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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家先生逝世时正值甲申年的元宵节，那一刻我正在人民大会堂参加首都各界人士的一个联欢会。听到老人家逝世的消息，马上奔赴协和医院。匆匆忙忙见上了最后一面，然而此时此刻他老人家已合上了双眼，手还温暖着，可人却永远地离开了。
虽然在我与克家先生25年的交往中他有过多次病危病重，可只有这一次是真切的。归来我拟就了一副挽联：
诗名动天下岁岁耕耘春秋长留董狐笔，
心境总淡然九九归一从此再无老恩师。
与克家先生遗体告别时我出差在外，这挽联代我完成了一个后辈的哀思。事实上出差的那几日我一直在回忆克家先生，回忆着1978年1月11日他写给巴金老人的一首小诗：
四十六年见故家，
可怜人已老天涯。
闻道纷纷还原职，
为问如何复韶华？
这首诗沧桑感极强，有一短短的附记：“巴金同志以新版《家》见赠，距写作时已四十六年矣，不禁感慨系之！非绝非占，即兴成句以赠。”
于是，我想起克家先生曾为我写过两句诗，是他的旧诗中我十分喜爱的：“狂来欲碎琉璃镜，还我青春火样红。”两诗写作年代相距不远，一赠老友二抒己怀，但都可窥见克家先生胸襟怀抱。这是他进入改革开放以来一种时不我待的精神写照，也是他晚年生活的一种追求。我有一个笔记本，上面记录了1979年到1992年间与诸多文坛前辈的交往，其中一章叫《臧克家谈诗》，时间在1979年9月17日下午。下面我摘录一二，因为这是一次十分正式兼郑重的谈话，是一个诗坛前辈对文学青年的肺腑之言，此前从未公开过，我个人从中受益至今。
我把自己编于1976年的诗集《云岭兵歌》转交小平，请她父亲看看，半个月后，克家先生约我前往谈诗，同行者李炳银同志。
克家先生诗人气质甚浓，交谈起来常兴奋不能自已，然记忆力甚强。交谈时为阐述自己的观点，不时走进内室拿出影集、诗选和宋诗选，信手翻检，朗声诵读，言谈之间不像仅差一个月就满75岁的老人，这是许多作家的特点。
克家先生谈读后感，说道：“你的诗看过之后，可打65分，再高些70分，我的标准很严的。你的诗已经比初学者前进了一大步，可以说迈进了诗的殿堂，但不客气地说，还没进入正殿。即，没有自己的风格，没有写到使人一望而知的地步。”又说，“你的诗追求炼字，亦有生活情趣，有的小诗如《理发》《夜话》等很有味，但总的说来印象不深，不强烈，而且语言平平，读来没有让人拍案叫绝之感。我举苏东坡一诗，‘天外黑风吹海立。’一个‘立’字，千古绝唱，非苏东坡莫属！多么形象又多么生动！你的诗一定要有古诗的根底才好。”“雕琢是必要的，但不能苛求。不要太纤细，该朴素时则朴素，同时注意含蓄，这是很高的要求，每个写诗的人都应追求这种意境。”
“生活是很重要的，没有生活则无诗，一句俗语说‘回忆造成诗人’，我是深有体会的。但光有生活还不够，远远不够，还应有较强的艺术感受力与相应的艺术表现力，即生活的深度与思想的深度相结合，这是成正比的，一个诗人一旦生活有深度，思想也有深度，艺术概括力就相应地高起来。现在的新诗我不愿看，太长，太拖沓，而且铺张激扬，几句话能说明和概括的，非要写个千八百行。水分过多，坏了新诗的名誉。”说到这里克家先生拿出自己的诗选，翻到一首短诗《依旧是春天》，注明是1936年作。我说自己读过，但以为是写风景。克家先生感叹道：“这是很沉痛的伤国之作。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失陷，我写了塞草依旧绿到塞边，意思是指责秦淮河畔的达官贵人不知亡国之恨。一首诗脱离开时代背景和诗人写作的具体环境，不易读懂。”
谈到旧体诗词的含蓄和高超的艺术表现力时，克家先生兴冲冲地拿出一本《宋诗一百首》，信手翻到第113页，指着梅西甫的一首七绝朗诵一番，我看到书上勾勾画画，加满了评注和圈点，老诗人这种苦学精神不禁使我汗颜，这些优秀的古典诗词，自己看过一两遍就以为领略其风味，既没深解，又不背诵，腹内空空，两眼茫茫，难怪出不了什么成就！不下苦功，不解诗史，一味凭个人小聪明写作，实际是很可悲的一件事。从克家先生身上我感到了一种推人向前的朝气，一种好学不倦的锐气，这是此番谈诗的重大收获。
