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长征有什么圣徒的话，那么，这个圣徒便是她。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军事与泥巴》
　　
　　中国妇女运动先躯蔡畅是党内外知名的红色大姐，她的家庭也是公认的革命家庭，哥哥蔡和森、嫂子向警予都是中共早期著名的领袖人物。蔡畅长达70年的革命生涯中，对党、对革命的绝对忠诚与对亲人的深沉爱恋交相辉映，凸显出她热烈纯真的个性特点。随手掬一捧历史长河之水，透过水之清澈，我们仿佛触摸到这位“巾帼领袖”忠贞不渝的情感世界。
　　
　　从“毛妹子”到“革命圣徒”
　　
　　蔡畅是清代著名将领曾国藩的后裔，1900年5月14日出生于湖南双峰县荷叶光甲堂，乳名毛妹子，是父母的第六个孩子。在故乡群山环绕的紫云峰下，毛妹子随兄姊割草放牛，栽花种豆，捉蝴蝶，采野果，度过了欢乐的童年。
　　母亲葛健豪有着刚强的个性和坚定的政见，蔡畅兄妹成为共产党人，受母亲的影响极大。1913年，接受革命思想影响的母亲变卖自己的衣服和金银首饰等妆奁，带着儿子蔡和森、女儿蔡畅及蔡畅的姐姐一起进学校求学。和母亲一起在学校读书的日子，是蔡畅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中的一段。她非常珍惜母亲为她争得的学习机会，读书异常刻苦，每天直至深夜还抱读不倦。因而她成绩十分优秀，一连跳了好几级，只用了两年时间就读完了别人四五年才能学到的功课。
　　母亲在高级小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办了一所学校并自任校长。为了节约开支，蔡畅转到母亲办的学校读书，兼教音乐、体育课。十三四岁的蔡畅上音乐课时，要站在板凳上讲，后排的学生才能看到她。
　　正当蔡畅潜心读书之际，父亲蔡蓉峰从上海回到家乡，他素来认为女孩子应擅守“娘家做女，莫出闺门”的古训，因而对蔡畅上学读书很看不惯。这年夏天，他到一家地主家去了几次，就擅自接受人家500元光洋的聘礼，将蔡畅许配给这家做小媳妇。一心想求学上进的蔡畅，得知这一消息，犹如五雷轰顶，惊呆了。
　　母亲对丈夫为了几个钱就把女儿往火坑里推的行为极为愤慨，更何况蔡畅又是这样一个好学上进的孩子。她面对丈夫的不理智举动，表面不动声色，暗地里下决心让女儿逃走。在母亲的支持下，蔡畅逃婚长沙，考入周南女校音乐体育专修科，改名蔡畅。1916年春毕业后留校任体育教员。
　　哥哥蔡和森和毛泽东友谊深厚，他们在长沙就组织成立了新民学会，在国内反响巨大。在毛泽东、蔡和森等人的启发帮助、耳提面命下，蔡畅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决定和他们走同样的道路。
　　1919年，蔡和森组织留法勤工俭学，母亲通过姻亲关系，向曾国藩的女婿家借到600块银元，准备全家一同飘洋过海。次年1月30日，蔡和森、蔡畅兄妹及母亲葛健豪、好朋友向警予成为华法教育会组织的第十二批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来到法国马赛。
　　留学生活是艰苦的，由于发放的生活费非常有限，蔡畅一家人经常以马铃薯、空心粉、黑面包、大白菜果腹度日。但蔡畅精神上是充实的。课余工余，留学生们相聚美丽的蒙达尼公园，怀着忧国忧民的思想，分析国内外时势，争论救国救民之策。蔡畅开始不大发言，常静静地在一旁倾听，细细体味人们阐述的道理。后来，在泼辣大胆的向警予的影响下，也变得慷慨陈言、直抒胸臆了。
　　1920年，赵世炎、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等一大批热血青年带着追寻真理、振兴中华的远大理想也来到了法国。不久，蔡畅由赵世炎、刘伯坚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转为中共党员。为了方便党的工作，蔡畅从里昂转到巴黎，白天做工谋生养家，晚上做党的宣传工作。
