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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伯恩哈德的名字也许还不为中国读者熟知。
实际上这位奥地利重要德语作家的剧作《习惯势力》，曾经由中国导演曹克非执导，于二○○一年在北京上演，他的小说作品也已经悄悄来到了中国读者中间——在马文韬先生翻译的《历代大师——伯恩哈德作品选》一书中，那位目空一切、蔑视已往几乎所有“历代大师”的雷格尔，向我们展露的，多半正是这位有点怪异的作家的特别肖像：一个喋喋不休的冷言冷语者，一个没完没了地指责自己国家和同胞的人，一个对艺术历史及其匠人们极尽刻薄之辞的批评家。差不多同时，还有一部中文写成的《伯恩哈德传》也在去年出版，据说出版者最初曾打算以 “我痛恨你们所有的人”作为中文书名，但被伯恩哈德家族方面拒绝了。就像这句令人不安的剧本台词所透露出的阴霾格调一般，托马斯·伯恩哈德临终时留下的遗嘱也是极端挑衅的：“我特别声明，我不愿与奥地利国家再有任何关系，我不仅抗议今后任何一种形式的干涉，更反对在未来的任何时候，任何试图将我本人以及我的作品与这个国家相联系的行为。”无论这些过火的言行是否真的能够如其所愿，将一个作家从他所属的国家中连根拔出，也不管用耸人听闻的说法激怒同自己的作品关系密切的人群是否有损作家本人的形象，这都已经是作品之外的事了，最终我们还是要回到作品。我们得益于一个作家的，是他作品的价值而非他古怪的名声。
他，托马斯·伯恩哈德的这种冷漠的哲学和灰暗的世界观，有时会让人想到尼采，想到这位除对部分古代悲剧作品有所保留外，对一切人类的艺术积累几乎都嗤之以鼻的傲慢思想家。不过，伯恩哈德的抱负并不在思想文化这样广大的形而上层面，他也没有任何意图或雄心重铸世界精神，他只是个十分具体的奥地利作家，他只对自身周遭恶化的社会状况表明自己的厌恶，更具体一点，他只对他所了解的生活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奥地利人的“国民性”感到怒不可遏。看看奥地利人是如何惹火这位作家的——其实他们也惹火了另外一位作家耶里内克，此人在二○○四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认为，该获此奖的奥地利人是托马斯·伯恩哈德而非她自己——也许很有必要：对庸众的失望，对知识精英及各界名流的厌恶，对面对可怕的腐朽与丑恶保持死水一样的沉默的整个生存群体的强烈反感，是伯恩哈德成为奥地利民族异己分子的主要原因。
“你们让我恶心/我痛恨你们/我从来就痛恨你们/你冷漠无情/你极端虚伪/你们卑鄙无耻”这是伯恩哈德借由剧作《退休之前》中主人公的妹妹克拉拉之口喊出的愤怒抗议。这里的“我”无疑可以理解为托马斯·伯恩哈德本人，而“你们”则是令他极度失望的祖国奥地利，这类不加任何掩饰的直白在伯恩哈德作品中曾多次出现。《退休之前》中的法院院长鲁道夫·赫乐，原是一位纳粹党徒，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却青云直上，直到退休前一直都仕途发达。每年在希特勒生日的这一天，他都在家中举办纪念活动，姐姐薇拉与他关系暧昧，始终是他的支持者，而坐在轮椅上的妹妹克拉拉被迫穿上当年集中营囚徒的条子服，他则一身党卫队军服披挂整齐，这个仪式一直持续到他退休的前夕。就在这一天的庆典中，完全喝醉了的鲁道夫抓起他的卡宾枪，冲薇拉挥舞着，并用枪口顶着克拉拉的后脖子，幸好枪里没有子弹，而他自己却因心肌梗塞而突然倒在了地上。此剧于一九七九年六月在斯图加特国家剧院首演，主题直指德国和奥地利社会现实中阴魂不散的纳粹主义；同时，经历了纳粹入侵多年以后，奥地利人的心态和情感并没有发生什么根本的改变这一点，也是伯恩哈德在剧中毫不留情地加以揭露和批判的。由于伯恩哈德的这一政治立场和剧本所涉及的敏感主题，此剧演出前的排练都是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事实上，伯恩哈德的几部引发争议的剧作，都明确无误地围绕着同一主题，即：对一个从来不曾从历史中学到教训的国家和民族的愤怒、痛恨。