话题转到张志新烈士的事迹，克家先生说：“有许多约稿信，我想不少人都在写，自己就不再赶潮头了。但许多诗中，大多是平泛之作，只有少数好诗。”他信手拿起一本杂志，载有田地的一首短诗，大意是“思想的有罪，不思想的有功”等，很凝练、含蓄，克家先生极为赞赏，他说：“构思任何一首诗时，一定要别出心裁！不要贪走捷径而落入别人套中，想的路子宽些，点子多些，总要有与众不同的构思方才罢休，方才动手。”
我觉得这是切中我缺点的一种忠告，也是指路的话，回忆自己的诗歌创作，大都匆匆构思，草草动笔，不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境界。见面晤谈一小时后，严辰、邵燕祥来，5时20分辞行。
以上是笔记摘录。记录时我是《文艺报》最年轻的一名编辑，分管诗歌、儿童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评论，这使我有了与文坛前辈交往的机会，学习和求教自然也比较方便。
这本小小的绿皮笔记本，就记录有艾青、阮章竞、碧野、张志民、公木、黄宗英、冰心、李瑛、浩然、杨沫、草明、丁玲、公刘、唐祈、冯牧、柯岩、严文井、贺敬之、舒群、雷抒雁、张洁、谌容、曲有源、王安忆等作家的交谈内容和印象记，克家先生谈诗是其中之一。
以后与克家先生多次交往，我当作协办公厅副主任时还专门解决过他住房的冬季取暖和夏雨防漏问题。曾有10年（1988-1998）间我住小羊宜宾作家协会宿舍，与克家先生成为近邻，上下班时常见先生在胡同里散步，见他与少先队员们亲切交谈，他的外孙女晶晶与我的女儿丫丫成为儿时最亲密的一对伙伴，两个小姑娘的故事丰富了我的儿童文学创作。再以后我成为克家老人一手创办的《诗刊》社的第6任主编，一干就是7年，而克家先生则担任《诗刊》社顾问，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一个火样激情洋溢的老人，一个学养深厚锦心绣口的诗人，一个身体病弱却坚强地走过一个世纪的学者，一个热情关注人民充满爱国情怀的闻一多的学生，对我来说，克家先生在1979年9月17日下午的一席教诲，已足够受用终身。
我珍藏着克家老人的一支毛笔，这是我在一次聊天后冒昧索求的，笔锋的狼毫已近稀少。只能书写小字，很普通的一支笔，克家老人却用它写下大量书信。索笔时我尚未习字，也不懂一个书家对自己熟悉之笔的喜爱，他就毫不犹疑地送给了我，一晃快20年了。这笔，就成为一种无尽的思念和嘱托。
虽然在我与克家先生25年的交往中他有过多次病危病重，可只有这一次是真切的。归来我拟就了一副挽联：
诗名动天下岁岁耕耘春秋长留董狐笔，
心境总淡然九九归一从此再无老恩师。
与克家先生遗体告别时我出差在外，这挽联代我完成了一个后辈的哀思。事实上出差的那几日我一直在回忆克家先生，回忆着1978年1月11日他写给巴金老人的一首小诗：
四十六年见故家，
可怜人已老天涯。
闻道纷纷还原职，
为问如何复韶华？
这首诗沧桑感极强，有一短短的附记：“巴金同志以新版《家》见赠，距写作时已四十六年矣，不禁感慨系之！非绝非占，即兴成句以赠。”
于是，我想起克家先生曾为我写过两句诗，是他的旧诗中我十分喜爱的：“狂来欲碎琉璃镜，还我青春火样红。”两诗写作年代相距不远，一赠老友二抒己怀，但都可窥见克家先生胸襟怀抱。这是他进入改革开放以来一种时不我待的精神写照，也是他晚年生活的一种追求。我有一个笔记本，上面记录了1979年到1992年间与诸多文坛前辈的交往，其中一章叫《臧克家谈诗》，时间在1979年9月17日下午。下面我摘录一二，因为这是一次十分正式兼郑重的谈话，是一个诗坛前辈对文学青年的肺腑之言，此前从未公开过，我个人从中受益至今。
我把自己编于1976年的诗集《云岭兵歌》转交小平，请她父亲看看，半个月后，克家先生约我前往谈诗，同行者李炳银同志。
克家先生诗人气质甚浓，交谈起来常兴奋不能自已，然记忆力甚强。交谈时为阐述自己的观点，不时走进内室拿出影集、诗选和宋诗选，信手翻检，朗声诵读，言谈之间不像仅差一个月就满75岁的老人，这是许多作家的特点。
克家先生谈读后感，说道：“你的诗看过之后，可打65分，再高些70分，我的标准很严的。你的诗已经比初学者前进了一大步，可以说迈进了诗的殿堂，但不客气地说，还没进入正殿。即，没有自己的风格，没有写到使人一望而知的地步。”又说，“你的诗追求炼字，亦有生活情趣，有的小诗如《理发》《夜话》等很有味，但总的说来印象不深，不强烈，而且语言平平，读来没有让人拍案叫绝之感。我举苏东坡一诗，‘天外黑风吹海立。’一个‘立’字，千古绝唱，非苏东坡莫属！多么形象又多么生动！你的诗一定要有古诗的根底才好。”“雕琢是必要的，但不能苛求。不要太纤细，该朴素时则朴素，同时注意含蓄，这是很高的要求，每个写诗的人都应追求这种意境。”