　　在法国，母亲做刺绣并从头学习法文，最后也能读法文报纸。1938年，周恩来到长沙时，在繁忙的统战工作之余，专门把蔡母接来，年过七旬的葛健豪却说不愿加重党的负担，还是回乡下直至1943年病逝。
　　在艰苦卓绝的长征期间，蔡畅一直把她母亲的一张旧照片带在身边。为了鼓舞大家战胜困难，蔡畅和几位留过学的党员整天谈论他们的经历，谈论在国外的学习情况、吃过的好东西以及去过的地方。他们每天谈呀、笑呀，还开玩笑，有时还唱《马赛曲》。这样在漫长的二万五千里崎岖道路上进行宣传鼓动，以提高长征战士们的士气。康克清后来把蔡畅讲的故事和笑话称为“精神食粮”。
　　对于长征，蔡畅没有任何怨言。那时，她身材纤瘦，但意志坚强，给她备了一匹马，但她很少骑，而是让给伤病员骑，她认为他们更需要马。《军事与泥巴》一书的作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这样写道：“如果说长征有什么圣徒的话，那么，这个圣徒便是她（蔡畅）。”
　　蔡畅从1915年到长沙求学，就再也没有回过家乡了，把童年的欢乐，少年的苦涩都留在了故乡。可她并没有忘记生养她的荷叶这块神奇的土地，就连湘乡中里立县双峰，都是根据她的建议确定的。家乡人民也永远怀念她，在荷叶光甲堂设了“蔡畅事迹陈列馆”，并在烈士陵园塑了蔡畅雕像。
　　
　　“大姐”与同乡牵手异域
　　
　　李富春、蔡畅都是湖南人，他们同年同月生，蔡畅比李富春大一个多星期。认识之初，李富春便亲切地叫蔡畅“大姐”，因此，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领导人都和李富春一样，称呼蔡畅为“大姐”，连身边的工作人员，同事也这样称谓——“大姐”成了蔡畅的代名字。共同的革命志向使他们携手并肩踏上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人生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建设呕心沥血，付出了全部心血，他们浪漫的爱情旅途、平凡的生活细节感人至深。
　　一次留法学生聚会中，年轻的李富春邂逅了手捧着传单的蔡畅，蔡畅那青春焕发的神采吸引了他。他追了上去，送她回家，一路谈学习，谈生活，谈革命，还谈到了新民学会，十分投机……蔡畅的母亲葛建豪非常喜欢这个质朴活泼的湖南小伙子，热情地招待他吃家乡的辣子拌面。
　　1920年底，李富春到法国。当时正赶上北洋军阀政府勾结法国当局刁难迫害中国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所以李富春一直没有得到进学校的机会，他在巴黎一家机车厂当了4年工人，只是利用工余时间自学。起初，李富春还是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到法国认识了蔡和森、向警予、蔡畅等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开始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很快就抛弃了无政府主义，站到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
　　蔡畅和李富春在一系列革命活动中相互了解，进而相爱。蔡畅喜欢李富春性格开朗，襟怀坦荡，思维敏捷，办事果断，斗争勇敢而坚决，待人热情而有风趣；李富春爱蔡畅举止文雅，仪表端庄，正直聪慧，性格坚强，有理想，有毅力，能吃苦，善思考。同时，李富春也爱蔡畅革命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蔡畅的母亲、哥哥、嫂子也很喜欢李富春。当时，李富春除做工外，还在党内和邓小平一起编辑出版中共旅欧支部的刊物《少年》（后改为《赤光》），两个人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李富春和蔡畅谈恋爱，少不了邓小平这位“参谋”的“策划”。