对于奥地利国家或者说是其民族性格，斯蒂芬·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曾经有过微妙而准确的观察：“我在萨尔茨堡就已看到过，绝大多数参加游行的人都把规定的统一徽章别在罩衫的衣领上，以便不给自己的地位造成危险，与此同时，他们又都为谨慎起见早已在慕尼黑的纳粹党那里登了记——我学过的历史和自己读过的历史太多了，我不会不知道大众总是突然倒向势力大的一边。我知道，他们今天高呼‘舒施尼克万岁’，明天他们也会用同样的声音高喊‘希特勒万岁’。” 茨威格写得一点都不错——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五日，士兵与坦克簇拥下的希特勒在英雄广场的观礼台上发表演讲，宣布奥地利已属于德国时，伫立在英雄广场上的二十五万奥地利人正是以“必胜！致敬！”的欢呼声来迎接的。而且这成千上万发出欢呼声的奥地利人，并不只是所谓不知亡国恨的商女之类，更多的是知识精英和各界名流。伯恩哈德对自己民族或国家的轻蔑和敌视正是由此而来，他不加任何掩饰地向奥地利社会倾泻自己的怒火：
在所有國家中最可怕的这个国家里
您只有一个选择
不是选黑色的猪（奥人民党）就是选红色的猪（奥社会民主党）
一种令人无法忍受的恶臭
从霍堡皇宫从舞会广场
从议会大厦中散发出来
扩散到这个垂死的衰败的国家上空
这个小小的国家就是一个大粪堆
——《英雄广场》剧本片段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四日，也就是希特勒发表演说五十年之后，托马斯·伯恩哈德最后一部剧作《英雄广场》在维也纳城堡剧院的上演，引发了一场令整个奥地利不安的风暴。之前，由于剧本的一些选段未经授权被发表，一些“先睹为快”者发觉，伯恩哈德在那些段落中对自己的祖国奥地利发出了尖刻极端到令人难以接受的斥责，这引发了一场毁誉交加的舆论风暴。导演派曼和剧作者伯恩哈德被加诸“漫骂奥地利”、“自毁家园的辱国者”等罪名。奥地利人民党、奥地利社会民主党负责人都对该剧大加鞭挞，当时的奥地利总统库特·瓦尔德海姆也公开表示了自己的反对态度：“这个戏是对奥地利人民的粗暴的侮辱……”包括主要演员在内的六名演员在压力下退出剧组。但包括当时的奥地利文化部长、奥地利作家协会诸多成员在内的人士，都以不同的形式表达了对伯恩哈德及该剧的支持。最终该剧推迟上演，演出当日，在城堡剧院前反对者与支持者构成的抗议人群甚至引得维也纳警方高度戒备——一些极右翼分子将马粪和稻草倾倒在剧院门口以示抗议，但这次演出最终还是获得了巨大成功。
被反对者称为泼向奥地利人民的“精神粪水”的《英雄广场》，指向的仍然是法西斯主义对人类的威胁以及产生法西斯主义的内在土壤。在当时的奥地利，最终被查明曾经是前纳粹组织成员的库特·瓦尔德海姆，仍被作为联邦总统而接受的情况下，伯恩哈德认为写作其实是无所作为的，他的这种心情在获奥地利国家文学奖的致辞中表露无遗：“这是个弱智的时代，祖国如同一个无处不在的囚笼，我们身陷其中，愚蠢和残忍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政府不断呈现出一幅失败的面貌，民众无时无刻不被谴责为卑鄙和愚钝……我们是奥地利人，我们麻木不仁，对生活我们表现出整体的冷漠。”伯恩哈德原本已经拒绝了这次为城堡剧院百年院庆和希特勒吞并奥地利五十周年的集会而创作的邀请，由于老搭档派曼的一再坚持，他才接受了《英雄广场》的写作。然而他一旦动笔，就毫不犹豫地将火力对准了奥地利社会现实、民众心理以及国民性。剧中充满了对奥地利尖锐刺耳的斥责，无情地撕下了奥地利人温文尔雅的人道与文明外衣，揭露强权与专制的残暴，对集权统治制造的大众愚昧，更是给予了淋漓尽致的批判。
