全靠这五十六字体现，只不过是一般的“逆旅愁人”情怀和“人间贫富海茫茫”泛泛之言，就缺少应有的力度。而且，题中点明是为杨耆和驿舍泣者而生发，也可避免文网罗织的政治迫害。题的份量大于诗的份量，是诗人诗作散文化的表达需要，也可看作是作者在特殊的环境下的一种文化智慧。
以题代注。苏轼诗喜欢加自注，因为其中有不少游览、赠答、应酬之作，人事、景点、典故等等需要注释清楚。据《十八家诗钞》（曾国藩编纂，1935年世界书局印行）中的苏轼五百四十首七律，就有一百三十七个自注，占总篇数的四分之一。《台头寺送宋希元》八句三注，《次韵孔常父送张天觉河东提刑》八句中有四注。七古加自注亦不少，《荔枝叹》二十四句有四注，都包含了针砭社会的丰富内容；最多的是《游罗浮山示儿子过》，二十四句竟有九注。可见诗人处处为友人和读者着想，同时也反映他强烈的叙事欲望和对散文的叙述依赖。
凡注释牵涉整体内容的，就在题中提前言说。如七律《是日偶至野人汪氏之居，有神降于其室，自称天人李全，字德通。善篆字，用笔奇妙，而字不可识，云天篆也。与余言有所会者。复作一篇，仍用前韵》（五十六字）。诗云：“酒渴思茶漫扣门，那知竹里是仙村。已闻龟策通神语，更看龙蛇落笔痕。色瘁形枯应笑屈，道存目击岂非温。归来独扫空斋卧，犹恐微言入梦魂。”
此题每句都与诗句相应，尤其是“天人”、“善篆字”、“与余言有所会者”，是必须注明的事件。五句用屈原典，六句用《庄子》典。“温”指温伯雪子，孔子久欲见他，见了却不说话，子路感到奇怪，孔子说：“目击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声矣。”即后来成语“目击道存”的来源，意为虽未说话，但已与他声气相应，志同道合了。这就是题中“与余言有所会者”，也就是末句中的“微言”。当然，题中不可能每事都注出，应该留有余地，让读者自己深思默会。总之，苏诗的叙事成分较多，不得不靠题目来作详细预告了。
长题与题下之引和序有所区别。引和序的独立性比题要强一些，与诗本体的关系相对要松散些，可看作是诗文相得益彰的自由体制。如作者南迁岭表时写的《临城道中作》就有一篇七十八字的引，而诗只有二十八字，因为诗中内容较多，长题也不堪负载，姑以引来映照。
刘熙载曾指出：“文所不能言之意，诗或能言之。大抵文善醒，诗善醉，醉中语亦有醒时道不到者。”这是论述文与诗不同的言说功能；但反过来也可说诗不能言者，文能言之。“醒时语”也有“醉中语”所道不到者。苏诗很多篇为什么要用长题，就是文能言之，文有诗难于完成的能力。“善醉”者需要“善醒”者相伴前行。
苏诗长题的叙事抒情作用继承了李、杜的传统，而他超越前人之处是拓展了范围，以微散文的抒写，扩大叙事抒情议论的容量，从而增加诗的艺术优势，把以文为诗的习惯在题中发挥到极致。
微散文跨界入诗题，使苏轼诗的天地有了进一步拓宽，也形成他的诗更具有纵横开阖、才情泛溢的鲜明特色。尽管有些诗也有过度解释的遗憾，但这毕竟敞开了了解苏轼诗的一个个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