　　李富春和蔡畅颇带传统色彩的婚姻生活，以一个浪漫新式的婚礼而宣告开始。葛健豪作主，1923年3月的一天，李富春和蔡畅携手走进巴黎市区一个半地下的咖啡馆，想单独庆祝这个大喜日子。没有想到邓小平提前得到消息，早早地躲在咖啡馆里，当新郎新娘才坐下，邓小平突然笑着出现在他们跟前，一边道喜，一边嚷着要为大哥、大姐证婚。16岁就留法的邓小平天性活泼，操着一日浓重的四川口音，当着二人快言快语说，“怎么样，该请我吃喜酒喽！”
　　婚后不久，蔡畅怀孕了，性格倔强的她宁愿放弃做母亲的权力，选择“革命家”这一危险且神圣的职业。蔡畅的生活中本来就没有预留孩子的位置，不是她不想要孩子，而是害怕他们的事业会造成孩子的不幸。考虑再三，蔡畅果断地作出了人工流产的决定。她连连找了几家医院，可当时法国的法律是禁止堕胎的，蔡畅闷闷不乐地回到家里。母亲葛健豪却极为高兴，因为她极力反对蔡畅去冒险流产，说是自己放弃做工也要抚养外孙。在母亲和李富春的劝阻下，孩子终于还是生下来了。1924年春，蔡畅在巴黎剖腹生下一个女孩，葛健豪高兴地说：“很像她爸爸呢。‘蔡畅’两个字的法文字母开头都是特，就给她起名‘特特’吧。”蔡畅两口子觉得女儿是在特殊条件下来到人世的，起名“特特”很有纪念意义，于是欣然同意。为表示自己为革命奋斗终生的决心，蔡畅在产床上便做了结扎手术。
　　


　　1924年底，接受组织安排，蔡畅和李富春忍痛离开还在襁褓中的女儿，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次年8月，两人回国，投入了国内的革命斗争。
　　
　　海棠花艳情亦浓
　　
　　2000年5月22日发行的“革命终身伴侣百年诞辰”一套一枚邮票，彩霞做底图，简捷、明快的构图概括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蔡畅和李富春这对革命伴侣相濡以沫的一生，反映出两位革命者意气风发、冰心玉洁的革命风貌。这枚邮票取材1956年他俩结婚33年的合影照。那时正值春天，晴朗的天，中南海家里院子里的海棠花开得很茂盛。不多时，便是各自的生日，一时兴起，请人在自家院子里照下了这张照片。
　　两鬓斑白的时候，他们之间的爱情依然焕发着青春的光彩。以往，战火纷飞的日子里，他们没有固定的家，夫妻俩时合时分，各自随工作单位行动。在分别的时候，他们都把一颗心扑在事业上，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到会面时，就像重新得到一次爱情，互相爱得更深。李富春很细心，对蔡畅总是非常体贴。他每天晚上工作到很晚才睡觉，早上起来要开会。无论多忙，他总要到房里去看看蔡畅，因为蔡畅那时身体不太好，以致于警卫工作人员都开玩笑说：主任，又来请安了。
　　同样，蔡畅很关心丈夫的饮食起居。李富春吃饭吃得非常快，几口就扒了，几碟子菜放在桌子上，他只是在跟前的碟子里挟点菜，远一点他就不伸手了，所以蔡畅经常移动碟子。李富春患有肺气肿、气管炎等病，牙也不好，很受折磨，蔡畅就和厨师一起商量，怎么给李富春调配有营养又适合胃口的饭菜。李富春最爱吃的红烧肉或红烧猪蹄，更是烧得烂熟。吃饭时，她不停地给李富春夹菜，看丈夫吃得那么香，蔡畅总是亲昵地笑丈夫是“老小孩”、“嘴馋”。
　　吃完晚饭，她就拉丈夫在中南海散步。有时周末中南海的礼堂放电影，她就邀李富春一起去观看。李富春也非常理解蔡畅的一片爱心，两人相伴出门，他总是幽默地说：“走吧，公婆公婆，公不离婆。”
　　蔡畅夫妇表达感情的方式保持了在法国拥抱接吻的习惯。有时晚饭后她和李富春出来散步，和同样散步的邓小平夫妻遇上了，诙谐的邓小平会来上一句：“大哥大姐行个洋礼怎么样？”蔡畅他们也不做作，大方地拥抱亲吻一下。这时候，大家便一起舒心地笑起来，气氛相当轻松。