“生活是很重要的，没有生活则无诗，一句俗语说‘回忆造成诗人’，我是深有体会的。但光有生活还不够，远远不够，还应有较强的艺术感受力与相应的艺术表现力，即生活的深度与思想的深度相结合，这是成正比的，一个诗人一旦生活有深度，思想也有深度，艺术概括力就相应地高起来。现在的新诗我不愿看，太长，太拖沓，而且铺张激扬，几句话能说明和概括的，非要写个千八百行。水分过多，坏了新诗的名誉。”说到这里克家先生拿出自己的诗选，翻到一首短诗《依旧是春天》，注明是1936年作。我说自己读过，但以为是写风景。克家先生感叹道：“这是很沉痛的伤国之作。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失陷，我写了塞草依旧绿到塞边，意思是指责秦淮河畔的达官贵人不知亡国之恨。一首诗脱离开时代背景和诗人写作的具体环境，不易读懂。”
谈到旧体诗词的含蓄和高超的艺术表现力时，克家先生兴冲冲地拿出一本《宋诗一百首》，信手翻到第113页，指着梅西甫的一首七绝朗诵一番，我看到书上勾勾画画，加满了评注和圈点，老诗人这种苦学精神不禁使我汗颜，这些优秀的古典诗词，自己看过一两遍就以为领略其风味，既没深解，又不背诵，腹内空空，两眼茫茫，难怪出不了什么成就！不下苦功，不解诗史，一味凭个人小聪明写作，实际是很可悲的一件事。从克家先生身上我感到了一种推人向前的朝气，一种好学不倦的锐气，这是此番谈诗的重大收获。
话题转到张志新烈士的事迹，克家先生说：“有许多约稿信，我想不少人都在写，自己就不再赶潮头了。但许多诗中，大多是平泛之作，只有少数好诗。”他信手拿起一本杂志，载有田地的一首短诗，大意是“思想的有罪，不思想的有功”等，很凝练、含蓄，克家先生极为赞赏，他说：“构思任何一首诗时，一定要别出心裁！不要贪走捷径而落入别人套中，想的路子宽些，点子多些，总要有与众不同的构思方才罢休，方才动手。”
我觉得这是切中我缺点的一种忠告，也是指路的话，回忆自己的诗歌创作，大都匆匆构思，草草动笔，不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境界。见面晤谈一小时后，严辰、邵燕祥来，5时20分辞行。
以上是笔记摘录。记录时我是《文艺报》最年轻的一名编辑，分管诗歌、儿童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评论，这使我有了与文坛前辈交往的机会，学习和求教自然也比较方便。
这本小小的绿皮笔记本，就记录有艾青、阮章竞、碧野、张志民、公木、黄宗英、冰心、李瑛、浩然、杨沫、草明、丁玲、公刘、唐祈、冯牧、柯岩、严文井、贺敬之、舒群、雷抒雁、张洁、谌容、曲有源、王安忆等作家的交谈内容和印象记，克家先生谈诗是其中之一。
以后与克家先生多次交往，我当作协办公厅副主任时还专门解决过他住房的冬季取暖和夏雨防漏问题。曾有10年（1988-1998）间我住小羊宜宾作家协会宿舍，与克家先生成为近邻，上下班时常见先生在胡同里散步，见他与少先队员们亲切交谈，他的外孙女晶晶与我的女儿丫丫成为儿时最亲密的一对伙伴，两个小姑娘的故事丰富了我的儿童文学创作。再以后我成为克家老人一手创办的《诗刊》社的第6任主编，一干就是7年，而克家先生则担任《诗刊》社顾问，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一个火样激情洋溢的老人，一个学养深厚锦心绣口的诗人，一个身体病弱却坚强地走过一个世纪的学者，一个热情关注人民充满爱国情怀的闻一多的学生，对我来说，克家先生在1979年9月17日下午的一席教诲，已足够受用终身。
我珍藏着克家老人的一支毛笔，这是我在一次聊天后冒昧索求的，笔锋的狼毫已近稀少。只能书写小字，很普通的一支笔，克家老人却用它写下大量书信。索笔时我尚未习字，也不懂一个书家对自己熟悉之笔的喜爱，他就毫不犹疑地送给了我，一晃快20年了。这笔，就成为一种无尽的思念和嘱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