实际上这位奥地利重要德语作家的剧作《习惯势力》，曾经由中国导演曹克非执导，于二○○一年在北京上演，他的小说作品也已经悄悄来到了中国读者中间——在马文韬先生翻译的《历代大师——伯恩哈德作品选》一书中，那位目空一切、蔑视已往几乎所有“历代大师”的雷格尔，向我们展露的，多半正是这位有点怪异的作家的特别肖像：一个喋喋不休的冷言冷语者，一个没完没了地指责自己国家和同胞的人，一个对艺术历史及其匠人们极尽刻薄之辞的批评家。差不多同时，还有一部中文写成的《伯恩哈德传》也在去年出版，据说出版者最初曾打算以 “我痛恨你们所有的人”作为中文书名，但被伯恩哈德家族方面拒绝了。就像这句令人不安的剧本台词所透露出的阴霾格调一般，托马斯·伯恩哈德临终时留下的遗嘱也是极端挑衅的：“我特别声明，我不愿与奥地利国家再有任何关系，我不仅抗议今后任何一种形式的干涉，更反对在未来的任何时候，任何试图将我本人以及我的作品与这个国家相联系的行为。”无论这些过火的言行是否真的能够如其所愿，将一个作家从他所属的国家中连根拔出，也不管用耸人听闻的说法激怒同自己的作品关系密切的人群是否有损作家本人的形象，这都已经是作品之外的事了，最终我们还是要回到作品。我们得益于一个作家的，是他作品的价值而非他古怪的名声。
他，托马斯·伯恩哈德的这种冷漠的哲学和灰暗的世界观，有时会让人想到尼采，想到这位除对部分古代悲剧作品有所保留外，对一切人类的艺术积累几乎都嗤之以鼻的傲慢思想家。不过，伯恩哈德的抱负并不在思想文化这样广大的形而上层面，他也没有任何意图或雄心重铸世界精神，他只是个十分具体的奥地利作家，他只对自身周遭恶化的社会状况表明自己的厌恶，更具体一点，他只对他所了解的生活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奥地利人的“国民性”感到怒不可遏。看看奥地利人是如何惹火这位作家的——其实他们也惹火了另外一位作家耶里内克，此人在二○○四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认为，该获此奖的奥地利人是托马斯·伯恩哈德而非她自己——也许很有必要：对庸众的失望，对知识精英及各界名流的厌恶，对面对可怕的腐朽与丑恶保持死水一样的沉默的整个生存群体的强烈反感，是伯恩哈德成为奥地利民族异己分子的主要原因。
“你们让我恶心/我痛恨你们/我从来就痛恨你们/你冷漠无情/你极端虚伪/你们卑鄙无耻”这是伯恩哈德借由剧作《退休之前》中主人公的妹妹克拉拉之口喊出的愤怒抗议。这里的“我”无疑可以理解为托马斯·伯恩哈德本人，而“你们”则是令他极度失望的祖国奥地利，这类不加任何掩饰的直白在伯恩哈德作品中曾多次出现。《退休之前》中的法院院长鲁道夫·赫乐，原是一位纳粹党徒，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却青云直上，直到退休前一直都仕途发达。每年在希特勒生日的这一天，他都在家中举办纪念活动，姐姐薇拉与他关系暧昧，始终是他的支持者，而坐在轮椅上的妹妹克拉拉被迫穿上当年集中营囚徒的条子服，他则一身党卫队军服披挂整齐，这个仪式一直持续到他退休的前夕。就在这一天的庆典中，完全喝醉了的鲁道夫抓起他的卡宾枪，冲薇拉挥舞着，并用枪口顶着克拉拉的后脖子，幸好枪里没有子弹，而他自己却因心肌梗塞而突然倒在了地上。此剧于一九七九年六月在斯图加特国家剧院首演，主题直指德国和奥地利社会现实中阴魂不散的纳粹主义；同时，经历了纳粹入侵多年以后，奥地利人的心态和情感并没有发生什么根本的改变这一点，也是伯恩哈德在剧中毫不留情地加以揭露和批判的。由于伯恩哈德的这一政治立场和剧本所涉及的敏感主题，此剧演出前的排练都是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事实上，伯恩哈德的几部引发争议的剧作，都明确无误地围绕着同一主题，即：对一个从来不曾从历史中学到教训的国家和民族的愤怒、痛恨。