　　1967年，北京动荡不安。李富春被林彪、“四人帮”一伙打成“二月逆流”的“黑干将”，蔡畅也受了牵连。这一对革命夫妻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却终日忧国忧民，寝食不安。两个人都极力使自己表现平静，安慰对方，互相鼓励。他们唯一的支柱就是相伴在一起，共同度过这艰难的历史考验。
　　1973年，李富春和蔡畅在困境中度过了他们的“金婚”。1975年年初，李富春积劳成疾，病危住院。蔡畅探视时，因自己感冒，怕感染丈夫，在特护病房外与李富春交谈。无情的玻璃窗门将有情人分隔在两边，使两人只能隔着玻璃倾诉。他们用纸和笔相互传达国家的希望和夫妻的爱意。
　　1月9日清早，蔡畅在中南海接到医院电话，请她火速赶到医院，说李富春病情恶化。蔡畅坐着汽车风驰电掣般赶到北京医院，上到病房楼层，邓小平已经在电梯门口等着她，他握着她的手沉重地说：“大姐，节哀！”蔡畅手里的黑色纱巾无声地滑落在鲜艳的地毯上，她浑然不觉，飞快地冲进病房，在病床前猛然刹住脚步，定定地站住，眼泪哗哗地涌出眼窝。突然用力甩开扶住她的秘书，大叫一声：“富春！我来迟了！”泪如泉涌，声悲音切，在场的人无不动容。
　　蔡畅喜欢听毛泽东诗词，听革命歌曲。在病中，她让身边的工作人员给她朗诵毛泽东的《长征》诗和反映红军精神的《长征组歌》，一遍又一遍，百听不厌，动情之时，潸然泪下。由于病魔的摧残，她的记忆力衰退得厉害，连有的亲人都记不起来了，但《东方红》这首歌，她却一直记得。直到病逝前，她还会用细弱的声音，缓慢而动情地唱道：“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她用这首歌，表达一位老共产党员至死不渝的崇高信念，向党和人民作最后的告别……
　　1990年9月11日凌晨，深受人民爱戴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蔡畅，在舒缓的《东方红》乐曲声中，走完了她90年的人生历程。蔡畅为中国妇女的解放、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保障妇女的合法权益呕心沥血，蹈厉奋发。她的一生，与中国妇女运动紧密相连，在中国革命史上，永远闪耀着“蔡大姐”的人生辉煌。
　　
　　留下的是不朽的风范
　　
　　女儿李特特出生后，外婆葛健豪把这个宝贝外孙女领走了，小女孩是随着外婆长大的。在上海时，蔡畅、李富春从事地下工作。严酷的环境，迫使革命者时时警惕，搬家更是三天两头折腾。每次，小特特跟在妈妈身后，穿行于大街小巷。她非常奇怪，为什么老搬家？而且每搬一次家，妈妈都给改一次姓。瞅空儿，她问妈妈：“妈妈，我爸爸叫李富春，我明明姓李，为什么老改姓呢？”蔡畅严肃地对女儿说：“小孩子不要什么都问，叫你姓什么你就姓什么，千万不要记错了。”
　　有一段时间，蔡畅一家人隐居在贫穷的石库门小弄里。她和李富春成天在外奔走，把女儿孤零零地甩在家中。每天出门前，蔡畅在饭桌上放上一根油条、一个烧饼，告诉女儿说，午餐是油条，晚餐是烧饼，并嘱咐女儿在家里不要应答外面生人的问话，然后她从外面把门锁上。年幼的特特害怕极了，夜色来临，她站在小板凳上，悄悄地向窗户外面张望，一次又一次希望妈妈突然出现在她的视线里。偶尔老鼠的响声或什么动静，都让年幼的特特毛骨悚然，她害怕得躲进被子里伤心地流泪，哭着哭着就睡着了。
　　蔡畅回到家，总是看到女儿蜷着小小的身子睡熟了，脸上泪痕斑斑，睡梦中还一次次哆嗦着——她的眼泪忍不住夺眶而出，只能在心里默默地说：女儿，妈妈对不起你，将来革命成功了，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妈妈再多陪陪你。为了给女儿解闷，蔡畅从外面抱来一只小狗。从此，小特特整天和小狗呆在一起，和小狗说话，给它讲故事，小狗成了她最好的“朋友”。
　　战争年代，李富春、蔡畅长期和女儿分开，他们也和所有父母一样爱自己的女儿。长征途中打土豪时蔡畅分得一个花布书包，保存了几年后，她捎给了女儿。在女儿准备考大学时，她帮助女儿“参谋”报考志愿，说：“我们是农业国，需要大量农业技术人员。”本想学航空的女儿接受了母亲的建议，学了农业科学。毕业回国后，一直献身于农业科研工作。60年代在农科院原子能研究所工作，“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回到中科院工作。
　　1950年，他们住在北京什坊院，这是他们到了50岁才有的一个固定的家。但这里离供应点较远，公家给他们家配备了一辆供采购用的汽车。李富春和蔡畅觉得这辆车利用率不高，是个浪费，两人就同负责采购的同志商量：“目前我们国家还很困难，把这辆汽车省下来交给公家就可以派点用场，你辛苦一点，骑自行车买菜好不好啊？”这位同志同意了两位首长的意见。汽车上交后，遇到刮风下雨，李富春和蔡畅就叮嘱他乘公共汽车、带雨具。那位年轻同志感动地说：“两位首长总像对我过意不去似的，其实，他们也是为了国家，我哪还有什么意见？”
　　李富春和蔡畅外出开会、接待外宾，穿着都十分整洁合体，蔡畅更是着装入时，风度高雅。不过，那都是工作服。在家里，她和李富春都穿打补丁的裤子、袜子。负责照料他们生活的陈嫂对此最知情。陈嫂说：“蔡大姐爱整洁，她穿上带补丁的衣服，也透着考究、利落。”平时，李富春和蔡畅吃饭很简单，两个人都爱吃辣椒，吃米饭时两个人一荤一素一汤，再加一小碟辣椒，就都心满意足了。吃剩下一些菜，蔡畅就用筷子拨拉到碟心，笑眯眯地对服务员说：“留起来下一餐吃吧！”?老两口特别疼爱的是大孙子李勇。可是，李勇一上小学就自己洗衣服，从不用汽车接送。有时小孩子回来故意念叨谁谁家用汽车接了，蔡畅就耐心地讲：“汽车是爷爷奶奶工作用的，不能办私事，更不能接送孩子。”孩子心悦诚服。
　　国家给李富春和蔡畅的工资，完全用不着他们如此清苦。然而，这一对革命夫妻却一直如此省吃俭用。1975年李富春病逝后，蔡畅把老两口长期节省下来的10万元人民币拿出来，连同利息，一并交了特别党费。秘书犹豫地问她：“大姐，要不要给你的孙子们留下一点？”蔡畅果断地说：“不，这钱是党和人民给我们的。富春去世了，我们应当把它交还给党和人民，孩子们要靠他们自己去劳动。”
　　作为他们的女儿，李特特端庄高雅，举止从容不迫。然而，在同事们中间，在生活当中，甚至走在大街上，人们绝对看不出来她会有那样的家庭背景。她和两个孙女住在一幢普通的居民楼里，三室的房子，有两间临街，成天为外面汽车的噪音和污染起急发愁，“放一杯水在房间里，你能看见那水在抖”。可是，真正让她起急发愁的，却是她为之致力了10多年的一件“老也做不完的事情”——1989年中国扶贫基金会成立，李特特从此成为扶贫一员。10多年来，她不辞辛劳、不计报酬地为扶贫事业奔走着，为贫困地区争取到价值近2000万元人民币的经济援助，帮助上万人摆脱了贫困。
　　“目前，中国的老百姓虽然大多解决了温饱问题，时下正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但毕竟还有不少人仍然没有摆脱贫困，特别是咱们的有些农民兄弟与西部那些落后地区的人们，还需要全社会的扶贫济困。”李特特意识到，扶贫是她找到的自己这一辈子最最应该干的一件事情，“我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庭中，从小受到的就是革命的人生观和爱国主义教育，无论何时何地，祖国和民族的利益永远在个人私利之上。亲人们的行为和壮举一直是我人生的一面镜子。向他们学习、做像他们那样的人，这对于我来说，完全是发自内心的，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责任编辑 梅 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