对于奥地利国家或者说是其民族性格，斯蒂芬·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曾经有过微妙而准确的观察：“我在萨尔茨堡就已看到过，绝大多数参加游行的人都把规定的统一徽章别在罩衫的衣领上，以便不给自己的地位造成危险，与此同时，他们又都为谨慎起见早已在慕尼黑的纳粹党那里登了记——我学过的历史和自己读过的历史太多了，我不会不知道大众总是突然倒向势力大的一边。我知道，他们今天高呼‘舒施尼克万岁’，明天他们也会用同样的声音高喊‘希特勒万岁’。” 茨威格写得一点都不错——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五日，士兵与坦克簇拥下的希特勒在英雄广场的观礼台上发表演讲，宣布奥地利已属于德国时，伫立在英雄广场上的二十五万奥地利人正是以“必胜！致敬！”的欢呼声来迎接的。而且这成千上万发出欢呼声的奥地利人，并不只是所谓不知亡国恨的商女之类，更多的是知识精英和各界名流。伯恩哈德对自己民族或国家的轻蔑和敌视正是由此而来，他不加任何掩饰地向奥地利社会倾泻自己的怒火：
在所有國家中最可怕的这个国家里
您只有一个选择
不是选黑色的猪（奥人民党）就是选红色的猪（奥社会民主党）
一种令人无法忍受的恶臭
从霍堡皇宫从舞会广场
从议会大厦中散发出来
扩散到这个垂死的衰败的国家上空
这个小小的国家就是一个大粪堆
——《英雄广场》剧本片段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四日，也就是希特勒发表演说五十年之后，托马斯·伯恩哈德最后一部剧作《英雄广场》在维也纳城堡剧院的上演，引发了一场令整个奥地利不安的风暴。之前，由于剧本的一些选段未经授权被发表，一些“先睹为快”者发觉，伯恩哈德在那些段落中对自己的祖国奥地利发出了尖刻极端到令人难以接受的斥责，这引发了一场毁誉交加的舆论风暴。导演派曼和剧作者伯恩哈德被加诸“漫骂奥地利”、“自毁家园的辱国者”等罪名。奥地利人民党、奥地利社会民主党负责人都对该剧大加鞭挞，当时的奥地利总统库特·瓦尔德海姆也公开表示了自己的反对态度：“这个戏是对奥地利人民的粗暴的侮辱……”包括主要演员在内的六名演员在压力下退出剧组。但包括当时的奥地利文化部长、奥地利作家协会诸多成员在内的人士，都以不同的形式表达了对伯恩哈德及该剧的支持。最终该剧推迟上演，演出当日，在城堡剧院前反对者与支持者构成的抗议人群甚至引得维也纳警方高度戒备——一些极右翼分子将马粪和稻草倾倒在剧院门口以示抗议，但这次演出最终还是获得了巨大成功。
被反对者称为泼向奥地利人民的“精神粪水”的《英雄广场》，指向的仍然是法西斯主义对人类的威胁以及产生法西斯主义的内在土壤。在当时的奥地利，最终被查明曾经是前纳粹组织成员的库特·瓦尔德海姆，仍被作为联邦总统而接受的情况下，伯恩哈德认为写作其实是无所作为的，他的这种心情在获奥地利国家文学奖的致辞中表露无遗：“这是个弱智的时代，祖国如同一个无处不在的囚笼，我们身陷其中，愚蠢和残忍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政府不断呈现出一幅失败的面貌，民众无时无刻不被谴责为卑鄙和愚钝……我们是奥地利人，我们麻木不仁，对生活我们表现出整体的冷漠。”伯恩哈德原本已经拒绝了这次为城堡剧院百年院庆和希特勒吞并奥地利五十周年的集会而创作的邀请，由于老搭档派曼的一再坚持，他才接受了《英雄广场》的写作。然而他一旦动笔，就毫不犹豫地将火力对准了奥地利社会现实、民众心理以及国民性。剧中充满了对奥地利尖锐刺耳的斥责，无情地撕下了奥地利人温文尔雅的人道与文明外衣，揭露强权与专制的残暴，对集权统治制造的大众愚昧，更是给予了淋漓尽致的批判。